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環境，認識自己（七）

（山靜）
 

二。 第二波女權主義

        20世紀60年代中後期，美國長達十餘年的民權運動（Civil Rights Movement：1954-1964）隨著1964年民權法* (Civil Right Act) 的通過進入尾聲，繼而代之的是更激進的黑人和其他各少數族裔的獨立自主社會運動。1963年，著名女權主義者Betty Friedan 所著的 ”The Feminine Mystique” 麵世。她在書中捅破了白人中產階級家庭婦女 “幸福家庭生活”的麵紗，把社會強加在她們身上的囿於家務的枯燥，壓抑，與世隔絕的孤獨生活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並指出現存社會體製的方方麵麵（包括廣告業，婦女雜誌，以及弗洛伊德心理學）都對婦女的境遇難辭其咎。這本暢銷書的出版所產生的社會反響，真可謂一石激起千層浪。到60年代後期，女權主義運動在美國各地已是蓬蓬勃勃，方興未艾。各種以喚醒婦女平等意識，改變婦女社會地位為宗旨的群眾團體雨後春筍般湧現。這就是第二波女權主義運動，時間跨度從60年代至80年代。在眾多不同的派係中，最有影響的兩支是“婦女權利派”和“婦女解放派”。前者以爭取婦女的平等權力為目標。後者的目標則更深廣宏大，要實行徹底的社會改革，不僅在政治上，法律上，還包括家庭，教育，宗教等基本的社會製度，從根本上改變婦女的社會地位。在理論基礎上，“權利派” 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第一波自由女權主義的延續，而“解放派”則承襲了更激進的哲學思想，發展成為社會主義女權主義，和激進女權主義。社會主義女權主義的一個根本特征是把婦女受壓迫的從屬地位歸於資本主義社會製度本身，及其與男權製性別關係相結合產生的社會問題。而激進女權主義則把男權製度的社會關係作為婦女受壓迫的主要原因。

 

社會主義女權主義 

 

在十九世紀中至下葉的歐美，受法國革命（1789-1799），美國南北戰爭（1861-1865）結束及廢奴，西部擴張，大規模城市化等曆史性社會發展的影響，資本主義和工業化突飛猛進。這種社會大環境為英國婦女參政運動和美國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的女權主義運動 （屬第一波）奠定了基礎，也激發了各種不同的社會政治思想和社會學理論。其中不僅滋生了自由主義政治思想哲學，也孕育催生了馬克思主義。

 

            以自由主義哲學思想為理論基礎的自由女權主義鎖定個性自由和婦女同等權利為主要目標。這類女權主義者們在意識形態與行為上大都囿於其階級和種族的局限。例如，Susan B. Anthony, 第一波女權主義領軍人物之一，就利用種族主義和反移民的言辭為媒介在白人中獲取民心，擴展女權組織成員 (DuBois, 1978; Dye, 1980)。

 

        然而，在這一時期中，也有不少更激進一些的女權主義者衝破階級局限，與工人階級婦女組成聯盟，並開始在理論上思考性別，種族，和階級不平等的內在聯係。社會主義的女權主義先驅人物包括有Charlotte Perkins Gilman (1860-1935), Emma Goldman (1869-1940), Anges Smedley (1892-1950) 等。她們在思想上受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在意識形態上首先是社會主義者，把婦女的從屬受壓迫地位與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經濟剝削製度聯係起來。把婦女解放運動看做是整個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

2013 7 15

* The Civil Rights Act 是社會的一大進步。1965年緊跟著通過了移民法修改案，給不同國家和地區同等移民機會 （equal quota), 結束了1924年通過的National Origin's Act (禁止有色人種移民，歐洲人除外）。在此之前，國會在1882年通過 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 禁止華人移民，而與日本則簽了 The Gentlemen's Agreenment， 控製其移民數量。當時日本正處於工業化上升階段，而中國清政府正走下坡路淪為半殖民地。二戰期間，中美是盟友，作為一個friendly gesture, 允許每年150 名華人移民（Joseph Healey,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