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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來自租界影響。
英租界開辟之初,路名隨意而取。1862年,英美租界合成公共租界,為整頓租界內路名各持所見。最後雙方妥協,決定用中國省名和城市分別命名南北向和東西向的馬路。1862年5月5日,英國領事麥華陀發布了《上海馬路命名備忘錄》,製定了凡南北走向的街道以各省的名稱命名,東西走向的街道以城市名稱命名的原則。第一批命名了19條馬路,租界的執行官們為了紀念《南京條約》給他們帶來的巨大利益,把派克弄命名為南京路,原來的領事館路則被命名為中國首都的名字:北京路。但上海人一度拒絕外國人定下的這些路名,把南京路叫大馬路,而九江路、漢口路、福州路、廣東路,則被依次喚做二、三、四、五馬路,後又把較短的北海路叫做六馬路。直到1949年後,才統一接受外國人定的上述路名。其中有一個例外。廣東路是東西向,卻取了省名。因為當初起名時都用英文,這條路改為“CantanRoad”,此詞在早期中外交往中既可理解為“廣東路”,也可理解為“廣州路”。初命名時本意是“廣州路”,中國人則譯成了“廣東路”。
二、辛亥革命的產物。
上海是辛亥革命的重要地區,市政建設也深受其影響。1912年修築道路時則命名了漢中路、滿洲路(今晉元路)、蒙古路、新疆路和西藏路。取意於中華民族是漢滿蒙回藏五大民族共和的國家。原“總統路”改為“共和路”,南川虹路沿蘇洲河一段改為“光複路”,東段改為“國慶路”,新閘橋改為“大統路”。
三、民族資本興旺時期的產物。
民國初期,上海的民族資本發展很快,又較多地聚集在閘北地區,為了表達振興中華、民族昌盛的願望,則把新辟道路命名為中心路、永興路、中華新路、鴻興路、華盛路、華昌路、民立路、民德路等等。
四、“大上海計劃”的產物。
現在上海五角廠和江灣一帶的路多以“民”、“國”兩字當頭。因為民國時期有一個“大上海計劃”,在道路建設上規劃以五角廠為心,成放射狀向四周修建五條主幹道,各幹道間有支路相通。其中凡與淞滬路、黃興路平行的,均用“民”和“國”字為路名第一字,如:民慶路、民約路、民彝路、民壯路、民府路、國和路、國京路、國濟路等;凡與翔殷路平行的,用“政”和“府”取路名第一字,如:政紀路、政法路、政本路、政熙路等。後因日本人入侵上海,“大上海計劃”停止了,“府”字頭的路一條也未修成。
五、國民黨市政府的少量調整和更改。
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政府把“複興”、“建國”、“中正”等名用於路名:為了紀念民國功臣,還以“林森”、“其美”、“英士”等人名命名了一些道路。
六、新中國成立後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變化。
新中國成立初期,1950年,政府僅對少數道路名稱作了更改,仍沿用以約定俗成的地名命名的準則。
1979年,上海建立了市和區縣兩級地名管理機構,進行了地名普查和命名工作,作了很大的修改。主要是隨著市政建設的發展,把原來的一些路取消了,又增加了一些新路;同時,由於浦東新區和其他開發區的建設,新增加了幾百個居民區,道路數量迅速增加。這些道路都以有新時代氣息的名稱命名。
綜觀上海地名命名曆史,可見四條經驗:1、尊重城市形成與發展的曆史,讓地名成為各時期的鮮明紀念;2、尊重“洋人”的參與,不完全否定外國人留下的地名;3、以約定俗成的地名命名為主,也不排斥適當用一些人名做地名;4、改革時期一定要有體現改革精神的新地名。
隨著上海城市的不斷發展,市區麵積擴大速度驚人。路名需求更加豐富,相應的規則就隻能以一個大概的原則而行。這個原則就是盡量以國內的地名為路名,而且被命名的地區在全國的位置應該大致相當於這條路在上海的位置,同時不影響原有的主要道路。這也許是一種表達舉國融融、四海一家的方式,並附帶削弱上海人的本位意識。隻是,在這份表達欲過於強烈時,地名應有的地域色彩也會剝離。東西向馬路以城市命名,南北向馬路以省份命名,遂使得南京路、延安路或福建路、山東路雲雲,不見得比紐約第五大街或第十六大街更具個性。在這種指導思想下,上海市區邊緣出現了地區路名集群這樣一個有趣狀況,同省的地名在地圖上被集中在一起。西南角上出現“欽州路”、“柳州路”等(分別都是廣西地名),東北角則出現“鞍山路”、“雙陽路”(東北地名),正北方則有“呼瑪路”、“呼蘭路”(黑龍江地名)。
事實上這一規則在上海沿用時間很長,但是隨著城區範圍的擴大該規律一直在起作用,同時新的命名又要考慮到不影響原有路名,因此有些地區在地圖上離得很近,而在上海又離得很遠,出現了多個東北集群等有趣狀況。最典型的就是虹口區的赤峰路、多倫路等原上海市區的東北角,現在基本處於應該叫“上海路”或者“連雲港路”的位置,非常有趣。
有安徽的好事者以此為據向上海市圖書館提問:為什麽在上海沒有一條安徽路呢?振振有詞的。這個問題讓上海圖書館的同誌有些為難,我的主觀臆測是,在有可能命名“安徽路”的地方,一直沒有出現一條需要命名的馬路。要知道考證為什麽沒有“安徽路”,比考證為什麽有條路叫“安徽路”更難。實際上,起名字總是具有一定的隨意性,沒有哪條馬路是生來就一定要叫某個名字不可的,而用來命名馬路的省名,也不是隻缺了安徽一個。
浦東開發後最受益的當屬陸家嘴一帶(陸家嘴相傳為三國時東吳大將陸遜的原籍所在),一些並不出名,經濟也不很發達的山東地名成了上海出現頻率極高的詞匯,比如博山、乳山等。
1990年代以後的發展突然讓人們發現路名原來可以是一種無形財富。上海市地名辦的負責人說,上海本沒有寧夏路,寧夏回族自治區主動申請命名的,寧夏的廣夏集團、寧夏枸杞等著名品牌企業和特色產品也就順理成章的進駐了寧夏路,為在上海市場大展手腳打開突破口。
在雲南開遠市的要求下,又有了開遠路。市地名辦的人士說,現在一套嶄新的路名命名辦法正在實施之中。一些路名開始披上炫目的時代色彩:如世紀大道、五洲大道等;而張江高科技園區出現了一批李時珍路、牛頓路等科學家的紀念路,似乎標誌著這個地區的高科技含量。
路名無言,卻幾乎是我們政治、社會生活演變過程的顯示卡。而任何一項試圖窮盡地名意味的努力,也就難免成為美麗的愚蠢。地名標識出一個個個體生命或城市生命的車站,不管我們曾作過逗留還是呼嘯而過,我們都已進入了它珊瑚礁般的纏結之中。
其他的我不知道, 但四川北路卻是很早就存在。
你以為什麽都是解放後才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