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李百替談中學紅衛兵裏的三派

紅衛兵，造反派， 紅衛兵造反派，造反派紅衛兵，不但年輕人一頭霧水，就是過來人恐怕有些不清楚了，更不消說宣傳部故意混淆了一陣。前幾天轉載的八一學校的輝煌的老子英雄兒好漢，在轉載中本人的看法加有下劃線--轉載者

編者按：李百替，祖籍四川，1948年生於北京，文革前，為北京人民大學附屬中學1967屆高中生畢業生。他出生時，父親正在南京坐牢，故為其起名李百替（英文Liberty諧音，意自由）。1949年之後，其父在中共中央調查部工作，他自幼年起，便與“西苑機關”（原中共中央調查部）結下不解之緣。文革初期，李百替較早寫出了批判學校黨支部的大字報，後反對血統論的對聯，終因其父親曾坐牢等曆史問題（能否為草草了事做了點旁證？）被打成反動學生，在“紅八月”中受到紅衛兵的迫害。他因此給周恩來、康生等人上書陳情，後受到接見，並指派他參與了首都中學紅代會的籌備工作。之後，他成為北京市中學紅代會委員，並且擔任過海澱區革委會常委、人大附中革委會副主任，成為北京中學紅衛兵組織四三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對文革中的“四三精神”，有自己獨立的見解（說好聽的叫有自己的想法，說難聽些叫愛胡思亂想，再難聽些就是不安分守己的搗亂分子）。

上山下鄉後，他因反對“農業學大寨”運動對廣大農民的殘酷剝奪，被縣革委會拘留了4個月。林彪事件發生後，使其震撼並開始對整個文化大革命運動以及自己的政治立場進行反思，遂因為對毛澤東的文革路線持徹底否定的態度，被作為現行反革命判刑5年。後又由於拒不認罪，再被加刑2年。刑滿出獄時，卻意外地被告知,此案為錯案。李百替回到北京後，先後在海澱區人防和中國佛教協會的佛教文化研究所工作。由於家世的關係，他作為“西苑”子弟，又與“西苑機關”有著剪不斷、理還亂的錯綜關係。

當年，北京的中學生分為老紅衛兵（指文革初期、“八一八”前北京中學生中以幹部子弟為主體成立的紅衛兵）、四三、四四三大派別。我身陷其中，又參與很深，所以我很難超脫。要說超脫隻能是騙人的，我隻能從我個人感受的角度談點認識。

“此山是我開，此樹是我栽”，“老子打天下，兒子坐天下”，這在中國農民的文化傳承中是天經地義的。但是這在共產黨的語境中，就是瞎扯了（中國共產黨人首先還是中國人嘛，況且好些從根本上說是當過兵做了官的農民）。因此，老紅衛兵鼓吹的“老子英雄兒好漢”的對聯，是曆史的反動，是倒退到農民起義的水平了。這是老紅衛兵們的曆史局限，也是他們的恥辱。正因為出發點的錯誤，再加上階級鬥爭教育灌輸造成的偏執，以及對暴力的崇尚，使老紅衛兵們從一開始就走上了一條錯誤的道路。他們用暴力手段對待同學、老師，對待社會上的“地富反壞右”及其子女，衝上社會破四舊，到外地煽風點火，衝擊各級黨政機關，對社會造成了巨大的危害。



與血統論相關聯的是老兵們的家國情懷，這特別是在高幹子弟中很濃厚。他們常常會把國家的事看成是政黨的事，而黨內的事常常又被看成哥幾個自己的家事（這點不奇怪，不是他們的事難道是別人的？）。由此出發，文革中的自來紅，“唯我獨革”，“我不接班誰接班”等等（不是已經被證實了麽？），就泛濫開來。

之後的聯動事件，一方麵有它的積極的意義，他們首先起來反對中央文革，反對衝擊老幹部（隻是反對衝擊老幹部，中小幹部呢？在他們眼中根本不算幹部，甚至有時連人都算不上， 文革初期那些被打死的中學領導教師，不是造反派打的，全是這些文官副部級武官少將的子女們幹的）。另一方麵，它也表現為一種在中央文革和毛澤東麵前失寵後的極端行為，因為文革的錯誤絕不限於衝擊老幹部這個問題。有人把聯動說成是老紅衛兵對文革的真正覺醒，說的有點過了。聯動當時隻反中央文革，而不反毛澤東的錯誤；隻反衝擊老幹部，而不反整個的文革運動，因此還遠不能稱為對文革的真正覺醒。當然，他們中的很多人逐漸從這段曆史中走了出來，成為後來對文革反思的思想者和先行者。但這時候的聯動作為整體，還談不上對文革的覺醒；甚至到今天還有相當多的人對自已在文革初期犯下的那些錯誤，都不能說聲對不起（即便大道歉也隻是給學校領導老師和同學， 社會上那些被打死的人，在他們心目中到現在可能還是認為該死，所以不必道歉，誰見到過？）。

四三派其實沒有一個明確的綱領，有人把《出身論》或《四三新思潮》認作是四三派的綱領，這是沒有根據的。至少作為我來說，就不認同其中的很多觀點。但是四三派裏麵有一個最根本的東西，就是人本主義的思想，用現在比較時髦的話來講就是以人為本。這個東西從哪來的呢？就和四三派的組織成分有關，四三派裏集中了大量的知識分子子弟和文革初期受壓製的學生，也有部分被邊緣化了的革命家庭的子弟，還有些所謂出身不好的孩子，他們從所處的社會的環境，從自身的感受中，對以血統論為代表的極左階級觀念進行了抗爭。但是我覺得他們身上之所以有人本主義的元素，是由於他們受壓迫所以在這些問題上的思考比較深。

無疑，四三派在文革中也幹了很多激進的事情，人家對我們持批評態度也很正常，對此我不偏袒。不過，對四三派，我想談的就是這一點。對此我很真誠，可能也很偏向四三派，但的確是我心裏想說的話。我有四三情結，是因為我的家庭出身，各方麵經曆，各方麵條件所決定的。我當年是被社會邊緣化的，所以憤憤不平。但是讓我完全沒有這個想法，一鍋燴，我做不到。如果說四三派還有精神的話，到今天還能保留下來的，就是“追求平等”。這一點四四派的首領李冬民等人也承認。我們不再是階級鬥爭中的階級敵人了，新中國主人翁的一代，要求有一個平等的地位。不管怎麽說，我作為四三派也算是始作俑者之一吧，我把四三派的精神歸結到這一點。我覺得如果不挖掘這一點的話，就沒有看透四三派。而且，文化大革命中的那種社會對立永遠會繼續下去。

至於四四派，我覺得他們在文革中缺乏的是思想理念，沒有什麽立場。他們沒有更高的精神追求，就是操作，這麽做過來，那麽做過去，維持自己的地位而已。

今天看，當年紅衛兵的三派都有其曆史局限，都犯了不同程度的錯誤，也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因此，對文革的深度反思對我們具有同樣的意義。這不僅僅是個曆史的命題，而且直接關係到中國未來的走向。

我們從今天社會上的一些現象看，當年出現的一些問題並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一直延續到現在。特別是薄熙來夫婦和王立軍事件的爆發，更加引起人們對那段曆史的回顧和反思。大家想忘都忘不了，這個事件深深刺激了有良心的中國人。拋開派別意識，薄熙來這個事件，說是文化大革命的繼續也好，說是回光返照也好，折射出的有一點就是前麵提到的幹部子弟的家國情結。從披露出的材料看，薄熙來等在重慶就是一言堂、家長製，完全是封建藩鎮的一套執政方式。他們要替全體人民選擇並決定走什麽道路，把人民的公權力完全私有化，把國家的事按照家法處理，公務員家奴化。以個人好惡、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原則迫害異己，視法律和道德如無物，膽子越來越大，從草菅人命直至謀殺，對黨紀國法到了肆無忌憚的地步。某種意義上，這就是當年文化大革命的“老路”，說薄熙來在重返文革之路並非毫無根據，他再走下去必然是重蹈覆轍。好在因果不爽，薄熙來這些罪惡被揭發出來，這對我精神上是個很大的慰藉。

在今天社會上，可以說薄熙來現象還不是孤立的。很多權貴者也信奉這套東西，社會缺乏對權力的約束，這些人也就“久處鮑魚之肆，不聞其臭”，還逐漸成為了社會常態。因此，薄熙來事件出來後，也還有很多人、特別是紅二代中的一大批人在繼續挺他，也提出對薄一案的處理違反法律程序等等。這樣提出問題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正確的，關鍵是同一批人在薄自己當權大搞冤假錯案的時候，為何就沒人關注、也沒人出來說話呢？這就不對了吧，有違公正的原則了。

可以說，薄的這套不受現代文明約束的家國情結，就是因為這麽多年對文革的研究告缺，對文革的反思不徹底的後遺症，難道不是嗎？薄熙來一家和他本人，在文革中都吃過很大苦頭，他母親還因此喪生。但是為什麽他還搞這一套，我覺得就是因為他沒有對文革進行透徹的反思。如果對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僅僅停留在改變政治路線、隻關心誰來執掌權力，而忽略對權力約束的製度建設，忽略對人本主義和平等觀的反思，那麽可以說文革的學費就白交了。近些年出現這一套東西，凡是從那個年代走過來的人，太熟悉了。文革說過去已經過去了，但是它的根基還在，受過其影響的很多人還活著。要喚醒那個東西，把那個亡靈再招呼回來，並不是難事。所以有人提出，文革離我們究竟有多遠？說實話，其實還真不遠。



還有人站在同情薄熙來的立場上，認為這是當年的造反派對老紅衛兵的打擊報複。前些日子，我和清華附中的幾個老同學一起吃飯，有一個很有意思的對話。在座的多數是當年的老紅衛兵，其中有當年《三論造反精神》的作者之一。大家閑談，說著說著就扯到了薄熙來這件事上，從薄熙來說到了太子黨。有人說：這是一場政治鬥爭，實際就是當年北京老兵和四三派鬥爭的繼續。我說：那這不就是階級鬥爭了？對方說：沒錯！我半調侃地說：那一定是階級報複了！結果席間有人一拍大腿說：對！！大家相視過後，哈哈大笑起來。

從這段對話可以看出，文革的派性很多人還都帶在身上，在中國，我覺得這是很自然的。如果說我們能夠完全超越派性，黨內高層都做不到，何況是普通人呢。這跟中國人的精神世界是有很深的淵源。如果誰說我能超脫，我能把這個事說得很公允，都別相信。那是不可能的，這是一個很深的烙印。當年，我們起來反抗老兵壓迫的時候，我這樣的人要造反，要革命，就屬於“階級報複”，這些都成了符號了。

按照文革當年階級血統論的劃分，胡、溫二人，胡錦濤是小業主出身，溫家寶是職員出身；按照當年的造反邏輯，他們的思想體係一定屬於大學三司、也就是中學四三派一邊。因為他們是大學生，就是造反派了。他們可能沒有實際參加過造反派的活動，可是他們不能不受到文化大革命的裹脅和影響。胡、溫這樣的出身、背景，搞薄熙來這樣的太子黨，回到當年按血統論和階級鬥爭論，這不就是“狗崽子翻天”嗎？不過，我還是真沒想到，今天還有人這樣來解讀薄熙來事件。

對於人們今天說的太子黨也好，紅二代也好，我們曾經在文革當中成為對手。今天，大家雖然還有芥蒂，但是大多已對往事釋懷。人們更多的是站在民族和國家立場討論問題，我經常想到的是，周恩來盡管有他的錯誤，但是他那種人格品質還是值得人們尊重和學習的。紅二代有很多優點，身上有些天然的優勢，但這些隻能作為對國家、對人民奉獻更多的動力，而不能作為索取的權利。要為老百姓去做有益的事情，還不能張揚，老百姓在這個過程中埋汰你，反而要放下架子來虛心地聽。父輩是人民的公仆，大家至少要學做人民的公仆。真正要做到這一點，就有希望。特別是在周總理身邊長大的那些紅二代，要拿出真本事來為人民做事。而不能一聽反對自己的話就火冒三丈，上綱上線，就把別人打成另類，那不是周恩來的作為和風格。

總之，我覺得以人為本，追求平等自由、社會公平，通過薄熙來這個事件，已經往更深的一步走下去。但是，還遠遠不夠。當然，這個不管在中國，還是在世界上，很難完全實現，但是它是一條永無止境去追求的路。

本文摘選自《往事與塵埃》，米鶴都編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