輕輕地揮一揮手
居美國華盛頓, 就職政府部門, 花甲年歲, 天天等下班, 月月等薪水, 年年等退休.
習近平中央最近推出城鄉戶口統一登記的改革規劃，取消農業戶口。我作為一個農民的兒子，雖隔重洋卻也高興。那道橫在公民之間不公不義的隔離牆，終於要推倒了。
習近平上台以來，忽而發出幾句清醒議論，接著又是一篇昏聵妄語，讓人無從褒貶。但是城鄉戶口統一，無疑是一項弊政的結束，一項文明的開始。
然而我以為先不著急叫好為好——共產黨從來不會讓人們失去為它叫好的機會。這裏我引亢高歌的是挽歌。先把反動的公民隔離政策埋葬了再說。
自上世紀50年代初，國人的身份分為“城市戶口” 、“農業戶口”。執政者劃地為牢，製造藩籬，歧視農民，實行等級統治。這樣的一項惡政，反現代文明，逆民主潮流，伐自由理想，廢民間人才。追究起來，鐵定違背憲法精神。違憲卻公然成政策，天下何其不公也！
1），被剝削的的農民
陳毅說過：“淮海戰役的勝利是農民用獨輪車推出來的。” 總之農民在國共內戰期間，站在了共產黨的一邊。他們推獨輪車、抬擔架，推推抬抬把共產黨送過了天安門金水橋，然後懷揣著共產黨的民主自由的空頭支票，依依告別。農民收拾獨輪車和擔架返回鄉村後，發現不僅懷揣的支票不能兌現，他們本人也從此與城市無緣。私人土地歸於“集體”，人身禁錮在黃土地上掙紮生活。
新政伊始，對內中國照抄蘇聯模式，開始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建設計劃；對外中國的誌願軍自尋煩惱打出國門卷入朝鮮戰爭。這兩大無底洞，成為吮吸農民的血汗的血盆大口。不容農民有休養生息的機會。
50年代的中國工業沒有什麽產品可以打入國際市場。新政權主要依賴農副產品出口換匯。政府急切向農民索取糧食、肉類、禽蛋、水果 ，多多益善，毫無止境。
當時主持政務院經濟工作的陳雲、薄一波認為，“中國農民吃糧是有彈性的，糧貴就會吃少，吃粗，吃稀”。相反一人一天多吃一兩，全國5億農民就浪費了大量糧食。征收糧食，隻要肯去擠，總是有的。毛澤東曾經講過，隻要征購額不超過糧食實際產量的1 / 3，農民一般就不會造反。因此政務院明文規定，對農民征收量占到農民實際總收益的32％。
1953年11月中華人 民共和國政務院會議通過《關於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的命令》，其基本內容：1，生產糧食的農民應按國家規定的糧種、價格和數量將餘糧售給國家;2，對城市人口和農村缺糧戶，實行糧食計劃供應（對農村缺糧戶供應成為空話，謊話）; 3，由國家嚴格控製糧食市場。 1955年8月 ，國務院再次發布《農村糧食統購統銷暫行辦法》和《市鎮糧食定量供應暫行辦法》的命令，並開始發行全國通用糧票、地方糧票等。
從此農業和非農業人口有了嚴格區分，城鄉形成楚河漢界難以越逾。命令頒布了對農民強製征購的政策。農戶有多少餘糧，由政府說了算，收購價格由政府定。這個價格低於市場價格，“隻是不讓農民感覺到國家把他們的糧食白拿了去。”
盤剝農民的另一個措施，就是國家大幅提高工業產品的價格，農民要購買工業用品，就得賣更多的農產品。對於這種掠奪性的價格政策，社會主義經濟學家稱為“剪刀差”。靠這把無形的鋒利剪刀，農民的正當利益被剪除的幹幹淨淨。根據國務院農業發展研究中心1986年的推算，“1953-1978年計劃經濟時期的25年間，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從農民手裏暴斂財富6000-8000億元。而到改革開放前的1978年，國家工業固定資產總計不過9000多億元。因此可以認為，中國的國家工業化的資本原始積累主要來源於農業。”
“統購統銷”，和“剪刀差”是共產黨剝削農民的兩把利刃。“農業戶口”是把農民捆綁結實的繩索。開刀手術由政府來做，不是為了給農民治病，是為了刮取農民的脂肪。
政府壟斷了市場。當農民要賣的時候，政府就是唯一的買主；當農民要買的時候，政府就是唯一的賣主。強買強賣，政府無異欺行霸市的惡霸。
2），地富們最底層
把“憶苦歌”稍加改變，來描寫建政初期國家對農民的橫征暴斂，並不過分。那真是“黑咕隆咚的枯井萬丈深”，“井底下壓著咱們的老百姓，地富們最底層”。
地主富農在土地改革運動中被剝奪了房屋、土地、農具、牲畜。還有一部分人被無辜殺害了！被清算之後隻有做一個戰戰兢兢自食其力的勞動者一條路了。 然而地主富農這個本分的願望也難以實現。本來政務院明文規定，征收量占到農民實際總收益的32％。攤派到具體農戶，就表現了鮮明的階級傾向性。實際執行的時候，貧農隻需要負擔其全部土地總收益的5％～10％，中農15％～20％，富農25％～35％，地主40％～60％。特殊者甚至達80％。對於地主富農來說，歧視性、懲罰性征收如同進行第二次清算。
1955年4月22日，國務院第一辦公室提供的幾篇題為《關於農村糧食緊張情況的調查》中反映，山東鄆城縣按實際產量隻能購餘糧2022萬斤，上級下達了。3300萬斤任務，實際完成2900萬斤。由於任務過重，幹部強迫命令，比較普遍對群眾捆打遊街。三區一副區長在彭莊鄉陳莊領導秋購中，造成自殺3起。區幹部在楊莊集逼糧，打8人，扒衣服挨凍16人，嚇跑3人，一些群眾不敢在家裏睡覺。
嚴酷的統購統銷政策引起農民的反抗。有內部報告稱：
一些地方農民“鬧糧”。山東惠民地區的利津、廣饒兩縣，1957年5月12日至18日，連續發生群眾搶糧13起，其中已搶者8起，勸阻回去者5起，涉及兩個縣的3個區、8個鄉和37個村，參加搶糧的群眾約有4800餘人，共搶去糧食92000餘斤。
另有內部資料稱某倉庫的糧食被盜，盜竊者還留下打油詩：“不怨我，不怨你，就怨毛主席不給米！”
因為天災饑荒餓死人的現象在國民黨統治戰亂期間經常有之，在共產黨統治下的和平時代依然每年發生。一個不完全的統計資料，49年到58年，每年都有數千人到5萬8千人的餓死記載。這是共產黨政府的自記自載。如有不實，隻會數字縮水。毫無疑問，這些餓死的人與統購統銷政策執行過頭有關。死者中以地富階層居多，他們稍有不滿言論，會被當作典型法辦，當作殺雞給猴看的那隻雞。
“對黨的統購統銷政策不滿”是當時一頂嚇人的大帽子，其恐怖程度可與後來的“反對毛澤東思想”罪相比。
3）毛澤東的反應
毛澤東也能讀到農村發生春荒，農民外出討飯、賣送兒女，甚至餓死病死的報告。但是他有自己的考慮。據薄一波回憶說，毛澤東在55年10月2日政治局討論統購統銷決定的會議上肯定地說：“保護農民”是一種錯誤思想，遷就農民小私有者的本性，等於遷就資本主義，等於推遲工業化的建設和實現社會主義。統購統銷，共了農民的產，農民可能不滿。但是，確保農民的私有財產，確保農民的自由，“隻能有利於富農和富裕中農”，從而有利於資本主義。毛澤東開始發揮他的理論：“對於農村的陣地，社會主義如果不去占領，資本主義就必然會去占領。……如果不搞社會主義，那資本主義勢必要泛濫起來。”
梁漱溟在全國政協會議上為農民請願，引起毛澤東的憤怒。毛在1953年9月12日中央政務院會議上諷刺梁漱溟說：“…… 有人認為農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顧農民。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須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顧農民是小仁政，發展重工業、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幫助了美國人。”
毛澤東立意犧牲農民完成他的大仁政，獨夫之心，若頑石般又冷又硬。
4），把農民關進籠子
統購統銷政策開始就遇到了很多麻煩。中國有上億戶的農民。要一戶一戶搞統購統銷，工作量十分巨大。從夏、秋糧食上場，工作組就下鄉盯緊農民，督促交公糧賣餘糧。冬季本是農閑時間，工作組卻是忙得馬不停蹄。他們宣講支援國家建設的光榮性、支持朝鮮戰爭的正義性。通常是苦口婆心循循善誘；有時聲色俱厲大加申斥；偶爾也拍桌子砸板凳摔手槍威脅——一個目的就是為了把農民家裏最後幾鬥糧食擠出來。工作組成員有些是剛退伍的軍隊幹部，臉上還帶著殺氣，腰裏插著盒子槍張揚聲勢。這招嚇唬地富分子還成，對於那些過去支持過共產黨八路軍的農民，就不起作用。
一般農民會爽快地交齊公糧，約占收成的10%－15%。到了賣餘糧這一步，就開始抵製了。農民知道即使按照工作組的攤派數字完成了餘糧征購，那也不會讓你過關。還有一個名目叫“愛國糧”，那是用多少糧食也填不滿的。農民的策略是泡蘑菇拖時間，到了會場打瞌睡。黨員幹部被動員起來帶頭，但是效果有限。因為黨員幹部貧農成分多，通常征收份額很少甚至免征。農民隻要說：“我賣的比你還多，這麽光榮的事，你怎麽就不多賣些？” 或者：“你替我光榮幾百斤不就得了！” 幾句話就把積極分子堵得啞口無言。這場蘑菇戰通常進行到春節，因為開春進入農忙季節，工作組就撤退了。
毛澤東對於這種尷尬局麵是了解的，他在醞釀一高招破局——推行農業集體化，徹底剝奪農民對土地的所有權，把農民嚴密組織起來，做到令行令止。 薄一波回憶說，毛澤東在1953年10月2日政治局討論統購統銷決定的會議上，特別提到了蘇共十九大馬林科夫談到蘇聯依靠農業集體化成功解決了糧食問題的例子，為與會者打氣。
這裏毛澤東犯了崇蘇迷馬的錯誤，他盲目學習蘇聯建設經驗，被蘇聯欺騙宣傳蒙蔽。實際上蘇聯的農業狀況並不樂觀。集體農莊政策嚴重損害了蘇聯農業，生產長期低迷。這可以從蘇聯一直對中國農副產品饑渴一樣的需求，就可斷定內情不妙。蘇聯解體後有資料披露，一直到1970年代，蘇聯糧食產量才恢複到沙俄時期的水平。
1954年開始，中國農業由互助組、初級社開始向高級社過渡。原來下鄉搞統購統銷的工作組，換成陣容更為強大的農業合作化工作隊。連續3年的冬天，工作隊進駐農村，宣講合作化的優越性。他們在街頭張貼宣傳畫，展示蘇聯集體農莊莊員的幸福生活。蘇聯人喝牛奶吃麵包，每頓有雞蛋水果，每天四兩牛肉；耕地拖拉機，種地播種機，收獲收割機……工作隊連續召開群眾大會動員學習蘇聯老大哥，敲鑼打鼓遊行，呼喊口號，製造聲勢，幾乎天天折騰到深夜。就這樣一步步掀起了農業合作化運動高潮。當然，農民中也不乏頭腦冷靜者。他們發現那些運動的積極分子，往往是不善農事者，甚至是好逸惡勞、遊手好閑的人。這些混混想把大家捆綁在一起過日子，趁機沾一沾勤勞富裕農民的光。因為這些人表現積極進步，工作隊就自然選中他們做了農業社的各級幹部。農民私下議論:
“那個XXX，他自家地裏的野草把禾苗都吃掉了，頭等的良田就收個3鬥5鬥，能領著我們把莊稼侍弄好？”
“還有XXX,他走南闖北是比我們見過世麵，可這家夥一上賭桌就下不來，能打一通宿牌不帶打盹的，讓他當社長，不把咱們的家業輸光才怪哩！”
農民猶豫觀望，工作隊和積極分子就幾個屁股坐在農民家炕頭上，連續幾夜做說服工作。最後農民不勝其煩，勉強答應：“我隨大綹，大家入了我就入。”
1956年的冬天，上級給工作隊命令，必須在指定日子之前要全部農民加入農業生產合作社。這一次動真格的：一夥積極分子一擁而上，把農民堵在自家屋裏動彈不得，其他人就進飼養棚牽出牲口，推走大車，拿走農具。為防止農民尋找牲口，還把牲口秘密轉移到其他村莊。在開春沒有牲口沒有農具的情況下，農民覺得頂不過潮流，隻好入社。這成為擴大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先進經驗。
個別戶執意堅持單幹的，隨後遇到一係列麻煩。農業社宣布某段道路屬於集體所有，單幹戶不得通過。甚至挖一條深溝阻斷大車通行， 這樣單幹戶就連進入自家地裏幹活都困難。秋天到了，統購統銷工作組宣布一個嚇人的數字，讓你賣餘糧賣到破產。不賣餘糧嗎？你這是反對統購統銷政策。抓起來送到拘留所。單幹戶很少有堅持到1958年的。
到了成立人民公社，已經沒有任何阻力了。幾個農業社的社長被召集在一塊開個會，小社並大社就是人民公社。農業社社員們被社長代表了，再沒有發言權。
毛澤東成功地把農民嚴格管製起來。 先把農民趕進農業合作社的窄胡同，窄胡同的端頭就是人民公社這隻大籠子。
公社具有基層政府職能， 上級政府布置征收多少糧食，公社黨委就要全力執行。上級政府既不在乎農民抗議，甚至也不在乎農民的支持（假如有的話），農民被排除在決策圈子之外，輪不到人民公社社員說話了。
政府加大了征購糧食的百分比，農業生產的破壞卻大幅降低了收獲的絕對值。農民被剝奪了吃飽飯的機會。農民進城，沒有糧票進不了飯店，隻好懷裏揣些窩頭菜團。農民要想得到糧票，得由大隊開證明信背著糧食到糧站兌換。那些年月，紅薯幹是一項主要口糧，但是糧站不收紅薯幹，隻收玉米、小麥。紅薯幹是給農民自己吃的。 你是農業戶口，你是公社社員，你就是吃這種劣等食品的二等公民。
在饑荒蔓延的時候，農民連逃荒的權利都沒有，被民兵封鎖在農村，就地餓斃——莫忘記，人民公社還是勞武結合的組織，基幹民兵對付饑餓潦倒的社員，還是綽綽有餘。這些事情發生在河南省。從山東逃亡山西的大批饑民，被山西公安人員圍住，把他們趕到火車站，在站台給每人喝了碗稀粥，然後關入“鐵悶罐”車裏，一路不停遣返山東原籍。中央有文件稱這種流入城市尋找出路的農民是“盲流”，命令取締。衣衫襤褸逃荒的農民因為丟了社會主義的麵子、在亞非拉朋友麵前造成很壞的政治影響而受到北京警察驅逐。“盲流”在城市到處受到排斥打擊，人人不待見。一直到70年代中，討飯的農民還要出示大隊革命委員會的“自謀生路”的證明，才可以到飯店裏舔盤子。
農民啊！你的名字是賤民！
陳雲的計劃經濟又叫鳥籠經濟，他把經濟活動比喻成一隻鳥，攥在手裏會捏死，放開手會飛走，隻有關在籠子裏。這個比喻也表達了共產黨對國民的統治心得:不能把國民攥在手裏捏死，也不能放開手給國民自由，最好的辦法就是關在籠子裏。人民公社就是毛澤東為農民量身打造的一隻籠子。
農民啊！你的命運是籠中鳥！
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之後，再也聽不到“統購統銷”這個詞了。是共產黨發善心放棄“統購統銷”政策了嗎？非也！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組織，“統購統銷”這項惡政已經融入公社組織。就像鬼話故事講的借屍還魂、邪靈入殼。再有什麽禍國秧民的異動，你隻看到“人民公社”這個軀體在行凶作惡。
“人民公社”、“大躍進” 加“毛澤東思想”構成了餓死3千7百萬農民的充分必要條件。
5）“俺們貧下中農……”
整個“人民公社”時期，流行程式化的一句話：“俺們貧下中農如何如何”，毛澤東想起要農民表態支持他的文化大革命了，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就會越庖代俎地說：“俺們貧下中農與毛主席最親，堅決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需要打倒劉少奇了就廣播：“劉少奇鄧小平瘋狂恢複資本主義，俺們貧下中農一千個不答應，一萬個不答應！”
似乎說話語氣土腥味十足，就成了發自貧下中農之口的豪言壯語！
誠然，貧下中農被共產黨置於“人民公社”等級社會的頂部。 相對於不能亂說亂動的地主富農，政治地位優越。貧下中農心情不好，還可以欺負一下地富分子出出氣、耍耍派頭。 但是派頭再大，也不能逃出人民公社這個大籠子；不能掙脫掉“農業戶口”這條繩索。
在大饑荒年代，貧下中農也一樣得浮腫病甚至餓死。在那時候老貧農認為當社員還不如過去給地主當長工能吃飽飯；後來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他們在憶苦思甜會上，憶著憶著就串了朝代，說起了60年大饑荒的苦難——
曆經大饑荒而沒有浮腫、甚至麵色油光發亮的貧下中農也是有的，那是特殊類型人物。那些人不屬於“俺們貧下中農”，而屬於“他們貧下中農”。那些“他們貧下中農”在一切運動中緊跟風頭，沒頭沒腦地積極。在文化大革命中湖南道縣、廣西南寧，北京大興參與對地主富農滅門屠殺的就是這種類型的人。共產黨搞運動依賴這些人煽風點火或殺人放火，運動後包庇他們逍遙法外。他們和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提到的“在少奶奶的牙床上滾一滾”的勇敢分子有著人格上的共通處，那就是”悍奴“的人格。他們精神上怯懦是奴隸，在受主人指使迫害他人的時候，有恃無恐十分凶殘強悍。這是人類在向文明進化過程中注定要淘汰的一種卑劣的人性。 具有這種”悍奴”人格的人是破壞社會秩序的“暴民”。正常社會刑法應該不容許暴民逞凶。
在一個不正常社會，政府常有壓迫民眾的意願，總要招募這一類“悍奴”做打手。不光是在貧下中農階層，在商人、知識分子裏也有這種品德卑劣的暴民。當然，知識分子更擅長從理論上闡述政府施暴的必要性。
”俺們貧下中農——”這個程式化的表達式，拿腔作調，如木偶戲配音。既描繪了被操縱者的呆癡愚昧，又勾畫出操縱者得民賊麵目。到如今或許還有它的警示意義，告誡持有話語權者，不要自作聰明代表他人發言。把弱勢階層當猴耍的，自己就是一猢猻。
6），戶籍改革的疑惑
著名學者章立凡先生做過調查，據他說今天的農民大部分並不想放棄農業戶口轉入城市生活，城市郊區尤其如此。一個主要原因就是擔心政府在搞項莊舞劍的把戲，意在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政府官員靠侵奪農民土地和涉足房地產業，已經輕鬆發了大財。借農民轉入城市，趁勢購並土地，再營造可持續發財之勢，難說不是汙吏的心頭秘密。
這讓我驚了一身冷汗，一個好端端的政策，居然也可以演化成對農民的另一次掠奪。沒有想到。
農民的疑懼也不無道理，建政以來共產黨總是用最美好的許諾把農民引入最悲慘的境地。怪不得農民再三琢磨，要不要相信習近平一次？
其實，消除疑慮並不困難，隻要做到以下兩點即可。之一，農民要有移居城市和留住鄉村的選擇自由；之二，放棄的土地不能歸於政府。這些淺見也可能是書生空輿論、奶牛亂彈琴。但是隻要抱定公平正義的宗旨，總會找到消除農民疑懼的措施的。
另一方麵的疑懼來自城鎮老居民，他們說農民自由定居城市，那會不會造成城市裏出現貧民窟？對這一點，我倒可以蠻有信心回答:是的，如果真的實現遷徙自由，貧民窟的出現幾乎是不可避免的。
2014年7月，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組織完成的《中國民生發展報告2014》顯示,目前,中國三成以上的社會財富被頂端1%的家庭所占有,而底端25%的家庭僅擁有一成社會財富。”（差了800倍） 按照年收入2300元的貧困線，中國大約有一億人為貧民。如果以付不起最廉房租劃線，那至少有5－6億窮人。他們絕大多數分布在邊遠山區和農村，如果有一天他們萌生了到都市探世界的想法，人以群分自然形成貧民窟。但是這不是戶籍改革帶來的社會問題，問題早在此之前就形成了。隻不過是過去貧民分散在人們視野之外，現在到眼皮底下來了。
作為一個現代人，應該有現代的榮辱觀。貧民不是賤民。不能為了麵子上的好看而否認他們的權力和存在。這點我們得像泰國國王學習。泰國的貧民窟距離王宮圍牆最近處隻隔了一條馬路，我相信一陣狂風吹過，能把貧民窟的棚頂掀起來撂到王宮花園裏，破木片、爛鐵皮會劃傷了公主、王子。 但是皇族卻安然處之，國王在泰國民眾心中的威望亦不可動搖。
除去有礙觀瞻，貧民窟也有很正麵的效果：提醒中南海，中國還有艱巨的脫貧工作。 警告貪官，不要貪得無厭，當心貧民窟裏的人撕碎了你。
先銷毀公民隔離政策的“賤民”身份證，再消除分配不公造成的貧民群體，應該是習政權竭力去做的。
中國走向現代文明標誌性的城市風景線是：人民可以自由遷徙了，出現了一大片慘不忍睹的貧民窟；然後這貧民窟又像冰塊一樣自然地融化消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