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62年選定的22名電影明星

在那以前, 電影院好象掛的是一些蘇聯電影演員照片, 蘇聯不叫明星而稱為功勳演員.
60年代初中蘇之間出現了問題, 似乎再掛老修照片不太合適, 中國的明星照就被提到了議事日程了. 事情就這麽地發生了. 上海好些電影院於是就掛上了這位的大幅照片了.
令人感慨的是幾年之後, 他們怎麽也不會想到, 春雷一聲震天響, 22人恐怕一個也沒跑脫地挨了整, 整的時間長短不一樣, 整的輕重不一樣, 有死了的, 有死去活來的, 有沒有被整過又去整別人的呢? 一定會有.--轉載著



從左至右第一排為崔嵬、謝添、陳強、張平、於洋、於藍、謝芳、趙丹、孫道臨、白楊、張瑞芳；第二排為秦怡、上官雲珠、王丹鳳、祝希娟、李亞林、龐學勤、張圓、金迪、王心剛、田華和王曉棠。
　“22大明星”是如何誕生的？在那個特殊的年代，“22大明星”名單出爐的背後氤氳著怎樣的曆史和政治氛圍？

　　當記者帶著這些問題，試圖穿過半個世紀的時光隧道，在當年的《人民日報》、《大眾電影》雜誌等公開報刊資料中找尋“22大明星”相關記載時，卻驚訝地發現，“22大明星”失蹤了！甚至以媒體常常使用的“新中國人民演員”和“新中國優秀電影演員”作為關鍵詞，仍然找不到任何線索。

　　這謎一般的“22大明星”是真實的曆史存在嗎？

　　Ⅰ. 周恩來與“新僑會議”

　　評選電影明星不是新中國的首創，早在1933年2月，老上海《明星日報》就票選出“電影皇後”胡蝶。同月《電聲日報》選出“中國十大明星”，胡蝶再次榮膺“電影皇後”，阮玲玉緊隨其後，年僅22歲的男演員金焰則當上了“電影皇帝”。

　　新中國成立後，“明星”一詞漸漸淡出公共場合，“演員”和“電影工作者”成為正式的稱呼。與此同時，華美的旗袍和裘皮大氅不再是演員們的標準行頭。1949年8月，在第一次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上，張瑞芳見到重慶上海的影人們，大家都“一襲製服，一頂列寧帽，脂粉不施，素麵相向”。

　　印象中，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以前，中國社會的明星隻有工農兵，文藝工作者一直是思想改造的對象。“電影明星”一詞容易引起“資產階級腐朽生活方式”的豐富聯想。當時的《大眾電影》刊登了攝影機朝著身著比基尼的夢露射出子彈的漫畫，配文“夢露之死——對好萊塢的控訴”這樣結尾，“借用美聯社記者的話來說：‘瑪麗琳·夢露的故事已經完了！’但在明星製度下的悲劇片膠卷似乎還長著哩！”

　　然而，事實遠比我們想象的更為複雜。

　　在1961年6月舉行的“新僑會議”（中宣部全國文藝工作者座談會和文化部全國電影故事片創作會議）上，周恩來總理作了長篇講話，對文藝界的“反右”擴大化和“大躍進”進行了反思，批評“一言堂”和“五子登科”（套框子、抓辮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提出“做領導的人”，“希望你們幹涉少些”，“不要把什麽都說成是修正主義”。

　　周恩來總理自認為他的講話是“不免有點情緒”的，他指出“我在一九五九年關於文藝工作兩條腿走路方針的談話，從今天水平來看，也不一定都是對的，裏麵也會有過頭或不足的地方。使我難過的是，講了以後得不到反應，打入冷宮，這就叫人不免有點情緒了。這次你們要求談一次，我就談一談。心有所感，言之為快。”  

　　在新僑會議上的講話中，“心情舒暢”竟然出現了6次之多。同時他提出，“群眾看戲、看電影是要從中得到娛樂和休息，你通過典型化的形象表演，教育寓於其中，寓於娛樂之中。”“藝術作品的好壞，要由群眾回答，而不是由領導回答。”

　　1961年7月《人民日報》刊發的會議消息稱，此次會議提出電影要有“好故事、好演員、好鏡頭、好音樂”的“四好”原則，“好演員”赫然在列。

　　1967年《人民日報》刊登批判周揚“文藝黑線”的文章，列舉的諸多罪狀之一，就有周揚在“新僑會議”上的言論：“我們反對明星主義，但還是要有明星，在觀眾中，還是老演員的名聲比較大，白楊、趙丹、秦怡……這當然是我們寶貴的財富。”

　　顯而易見的是，“明星”問題在會議上被正麵提及，與“新僑會議”對極左文藝路線的認識有直接的關係。

　　“新僑會議”推動下，“文藝八條”和“電影工作三十二條”先後頒布，保證藝術民主和按照電影規律辦事，中國電影繼新中國成立10周年之後再次掀起了創作高潮。對演員和電影工作者的尊重和重視，造就了一部部萬人空巷的經典之作，優秀作品更推出了一批為全中國觀眾熟悉和喜愛的電影演員，他們不叫“明星”，卻星光熠熠。

[過路客efbrk]

記得小時候電影院門口上掛的就是這些照片。謝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