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之俊：錢鍾書是“禦用翻譯”嗎?( 來源: 《同舟共進》2013年第9期)

錢鍾書的運道絕對是和被挑選去做《毛選》英譯工作有關， 能被挑上又是與他的中英語俱佳關聯，還是本事的結果，戲說“禦用”無妨，但是實際有如作者最後一句“奉命而已”，他不但不敢不去，而且還一定是特別高興特別榮幸特別自豪特別驕傲地特別努力，說到“禦用翻譯”，唐聞生才是。轉載者

國內一些論壇討論錢鍾書的翻譯水平時，有人以“禦用翻譯”來稱呼1949年後的錢鍾書 ，言語中不無譏諷。一位以學術研究與文學創作聞名於世的學者、作家，為何被冠以“禦用翻譯”的頭銜呢？這還得從他1949年後參與的一係列翻譯工作說起。

　　翻譯《毛澤東選集》

 

　　1949年8月26日，錢鍾書從上海回到闊別十餘年的清華園。他在清華很受重視，工資比餘冠英、吳組緗等都高。但他在清華隻工作了一年，1950年仲夏，清華同學喬冠華來找他翻譯《毛澤東選集》（以下簡稱《毛選》），把他借調到“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英譯委員會”工作。據說當初喬冠華是找費孝通參加翻譯的，而費表示，自己的英譯水平恐不足勝任，於是推薦錢鍾書擔當此事。消息傳出，一位住在城裏的老相識，清華校慶時過門不入，現在卻馬上雇了人力車專程來祝賀。錢鍾書惶恐地對楊絳說：“他以為我要做‘南書房行走’了。這件事不是好做的，不求有功，但求無過。”（《聽楊絳談往事》，三聯書店2008年版）

 

　　錢鍾書並非中共黨員，為何會被調去擔任這一具有政治意義的工作呢？除了自身專業技術水平高，喬冠華的舉薦自然是關鍵。對錢鍾書一直比較關心的另一位清華同學胡喬木，時任中宣部副部長兼新聞總署署長，同時也是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成員，他的作用也不能忽略。此外，正如何其芳所言，中央對錢是經過嚴格審查的，黨對他是了解的，信任的。還有一種說法，選擇錢鍾書參與翻譯《毛選》，是因為他出身牛津，受過嚴格的牛津語音訓練，文字風格稱得上是“noble”（雍容大雅），最合於主席的氣魄、風度。

 

　　《毛選》英譯委員會辦公處設在北京西城堂子胡同，開始參加英文翻譯的有金嶽霖、錢鍾書、鄭儒箴、王佐良等人，還有史沫特萊、愛潑斯坦、愛德勒等一批外國專家，一年以後，隻剩下錢鍾書和幾位年輕助手。錢鍾書平時就住在城裏，一般周末才回校住，並繼續指導他門下的研究生。《毛選》英譯委員會的主任是1924年畢業於清華的徐永煐，他非常欣賞錢鍾書，笑稱錢是自己的“office wife”（辦公室伴侶）。兩人共事最久，由於合作愉快，後來由上下級成為要好的朋友。

 

　　從1950年7月至1954年2月，錢鍾書一直從事《毛選》（前三卷）的英譯工作，“始終地和全麵地參加了初版稿和舊改稿的工作”，這項工作正如他自己說的——“並不是那麽好做的”。《毛選》的英文翻譯與中文原文的編輯在同步進行，原文在編定過程中不斷修改，英譯也不得不跟著變動，往往是一篇已經定下來的譯稿反複地改個不停。另外，也存在認識不一致的情況，楊絳說：“好在鍾書最順從，否了就改，他從無主見，完全被動，隻好比作一架工具。不過，他工作還是很認真的。”“鍾書在工作中總是很馴良地聽從領導；同事間他能合作，不冒尖，不爭先，肯幫忙，也很有用”。（《我們仨》，三聯書店2003年版）錢鍾書做事認真，辦事效率卻不低，別人幹一天的活他半天就能幹完，甚至兩個小時就幹完；省下來的時間就偷空看書。他甚至認為《毛選》英譯委員會的最大好處是“人少、會少”，搞運動也聲勢不大，有時間讀書。

 

　　在這期間，1952年全國高校院係調整，錢鍾書雖還在城內，但已被調入文學研究所外文組。文研所的編製、工資屬新北大，工作則由中宣部直接領導（1956年正式劃歸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1954年2月，翻譯《毛選》工作告一段落，錢鍾書回到文研所工作。1957年“反右”時，在所內的“拔白旗”運動中，除《宋詩選注》受到“缺席”批判外，他本人並沒有被打成右派。1960年夏，《毛選》第四卷英譯工作開始，1961年春完成。錢鍾書沒有參加第四卷的翻譯工作，但做過“潤色”。

 

　　《毛選》的英譯分為翻譯和定稿兩個階段。1958年初到1963年，錢鍾書成為英譯《毛選》定稿組成員。據說，這是胡喬木推薦的。徐永煐寫於1962年3月的《關於英譯毛選稿再次修改問題》的請示報告，提出對前三卷“英譯舊改稿”的修改工作，“建議由程鎮球、SOL（即SolAdler，中文名愛德勒）、錢鍾書三人組成谘詢小組，專責整理曆次修改建議”；在介紹錢鍾書時，他寫道：“（錢）漢文英文都很好，特別是始終地和全麵地參加了初版稿和舊改稿的工作。文學研究所現在讓他每星期在翻譯組工作兩天。他隻能參加一部分稿子的校改。又因為陷於會議，更不能發揮全麵和深思熟慮的作用。如果把這三人擺到一起，擔任全麵、細致的衡量性的工作，則能收政治和技術、英文和漢文、舊人和新人結合的效果。”錢鍾書大概是作為“技術”、“舊人”的一方被“結合”進去的，至於“英文漢文”兼擅於一身，比之程、SOL兩位似更具優勢，而“始終地和全麵地參加了初版稿和舊改稿的工作”，則是無人可比了。可見他在整個《毛選》翻譯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毛澤東選集〉英譯內情點滴》，《悅讀》2007年11月）

 

　　翻譯毛澤東詩詞

 

　　1963年英譯《毛選》的定稿工作一結束，1964年，錢鍾書又成為“翻譯毛澤東詩詞五人小組”成員，任務是修訂或重譯已經翻譯的全部毛澤東詩詞，最後出單行本。

 

　　這“五人”的另外四人是袁水拍、喬冠華、葉君健和趙樸初。袁水拍當時是中宣部文藝處處長、《詩刊》雜誌編委，葉君健是英法文版《中國文學》主編。在“五人小組”成立前，外文出版社已出版了由安德魯？博伊德等譯的《毛主席詩詞》英譯本，但譯文並不令人滿意，袁水拍還特別撰文批評。葉君健是《毛主席詩詞》英譯本的組織者和參加者，他向有關領導部門建議成立一個毛詩英譯定稿小組，由袁水拍任組長，喬冠華、錢鍾書、葉君健作為成員。錢鍾書與葉君健主要做翻譯和譯文的潤色工作，袁水拍與喬冠華主要負責對原作的解釋和對譯文的斟酌。有關部門同意了這項建議。為了全麵修訂舊譯並翻譯新發表的詩作，後來小組又增加了詩、詞、曲名家趙樸初作為成員，並請英文專家蘇爾 艾德勒協助譯文的潤色工作。工作地點在中宣部三樓會議室。

 

　　翻譯期間，喬冠華經常用他的汽車送錢鍾書回家，也常到他家坐坐，說說閑話。葉君健曾回憶錢鍾書在“五人小組”中發揮的作用：“所幸我們小組中有趙樸初那樣著名的詩人和錢鍾書那樣有修養的詩評家，這樣，我們最後譯文的‘風格’，還基本上能達到一致認可的程度。”（《文匯報》2008年5月6日）

 

　　“文革”開始後，翻譯毛澤東詩詞的工作暫時停止，錢鍾書此時才真正嚐到運動之苦。1966年8月，他被群眾“揪出來”成了“牛鬼蛇神”，被打成“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1969年5月，革命青年夫婦搬進他們家合住，不久，錢鍾書被下放幹校。1972年3月從幹校回來後，他與合住者發生爭執，被迫“逃離”原房子而暫住北師大，大病一場，差點送命。最後，他遷入學部七號樓一間不大的辦公室。翻譯毛澤東詩詞的後期工作就是在這間屋裏完成的。

 

　　1974年11月，江青要求“五人小組”繼續翻譯毛澤東詩詞的工作。也有文章說，是周恩來調錢鍾書參加毛澤東詩詞英譯工作的，主要目的是怕他被下放幹校折磨而死。翻譯期間，由於錢鍾書年初才大病，他要求“足不出戶”。翻譯小組成員不得不每天來陋室工作。“葉君健不嫌簡陋，每天欣然跑來，和鍾書腳對腳坐在書桌對麵。袁水拍隻好坐在側麵，竟沒處容膝。周玨良有時來代表喬冠華。他擠坐在鍾書旁邊的椅上……幸好所有的人沒一個胖子，滿屋的窄道裏都走得通。毛主席詩詞的翻譯工作就是在這間陋室裏完成的。”（《我們仨》）袁水拍幾次想改善工作環境，換個大點的房子，江青也同意他們搬到釣魚台工作，但錢鍾書不願意。

 

　　1976年“五一”節，《毛澤東詩詞》英譯定稿本由外文出版社正式出版。這個英譯本，後來成了接著出版的法、德、日、意、西和世界語等幾種譯本的藍本。

　　“革命者”不敢對錢鍾書“太革命”

 

　　1949年後，錢鍾書從擔任《毛選》翻譯工作開始，就一直從事和政治關係密切的譯事，他本人因此確實受到了一些積極影響和不一般的待遇。1957年的反右風潮中，錢鍾書在1956年“黑材料”的風波下，居然有驚無險，很大程度上就得益於他的“毛選翻譯”、“外事翻譯”等身份。

 

　　錢鍾書政治地位的抬升也是顯而易見的。從“上調”翻譯《毛選》一開始，他的政治地位就顯然比同類知識分子要高。這一“上調”固然是因為他精湛的外文水平令高層不能不格外重視與重用，無形中也大大提高了錢鍾書作為技術專家的業務地位。柳鳴九就說道：“不論錢、楊主觀上是否有不問政治甚至有意疏遠政治、清高超脫的傾向，但這件事卻使得他們實際上進入了比較高層的政治領域。語言業務上對錢鍾書的重用，首先就表明了政治上的信任，而他在這個工作崗位上的長期任職，而且在定稿工作中愈來愈重要的地位，也證明了他盡心盡職，為政治服務的良好態度，以及他這種服務的優質優量，這就使得他完全成為了共和國真正的一級專家，成為黨與政府所重視的‘國寶’。”（《“翰林院”內外》，長江文藝出版社2006年版）

 

　　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因為這些特殊的經曆，不僅使錢鍾書避過了風頭，還享受到了同時代很多知識分子無法享受的待遇。1958年知識分子下鄉改造，錢鍾書於12月初下放昌黎，到次年的1月底就回來。從1958年初到1963年，他是英譯《毛選》定稿組成員。此時“三年饑荒”已開始，錢鍾書回來後，因1959年文學所遷入城內舊海軍大院，這年5月他們家也遷居東四頭條一號文研所宿舍。房子比以前小，隻一間寬大的辦公室，分隔為五小間，但並不擔心吃飯問題，一家人常出去“逛市場”、“吃館子”。楊絳說，因為一同為英譯《毛選》定稿的有外國人，他們還“常和洋人同吃高級飯。他和我又各有一份特殊供應。我們還經常吃館子。我們生活很優裕。”（《我們仨》）上世紀50年代，錢鍾書每年都會收到“五一”、國慶觀禮的邀請。1962年8月14日，他們又遷居幹麵胡同新建的宿舍，有四個房間，還有一間廚房、一個衛生間、一個陽台，他們新添了家具，住得很“寬舒”。有回憶說，翻譯《毛選》期間，吉林通化市給毛澤東送來一批葡萄酒，中宣部給了每位幹部一瓶好酒，錢鍾書也得到一瓶。

 

　　“文革”中錢鍾書雖也遭到不幸，但萬幸的是沒有被抄家，還可以繼續寫日記，做筆記，並完整保存下來。“文革”結束初始，他就拿出了皇皇巨著《管錐編》，這是其他知識分子做不到的。故有學者總結道：“因為他曾翻譯《毛選》和《毛澤東詩詞》，‘革命者’念其‘革命’貢獻不敢對他太‘革命’。”

 

　　錢鍾書是“禦用翻譯”嗎

 

　　1998年12月，錢鍾書去世。他在1949年後所做的這些翻譯工作，被官方再次提及並放大。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黨組書記的李鐵映在《人民日報》撰文懷念錢鍾書：

 

　　自五十年代以來，錢鍾書出色完成了黨和國家委托的工作。早在1950年他就參加了《毛澤東選集》英譯委員會，並翻譯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1960年他又參加了《毛澤東詩詞》英譯定稿小組的工作，斷斷續續直到“文革”開始受衝擊“靠邊站”，工作才停頓下來。到1972年，他從幹校返京後又於1974年參加了英譯工作，終於使《毛澤東詩詞》英譯本得以出版。在將毛澤東著作推向世界的工作中，錢鍾書發揮了重要而獨特的作用，但他從不以此為耀，宣示他人。（《深切緬懷學術文化大師錢鍾書》，《人民日報》1999年12月16日）

“文革”結束，錢鍾書擔任中國社科院副院長，還連任了幾屆全國政協委員、常委，也都說明官方對他這位非黨學者的另眼相待。那麽，錢鍾書是否真如有些人評價的，是“禦用翻譯”呢？實事求是地說，這個稱呼並不恰當。

 

　　其實，這些翻譯工作隻是集體工作，是政治任務，並非他的本職工作。如果說錢鍾書翻譯《毛選》與毛澤東詩詞“是最重要的學術活動”，這種認識與實際情況是存在偏差的。楊絳一再強調，“這麽多年的翻譯工作，都是在中央領導下的集體工作。集體很小，定稿組隻二三人，翻譯詩詞組隻五人”。徐永煐的傳記中就說：“毛選英譯是集體勞動的成果，凝聚了當時國內最高水平翻譯家的智慧和心血。”在英譯毛選小組中，錢鍾書一直是以英語專家的身份被肯定的。楊絳也說：“錢鍾書從未把翻譯毛選和以上這類任務當成自己的本職工作，在他自己填寫的個人履曆中，從未寫入以上經曆。”“都是有關部門向鍾書所在單位借調的”。沒有當成本職工作是真，但錢鍾書在填寫履曆時，並不回避這段經曆。如1955年，錢在填寫中國作協會員表時，在“近三年來有何新作”欄寫道：“自1950年7月起至去年2月皆全部從事《毛澤東選集》英譯工作（現在尚部分從事此項工作），故無暇顧及其他活動。”

 

　　像錢鍾書這樣在簡曆中寫譯《毛選》的事，在以後幾乎沒再見到。他並不希望自己因此而被記住，而是盡量淡化此事，更不要說以此為炫耀的資本，向組織提要求。這一點和解放後郭沫若、馮友蘭等人的表現有巨大差別。翻譯毛澤東詩詞期間，很多人寫“鑒賞”類文章，連毛澤東自己都認為“注家蜂起，全是好心”。有錢鍾書的傳記作者稱，錢鍾書是很有條件寫的人，但在阿諛奉承之風盛行之時，錢鍾書一反時流，不著時文，不發時論，仍默守學術獨立的立場。“文革”後，錢鍾書對這些經曆更有意輕描淡寫。1979年，他隨中國社科院代表團到美國訪問，餘英時向他求證是否如外界所說是毛澤東的英文秘書。錢鍾書說，這完全是誤會，大陸曾有一個英譯毛澤東選集委員會，他是顧問之一，其實是掛名的，偶爾提供一點意見，如此而已。自己沒有做過毛的秘書，也沒譯過毛澤東的“哲學”著作。（餘英時《我所認識的錢鍾書先生》）餘英時道：“他說不是那麽回事，他翻譯《毛選》也沒做什麽事，隻是別人翻譯的，他來看看。”“他隻校閱，未參與譯事，翻譯的另有其人”。

 

　　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內一般性專業人才極其缺乏，大學者從事與國家有關的諸如翻譯這類事，其實是很正常的。那時，參加《毛選》《毛主席語錄》和《毛澤東著作選讀》等各語種翻譯的專家學者難以計數（《毛選》前三卷約有30多種語種的翻譯版本），錢鍾書也隻是其中之一。在當時的大環境下，從事這類工作是非常榮耀的，有些專家學者還積極主動要求參加，如翻譯《毛選》第五卷時，年過六旬的北京大學著名英語教授李賦寧是工作開始後又自己主動申請來參加的。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共八大在北京召開。錢鍾書再次被抽調到中共八大翻譯處擔任外事翻譯。這次調來的還有北京各大學的著名英語專家，有楊周翰、李賦寧、吳興華、王佐良、周玨良、許國璋、吳景榮等人，南京大學副校長範存忠教授也在其中。翻譯處設在動物園附近的西苑大旅社，錢鍾書住在北大，每天搭公交車上下班。後來工作緊張，他們就都在那兒過夜了。參與翻譯的巫寧坤回憶：“我們的工作繁重，翻來覆去翻譯一稿又一稿的政治報告，還有數以百計的代表發言，字斟句酌，唯恐犯‘政治性錯誤’。有時我們還加夜班。這麽多的高級知識分子，其中絕大多數是從英、美的著名學府或國內的教會大學畢業的，都心甘情願為共產黨的會議效勞，這足以顯示共產黨改造知識分子的成功。同時，這些年富力強的學者在當時相對寬鬆的政治氣氛中感到自由自在，雖然大多數人仍然遵循‘明哲保身’的古訓。”（《一滴淚》）國慶前大會閉幕，錢鍾書和王佐良、巫寧坤奉命留下來，對全部會議文件的英文譯文再次加工定稿，三人合用一間辦公室，一周工作6天，直到11月中旬。

 

　　從巫寧坤的回憶可以看出，中共八大時大批教授做外事翻譯，他們的心情是愉快的，是心甘情願的。巫寧坤在八大之後的國慶遊行中，被邀請到觀禮台，學院為他有幸參加國慶觀禮而感到自豪，有些同事甚至感到羨慕。曾參加過《毛選》翻譯的人回憶說：“作為一個翻譯工作者，當時如果能參加《毛選》翻譯工作，自己會認為是莫大的榮譽，而別人則會投以羨慕的目光，所以這些同誌都是帶著一種深深的自豪感在兢兢業業地、一絲不苟地投入工作，無一懈怠者，而且環境氣氛也不容許有任何懈怠者。”

 

　　確實，在當時的情況下，沒人敢懈怠黨和政府交給的任務，正當盛年的錢鍾書難以說“不”。錢鍾書在解放後非常“識時務”，少說話，多做事，在得到信任做翻譯工作期間，更是謹言慎行，如履薄冰，“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據許淵衝回憶，錢鍾書在英譯《毛選》工作中，和金嶽霖他們比起來，也不怎麽顯得出眾，平時很謙虛。1953年，翻譯《毛選》期間，友人鄭朝宗到其工作處看望他，他出示了一首新作，其中有一聯雲：“疲馬漫勞追十駕，沉舟猶恐觸千帆。”焦急不安的心情躍然紙上。（《不一樣的記憶：與錢鍾書在一起》）巫寧坤回憶1956年中共八大期間，有一天，他看到一篇國家領導人的發言，覺得文字累贅，很難譯成像樣的英文，隨口大聲說：“你拿這種呆板的文章怎麽辦呢？”錢鍾書馬上把一個手指放在嘴唇上噓了一聲。巫說：“當時雙百方針甚囂塵上，我沒想到以語多鋒利聞名的錢先生竟會如此謹小慎微，心裏很不以為然。不過一年多以後，我就以言獲罪，從此和錢先生一別二十餘年。深夜捫心，想當年少不更事，自作自受，辜負了錢先生對我愛護的一番情意。”

 

　　在1949年後所有的這些翻譯工作中，最重要的要數最先翻譯的《毛選》了。那麽，錢鍾書對此的態度究竟是怎樣的呢？從現有的回憶文字看，他對這項工作還是非常認真的，但他的內心卻另有一番想法。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開全國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周恩來在會上作了著名的《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為參加這次會議，參加者特別是與知識分子有關的部門，都為會議準備了詳細的材料，當時高等教育部在一份關於北京大學的調查報告中，對當時北大的知識分子進行了政治分類。報告中提到當時北大的一部分“反動教授”，特別點到了錢鍾書，說他在解放後一貫地散布反蘇、反共和汙蔑毛主席的反動言論。1952年，錢鍾書在《毛選》英譯委員會時，有人建議他把《毛選》拿回家去翻譯，他說“這樣肮髒的東西拿回家去，把空氣都搞髒了”，汙蔑《毛選》文字不通。這份報告還稱錢鍾書在解放前見過“蔣匪”並為之翻譯《中國之命運》。這份報告，直到“文革”開始的1966年，別人貼錢鍾書的大字報時他才得知。錢在大字報旁貼出了申辯的小字報，說自己一向敬仰毛主席，正因如此，他才認真負責地主持審定英文版的《毛澤東選集》。他根本沒有，也不可能對毛主席著作有絲毫不敬之處。舉報的內容雖查無實據，但當時軍宣隊認為“告發”的事情情節嚴重，料必事出有因，還是命錢鍾書寫了一份自我檢討。楊絳晚年對這份報告一再進行了反駁和否認。這份報告中關於錢鍾書的言論是非常嚴重的，如果中央後來沒有核實清楚的話，他在1957年是無論如何逃不了被打成右派的命運的。但，錢鍾書如果沒有這個意思，難道是空穴來風？

 

　　這種大學者、專家從事一般性翻譯工作的情況，直到“文革”後才慢慢改由專門機構來負責。從上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與領導人著作翻譯並行的另一大項是中譯外工作，即黨代會、人代會、政協會議的文件翻譯。將黨代會的文件譯成外文，在1956年中共八大時期就開始了；1969年的九大和1973年十大的文件，也由外交部和新華社牽頭從各單位調人集中到人民大會堂譯出；十一大召開時正值翻譯《毛選》第五卷，所以它的文件是由這個班子完成的。此後，從1978年的五屆人大一次會議開始，以後的黨代會、人代會和政協會議的文件就都轉由中央編譯局文獻部負責組織。1985年以前，會議的翻譯工作都是在飯店或招待所完成的；自1985年始，為了節省開支，又同樣能很好地完成任務，這項工作便由中央編譯局承包了。

 

　　餘英時說錢鍾書“是一個純淨的讀書人，不但半點也沒有在政治上‘向上爬’的雅興，而且避之唯恐不及”。以此話為底線，我們就不該太苛求於錢鍾書。在一個政治和社會生活極不正常的年代裏，對更多的諸如錢鍾書一類的知識分子來說，應該報之以同情的理解，他們的損失與傷痛並不比其他人少。

 

　　如果一定要給錢鍾書1949年後從事翻譯工作的這段經曆下個論斷的話，那隻能說：奉命而已，僅此而已。

 

　　（作者係文史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