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 慶 感 言

國 慶 感 言

鄭若麟

 

    不久前，在回國途中，我重讀了英國外交官威廉·馬丁寫於1935年的一本書：《必須理解中國》。馬丁受國聯委派前來中國。更令他震驚的，是歐洲人對中國人的極度蔑視。“一個歐洲人邀一位中國政府部長前來作客，他的一位朋友居然問：你怎麽開始在家裏款待苦力了？” 當時正好爆發一二八淞滬戰爭。馬丁發現，在滬外國人竟毫不掩飾他們對日本侵略者的讚頌，因為在他們眼中，中國人一錢不值。馬丁一針見血指出：導致這種令人厭惡的現象出現，是緣於殖民者的特權。殖民者掌握著強大的武器和貿易的權力，使得他們“自以為是中國真正的主人”。而對於中國人來說，在自己的國土上被視為奴隸，這就是三十年代中國的狀態。

    法國著名記者布隆貝爾熱在采訪我的92歲高齡的父親、法國文學翻譯家鄭永慧後問我，為什麽在經曆了種種政治運動、特別是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曆史悲劇後，他們這一代人仍然癡心不改，對執政的共產黨那麽寬容，對中國的未來如此充滿信心？我告訴他，就是“獨立”這兩個字。三十年代我父親從越南經港回滬求學，令他最為震驚和難以接受的，“是上海租界的存在，連我下船上岸的地方，執法者居然是外國人。”這對當時一個渴望保持中國人尊嚴的熱血青年鄭永慧來說，其內心的感受，是畢生難忘的。到上海淪陷時，中國人更是變成了二等公民：“你能想象中國人必須向日本哨兵鞠躬敬禮是何種情景嗎？”所以，對於老一代來說，1949年10月1日標誌著中國真正和徹底的“獨立”，就如同戴高樂將軍於1944年8月25日重返巴黎標誌著法國戰勝納粹德國一樣。

    1964年時，我才九歲。當時的我，是不可能理解當年發生的一件大事的曆史性含義的：中國爆炸了第一枚原子彈。當時作為影迷的我，曾似懂非懂地去看了原子彈爆炸的紀錄片。今天，在報道了海灣戰爭、波黑戰爭、伊拉克戰爭，經曆了銀河號事件、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被炸事件，目睹了台海危機、朝核危機之後，我當然參透了當今世界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確實，共和國犯過錯誤、走過彎路。如同世界上每一個年輕的共和國。但當我們在反省1958年大躍進的錯誤時，千萬不能忘記，正是在這一年，中國第一座原子反應堆悄悄問世，因此，才有了1964年10月15日 這一天，因此，積貧積弱的中國才得以躋身核大國行列，從而保證了我的祖國自1840年以來，真正徹底擺脫了“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厄運。

    據說，拿破侖曾將中國形容為“睡獅”，並警告西方勿去驚醒之。但曆史告訴我們，睡獅還是被鴉片戰爭的炮聲驚醒了。重翻近兩個世紀以來的史冊，可以看到，盡管我們被西方的堅船利炮打得遍體鱗傷，但隻要我們自己不犯困，那麽曾經創造了如此燦爛文明的中華民族，是不可征服的。對於我來說，弱冠之年，目睹了共和國最後的一個踉蹌。當時我們曾經“敵人遍天下”。全球惟一盟友，是“歐洲的一盞明燈”：阿爾巴尼亞！一個僅三百萬人口的彈丸小國。那是中國過去六十年中最為艱險的年代。十年文革給共和國留下了深深的傷痕……  如果說，我是參悟了共和國前三十年的特征是“獨立”的話，那麽我則是“親身經曆”了後三十年的“崛起”。1985年我第一次踏上法國領土，滿目望去，都是日本產品的海洋。當時動了心眼，到“春天”、“拉法耶特”等大商場遍尋“中國製造”，大海裏還真給這也是六十年必須記住的一個深刻的教訓。

  我撈到了一根“針”：上海生產的一個小小的木製玩具鋼琴！我悔未將這曆史的見證買下來，留作紀念……今昔相比，令人感慨。從八十年代讀阿蘭·佩雷菲特的名著：《當中國醒來時，世界將為之顫抖》；到新世紀讀《中國改變世界》（埃裏克·伊茲拉萊維奇著），兩本書，截然兩個中國！令我們這些常年飄泊海外的中國人，“能不憶江南”？

    這一崛起是全方位的。甚至連“天”都知道，因為有了“神舟”……

    崛起，甚至就是在金融和經濟危機席卷全球之際。今年我年初、年中兩次回國，近距離觀察中國危機。有兩種觀察的方式：一種是微觀、一種是宏觀。前者觀察每一棵樹木的成長、後者審視一整片森林的長勢。盡管我們也許在每一棵樹上都能觀察到一些蛀蟲、枯枝……但森林卻在茂盛地成長著。我們既應該仔細善待每一株樹木，同時我們難道不應該為森林的茂盛而振奮？很多法國友人問危機對中國的衝擊。我看到的一切均與法國相反，沒有怨天尤人，沒有坐以待斃。危機中的中國恰顯英雄本色。我曾參觀最具勞動密集型特征的服裝企業雅戈爾集團。危機以來，沒有裁員、沒有停產。出口少了，但卻趁機實現戰略轉移，開始衝擊過去都一直是國外名牌包攬的國內高端市場。其最終目標是創出能夠打開國際市場一個缺口的中國名牌。這就是謂之“化危機為契機”的中國式智慧。

    當然，危機的衝擊肯定是現實存在的。但中國將更有可能會成為危機中的大贏家。綜觀中國近兩百年曆史中，這還是第一次在世界性的危機中，中國如此從容不迫、應對自如，甚至可能起到世界經濟複蘇的“火車頭”作用。就在六年前法國埃維昂G8+11非正式對話峰會上，中國還僅僅叨陪末座而已；而今天匹茲堡20G峰會上，盡管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依然低調、謙和，但中國的地位卻已無可否認。甚至出現G2或“中美國”（Chinamérique）的“譽詞”（或“諛詞”？）的說法。無論毀譽，任何一位客觀的觀察家都無法否認，今天的中國，正在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實體。在中國駐法大使孔泉舉行的盛大國慶招待會上，竟出現了兩位前總統、一位前總理，以及國民議會現任與前任議長、政府部長等多位現職官員。對比威廉·馬丁在他書中的描寫，“苦力”今天已經真正“站起來了”。這還有什麽疑問嗎？

  國人喜歡比較：與自己比，與他人比，與過去比，與強者比，與弱者比……我身在法國，因而總是不自覺地將自己的國家與法國來比，盡管這樣的比較實際意義並不大。法國從十八、十九世紀的世界強國、逐漸演變到今天成為“相對大國”，其軌跡正好與中國從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發展成世界性強國南轅北轍。就我到法國以來，“中國”在法國媒體上也正在進行著令人感慨的“長征”。二十年前我剛抵法國做記者時，法國媒體鮮有中國的報道。九十年代初綜合電視、電台和報刊，一周有一、兩篇涉及中國的報道就算很多了，且大多集中在人權等“超”政治性話題上。今天則無一日沒有中國。僅九月以來，《世界報》網站上直接報道中國的文章多達50多篇，間接涉及中國的達到150多篇！而且從絕對負麵，正在漸漸走向相對平衡。這難道不是對中國崛起的一個“另類”注腳嗎？

    今天的歐洲，對60年來正在強勁崛起的中國產生的是敬畏之情—“畏”甚至大於“敬”。這裏既有政治意識形態遣留下來的曆史陰影，亦有白種人潛意識裏的“黃禍”情結，一種被掩飾的種族主義。這並非中國所願意見到的。因為這種關係往往會演變成一種“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的“二元對立鬥爭哲學”。2008年就是令國人永難忘懷的一個例子。今天在兩國民眾和領袖的努力下，“中法關係重新進入了高速發展的快車道”。這是令人欣喜的。我個人甚至認為，這條快車道是不可逆轉的：因為法國人和歐洲人正在逐漸認識到，60年已足以證明中國的崛起也同樣是不可逆轉的。因此，學會與明天的中國打交道，已經成為每一個歐洲領袖的必修課。

    就在西方學習與中國打交道的同時，我們亦應該承認，盡管60年來中國通過學習西方、通過加強與世界的關係、利用全球化進程，找到了崛起之路。但當我們走到世界第三、甚至第二大強國時，我們突然發現，我們失去了模仿的榜樣。我們突然明白，對世界的了解既不全麵，更乏深刻。根本原因是因為兩百年來，我們一直是在仰視西方。我們一直在對西方的一切不求甚解地囫圇吞棗。我們以為西方告訴我們的一切，就是他們所做的一切……60年恰好是一個甲子，一個輪回。今天，是到了中國平視西方的時候了。至少，在我的心理上，一個平視西方的民族，才是一個找回自己尊嚴的民族。

    60年前的中國，找回了自己的“獨立”；60年後的中國，向世界宣告了她的“崛起”。再過60年呢？

    我渴望著這新的一輪60年的開始……★

（注：作者是《文匯報》駐法國首席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