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知名經濟學家張維迎,先前在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畢業典禮上作為教授代表致詞時,談到推動和捍衛自由,是每一個關心中國命運的人的責任,更是每個北大人的使命。而不捍衛自由,就配不上“北大人”的稱號。結果,這篇演講在刊出後,不到半天時間火速遭到撤除,被兩岸各界譏諷。
7月1日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2017年的畢業典禮,張維迎代表教授發表題為“自由是一種責任”的演講,但北大國發院官方微信帳號刊出後不久就被下架,搜狐刊登的演講全文,也在24小時內消失,引起不少網友議論。
以下是網絡上流傳的張維迎演講全文:
同學們好!首先祝賀大家畢業!
“北大人”是一種光環,也是意味著責任,特別是對我們這個苦難深重、飽受蹂躪的民族的責任。
中華文明是世界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並且是唯一延續至今的古老文明。古代中國有過輝煌的發明創造,為人類進步做出了重要貢獻。但在過去500年,中國在發明創造方麵乏善可陳。讓我用數字說明這一點。
根據英國科學博物館的學者Jack Challoner的統計,從舊石器時代(250萬年前)到西元2008年之間產生了1001項改變世界的重大發明,其中中國有30項,占3%。這30項全部出現在1500年之前,占1500年前全球163項重大發明的18.4%,其中最後一項是1498年發明的牙刷,這也是明代唯一的一項重大發明。在1500年之後500多年全世界838項重大發明中,沒有一項來自中國。
經濟成長源自新產品、新技術、新產業的不斷出現。古早的社會隻有農業、冶金、陶瓷、手工藝等幾個行業,其中農業占據絕對主導地位。現在我們有多少個行業?按照國際多層分類標準,僅出口產品,兩位數編碼的行業有97個,4位數編碼的行業有1222個,6位數編碼的行業有5053個,而且還在不斷增加。這些新的行業全是過去300年裏創造的,每一件新產品都可以追溯到它的起源。在這些眾多的新產業和新產品中,沒有一個新行業或重要產品是中國人發明的!
以汽車產業為例。汽車產業是1880年代中期由德國人卡爾˙奔馳、戴姆勒和邁巴赫等人創造的,之後經曆一係列的技術進步,僅從1900到1981年間,就有600多項重要創新(Albernathy, Clark and kantrow(1984))。中國現在是第一汽車生產大國,但如果你寫一部汽車產業的技術進步史,榜上有名有姓的發明家數以千計,裏麵有德國人、法國人、英國人、意大利人、美國人、比利時人,瑞典人、瑞士人、日本人,但不會有中國人!
即使像冶金、陶瓷、紡織等這些在17世紀之前中國曾經領先的古早行業,過去三百年裏的重大發明創造,沒有一項是我們中國人做出的。
我要特別強調一下西元1500年之前和1500年之後的不同。1500年之前,全球分割成不同的區域,各區域之間基本處於封閉狀態,一項新技術在一個地方出現,對其他地方的影響微乎其微,對人類整體的貢獻非常有限。比如說,東漢的蔡倫於西元105年發明了造紙,但中國的造紙技術到西元751年後才傳到伊斯蘭世界,又過了三、四百年才傳到西歐。我上國小的時候,練字還得用土盤,用不起紙。
但1500年之後,全球開始一體化,不僅技術發明的速度加快,技術擴散的速度變得更快,一項新技術一旦在一個地方出現,很快就會被其他地方引進,對人類整體的進步發生重大影響。比如,德國人於1886年發明了汽車,15年之後,法國成為世界第一汽車生產國,又過了15年,美國取代法國成為第一汽車生產大國,到1930年,美國汽車普及率已達到60%。
因此,1500年之後,創新才真正有了國家間的可比性,誰優誰劣一目了然!中國在過去500年沒有做出一項可以加載史冊的發明創造,意味著我們對人類進步的貢獻幾乎為零!比我們的祖先差遠了!
我還要強調一下人口規模問題,國家規模有大有小,國家之間簡單比較誰的發明創造多,容易產生誤導。
理論上講,給定其他條件,一個國家的人口規模越大,創新越多,技術進步越快。並且,創新之比與人口之比是指數關係,不是簡單的等比例關係。原因有二:第一,知識在生產上具有重要規模經濟和外溢效應;第二,知識在使用方麵不具有排他性。
10多年前,美國物理學家Geoffrey West等人發現,在城市生活中,人類的發明創造與人口的關係遵循正5/4指數縮放規則:如果一個城市的人口是另一個城市的10倍,那麽,發明創造總量是後者的10的四分之五次方,即17.8倍。
以此來看,中國對世界發明創新的貢獻與中國的人口規模太不成比例。中國人口是美國人口的4倍,日本的10倍,英國的20倍,瑞士的165倍。按照知識創造的指數縮放法則,中國的發明創造應該是美國的5.6倍,日本的17.8倍,英國的42.3倍,瑞士的591倍。
但實際情況是,近代500年裏,中國在發明創新方麵對世界的貢獻幾乎為零,不要說與美國、英國比,我們甚至連瑞士的一個零頭也達不到。瑞士人發明了手術鉗,電子助聽器,安全帶,整形技術,液晶顯示器,等等。中國人民銀行印刷人民幣使用的防偽油墨是瑞士的技術,中國生產的麵粉有60%至70%是由瑞士布勒公司的機器加工的。
問題出在哪裏?難道是中國人基因有問題嗎?顯然不是!否則,我們就沒有辦法解釋古代中國的輝煌。
問題顯然出在我們的體製和製度。創造力依賴於自由!思想的自由和行動的自由。中國體製的基本特點是限製人的自由,扼殺人的創造性,扼殺企業家精神。中國人最具創造力的時代是春秋戰國時期和宋代,這不是偶然的。這兩個時代也是中國人最自由的時代。
西元1500年之前,西方不亮,東方昏暗。西元1500年之後,西方一些國家經過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逐步走向自由和法治,我們卻反其道而行之。
我必須強調,自由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當心靈不自由的時候,行動不可能自由;當言論不自由的時候,思想不可能自由。隻有自由,才有創造。讓我用一個例子來說明這一點。
今天,飯前便後洗手已成習慣。但是,1847年,匈牙利內科醫生伊格納茲·塞麥爾維斯(Ignaz Semmelweis)提出醫生和護士在接觸產婦前需要洗手的時候,他冒犯了同行,並因此丟掉了工作,在一個精神病院死去,終年47歲。
伊格納茲?塞麥爾維斯的觀點基於他對產褥熱的觀察,當時他所在的醫院有兩個產房,一個服務於富人,由專業醫生和護士精心照料,這些醫生不斷在接生和解剖屍體之間轉換工作;另一個服務於窮人,由接生婆負責。他發現,富人得產褥熱的比例是窮人的三倍。他認為,原因是醫生不洗手。但他的看法與當時流行的科學理論相矛盾,他也不能對自己的發現給出科學證明。
人類的衛生習慣是怎麽改變的?這與印刷機的發明有關。
1440年代,德國企業家約翰內斯?古騰堡發明了活字印刷機。印刷機使得書籍和閱讀普及開來,許多人突然發現,他們原來是“遠視眼”,由此對眼鏡的需求出現了爆發式的增長。在印刷機發明一百年後,歐洲出現了數千家眼鏡製造商,並由此掀起一場光學技術的革命。
1590年,荷蘭眼鏡製造商JANSSEN父子把幾個鏡片累在一起放一個圓筒裏,發現透過玻璃所觀察的物件被放大,由此發明了顯微鏡。英國科學家Robert Hook用顯微鏡發現了細胞,引起了科學和醫學一場革命。
但最初的顯微鏡分辨率並不高,直到1870年代,德國鏡片製造商Carl Zeiss生產出了新的顯微鏡,它是基於精確的數學公式構造的。正是借助這種顯微鏡,德國醫生羅伯特?科赫等人發現了肉眼看不見的微生物細菌,證明當年匈牙利醫生塞麥爾維斯的觀點是正確的,由此創立了微生物理論和細菌學。正是微生物學和細菌學的創立,逐步改變人類的衛生習慣,並由此導致人類預期壽命的大幅度延長。
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如果當初古騰堡的印刷機被禁止使用,或者隻被允許印刷教會和行政當局審查過的讀物,那麽,閱讀就不會普及開來,對眼鏡的需求就不會那麽大,顯微鏡和望遠鏡就不會被發明出來,微生物學就不會創立,我們不可能喝上消毒牛奶,人類的預期壽命也不會從30多歲增加到70多歲,更不要幻想探索宇宙空間了。
過去30多年,中國經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這一成就是建立在西方世界過去300年發明創造所積累的技術的基礎上,支撐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每一項重要技術和產品,都是別人發明的,不是我們自己發明的。我們隻是套利者,不是創新者,我們隻是在別人建造的大廈上搭建了一個小閣樓,我們沒有狂妄自大的理由!
牛頓花了30年的時間發現了萬有引力,我花了三個月的時間搞明白了萬有引力定律,如果我宣稱自己用三個月的時間走過了牛頓30年的道路,你們一定覺得可笑。如果我再反過來嘲笑牛頓,那隻能說明我太無知!
我們常說中國用世界7%的可耕地養活了世界20%的人口,但我們需要問一問:中國何以做到這一點?簡單地說,就是大量使用化肥。中國人食物中大約一半的氮來自無機化肥。如果不使用化肥,一半的中國人會餓死。
氮肥的生產技術是那來的呢?是100多年前,德國科學家弗裏茨?哈伯和BASF公司的工程師卡爾?博什發明的,不是我們自己發明的。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中國後,中國與美國做的第一單生意,就是訂購13套當時世界上規模最大、最現代化的合成氨尿素生產設備,其中8套來自美國的KELLOGG公司。
再過50年、100年重寫世界發明創新史,中國能否改變過去500年史上的空白?答案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我們能否持續提升中國人享有的自由。因為,隻有自由,才能使中國人的企業家精神和創造力得到充分發揮,使中國變成一個創新型國家。
因此,推動和捍衛自由,是每一個關心中國命運的人的責任,更是每個北大人的使命!不捍衛自由,就配不上“北大人”的稱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