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慕譚 | 胡適對魯迅的評價

魯迅與胡適，思想立場上的對立，在魯迅生前已頗明顯。

1925年的女師大風潮中，魯迅力挺許廣平等女學生，痛罵女師大校長楊蔭榆、學者陳源。胡適則呼籲“學校為教學的機關，不應該自己滾到政治漩渦裏去，尤不應該自己滾到黨派政爭的漩渦裏去”。魯迅遂嘲諷胡適“將自己的魂靈梟首通衢，掛出了原想竭力隱瞞的醜態。醜態，我說，倒還沒有什麽丟人，醜態而蒙著公正的皮，這才催人嘔吐。”

1927年，胡適欲北上，顧頡剛給他寫信，極力勸阻，理由是“這幾年，周氏兄弟假公濟私，加以（孫）伏園、川島（章廷謙）們的挑撥，先生負謗亦已甚矣，在這國民革命的時候，萬不可再使他們有造謠的機會，害了先生的一生。這是我和淚相勸的一件事，請先生聽我罷！”顧氏之言雖不免誇張，卻也可見魯迅對胡適的惡感已非一日。①

1929年，胡適曾公開稱讚魯迅的《水滸傳》研究“很細密周到，我很佩服”。但二人的關係已難挽回。1933年因反對“民權保障同盟”把法律問題弄成政治問題，反對將牛蘭夫婦放入要求當局“無條件釋放”的名單之中，胡適再次被魯迅痛罵成顛倒黑白、標榜仁義道德的“幫忙文人”。②

同年，魯迅還曾嘲笑“胡適博士不愧為日本帝國主義的軍師”。緣由是胡適在答記者問時說了一句“日本隻有一個方法可以征服中國，即懸崖勒馬，徹底停止侵略中國，反過來征服中國民族的心”——在接受記者采訪之前，胡適剛剛在《獨立評論》上刊文《日本人應該醒醒了！》，告誡日本：“即令日本的暴力更推進一步乃至千萬步，即令日本在半年一年之內侵略到整個的華北，即令推進到全海岸線，甚至於深入到長江流域的內地，——我們還可以斷言：中國民族還是不會屈服的。……日本的愛國者，日本的政治家，到了這個時候，真應該醒醒了。”③

《獨立評論》魯迅是能看到的，如此嘲諷，似已脫離就事論事的原則，而摻雜著對胡適的個人成見在其中了。

對於魯迅的攻擊，胡適鮮有回應。

1936年10月19日，魯迅病逝。11月，蘇雪林致信胡適，痛斥“魯迅的心理完全病態”。胡適在回信中為魯迅辯護：“我以為不必攻擊其私人行為。……他已死了，我們盡可以撇開一切小節不談，專討論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麽……凡論一人，總須持平。……魯迅自有他的長處。如他的早年文學作品，如他的小說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信中，胡適還替魯迅分辨，說他的《中國小說史略》並非抄襲之作。④

當然，胡適也未將魯迅視為自己的同路人。

蘇雪林在信中自居右派，也視胡適為右派，指責魯迅“本是個虛無主義者，他的左傾，並非出於誠意，無非借此沽名釣利罷了。但左派卻偏恭維他是什麽‘民族戰士’，‘革命導師’，將他一生事跡，吹得天花亂墜，讀了真使人胸中格格作惡。”主張“取締魯迅宗教宣傳”。⑤

對於蘇雪林的上述指控，胡適雖不讚同（“我以為不必攻擊其私人行為”），卻也表示“我很同情於你的憤慨”。⑥

胡適等人1930年代創辦的刊物《獨立評論》

然而，到1956年，胡適卻忽而覺得魯迅是自己的同路人。

據學者周策縱回憶，1956年，“胡先生曾告訴我：‘魯迅是個自由主義者，絕不會為外力所屈服，魯迅是我們的人。’”⑦

周策縱的這段回憶，近年來已成為諸多魯迅研究者在評價魯迅時必然提及的材料，甚至有學者據此認定，魯迅真是一個“自由主義者”（如林曼叔）。

“自由主義”究竟是什麽，本文不欲展開討論。但魯迅當年在《論“第三種人”》中嘲諷胡秋原時，是絲毫見不到“自由主義”氣息的——胡秋原在1931年提出“自由人”的觀點，認為知識分子不應局限於階級和政黨，應站在自由獨立的立場上發聲；允許革命文學自由存在，也要允許小資產階級文學、浪漫主義文學自由存在。魯迅的意見截然相反：自由人也好，第三種人也罷，“一定超不出階級”，其作品“又豈能擺脫階級的利害”。⑧這種“階級”理念，與“自由主義”之間的鴻溝，恐非胡適一句“魯迅是我們的人”就可以填平。

其實，胡適也非是真的認為魯迅在思想上與自己同調，是個“自由主義者”。

1959年，在給吳相湘的信中，胡適對陳獨秀和魯迅的思想變化，曾有如此一番非常遺憾的追憶：“陳獨秀若不脫離北大，若不因偶然的事永離北京，他後來的思想可能不會……，而中國思想與政治的演變也可能完全大不相同。魯迅也是如此。他若不離開北京，可能不會演變到後來那樣子，我看他一九三五年給胡風的信，很感覺他晚年很痛苦，但已無法子解放自己了。”⑨

據此信可知，胡適晚年對自己和魯迅在思想上的差異，非常清楚。他之所以在1956年說“魯迅是我們的人”，重心實是落在了“絕不會為外力所屈服”這幾個字上。同年4月1日，胡適致雷震函可資佐證。胡適說：“你們在台北若找得到《魯迅書簡》，可以看看魯迅給胡風的第四封信，就可以知道……”（這封信的主要內容，是魯迅對胡風傾訴自己被左聯掌舵人周揚各種擺布“有苦說不出”）

簡言之，胡適看重的，是魯迅為自由而反抗的精神。

1959年，胡適在南港。

胡適在1956年想起去世整整20年的魯迅，似非偶然。

這年10月，胡適借祝壽的名義，公開撰文勸蔣介石“要能夠自己絕對節製自己”“守法守憲”，約束自己的權力，做到“無智、無能、無為”。結果引火燒身。蔣經國化名“周國光”，撰寫《向毒素思想總攻擊》一書，將胡適定性為“思想上的敵人”，以“特種指示”名義秘密印發至基層單位，以“策動全體黨員有計劃的展開行動”批判胡適。這場批判持續了大半年。⑩

胡適在1956年對魯迅的懷念，其實可以用魯迅1927年的一段演講來解釋。魯迅說：“中國人的性情是總喜歡調和，折中的。譬如你說，這屋子太暗，須在這裏開一個窗，大家一定不允許的。但如果你主張拆掉屋頂，他們就會來調和，願意開窗了。沒有更激烈的主張，他們總連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魯迅還說，胡適當年提倡“文學革命”，好比開窗，反對聲浪是很高的；但錢玄同冒出來主張廢掉漢字，好比拆掉屋頂，胡適的“文學革命”就少了阻力，白話文隨後也漸漸流行了起來。?胡適在1956年公開勸蔣介石“無智、無能、無為”而遭到批判，自然很容易懷念起魯迅來。

注釋

①②《魯迅當年，如何痛罵胡適？》，短史記第519期。

③胡適，《日本人應該醒醒了！》，原載1933年3月19日《獨立評論》第42號。

④胡適致蘇雪林，1936年12月14日。

⑤⑥胡適、蘇雪林，《關於當前文化動態的討論（通信）》，收錄於《1913-1983魯迅研究學術論著資料匯編 2 1936-1939》，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6，P689-693。

⑦1999年7月31日，旅美學者周策縱為祝賀胡適思想國際研討會召開，曾作詩雲：“‘錚錚如鐵自由身，魯迅終為我輩人。’四十三年前告我，一言萬世定新猶。”詩後附言道：“五十年代中期，胡先生曾告訴我：‘魯迅是個自由主義者，絕不會為外力所屈服，魯迅是我們的人。’今言猶在耳，恍如昨日也。”見：林曼叔，《文學歲月》，文學評論出版社有限公司，2010，P159-160。

⑧魯迅，《論“第三種人”》，原載於1932年11月1日《現代》第二卷第一期。

⑨胡適，《致雷震》，1956年4月1日。

⑩1957年7月26日，胡適致信趙元任，胡適如此解釋自己返回台灣：“這大半年來所謂圍剿《自由中國半月刊》事件。其中受圍剿的一個人就是我。所以我當初決定要回去，實在是為此。(至少這是我不能不回去的一個理由。)我的看法是，我有一個責任，可能留在國內比留在國外更重要，——可能留在國內或者可以使人‘take me more seriously’……”

?魯迅，《無聲的中國》，1927年2月16日在香港青年會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