ZT。 那一年，他們逃港了：一代逃港人的生存與歸宿

跑是為了什麽？ 放不下的又是什麽？ 總不至於是因為日子過得太好， 表演“行為藝術”而冒死“偷渡”去香港吧，但我一點不懷疑他們對祖國的一片赤誠之心--轉載者


----作者：陳爍、張曉琪、邱雪野、歐芸、王蕊

 

 

昨天，深圳大學傳播學院新聞係舉行了本科畢業設計答辯，其中，由5位女生組成的“逃港之後”編輯小組，獻上了一組動人之作。曆時6個月，她們往返深港18次，采訪相關人物近70位……簡單的數字背後，不僅代表了她們付出的汗水，更反複提醒著我們，往事並不如煙。

深圳大學傳播學院新聞係畢業設計“逃港之後”小組成員：陳爍、張曉琪、邱雪野、歐芸、王蕊

指導老師：辜曉進 施展萍

遙望香港

他們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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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港人心中的“彼岸”

 

6點半的大環山海畔，天開始泛白。香港剛剛入春，海水還有些涼，陳克治簡單做了屈伸運動，一縱身躍進水裏，在離岸幾十米的水中，劃出一圈圈波紋。

 

他是這裏的“常客”，一開始隻是他在遊，後來越來越多的“偷渡者”加入，包括他的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

 

陳克治在上世紀70年代的逃港潮中偷渡來港，這場逃港潮在1972年到1974年間達到高潮。此前的兩次高潮是“1957年大放河口”和“六二大逃港”，原因分別是國內興起的反右運動和大饑荒。

 

究竟有多少人參與了這場橫跨30年的逃港潮，目前還沒有一個準確的數字。前深圳特區報社記者、《大逃港》作者陳秉安先生以10年為跨度，用每10年的人口減去自然增長率所增加的人口，得出的結論是：三十年間，成功抵港者，少則60～70萬，多則上百萬。這還不計那些被遣返，或根本就消失在漫長夜路和冰冷海水中的逃亡者。

 

但也有人質疑他的說法，因為他並未將由其他國家移入香港的人口和從香港移出的人口排除出去。

 

幸好，能印證事實的不是隻有數字。68歲的黃東漢1970年偷渡來港，2009年退休後，他開始寫關於偷渡的回憶文章。一開始，他的素材來自身邊偷渡的親人、朋友，後來，他開始在早晨到公園和老人們聊天，“公園裏晨練的香港老人許多都是偷渡客”。

 

逃港人都老了

 

大環山的遊泳圈子聚集了20多位年齡介於50到70歲之間的偷渡者，這當中包括一位1990年港鐵工程的承辦商、一位曾在印刷廠工作了20餘年的退休工人、一位40歲時通過成人教育獲得工商管理學位的MBA碩士，以及一位今年年初剛剛關掉自家占地10平米的空調安裝店，打算退休享福的小老板。

 

他們通常會在9點陸續上岸，倚著欄杆開始聊天。大多數情況下，他們談論的話題與普通港人無異——香港與內地的退休金對比、屯門出現的反對內地遊客事件、某高官的坊間八卦。在這些看似庸常的閑談當中，偶爾會冒出一兩個特別的詞語，比如“蛇頭”和“起錨”——這些像是隻有他們才能解譯的秘密詞匯，連接著一段特殊的經曆——逃港。

 

談論總會持續兩三個鍾頭，接著白輝止住話題，招呼大家到附近的煌府酒樓喝茶。這位被大家調侃作“白老板”的男人今年62歲，在深港兩地擁有20多個鋪位，地段最好的一處價值超過千萬港幣。2012年起，他陸續將物業和房產移交給深圳一家房地產中介公司打理。

 

在退居二線以後，白老板會偶爾出手，低價買入一些鋪位以證明自己還有投資眼光。但大多數時候，他在爬山、遊泳、旅遊。3個月前，他剛和朋友去了深港邊界的梧桐山——過去熱門的偷渡地點。

 

白輝曾經這樣形容逃港人的經濟狀態，“任何社會都是一個金字塔形狀，我們也不例外，混得最好的在頂端，大多數人在底層”，他給自己的定位是“中等偏上”。

 

在他和大多數逃港人眼中，劉夢熊是“真正混得好”的人。

 

1973年9月，劉夢熊從紅樹林下水，整整遊了9個小時才在現香港尖鼻嘴警署處上岸。踏上香港土地時，他全身隻剩一條泳褲，但現在，他是世界最大華資證券行——京華山一的首席顧問。

 

在他位於香港中環和記大廈的辦公室裏，10餘本財經雜誌和一堆20厘米高的資料堆在桌上，他每天要接超過15通電話，給誠意谘詢的客戶提供股票、基金方麵的建議。

 

他經常受邀出席電視台的訪談節目，話題從股票點評到香港時事政治。作為全球華人保釣大聯盟的發起人和發言者，他組織了1996年9月22日香港的保釣運動。那一次，“保釣號”從香港口岸出發，帶著18名突擊隊成員和42名中外記者開往釣魚島，他拿著大聲公（粵語“大喇叭”）走在隊伍最前麵。

 

多數逃港者並未像劉夢熊一樣處於聚光燈下。喜歡詩詞的李龍雲（化名）很少參與逃港人的集會，他常常在辦公室裏一待就是一整天。

 

1971年，他經澳門偷渡來港，第一份工作是在製衣廠裏紡織布匹。如今他在香港還有一間辦公室，偶爾接收訂購布匹的訂單。但常常一個月都接不到幾張，便幹脆在辦公室裏練起書法。40多年前，在廣東農村，他每天到河裏為偷渡練習遊泳，累的時候就在河邊用毛筆沾水寫字。

 

在香港，還有許多像李龍雲這樣未被公眾所知的逃港者，他們當中有人在建築工地工作到晚上9點才收工，有人會在清晨6點半準時出現在幹諾道上，開始清掃街道上的灰塵，有人每天在紅磡地鐵站出口派發報紙，還有人直到午夜仍在屯門V-city樓下開著出租車等著載客。

 

炒房賺小康

 

曾有一位香港企業家告訴陳秉安，當年他最喜歡招那些遊泳過來的逃港者。“一是意誌堅定，二是憋著一股氣想要幹出成績，”陳秉安說，“你給一百斤他挑走，一千斤也挑走，沒有怨言，這樣的工人哪個老板不喜歡。”

 

1975年，在沙田一家紡織廠，陳克治和妻子“頂工”的名聲傳遍全廠。每天都有人找他們頂班，以保住這個月的勤工獎。作為回報，他們每次能拿到20塊錢的報酬。

 

每天，陳氏夫婦從下午3點工作到隔天7點，連續16個小時。車間悶熱逼仄，即便是冬天，也要在進車間前換上短袖衣服。他們與另幾名偷渡工人，被認為是全廠最拚的人。

 

努力工作是為了在香港立足。後來，他們開始承包工程，並於1995年用438萬積蓄在紅磡購買了第一套房。

 

上世紀70年代，李嘉誠、包玉剛等商界巨子紛紛投資房地產，香港十大房地產公司先後上市，日本、東南亞和澳大利亞等地的資金蜂擁而入，香港房價與地價急劇上升。據相關數據顯示，1984年到1997年，香港房價年平均增長超過20%。受房價飛漲的刺激，香港的房地產投機迅速盛行。

 

在這一龐大的時代背景下，逃港者與普通港人一樣意外獲利。初到港時，他們多數沒有學曆和技術，在酒樓、工廠、地盤從事底層工作，逃港者張淦勳說：“我們拚命賺錢，想有一個自己的房子，沒想到買完後，房價蹭蹭地漲，我們趕緊買第二套、第三套……”接下來，他們憑著房子就可以衣食無憂，甚至開始參與買房炒房。

 

陳克治的房子目前估值超過一千萬。在酒樓工作的白輝，1983年用22.9萬港幣買下第一棟房子，兩年後以29.5萬的價格賣出。後來，他轉行做房產代理，目前在深港兩地擁有總值上億的房產和物業。

 

部分逃港者躋身上層

 

從曾經的“黑五類”到香港立法會議員，劉千石走上與上述逃港者不一樣的道路。

 

初抵香港，他在空調安裝店當學徒，發現受教育程度較低的勞工們難以適應香港的“全英文化”，遂參加了“讓中文成為法定語言”的遊行運動。而後，他辭職進入“社區補助協會”，踏入政途。

 

“律師所裏是看不到勞工的，一方麵是沒錢，更重要的是勞工缺乏法律意識。”

 

上世紀70年代，劉千石將關注點放在了勞工教育和勞動立法上。

 

1991年，香港地鐵公司提出：若乘客們在繁忙時間搭乘地鐵應該交附加費。時任“基督教公務委員會委員”的劉千石在各大電視台公開宣稱：若該規定成立，他將在不告知時間地點的情況下以臥軌行為反抗，最終贏得了民眾和媒體的支持，並於1991年以67000多票的最高票當選立法會委員。

 

事實上，在香港各個領域都不難發現逃港者的身影：寫下諸多暢銷武俠小說、科幻小說與戲劇的“香港四大才子”之一倪匡就是一名逃港者；而於1962年逃至香港的羅文後來被稱為“樂壇教父”，他寫下的《前程錦繡》被逃港者們認為是他們的內心寫照，歌詞中的“斜陽落下/心中不必驚慌/知道聽朝天邊一光/新的希望”一句與他們逃港時等待黎明的出現心境一致。

 

憑借《溏心風暴之家好月圓》獲得視帝稱號、至今仍活躍在熒屏上的夏雨也是一名逃港者。“我來香港就是為了演戲”，1962年逃港的夏雨來港目的很明確。當時的香港，邵氏電影公司一枝獨秀，夏雨考進邵氏南國實驗劇團訓練班，開始演藝之路。從沒有任何對白的龍套到電視劇男主角、從武俠片到家庭劇，這些轉變見證了他的拍戲曆程。

 

陳秉安老師曾經這樣評價逃港者對香港的貢獻——“香港奇跡離不開這些逃港人”。“經濟要起飛，要資金、技術和人，人是最基本的，和逃港者分不開，”他說，“這當中還產生了一批詞曲作家、文化名人，他們作品中透露出的情感和力量，是在大海中拚搏體現出來的力量的一種仿造，是一種人生深刻的領會。”

 

憂思難忘，鄉關何在

 

被問到故鄉在哪裏時，前香港立法會首席議員李鵬飛非常堅決地指指腳下，“我的家鄉就在香港”。1954年，年僅14歲的李鵬飛孤身一人經澳門輾轉偷渡至香港，後來成為美國安培公司在香港的最大電子廠的總經理。

 

60年過去了，無論是出生地煙台，或是他居住了14年的上海，對他來說都不過是一個地名。他不清楚自己在大陸還有多少親戚，甚至無法列出其中任何一位親戚的名字。

 

白輝現在隻在清明和春節兩個重要節日回鄉。上世紀90年代父母在世時，他一個月至少回兩次廣州老家，每年還帶上兩個孩子回家看望父母。“我的父親是1992年去世，母親是2004年去世，他們離開後我感覺和家鄉斷了聯係。”講到父母時，白輝的眼眶濕潤了。

 

36年前，回鄉卻是另一番光景。1979年，政府以“非法探親”的名義特赦了曾“叛國投敵”的逃港人，大規模的逃港人回鄉由此開始。

 

一時間，羅湖橋邊排起了延綿不斷的長龍。1980年回家時，陳克治特地提前幾天在香港中旅社買了前往廣州的火車票。返鄉當天，他用半人高的蛇皮袋裝著兩百斤重的衣物，挑在扁擔兩頭，他的太太背著兩個月大的女兒，提著行李擠在前麵。10米寬的路擠滿了人，望不到頭，有好幾次，他都被擠到了人群邊。

 

第一次回鄉探親，陳雲傑是偷偷在廣州長堤酒店和母親見麵的。“當時我們很怕警察會抓”，陳雲傑說，“我母親真的蒼老很多，我和母親、妹妹一見麵就抱在一起痛哭”。

 

上世紀80年代，逃港人常常用“衣錦還鄉”來形容第一次回鄉的感受。當時廣東流傳著一句話：一人偷渡，全家光榮。對於當時還未偷渡的歐陽東來說，朋友從香港餐廳帶回來的麵包皮都是難得的好東西。

 

白輝的兩個兒子還記得幼年回家探親時的優越感，他們帶來的新奇玩具總能引來親戚小孩的羨慕。當時廣州有些對外餐廳和旅館甚至隻允許香港人入內消費。

 

上世紀80年代末期，這種優越感隨著內地的經濟發展逐漸消失。破舊的小平房、瓦房被政府征收改造，寶安縣的原住民們慢慢住進了深圳特區的首批高樓。

 

張淦勳原是寶安縣人，1980年從蛇口下水偷渡來港，他來港的第二年港英政府取消為非法移民頒發身份證。

 

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他發現西鄉的村民打牌賭錢時與以前不同了。飯桌上，他向朋友們描述自己在家鄉賭錢的場景，將一疊人民幣“啪”一聲扔在桌上，“他們壓錢是像這樣一疊一疊壓在桌上，我是一張一張從錢包裏抽出來”。

 

現在，在大多數逃港人的心裏，回鄉更加像一個儀式。他們大多數隻在逢年過節回去，偶爾也會帶著子女回去。但有關“逃港”的一切卻永遠是他們心中抹不去的回憶。隻要有人提起，便會欣然從幾十年前那個黑夜開始，娓娓道來。

 

初抵香港的逃港者

香港鬧市中的“異鄉人”

 

多數逃港者抵達香港邊境的時候，身上沒錢、沒食物，又沒工作，用鍾孝平的話來說就是“感覺前路茫茫”。他們是香港繁華鬧市中的“異鄉人”，在迷茫、害怕、新奇中開始了新的生活。

 

嚐盡人間冷暖

 

白輝有一個即時的淚點，隻要談及他的父母，聲音就開始哽咽。40年前，當他最後一次跨出家門時，身後的母親輕輕問了一句“兒子，可不可以不去？”後來這一幕隻要被提及，他就會抑製不住開始流淚。1975年逃港後，白輝便開始尋思給家裏人傳信。

 

當時傳信的方式有兩種：寫信、打電報。為了不讓父母掛念，白輝花掉自己半個月的工資，跑到尖沙咀的電報局打了通電報：“閻病已愈”。（白輝原名：白焰輝）。

 

偷渡前，母親給他住在香港西環的姑媽寄去一封信，希望她能幫忙照看自己的兒子。來港第二天，他在朋友的幫助下找到了姑媽的住所，等待他的卻是一道鐵閘。

 

姑媽躲在裏屋不敢見他。她的表姐隔著鐵閘跟他“講道理”，“她說，我們也怕被警察抓，你要體諒我們”。白輝當下躲在後樓梯哭起來，一邊哭一邊向同伴說：“我（要）回（內地）去了，我回去了……”

 

逃港者們千方百計隱瞞自己的身份。這種隱瞞通常是從口音的糾正開始的。逃港者多來自廣東地區，能說一口流利粵語。但香港本地人還是能很快分辨出港式粵語與廣式粵語的區別，“比如廣東人講‘廁所’，香港人說‘托列（toilet）’，他們一聽就知道你是內地來的。”黃年佳說。

 

這些來自內地、渴望迅速融入香港社會的年輕男女很快學會了香港人的裝束，他們脫下身上的藍布衣服，穿上喇叭褲，蹬著8厘米高的鬆糕鞋。

 

在公開場合，他們絕口不提逃港人的身份，甚至極少提及在內地的經曆和故鄉。黃東漢曾經有個逃港者同學，他一直要求他的內地同鄉不要在他的香港老板、同事前提起那段往事。

 

上世紀60年代初期，香港人曾同情地稱呼這群偷渡者為難胞、難民。當時，大批廣東人及鄰近地區的內地人湧入香港。香港居民多與偷渡者有親戚聯係，很多居民拿著幹糧飲料到邊界接濟難民。有些香港居民甚至躺在馬路上，用身體阻止港英政府的運輸車將親人遣送回內地。

 

鍾孝平1959年到港，他記得當時香港本地人“看到你沒飯吃給你飯吃，沒工作介紹工作，不收你錢的”。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油麻地的金記運輸行做搬運，當時運輸行已經夠人了，老板看他是從內地過來，還是給了他一份工作。

 

一直到上世紀70年代末期，香港民間社會對逃港者的態度再度出現轉向。原因是香港居民給內地偷渡者起了一個別稱，“阿燦”——這是香港一部收視率頗高的港產電視連續劇裏，一名粗魯、笨拙的內地客的名字。

 

港英政府也在1974年宣布實施抵壘政策。偷渡者需要突破港英政府在邊境設立的防線，到達市區才能獲得香港身份證明。此前，偷渡者隻要抵達邊境後，就不會被遣返。

 

蝸居小木屋

 

當白輝回到工作的酒樓時，張宇徳離開了在他上岸時收養他五天的客家婆婆，鑽進一輛黑色私家車，與各種牌子的私家車一道在8米寬的柏油路上川流不息。

 

窗外，高窄的雙層電車由遠及近，車窗上印著一張張眉飛色舞的臉。街上的女人們穿著七八厘米高的鬆糕鞋，燙著齊肩的黑色小波浪卷。身穿牛仔喇叭褲和寬領子碎花上衣的長發男人穿行於車水馬龍間，偶爾出現一兩個短發的，大家都說那不是警察就是偷渡者。這是1978年張宇徳第一次看到的油麻地彌敦道的情景，這裏被稱為“平民夜總會”，經常通宵營業。手繪巨幅廣告從街道一旁的大樓樓頂垂下來，廣告上成龍的臉被霓虹燈映照得忽紅忽綠。

 

夜裏9點半左右，市井小販們肩上掛著單褂布包，推著木頭車，出沒在油麻地的大街小巷中。遠遠就能聽到他們此起彼伏的叫賣聲，魚蛋、T恤和磁帶是當時小販們最經常售賣的3樣東西——1件衣服10塊錢，1毛錢8個魚蛋，幾塊錢一盒磁帶，低價總能吸引不少路人。

 

1個半小時後，張淦勳和表哥走進旺角街邊的大排檔，點了自己最喜歡的雲吞麵和炒上海青。這個時候正是大排檔最忙的時候，赤著胳膊的小廚左手握鼎，右手抄勺，偶爾用手臂往臉頰一蹭，擦掉滿臉的汗。

 

然而，繁華之外的茶果嶺，卻籠罩在另一種喧鬧中。近百級樓梯蜿蜒而上，小小的山頭密密麻麻樹立起300來間木屋。

 

“木屋”是大多數逃港人剛到香港時的“家”：4塊3米長、2米寬的木板首尾相接，2塊大板子在上頭架成屋頂，圍出一個9平方米的空間。木板外烙一層鐵板，挖出門窗，一個“木屋”便成型了。半米寬的上下床和一個小桌台貼著牆壁，一根電線彎彎曲曲由屋頂伸進來，接著懸掛的白熾燈和兩三樣電器。一間這樣的木屋可以賣3000到5000塊港幣。

 

張淦勳的木屋，就是花3000塊錢買來的。當時的大磡村、觀塘區、鑽石山都是當時有名的“木屋區”，每個木屋區都聚集著上百名逃港者。他們多數是二十出頭的青年，多數來自廣州、潮汕和海南，分布在香港的四大行業：工廠、酒樓、裝修、地盤。

 

相比張淦勳，白輝算是幸運的，他所在的酒樓為他提供了免費住宿。但在最初3至5年的時間裏，白輝經常在夢中驚醒。猛地在一片漆黑中坐起，茫然四顧，不知身在何處，掐一下自己的大腿，心才漸漸安定下來——這裏是香港。

 

“我真的害怕吃不飽穿不暖，稍微說錯一句話就被鬥爭的日子。”數年之後，對家鄉的思念逐漸取代了恐懼，不由分說地湧了上來。

 

在思鄉情緒聳動下，白輝每年清明、重陽，都會與一群逃港朋友到現在位於落馬洲的山頭去。那裏是禁區，坐落著大量墳墓，隻在清明、重陽時開放給香港人掃墓。白輝與他的朋友混跡在一群香港人間，眼睛卻望向內地，雖然他們隻能看到羅湖邊界的海關和香格裏拉酒店。

 

熒幕前的愜意時光

 

香港真正的精彩，從晚上8點開始。

 

觀看晚8點的“電視黃金檔”是孫仲勳一天中最愜意的時刻。1971年逃港後，孫仲勳白天和師傅在建築工地安裝水管，晚上8點便和四五個工友擠在客廳的板凳上等候電視劇開播，比如周潤發的《網中人》。

 

在上世紀70年代，電影早已融入了香港人，包括逃港者在內的日常生活，成為他們收工後常有的消遣。12點過後的夜場電影最便宜，花兩塊錢，白輝就能看一場鍾愛的武俠片。陳克治和太太則常常在早上7點收工後，直接去趕10點的早場電影。王宇主演的《獨臂刀》是孫仲勳看的第一場電影，海聲、南華、南洋、麗宮是他耳熟能詳的影院，最常去的一家影院有兩層，如果滿座，將會有數千人共同觀看一部電影。

 

當孫仲勳在電影院看《亂世佳人》時，黃年佳正在狹小的客廳裏背英文單詞。和他在一起的十幾個人中，有未能考上大學的學生、也有和黃年佳一樣“白天工作、晚上上課”的工人。

 

逃港曆史研究者金虹表示，上世紀50、60年代偷渡的主體是受饑荒煎熬的農民，70年代知青們更多是因為前途無望出逃。前者的教育水平普遍在小學以下，後者大多受過初、高中教育。

 

黃年佳和他的逃港同伴，更願意稱自己為“知青”，而非“知識青年”。前者代表一種共同的體驗，後者更強調學曆的意義。他們對“知識青年”這個叫法明顯底氣不足：“哪裏稱得上知識青年，學校裏天天搞政治運動，我們充其量隻能是小學水平。”

 

他們和之前的逃港者匯合後，流入了香港的工廠、酒樓、地盤和碼頭，從事最底層的工作。

 

上世紀70年代初，黃年佳剛偷渡到香港，在寫字樓給人家送貨。“你去office拿張單過來。”說話的香港人見黃年佳迷茫地轉過頭，皺了皺眉，“聽不懂？你內地來的吧。”當黃年佳終於弄明白“office”是什麽以後，萌生了學英文的念頭。

 

當時已經有不少逃港者在夜校進修，英語是最熱門的課程。晚上放工以後，黃年佳和十幾個同學聚集在老師家裏，一個單詞一個單詞地學習。剛開始，他們積極性都很高，每晚堅持學習2小時。半年之後，隨著課程內容越來越深入，黃年佳和不少人一樣打了退堂鼓。

 

關振威是少數堅持下來的人。1975年來港後，他在一家電子廠工作，每晚7點到9點要去尖沙咀的夜校學習兩個小時的電子類課程。之後，他讀完中專、大專、本科，後來又獲得MBA學位。

 

經濟奇跡背後的逃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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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經濟的推動者，也是獲利者

 

1962年5月3日的《星島日報》形容偷渡者“如同黃河流入原野”，奔騰在香港新界的大街上，之後的新聞報道卻鮮有追蹤他們的最終流向。

 

但另一方麵，幾乎所有研究香港曆史、經濟發展的資料都指向他們和香港經濟起飛有莫大的關係。

 

這些如黃河流入原野般流入香港的大陸人在香港的各個領域奮鬥以求取生存，並在時代的數次轉折中改變了自己的命運。他們既是香港經濟的推動者，也是獲利者。

 

勞工：遍布碼頭與工廠

 

1960年7月，油麻地金記運輸行裏。鍾孝平的脊背頂在木箱一頭，雙手握住底部。“一——二——起！”，他跟工友同時發力，抬起200斤重的貨物，裏麵是準備出口的成衣。

 

自1841年英國占領香港，宣布其為自由港後，轉口貿易一直是香港經濟的中堅力量。1945年抗戰勝利，從內地流入香港的大量資金和設備則促進了戰後香港工業的重建。在這些內地遷港的工業企業中，包括了紡織、塑膠、電子、化學、火柴等。鍾孝平敏銳地把握到香港工業欣欣向榮的發展勢頭，2年後，轉投塑膠廠。

 

塑膠車間裏，300部機器在同時運作，大吊扇連續轉動了10個多小時，機器前的操作員已經輪換了兩撥。聞著嗆人的塑料味，鍾孝平在心裏核算：早晨在另一個塑膠廠輪了一班，今晚再輪這班，隻要勤快點，30塊錢的工資就可以到手了。

 

為了養活自己，初抵香港的偷渡者們常常不知疲倦地投入工作。剛到香港的前3個月，逃港者歐陽東白天在赤灣一家紡織廠上白班，傍晚奔赴西灣河的造船廠上夜班，每天隻能休息2小時。與此同時，在香港國泰酒樓工作的陳雲傑在抵港後的2個月內，還沒有逛過香港的街道。他每天連續工作10多個小時，回到宿舍就累得呼呼大睡。

 

上世紀70年代，安培番達（AMPEX）美國到港投資的第一批電子廠中規模最大的，共聘請了4000名工人，而在從全香港各個角落湧來的應聘者當中，“大多數都是偷渡過來的”。

 

揮汗：上天入地建樓宇

 

上世紀50年代的移民潮使香港人口密度驟增，1960年，香港人口達300餘萬，比戰後初年增加了近百萬人。建設用地與居住環境麵臨著巨大壓力，整個60年代，荃灣、沙田、屯門新市鎮陸續興建，香港早期的公共屋村代表——華富村也正式落成。

 

但這些新市鎮與公屋的落成，卻沒能容納進上世紀60、70年代的兩撥逃港人，幾十萬從內地逃往香港人的異鄉人隻能在臨時搭起的簡易房屋中居住或者幹脆露宿街頭。

 

1973年，當胡向坤經梧桐山逃到香港時發現，許多逃港者都用撿來的紙皮箱圍起一片 “遮頭瓦”，晚上蜷縮在天橋底下睡覺。

 

幾個月後，他領著一批同樣逃港的青年，在山邊搭建木屋，再以2000塊的低價賣給逃港人。他們以這樣的方式幫助與自己有著相同命運的逃港者，並且從中意外地收獲了第一桶金。之後，胡向坤創辦了港基土木工程建築公司，並先後承辦香港地鐵、香港招商局、鴻光大廈等大型基礎設施工程。

 

往前推1年，香港康樂大廈剛剛落成，逃港者陳年佳說這是當時香港的最高樓。上世紀60、70年代的香港正是一副熱火朝天的建設場景，工地上到處是忙碌的工人，其中不乏逃港人的身影。

 

1971年，孫仲旭偷渡來港。“我們這些逃港青年沒有學曆證明，哪怕你以前讀過大學，在農村做過醫生，沒有證明，香港社會是不承認的，隻能從事最底層的工作”，他說，因為逃港者年輕力壯，當時，在港做地盤工作的人很多。

 

1972年來港的鄧裕祥在香港建築業工作了30多年，他在地盤上搬過磚、攪過沙土，並參與修建了香港地鐵的隧道工程。

 

投資：股票期貨金融夢

 

今年67歲的劉夢熊，除了擁有全國政協委員的身份外，還出任世界最大華資證券行京華山的首席顧問。

 

這位1973年偷渡來港的逃港者是偶然走進期貨的世界的。

 

上世紀70年代，香港政局逐漸穩定，與東南亞、日本、歐美等地聯係日益密切。同時，工業的崛起和房地產的畸型發展，亟需金融業予以配合。大批跨國金融機構湧進香港，香港的金融結構和經營業務發生了巨大變化。

 

彼時正在一家不鏽鋼餐具廠工作、常為“工字不出頭”歎氣的劉夢熊也許不會想到，時代的發展變化即將為他的生活帶來徹底改變。一天，劉夢熊在報紙上看到一則廣告——“如果閣下對目前工作處境感到不滿，而又胸懷更大的事業抱負，對自己適應環境的能力充滿信心的話，本公司願與閣下誠懇一談”。這個28歲的青年就穿著沾滿油汙的工作服，麵試進入日本期貨公司。

 

劉夢熊買來中華廠商聯合會、工業總會等的會員名錄，記下會員的電話、傳真和地址。每天親筆寫下20封信寄出去，默默地創造著1%的機會——希望100個人裏有能有1個成為他的客戶。

 

時年香港製衣業發達，占據整個製造業45%的比例。劉夢熊便從供求規律、價格漲跌分析起，專門向布廠、紗廠、製衣廠的老板們推銷棉花、棉紗這支期貨。遇上做醬油、豆腐和維他奶的公司，便向其老板推銷大豆期貨，糖果工廠對應原糖，膠鞋、輪胎工廠則對應橡膠。

 

上世紀70年代，香港已經是國際貸款的重要中心和世界四大黃金市場之一，股市呈現出“金股齊鳴”的繁榮景象。黃東漢此時還在印刷廠工作，每天印刷最多的是關於金融和房地產的廣告。那些由他經手的充滿誘惑字眼的訊息逐漸培養起他對股票產生興趣，“當時我就覺得炒股很有前途”。

 

他最常購買的股票是“匯豐銀行”。將現金揣在兜裏，去買一手匯豐股票是他每月收到工資後的例行活動，一手股票大約是2000多塊錢。“到了股票交易所，人家都是現場開支票，隻有我從兜裏拿出一遝現金，”黃東漢說，“看起來很土，但是沒辦法，我還沒有資格開支票”。

 

他前後買了19手“匯豐銀行”股票，這些股票後來蹭蹭漲了50倍，為他帶來100多萬財富。“我就拿這些錢去買房子，我在朋友圈裏是最早買房的。”說到這裏，他顯得很自豪。現在，他一共有5套房子，廣州4套，香港1套，其中，香港的那套房子早已從購買時的62萬升值至如今的300多萬。

 

 

銘記，為了不讓曆史被塵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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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港者追憶當年的人和事

 

如果說在深圳這座移民城市，人們寒暄過後常常不經意問一句：“你是哪裏人？”那麽在逃港人的圈子裏，除了問：“你是從哪裏來的”之外，寒暄的三部曲是：“你哪一年偷渡的？從哪裏下的水？偷渡了幾次（才成功）？”

 

黃東漢每天都會去家附近的坪石遊樂場鍛煉，遇上相似年紀的人，他便會上前攀談幾句，就這樣認識了近10位逃港者，黃東漢稱他們為“起錨中人”。一起鍛煉的時候，他們常常談起偷渡往事，話匣子一打開便收不住。這為後來的“銘記”創造了條件。

 

辛酸往事付諸筆端

 

去年，黃東漢來深圳參加一場座談會，帶去的幾十份《起錨》文章，被在座的人一搶而空。不熟悉這段曆史的人們對此充滿了好奇，而身處其中的逃港者則從中看到了自己當年的影子。

 

黃東漢是廣州知青，當年是個“老高三”，高中時還做過學習委員。誰料到畢業考試剛結束一周，文化大革命即席卷全國，他的大學夢隨之破滅。

 

1968年，黃東漢被分配到寶安縣南山專業隊，麵對每天幹不完的農活，回城的希望日益熄滅。想起因為“上山下鄉”而破滅的大學夢，再看著在地圖上與寶安隻有一水之隔的香港，他萌生了“逃港”的念頭。

 

現年68歲的他，回想起45年前搭船偷渡的經曆，細節仍曆曆在目，於是他把自己的故事寫了下來。2009年起，黃東漢開始四處訪談，將朋友、親戚們的逃港往事寫成一個個故事，成為今日一份20餘萬字的逃港者口述記錄——《起錨》。

 

黃東漢說，每個人的逃港故事都是獨一無二的，這些鮮活的逃港史串聯起上世紀50~80年代的兩地曆史變遷。“我不希望後人回顧這段曆史隻能在資料裏找痕跡，我自己把它寫出來，也能夠警醒後世”。

 

因為同為偷渡來港，有共同的時代記憶，黃東漢的訪談並不需要紙筆記錄。喝茶、鍛煉、散步時聊聊天，當天回家後，他便慢慢將腦中的內容敲進電腦裏。每寫好一篇，黃東漢都會先將稿子拿給當事人提意見修改，再歸入《起錨》文集中，以電子郵件的方式在逃港者的圈子裏流傳開去。

 

“起錨”一詞原是當年偷渡客們私下指代“逃港”的黑話，意思是“船舶開航駛向香港”，類似的詞還有“起板”、“撲網”、“督卒”等。

 

半年多前，黃東漢被查出患有早期帕金森症，右手總是難以自製地顫抖。再加上他的視力很早之前就不太好，在電腦前坐一整天，除去早上和下午兩次體育鍛煉的時間，最多隻能打1000個字。20餘萬字的《起錨》，他寫了6年。

 

《起錨》中的文章，大多都在主人公踏上香港土地的那一刻結尾的。對於逃港者來說，最跌宕起伏的人生，基本都集中在逃港前與逃港過程中。如今，一同逃港的夫妻仍會在茶餘飯後提起偷渡的往事，也有人會在夜半時分突發噩夢，生怕夢境裏出現的邊防軍會將自己抓起來，遣送回農村，再刷新自己偷渡失敗的紀錄。

 

逃港夫妻成為書中故事

 

2012年，一位偷渡來港、後移居美國的朋友將黃東漢的《起錨》投給了加州的一家華語報紙《中國日報》，順利獲得連載。一些黃東漢本不認識的逃港者，看完《起錨》裏的故事後，曾順藤摸瓜找到他，希望自己的逃港經曆也能被寫進《起錨》裏去。

 

陳克治同黃東漢一樣，也是從廣州逃港過來的知青，兩年前，兩人在一次知青遊船會上認識。黃東漢把他的故事寫成了《起錨》，黃東漢喜歡用“起錨X”對外介紹他的朋友，“近期我還要跟‘起錨6’、‘起錨8’的主人公出去旅遊。”

 

《起錨18》就是在黃東漢與陳克治夫妻一同去湖南邵陽、長沙等地旅行途中寫下的逃港往事。成文後，陳克治前後修改了9次，以確保文中的每一個細節都是準確真實的。

 

陳克治與現在的太太阿潔當年從大鵬灣下水，走水路遊來香港。夫妻倆至今仍保留著每天早上去紅磡的海邊晨泳的習慣，與他們一起遊泳鍛煉身體的朋友們，也大多是從大鵬灣或後海灣遊水偷渡過來的。

 

夫妻倆的故事，在圈子裏傳為佳話。飯桌上遇到新朋友，陳克治的朋友總要指著他倆說：“他遊泳很厲害的，當年用一條繩子拉著女朋友從大鵬灣遊過來，他倆個感情都不知道多好。”

 

那是1973年7月21日的夜裏，在大鵬灣，陳克治將麻繩的一端在自己的腋下緊緊打了個死結，又將另一端綁在了阿潔的救生圈上。阿潔雙手攬住救生圈，雙腳用力快速地拍打水麵，跟在陳克治身後，遊向香港。上岸後，他們才知道，夜裏台風黛蒂登陸香港，香港天文台掛出了兩年來首個九號風球的標誌。

 

立碑祭奠死難者

 

2014年5月1日清晨，大環山海邊。與往日的熱鬧情景相比，今天的海邊顯得格外安靜。海裏沒有泅水的身影，岸上也沒有聊天的逃港者。

 

熟悉的身影出現在一條駛往吉澳島的郵輪裏，“你當年起了幾板（次）啊？”在這條能容納100人的郵輪裏，人們三三兩兩分散，因著共同的逃港經曆，大家很快熟絡起來。

 

這一天，59位逃港人冒著被香港政府檢控的危險，在吉澳島為逃港死難者立紀念碑。1973年12月的一天，當從碎石斜坡滾落的胡向坤在昏迷中醒來時，他發現10米開外的兩個同伴早已氣絕身亡。1978年夏天，從汕尾出發的一條小木船在大亞灣沉沒，船上45名逃港人無一生還。“幾十年間，偷渡死亡的實際數字是多少，恐怕隻有天才知曉，但肯定不會是個小數字。”黃東漢說。

 

類似的悲劇在上世紀50到80年代的逃港潮中頻頻發生，成功抵達彼岸的逃港者們長久以來都懷著一個願望——給死難者們立一個紀念碑，可以時時拜祭，寄托哀思。這個想法直到2011年開始落實。當時，他們逐漸從工作崗位上退休。“是時候趁自己還有餘力的時候去進行這件事了。”黃東漢說。

 

逃港人圈子裏一直流傳著喪命大鵬灣的人數最多的說法，經眾人初步商議，他們決定，將碑立在大鵬灣的沙頭角岸邊。

 

2012年年底，在吉澳島原住民馬哥的幫助下，逃港者將石碑定址島上的“鬼吊角”（義塚，專門收葬客死異鄉的人）。

 

登島，祭拜。香燭繚繞中，有手藝的人開始挖坑、立碑。碑高80厘米，寬60厘米，厚1.4寸，碑上刻著“越山越水越界，越海英魂永垂。眾越港者立。”

 

“越山越水，越界少年，越海夢化，一縷輕煙。”陳克治將親手書寫的祭文用鐵盒裝好，埋在石碑前。立了碑，大家還約定，以後每年5月1日都要回來看看。

 

返航途中，逃港人心中的一塊大石仿佛落下了，他們開始哼起歌來，一首接一首。為了保護紀念碑，他們約定1個月後再對外公開這個消息。

 

今年，黃東漢與陳克治、蔡生等組織者租了一條能容納2百餘人的船，等待5月1日再次起航。相比去年，今年的祭拜活動得到更多逃港者的響應，不僅黃東漢遠在美國定居的朋友想回來參加，有人甚至提前幾個月就捐好了香燭。

 

 

重走逃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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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一段艱辛的曆程

 

黃東漢在《起錨》裏曾這樣總結三條逃港路線：走中路梧桐山，不需要遊泳，直接經陸路翻過鐵絲網到達新界，但這條路防守最嚴；後海灣的海麵較大鵬灣稍窄，風浪小，但泥潭裏的蠔殼常把偷渡者的雙腿割得鮮血淋漓；死傷最大的是走東路大鵬灣，夏季裏常有鯊魚出沒，風高浪急，防守也最鬆。

 

因為死傷嚴重，在上世紀70年代末，深圳蛇口曾活躍著200餘個“拉屍佬”。每埋好一具逃港者的屍體，他們就可以在蛇口公社領取到15元錢。

如今，梧桐山和大鵬灣附近的大小梅沙，成為了人們休閑娛樂的去處；後海灣地帶，位於蛇口半島南端的蛇口港，已經成為華南地區最重要的集散中心和中轉口岸。

 

逃港中路——翻越梧桐山

 

3月的梧桐山，悶熱潮濕。重走梧桐山時，我們踏過柏油鋪就的盤山公路和彎曲陡峭的上山石階，一個小時後，坐在石凳上，每個人的小腿、腳踝被蚊子叮出了七八個包。

 

10年前，鄧雲捷和其他5位逃港者，在梧桐山正門處留下一張合照。當時他們已在香港生活了20多年。合完影後，鄧雲捷咕噥了一句“梧桐山的蚊子還是這麽多”。

 

對包括鄧雲捷在內的許多逃港者來說，梧桐山的蚊子、黑夜、樹叢和鐵絲網是他們的集體記憶。

 

梧桐山橫跨羅湖、鹽田、龍崗三區，占地麵積31.28平方公裏，相當於深圳經濟特區麵積的十分之一。它的東部與香港新界的山脈相連，吸引偷渡者鋌而走險的，便是這條位於中港邊界的鐵絲網——東起沙頭角，西至羅湖，長達20多公裏，貫穿整個梧桐山脈。

 

偷渡最猖獗的時候，這道鐵絲網每隔10米就會出現一個破洞，大小足以讓一個人屈膝鑽過。守軍修補不及，常常是白天修補好一些，第二天清晨又出現新的破洞。

 

每到夜間，那些自感泳技不佳，不敢橫渡大鵬灣和後海灣的逃港者，從各個地方朝這道鐵絲網湧來。翻越鐵絲網後，即可到達香港元朗。

 

1973年12月初，胡向坤開始攀越梧桐山，那幾天寒流南下，寶安縣夜晚的氣溫降到10度以下。白天，他藏身在潮濕陰暗的茅草叢中，十幾隻蚊子鑽進他的褲腿大快朵頤。夜幕降臨，他摸索著朝西邊走去。

 

當時梧桐山上的大石有一米來高，石塊之間的空隙裏長滿茅草。月光的反射下，草是黑的，石頭是白的。一天晚上，他聽到身後傳來窸窸窣窣的聲響，“我以為被邊防軍發現了，拔腿就跑”。他從一個白點跳落到另一個白點上，差點跌落在一米多深的草叢中。

 

走在石道上，我們四處尋找當年逃港者躲藏的大石和茅草，卻隻看到道路兩旁茂盛的樹叢。偶爾出現一條黃土小路，不到半米寬，朝著山頂的方向延伸開去。入口立著一個黃色警示牌——“山路危險，請勿靠行”。

 

仙湖植物園管理處一位姓熊的工作人員說，1988年風景區建立後，相繼修建了石階、山道,很少有登山者從這些山路通行。偶爾有年輕的小夥子故意帶著女朋友爬這種崎嶇的小路，“那些女孩子下山的時候，腳下一滑，都被嚇得哇哇大叫”。

 

當年逃港者翻越的鐵絲網，如今仍橫亙在梧桐山地域。2013年3月，一位男子企圖從盤山公路邊界地段偷渡香港，不慎摔下近50米深的山崖，被廣東邊防六支隊官兵所救。

 

逃港西路——遊過後海灣

 

蛇口位於南頭半島東南部，東臨後海灣，西依珠江口，與香港新界的元朗和流浮山隔海相望。

 

這裏曾經是最熱門的下水點——靠近珠江口，海水較淡，不像大鵬灣有鯊魚出沒，後海灣的軍警防守相比梧桐山的陸路也要鬆些，因此常常是偷渡者越境的第一選擇。

 

1975年9月3日，後海灣海麵一片漆黑，隻有對岸香港流浮山的燈火隱約閃動，白輝悄悄地從蛇口下水。

 

這天晚上後海灣海水大落潮，海邊的泥沙都裸露出來，邊境守軍的探照燈在泥潭表麵一次次掠過。為了不驚動值班守軍，他在布滿蠔殼的泥潭裏，匍匐爬行了一個小時。到達深水區時，他的腿上、手上全是蠔殼劃出來的傷口。

 

這片泥潭現在已經是海上世界明華郵輪的所在地。傍晚的時候，燈火通明，船側懸掛的彩旗下，經常有小孩子奔跑嬉戲。

 

白輝怎麽也想不到，深圳河北邊的燈光，有一天會比香港更加光亮。

 

1978年夏季，沙頭角地方政府“背著中央”開辦“三來一補”加工廠。這比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實行“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起碼提前了7個月。

 

時任寶安縣委書記的方苞告訴我們，那年7月，他帶廣東省委書記習仲勳參觀了沙頭角的來料加工廠。習仲勳指著加工廠的員工說“老百姓不但不逃港，逃了的都回來了”。

 

“習仲勳當時就意識到人民是在用腳投票，”方苞說，“隻有搞新政策，留住逃港者的腿，才能把票投到我們這邊。”

 

回到北京後，習仲勳向鄧小平匯報了沙頭角試點的情況，提出在廣東劃一個地區搞特殊政策。蛇口工業區就是其中之一，1979年7月2日，蛇口工業區破土動工。

 

香港招商局也決定在毗鄰香港的寶安縣邊界擇址投資開發工業區，利用內地土地與勞動力資源，引進香港的資金與技術發展邊區經濟。

 

1983年，汪立光（化名）由工程兵轉業到蛇口工作。當時，蛇口還是一片海灘和荒山，正轟轟烈烈地開工建設。工人們用炸藥將周圍的荒地、山坡、稻田炸開，用推土機填平。

 

20多年後，這裏已經擁有房地產、現代物流業、園區服務業、高科技業等產業群組。

 

位於蛇口半島南端的蛇口港，已經成為華南地區最重要的集散中心和中轉口岸。一年有50萬標準箱的集裝箱、500萬客流量從這裏運送出去。

 

逃港東路——泅渡大鵬灣

 

2015年3月27日的午後，大梅沙海濱公園，電子屏幕上實時顯示著遊客人數:1958。

 

綿延2公裏長、總麵積18萬平方米的金色海灘上栽著400多棵油棕和大王椰，海水在沙灘上激起白色的浪花，海裏漂浮的紫菜也被衝上了岸。

 

432米長的觀景長廊邊，遊客們抖落鞋裏的沙子。木製的小商鋪店麵前，遊客正在選購10塊錢一個的青椰子。

 

近海區拉起了一張鯊魚網，防止遊客受到鯊魚的襲擊。當年，從這裏偷渡的人常常擔心自己會遇到鯊魚，他們聽說，大鵬灣還有個別名叫做鯊魚溝，半點血腥都會引來鯊魚的襲擊。

 

從大鵬灣偷渡的逃港者，經常在兩個地方下水：一個是在距離沙頭角約兩公裏處，遊一個小時左右即可上岸，但防守嚴密；另一個下水點在現大小梅沙一帶，雖然風高浪急，還有鯊魚出沒，少有軍警把守攔截。黃東漢曾在《起錨》裏寫道：“能從大鵬灣安然遊過來的人，都是高手中的高手，而且運氣特別好。”

 

鄧國傑於1974年8月15日從小梅沙下水。那天夜裏，海麵上交叉掃過的探照燈不斷發出亮光。貓在半山腰的他，靜靜注視著岸邊來回巡邏的水警船，等待著12點到來。

 

12點一過，水警船果然向前幾晚一樣，撤離了大鵬灣。鄧國傑跑到海邊，迅速脫下衣服，吹飽氣囊，套上繩索然後一頭紮進海裏，朝南邊泅去……

 

鄧國傑到港的第25年，大梅沙海濱公園作為十大“民心工程”成立，免費向市民開放。大鵬灣海域由於填海建起了鹽田港，海麵已經變得窄小。

 

1988年11月23日，鹽田港建設拉開了序幕。伴隨一聲巨響，梅沙尖的山頭被劈掉一角，6.5萬立方米碎石頃刻堆在山腳下。次年11月27日，鹽田港建成5個泊位，其中1000噸級的3個，3000噸級和1萬噸級的各1個。

 

1994年7月20日，世界船王馬士基麾下的“馬士基·阿爾基西拉斯號”集裝箱船首航鹽田港，鹽田港正式開通了第一條國際航線。2014年，鹽田港的集裝箱吞吐量達到1167.28萬標箱，連續五年突破千萬標箱。

 

轉自《深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