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這個標題的時候,我的腦海裏不由自主地浮現出幼時聽到的一個笑話。
這個笑話是這樣的——語文老師操著普通話腔調教學生生字:“黑,黑,黑板的黑!”
這時有個調皮的小男孩在東張西望,老師一怒,揮著教鞭嗬斥:“看盒(黑)板!”
記得當時我跟眾兄弟姐妹一起笑得前仰後合。多年之後,大舅家的二表哥跟二姨家的表姐夫到杭州來玩,想吃餃子,滿大街挨著小飯館問人家:“有沒有姑子?”
這個“姑子“,不是尼姑的那種叫法,“子”是輕聲,“姑”接近於三聲,但是比三聲短促,音調微微下挫。
飯館老板聽得茫然,搖頭不知所以。
回來講給我們聽,我跟弟弟拍手大樂,說:“什麽姑子?還和尚呢!你要問有沒有水餃,人家才知道你說啥。”
表哥和表姐夫撓頭。你看不懂普通話,白餓了一天。
至於膠東人為什麽把餃子稱作“姑子”,我想大約跟包的方法有點關係吧。我姥姥媽媽姨媽包餃子,全是用兩手的拇指和食指合起來一捏,箍出來的,所以叫“箍子”?
不管怎麽說,膠東還是屬於廣大的北方方言區,雖然個別的用語有別於普通話,但是大部分的詞匯跟普通話發音類似,相互之間容易懂得彼此。因此在我們那個時代有個奇怪的現象,出外交流,南方人尤其是非北方方言區的人更容易操普通話,而北方方言區的人更容易說自己的方言。
用我表哥的話來說,那就是——我說的不就是普通話嗎?
上小學之前我帶著一口膠東土音從蓬萊遷居濟南,住在濟南軍區歌舞團大院。大院裏住著一些當兵的,我不清楚他們說的是哪種方言,現在想起來很大的可能是濟南話。好笑的是,盡管濟南話土得掉渣,這不妨礙個別大兵們用模仿我的膠東口音來取笑我。
我見過唯一對自己的母語方言最謙虛的人是杭州人。幾乎所有我見過的杭州人都認為杭州話難聽,沒有上海話和蘇州話那麽綿軟動人,更沒有普通話的雍容大氣。我的幾乎所有的杭州本地的同學同事都說,要讓孩子學好普通話,至於杭州話,不會就不會了,不學也無所謂。
什麽拯救滬語拯救粵語,杭州人從來沒有提出過類似的口號,似乎也從來沒有過這種想法。
而杭州人的下一代,還真有根本不會說杭州話隻會說普通話的孩子。
與杭州人相反,上海人對於自己的方言有著獨特的感情。上海人因為愛說上海話,有時候甚至不分場合和地點,有些自絕於全國人民的而不自知的樣子。記得有一次從上海回杭州,對麵坐一個上海中年男子,說起杭州人對上海人的不友好,很不解地問我:為什麽啊為什麽?我們當初幫杭州人是那麽的無私。
我問他:“你們出了上海,為什麽不說普通話呢?”
他說:“不習慣,說不好。”
上海的報紙經常性地討論上海話,訴說著上海話的變遷與發展,海外上海人和本土上海人說的上海話已經不盡相同。即使在工作場合,隻要上海人跟上海人在一處,鐵定你能聽見像滾玻璃珠一樣叮當清脆但是不失圓潤溫婉的上海話傾斜而出。但是隨著新一代的成長,教育部狠抓普通話教育,上海人的普通話越說越好,越說越自然。
在上海工作若幹年,坐在公共汽車上,經常碰到三五成群的上海中學生。他們往往是雙語混說——用上海話聊天,聊著聊著,如果想強調某一句話,會用普通話重複一遍,以示這句話是重點,需要被重視。
這就是雙語環境中的孩子運用語言的特點。而這個特點,說單一語言的人是不能理解的。
這一突出的特點,在海外歸來說英語的人群中表現得最為顯著。而國內對於這種中英文夾著說的做法的歧視與鄙視,是從錢鍾書的《圍城》開始的。
這種鄙視演繹得最激烈的時候,就出現了天津衛視的職場秀《非你莫屬》中的主持張兆剛與求職者劉俐俐的衝突。
24歲的海歸女劉俐俐,有點個性,上電視節目想謀求一份文字編輯工作,卻遭到主持人和招工單位代表組成的評審的指責、質疑、語言攻擊,被形容為“目光凶狠”、“笑容狂浪”,敗下陣來。這個叫劉俐俐的海歸女得到了網友幾乎一邊倒的同情和讚賞,其中還 包含洪晃、姚晨、文章、馬伊琍等明星大腕。而主持人張紹剛(央視《今日說法》主持人之一)則被指責心胸小、沒風度、尖酸刻薄,有網友表示“占有在公眾中煽 動情緒話語權的主持人太霸道,此風不可開”。
這個聽起來匪夷所思的事件的根本原因,是劉俐俐在上場的時候秀了一段英文,並用中文夾著英文回答了現場嘉賓的幾個問題,同時她說的“英雄雙行體”主持人張紹剛聞所未聞。
海歸的中英文夾著說,被認為是賣弄英文。
在某個采訪中張紹剛承認他煩說英語的人。他在節目中不止一次地為難小留學生。
中英文夾著說是賣弄英文?
作為在海外生活的華人,我要大吼一句——冤,真的很冤,比竇娥還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