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的回憶

                     青春的回憶

 

在五彩多夢的兒童時代， 我最大的夢想是長大以後，像鄰家大哥一樣，留學蘇聯作個核物理學家， 為國出力。我努力學習，年年都是三好學生。1964年， 15周年國慶大典，我被選為北京市的青少年代表上天安門城樓去見毛主席， 並和敬愛的周總理一起在人民大會堂觀看歌舞史詩<東方紅>。這 在當時的中國是最大的榮耀。那一年我12歲，是少先隊大隊長。

 

1966 年”文革”開始時我是北京九中初中一的學生。學校停課了。父母親每天被批鬥。中學生根據黨中央的指示，每天學工學農軍訓向工人農民學習。1968年，毛主席指示：知 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接下來是成千上萬的中學生”自願”上山下鄉大潮。在這大潮中，16歲的我被分到了陝西省黃龍縣石門公社馬家灣村插隊。

 

隻有15戶人家的馬家灣，15孔土窯洞散落在一條克山病，柳拐病等地方病高發的深山溝裏。農田都是掛在不同山坡上的低產旱地。吃糧要自己推磨，吃水要到溝底去挑，燒柴要到山上去砍。我和我的同學們每天早出晚歸，一年到頭不要說分紅，就是自己的口糧都不夠。肉菜根本沒有，白饃一年隻有過年吃，黃饃也不是天天有。每天的飯就是玉米糊拌辣子。山區的條件非常艱苦。自然環境差是一個原因，社會分配製度不公平是更大的原因。但當時我認為吃苦，鍛練是很有必要的再教育過程，直到1969年夏天。

 

那一年，16歲的妹妹被分到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出發前她寫信給我說：姐你回家送送我吧。內蒙古很遠，我走後，我們從此天各一方，不知何時才能見麵。姐你回來吧。我收到信第二天一早就動身了。先走了14小時山路到韓城，住一夜，搭早班長途汽車到渭南，從渭南坐火車到北京。我回到家已是第四天下午5：30了。到了家，為了將要到來的分別，為了我們多災多難的家，我們抱頭痛哭。11：00了，忽然有人砸門。父親開了門。一時之間警察和街道小腳偵稽隊站了一屋子。他們命令父親把我交出來要關拘留所。我和妹妹因為害怕又哭了起來。父親問他們，我到底犯了什麽法。他們說，根劇林付統帥一號命令，所有非北京居民必需馬上離京，特殊公幹者需到派出所報臨時戶口，否則一律關押。父親試著解釋：她是我女兒，今天晚上剛到家。明天一早就去報臨時戶口。他們不接受，開始拉我。母親流著淚求他們：你們也有兒女，你們也希望他們好。她是我的女兒，請你們不要抓她。父親把我擋在身後，告訴那些人：我女兒哪都不去。如果你們一定要抓人，我跟你們走。到此時，我才知道下鄉插隊，並非再教育那麽簡單，我失去了北京市居民戶口，成了一個農民，一個二等公民。我無比熱愛的故鄉，我從小長大的城市已經無情地翻臉了，回不去了。

 

插隊的日子太苦了。每位同學回北京，家裏總會帶點豬油，糖，醬油。必竟十六，七歲正是長身體的時候。但北京豬肉，油都是憑票供應。沒有北京戶口，就沒有票。我和同學們不想讓家人擔心，決定自己動手，豐衣足食，我們養豬解決吃肉問題。十塊錢買個小豬娃，每天放工挖野菜，找樹葉攙上糠，先煮豬食，後作飯。飯好了，端上玉米糊糊拌上點辣子在窯洞前和豬一起吃。不到一年，我們的小黑變成了65公斤重的大黑。每天吃玉米糊拌辣子時就想像美味的紅燒肉，走油蹄膀，還熱烈討論做多少香腸，臘肉才能吃得長久一點。直到一天村長來說，我們的大黑被征購了。征購價隻是70公斤玉米。我們說這不公平，小豬娃還是我們湊錢買的，我們不要玉米，我們不賣，我們要吃肉。村長說大黑已被報上公社征購單不賣也得賣。當時山區沒有冷藏設備，生豬必需活的運到城市再殺以保鮮。這時村子的一端傳來豬的尖叫聲，公社來抬豬的人已經進村了。不知情的大黑還在吃食。說時遲，那時快，一位男同學拿起一把刺刀，一下子插進豬脖子。頓時血流如注，血花四濺，在場的所有人都嚇呆了，發不出聲音，大黑被殺死了。為此，我們被通報批評破壞國家統購統銷，豬頭也被公社抬豬的人割去。從此，我們再也沒養過豬或雞，而且再也不相信上頭的話。

 

在馬家灣呆了近三年，我叁軍離開了那個小村莊。1981年我來到美國。當時我是沒錢，沒學曆，也沒有一計之長。我有的是插隊留給我的永不言敗的堅韌。我一邊在餐館打工，一邊從大學一年級開始，一步一個腳印，直到拿到MBA，考下CPA牌照，開創自己的事業。2001年，我回陝西。一路上見到農民生活依然窮苦。我的出租車沒辦法開到馬家灣，因為依然沒有路。我也沒有時間和體力爬山，所以沒有見到鄉親們。但是，有一天我會回去馬家灣，那個充滿我青春回憶的小村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