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追蹤】
鬼使神差的日子——顧準逝世三十五周年祭
·朱學勤·
十二月三日，顧準逝世三十五周年。鬼使神差，一個畢業多年的學生碰巧回校，邀同門同飲，我也忘記這一晚是顧準三十五周年忌日，卻不由自主說起他在世往事，眾生無語，停箸黯然。夜半回歸，朋友轉來柴靜博客上一篇悼亡文字，長達八千五百言，情真意切，結語說：“我們都是顧準的後人”。我不敢相信這就是那個經常在央視調查欄目上出現的女記者，寫信問同在傳媒工作的兒子，這是ＣＣＴＶ的“柴靜”嗎？那樣一個地方能出這樣一個人？兒子尚未回信，一個學生的短信到了，確證如此，而且約我寫稿，紀念這個應該紀念的日子。
顧準的人間悲劇，這些年已經發掘得差不多了。那天我與學生說的是這一悲劇的反麵，將近二十年前，我采訪顧準家族時遭遇的另一人物——施義之先生。我想讓學生明白的是，人間若有悲劇發生，總有其正、反、裏、側，隻有把方方麵麵都看到，才能探及悲劇縱深。否則，隻能落入新華體，再樹一個好人好事，平麵走形，那才是對悲劇的褻瀆。
一九九一年我寫“遲到的理解”，先在香港發表，後在大陸“文匯報”轉載。一位顧準家族中的年青人——北京社科院研究生學報的高南先生，看到文中提及顧準臨終，欲見老母而不得，母子相距不過數百米，卻釀成生離死別悲劇這一段，擔心我不了解內情，再寫下去可能出錯，自費坐火車來上海，告訴我這一家族的一些內情。聞之心驚，於是反過來坐火車去北京，請他陪同，去尋訪那個“阻擾”顧準母子相見的“罪魁禍首”，前公安部主官，顧準妹夫——施義之先生。
初見施義之，七十開外，雙鬢染霜，穿一身軍裝無帽徽無領章——我稱“素服”，雖落魄，卻留有軍人威儀。此時已被開除軍籍、黨籍，門可羅雀，門廳亦淺陋。我因此前不久脫軍裝，見有同樣“素服”之前輩，則感親切。他聽說我也是落難之人，遂有感慨：“怪不到你能來看我，你大概能理解。我們這一家為什麽總是蹺蹺板，總要有一頭是反革命？顧準倒黴時，我是軍政委，公安部軍代表；現在顧準翻案，成了思想界前驅，我卻成為反革命，雙開除。”這就打開了話匣子，可惜當時經濟窘迫，沒有錄音筆伴隨，以下文字為記憶所及，文責在我，無關施老先生。
施為一九四九年前參加部隊的老軍人，大軍南下，經無錫宜興，娶顧準之妹，遂成顧準家人。此後又北上，為陸軍駐山西某部軍政委。文革第二年，毛號召三支兩軍，施義之進入公安部任軍代表，排名在謝富治、李震之後。謝無暇理部務，交李、施掌政。李震為一九三五年清華一二九運動參與者，是中共陸軍將領中少有的知識分子。林彪事件後，李在公安部大樓的地下室暖氣管道旁離奇身亡，為文革中軍界高層兩大死亡案之一，另一案為昆明軍區政委譚甫仁夫婦在熟睡中被同一大院內軍人槍殺。李案發生，周恩來震驚，親自調人組建專案，傾向於認為李震是他殺，有政治陰謀，限期破案。施義之參與專案組，調查後排除他殺，以自殺結案。李震死後，依軍代表主管一切，公安部實際當家人即為施義之，故而外界傳言顧準妹夫為公安部部長，雖不確，也非訛言。當天施義之與我談了一下午，有兩件事讓我意外，深感曆史難寫，尤其寫人，言及深處，難處自現。
一是七○年代初，寧夏西、海、固地區發生大規模回民暴動。部隊武裝平叛後，周恩來令施義之去當地視察。臨現場，見民眾赤貧如洗，眼含憎恨，施內心震撼，向周恩來馳報，稱當地為“老、少、邊、窮”，應開倉賑濟，方能平息亂源。並有具體建議：海軍被服倉庫有軍大衣閑置，應盡快發放，火車運送，讓難民度過嚴寒。周允其請，遂有西、海、固當年到處是難民身披藍色軍大衣之奇觀。今日大陸文件用語，“老、少、邊、窮”已集為固定詞組，即施義之首創。文壇作家張承誌因采訪西海固著“心靈史”而聞名，早於張十年，施已進入西海固。
二是一九七六年清明第一次天安門事件，民眾籍悼周而抗議，公安部派出大批便衣偵探，一日三“參”，隨時密報。施義之在密報照片中，赫然發現葉劍英座駕，牌照號碼曆曆在目。驚魂之下，徘徊再三，施決定扣壓這張照片，隱匿不報。此事天知地知，密報者不知，葉本人不知，毛澤東不知，僅施一人知。車內究竟是葉，抑或他人？施事前不敢與葉言，事後不久已經淪為階下囚，更不能與葉言。唯一可測可度者，毛澤東病中聞天安門亂起，倘獲悉葉帥座駕於廣場出沒，斷不會僅以老病開缺之。“黑手”雲雲，有此證據，上掛下聯，鎮壓之凶狠，株連之廣大，將大出一圈。此事說小，不過是一軍人對前輩動惻隱之心；說大，則大至血海般幹係，有可能牽動下半年懷仁堂事變能否發生，如何發生。我為施義之當年敢有如此擔待而感佩，也為他此後遭遇而唏噓。如果說他“反革命”，真罪狀是在這裏，而不在被指控的其它方麵。我今披露此事，一是為老人去世十幾年，墓木已拱，史料雖為孤證，待考，卻也不能隨其埋葬；二是為包括我本人在內的史學同行引戒，知史方治史，一九七六年兩件大事，上半年廣場沸騰，下半年宮苑突變，並不像當事者自言、官史者編撰那樣簡單。
第三件意外，施義之自己並未說及，我是為施言所動，回滬後征信於顧準家族另一知情人，偶然獲悉。顧準晚年妻離子散，孩子們投靠誰，誰在庇護？我們當年或追述或紀念，卻把這一背景忘記了，其實還是施義之。顧準遺孤數人，施義之亦有子女數人，皆為知青，上山下鄉，年終返京探親，就在施家打地鋪，一地鋪睡十幾人。節後離京，施義之讓原部隊警衛員去內蒙草原打黃羊，施操刀均分，一人一份，送他們上路。上峰提醒施義之，不該收容反革命子女，要注意影響。施回答：他們的父親是反革命，我已經與他劃清界限，他的孩子是“可教育好子女”，我不能把他們推出門外，總要有一點人道主義？顧準晚年欲見老母而不可見，就是在這一背景下發生的。
施當時已覺身處險境，尤其是第一次天安門事件後。有一次借工作匯報，向江青請辭，脫離公安部，返回老部隊。江青怒斥：這是革命需要，你不要不識抬舉！從此不敢請辭，一直到一九七六年下半年懷仁堂事件發生，天地翻轉，施作為“三種人”或“謝富治代理人”，被隔離，被審查，終被雙開除，淪為“牛鬼蛇神”。
我與施義之隻有這一次“初見”，再無“複見”。當時交淺言深，感謝他信任，說好第二次帶錄音機去，記錄他的“口述史”。不料剛回滬，十天後高南來電話，說施老先生突發腦溢血去世。發病原因很多，但那一天見麵後，他一連幾天難以平靜，也是原因之一。此後是我難以平靜，老人遽然離世，豈非我之罪？
我今以施義之往事，紀念顧準逝世三十五周年，以贖前衍。是否褻瀆顧準？起顧準於黃泉，他也會同聲一歎：“我們這一家為什麽總是蹺蹺板，總要有一頭是反革命？”顧準之悲劇，雖千萬人吾往之，可謂“驚天地”；施義之用盡被棄，也是悲劇，可謂“泣鬼神”，這是悲劇之正反，卻發生在同一個家族裏，這就是一個家族的悲劇了，而是時代悲劇。所謂“驚天地而泣鬼神”，從此我另有所解。祭神，神如在，鬼也在，這就是我們的時代。生活比文學更文學，已不勞小說家言，麵壁虛構。但在我們的文學中，是讀不到神鬼天地，人間世界的。而我長遠不讀文學，尤其是現當代中國文學，文學回避了生活，也會跳大神，那是另一種神。說“當今中國文學處於最好的時代”（王蒙近語），唱“縱做鬼，也幸福”（王兆山近詩），既不“驚天地”，也不“泣鬼神”，隻是討活人歡喜。這兩人是應該搭檔，一起去法蘭克福的。離開這些“二人轉”，去讀真實的日子，能紀念顧準，能紀念一個前任部長的悲劇，也能戳穿另一個前任部長的誑語。
原文載於：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25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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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夏快遞 : 易中天：顧準的絕望之望
發布者 thchen 在 10-09-09 01:49
易中天
1974年11月11日，顧準被確診為癌症晚期，癌腫大如雞卵，卡在心髒與氣管之間，並已擴散，實際上已無法醫治。這時的顧準，可真如批判他的那些人所言，隻有“死路一條”了。對於顧準這樣的革命者來說，死原本不足畏。甚至，由於他多年來受盡苦難受盡折磨，死亡於他，可能還是一種解脫，至少不比生來得沉重。然而顧準卻死不暝目。
因為直到臨終那一刻，他的五個子女沒有一個來看他。
顧準的子女和他正式斷絕關係，大約是在1967年底。此前，同年1月18日陰曆小年夜，妻子汪璧已提出離婚，在家的孩子也開始不再理他。這當然是因為顧準第二次被打成“右派”，並且成了“極右派”，而“文化大革命”已全麵展開，政治形勢變得更加嚴峻。在這個人人朝不保夕的日子裏，顧準繼續留在家中，隻會給這個家庭帶來更大的災難。考慮到“1957年以來我欠下這個家庭這麽多債，以後不應該再害親人”，顧準同意了妻子和子女的要求。而且，說實在的，他不同意也得同意。
但，藕雖斷，絲相連；人還在，心不死。離開家庭孤身一人過著形影相吊生活的顧準，無時無刻不在思念著妻兒。他甚至癡情到這種程度：剛剛挨完批鬥，擦一把臉，便抓緊時間搞翻譯，還天真地幻想著今後能用這些稿費補貼子女。至於一次次的找尋，一次次的聯絡，一次次的托人傳話，就更不在話下。現在，他已經病入膏肓，行將就木，就是想“害人”也害不了啦！在這人生的最後日子裏，他多想看看自己的子女呀！哪怕隻看一眼也好啊！
被老友陳易稱為“英雄肝膽，兒女心腸”的顧準，此刻幾乎隻剩下這唯一的一個心願了。他的另一個心願——完成宏大的研究計劃，已無法實現。但不能再寫作，是沒有法子的。再見子女一麵，總是可以想辦法的吧？這個念頭如此的強烈，以至於顧準咬緊牙關，又做了一件違心的事。
在顧準被確診為癌症晚期後，在他朋友們的強烈呼籲下，經濟研究所決定給他摘掉“右派”帽子，但前提條件或者說必須履行的手續，則是在一張預先寫好“我承認，我犯了以下錯誤……”的認錯書上簽字。這對顧準，無異奇恥大辱，同樣將死不瞑目。因此，盡管來人反複說明，他們完全出於好意，顧準仍倔強地表示，承認錯誤是萬萬不能接受的。他不需要、也不在乎摘什麽帽子。但是，當他聽朋友們說，“如果你摘了帽，子女們就會來看你”，顧準忍痛含淚用顫抖的手簽下了這個死都不肯簽署的文件。他流著淚對駱耕漠、吳敬璉說：我簽這個字，既是為了最後見見我的子女，也是想，這樣也許多少能夠改善一點子女的處境。這可真是“可憐天下父母心”！顧準的這份癡情實在感天動地，就連經濟所“革委會”的負責人也動了惻隱之心，去信給顧準的幼子，要他們來醫院護理。
然而得到的答複是：不來，不來，就是不來！顧準的幼子顧重之(一個才二十出頭的年輕人)回信說：“在對黨的事業的熱愛和對顧準的憎恨之間是不可能存在什麽一般的父子感情的。”“我是要跟黨跟毛主席走的，我是決不能跟著顧準走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采取了斷絕關係的措施，我至今認為是正確的，我絲毫也不認為是過分。”
他們終於一個都沒來。恩斷義絕，何至於此，何至於此啊！
顧準的家庭悲劇，無疑是當時千萬個家庭悲劇之一例；與“有問題”的父母“劃清界線”，也是當時帶有普遍性的一種行為，而且受到肯定和鼓勵。問題是，並非所有“黑幫”、“走資派”、“三反分子”、“牛鬼蛇神”的子女配偶，都跟他們斷絕關係。劉少奇的沒有，鄧小平的沒有，陳寅恪的沒有，錢鍾書的沒有，我認識的一些人也沒有。就算聲明“劃清界線”、“斷絕關係”，也不過是明斷暗不斷，或者在運動初期揭發批判，運動後期又重返家庭。至少，在其彌留之際，總要來盡點人子的義務。正如顧準悵然慨歎的：“人都快死啦，還怕受什麽影響？”像顧準子女這樣“絕情”的，還真不多見。
原因究竟何在？是他的子女不好嗎？不是。顧準曾對他的“小朋友”徐方 (咪咪)說：我的子女，那可是叫花子吃老鴨——個個好哇！是他們當真來不得嗎？也不是。軍宣隊發了通知，經濟所“革委會”也希望他們來，政治上還能有什麽問題？再說顧準的告別儀式，長女顧淑林和長子顧逸東也去了麽！難道活人見不得，死人就見得？到醫院去護理病人是“劃不清階級界線”，參加告別儀式就是“階級立場堅定”？講不通嘛！那麽，是他們和父親沒感情嗎？更不是。顧準是不怎麽管家顧家。早期工作忙，沒時間；後來當右派，沒資格。何況被隔離審查和送去勞改又有好幾次。但不等於子女們就從未得到過父愛，更不等於對他們父親的死活就無動於衷。參加告別儀式那天，顧淑林和顧逸東特意提早一個半小時趕到協和醫院，等著向父親的遺體告別。儀式結束後，姐弟兩人抱頭痛哭，“心中的哀傷難以言傳”。事後，顧逸東把一切責任都攬了下來：“過去的事情，都是我這個做兄長的責任，請求世人不要責怪我的弟妹。”可見，他們既非無情無義之人，也非品質惡劣之人，然而他們的所作所為卻又實在難以讓人接受和理解。
是不好理解，再怎麽說，顧準也是他們的爹呀！沒錯，當時的顧準確實又“黑”又“髒”，誰沾邊誰倒黴，但也不是人人避之唯恐不及。顧準的弟弟陳敏之、老朋友駱耕漠、弟子吳敬璉等等就沒有回避（顧準病危時他們都在床前陪伴），就連張純音的女兒咪咪（徐方），一個十幾歲的小女孩，也和顧準成為朋友。就在顧準的子女拒絕來醫院看望護理他時，遠在蘭州的咪咪卻給她敬愛的顧伯伯寫信說：“我就是你的親女兒。”兩兩對比，難道不發人深思嗎？難怪當顧淑林和顧逸東參加告別儀式時，一位老先生看他們的眼光，會“像刀子一般”。
我曾經一遍遍問自己，有些話，有些事，顧準能不能不說、不做？結論是不能。 1962年秋，顧準曾在蘇州和張秀彬、徐文娟夫婦徹夜長談。在說到曆次運動和極左路線造成的種種災難，說到“大躍進”和“共產風”時，顧準悲從中來，憤怒地喊道：“老和尚不出來檢討，不足以平民憤啊！”表妹徐文娟聞言大驚失色，這不是“犯忌”嗎？顧準當然也知道這話有“違礙之處”，但他不能不說。因為他在商城縣之所見，不是什麽“形勢大好”，而是哀鴻遍野，人爭相食。他親眼看見老百姓一個個被活活餓死，生計無著，求告無門。如果他不說出來，天良何在？
不能說，又不能不說，這是矛盾所在，也是痛苦的根源。
這種痛苦於知識分子尤甚。因為知識分子非他，乃是社會的良知與良心。如果知識分子發現了社會的錯誤，看見了社會的不公，也裝聾作啞，視而不見，充耳不聞，甚至昧著良心說假話，那就愧稱“知識分子”，沒臉在世上做人。但是，麵對社會的錯誤和不公，知識分子又是最無能為力的。百無一用是書生。他一無權，二無勢，三無財，四無力，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又能幹什麽？唯一能做的，也就是把眼之所見耳之所聞心之所想說出來吧？叫他不說，哪裏做得到？
因此，該說還得說。而且，還得說真話，不說假話。這裏說的“真”，不是真誠，而是真實。“文革”中，有多少人“真誠”地說假話啊！以至於事後一想起來就羞愧難言——不僅為“假話”，更為“真誠”。顯然，真實才是更重要的。你可以不把所有的真實都說出來，但說出來的必須真實，這也是一條底線。
至於顧準，對自己的要求就更高了。他不但要求自己所說的全部真實，而且還要把所有的真實都說出來。這就注定了他必定要受苦受難。因為即便隻是不說謊，有時也是要受罪的。“文革”中，顧準因為不肯按照某些人事先指定的內容或思路交代問題、出具證明，便不知挨了多少打。但在顧準看來，無論出賣靈魂，還是出賣朋友，都是不可容忍的可恥行為；而實事求是和決不為虎作倀，則是做人的起碼準則。為此，他甚至不願意對與他有隙、曾經整過他的人落井下石，更不要說把患難與共的同誌和朋友出賣給惡魔了。1965年2月，他被康生下令秘密逮捕。麵對威脅利誘，顧準不惜以絕食相抗爭，打死不開口，使張聞天、孫冶方、駱耕漠、狄超白、林裏夫、巫寶三、李雲等人和各個時期的熟人無一受到政治牽連，自己卻因“態度特別惡劣”而罪加一等，成為“極右派”。
顧準為扞衛人格尊嚴和保護他人吃了不少苦頭，卻也贏得了相當多的尊敬。和他共過事尤其是共患難過的人，都公認他是頂天立地的男子漢、寧折不彎的硬骨頭，也是可以以生死相托的正派人。因為顧準對朋友不但忠誠信任，而且體貼入微。老戰友陳易因為議論毛澤東和江青而被打成“反革命”，顧準不顧自己身處逆境，常常去看望他，卻不讓他來看自己。顧準對他說，我是死老虎，名分已定，你還沒有結案，別讓他們找到岔子。陳易說話嗓門大，顧準怕他禍從口出，陪他散步時總是挑僻靜處走。1974年12月2日23時，顧準的生命已細若遊絲，卻惦記著守護在旁的弟子吳敬璉，要他“打開行軍床休息”。誰都沒有想到，顧準拚死掙紮講出的這句話，竟是他的“最後遺言”。
人間自有公道，付出總有回報。顧準的俠義贏得了敬重，顧準的真心換來了友情。顧準臨終前，守護在他身邊的，正是這些以心換心的朋友。雙目幾近失明的學部委員(即院士)駱耕漠，拄著拐杖，頂著寒風，四處奔走央告，八方輾轉求人，終於讓顧準住進醫院，延得名醫 (其間亦多虧中國醫學科學院黨委書記楊純和鐵道兵某兵團政委張崇文的俠肝義膽)。年過六旬的林裏夫，不顧自己頭上有“帽子”，身上有重病，堅持每天由他為主護理顧準，做飯、喂藥、倒便，一手包下。林裏夫和陳易還把自己的女兒也喊到醫院來幫忙。摯友張純音，弟子吳敬璉，更是一有時間就守在床前。在最後的歲月裏，有如此之多的友情，顧準真是“痛並快樂著”。
的確，顧準是不幸的。直到含冤去世，都沒能見上子女一麵，也沒能見到睽違十載的老母親。那時，他的慈母就住在公安部大院，距顧準的住處隻有一街之隔，卻彼此望穿雙眼不能一見。在那個不見天日的年月裏，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顧準，隻能孤身一人在無邊的黑暗中蜷縮著身體舔食自己的鮮血、淚水和恥辱。顧準又是幸運的，他有那麽多關心他愛護他的好人。在他兩次落難之後，是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兩次收留了他。這實在是顧準不幸中之萬幸。經濟所是一個人才薈萃的地方。張聞天、孫冶方、駱耕漠、狄超白、林裏夫、巫寶三，還有年輕的張純音、吳敬璉，皆為一時之選。更重要的是，他們都是正直正派重感情的人。這就造成了一個奇跡：當人與人的關係變得比狼與狼的關係還不如時，顧準的周圍卻散發著人間的溫暖。沒有這溫暖，顧準活不下來，也不可能留下那麽豐富的思想遺產。
事實上，正如王元化先生所說：“人活著不僅需要使自己溫飽，還需要精神養分，而友情就是其中的一種。”也正如王元化先生所說，顧準能獲得如此之多的友情，“證明中國有些人縱使處在最惡劣的環境下，仍舊良心未泯，他們心中那朵正義的火焰始終在燃燒”[《〈顧準全傳〉序》］。是啊，沒有良知、良心、正義感，就不會有什麽真正的友情，更不會有知識者和思想者的友情。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知識固然重要，人品就更重要。顧準的幸運，就在於他遇到的人，不但學問好，而且人品好。在這些人看來，他們在顧準危難之時伸出的援手，不過是一個正派人該做的事，是應當應分的。正如事隔多年以後駱耕漠接受采訪時淡淡地說的：“做人嘛，應該這樣。”
做人，才是最根本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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