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祖國心連心六十年

我與祖國心連心六十年

——慶祝新中國六十周年華誕

巴黎 陳湃

 

新中國成立六十年，也是我與祖國心連心六十年。回顧過去，展望未來，心情格外激動，不期然地拿起禿筆，寫下這篇拙文，以表心跡。

 

一 、新中國的誕生點燃了我希望之火

 

在柬埔寨，我是個貧苦的孩子。讀小學時，受到一位不仁教師教我唱：“逃不出生活的鎖……還是死了幹淨得多”的影響，小小的年紀就曾想自尋短見。好在不久的1949年，傳來新中國成立的喜訊。盡管當時柬埔寨仍然處在法國殖民反動統治之下，沒有得到祖國更多的消息，但我心中已點燃了希望之火。1954年柬埔寨獨立後，旋即於1958年與新中國建交，天空中才出現燦爛的陽光，使我第一次看到毛主席、朱德總司令和周恩來總理的照片，讀到《青春之歌》等進步書籍，也學會唱《社會主義好》等歌曲，了解到我的身後有個強大的祖國，心中充滿自豪與希望，也給了我一股愛憎分明的力量，使我敢於用小字報趕走一個反共、反新中國的右派校長。特別是得到中國駐柬首任大使王幼平先生的鼓勵，看到周恩來總理訪柬的威儀後，我回國的決心更大，終於克服一切困難，放棄當校長的優越條件，於1960年6月14日，起程回國。當抵達香港時，親友極力阻止我回國，說大陸正在大災難，沒吃沒穿，有的地方餓死了不少人，還答應在香港找一份理想的工作給我。我婉然言謝絕，決心回國與祖國人民共榮辱。1960年6月16日，我終於回到廣州，進入石牌華僑補習學校學習。我把6月16日回到祖國的日子，改為我的出生日期，以示得到新生。

 

二、祖國需要就是我的誌願

 

1960年是三年災害最嚴重的一年，盡管當時生活上遇到很大的困難，但我學習努力，情緒高漲，麵貌煥然一新。我把從國外親人寄回來的食物與用品，全部退回，決心與全國人民一道克服自然災害。學校每次分配，我都寫上“祖國需要，就是我的誌願”十個字。

1961年夏秋，我被分配到上海“控江中學”學習。當時到上海的名額很少，隻用來照顧個別經濟富裕，能自費前往，有直屬親人在上海要求團聚的同學。我班中符合此條件的人不少，而我這兩個條件都沒有。可是在放榜時，我班有兩位同學被分配到上海，其中一人就是我，令到班中的同學嘩然，說學校分配不公。我也覺得不合理，主動提出把名額讓給有條件去的人。可是學校不允許，一定要我去，並囑咐我到上海後要起模範帶頭作用。這時，我才意識到國家有意培養我。果然，我一到上海，就指定我做班長，不久又批準我入團，因而使我更努力學習，學好本領，準備日後為工作，以報答祖國的關懷與培養。

當時國家對僑生采取“一視同仁，適當照顧”的政策，僑生每月糧食定量最高可申請到60斤，但我隻要“一視同仁”，不要“適當照顧”，要與國內師生一樣，隻報30斤。雖然到月底糧食不夠，半饑半飽地要吃雙蒸飯，爛糊麵，但心中也舒暢、坦然。

 

三、要求去新疆石河子生產建設兵團

 

當時上海支援邊疆的地點是新疆。1964年夏，在即將高中畢業前夕，我響應國家號召，約同班中誌同道合的十幾個同學，決定不考大學，奔赴新疆石河子生產建設兵團鍛煉。可是學校要求我們參加高考後再去。我希望考不上，沒有複習，天天去玩，心中想的隻是“新疆石河子生產建設兵團”，但結果還是考上了福建泉州國立華僑大學中文係。沒辦法，我隻好帶著遺憾，悻悻然地到福建前線去上大學。

到了華僑大學，又指定我當班主席。開學後不久，聽到鄧小平在錄音報告中說：提倡不參加高考去農村，這是個陰謀。工農子弟都不高考，留位給四類份子的子弟嗎？我聽這了話，才安心上大學，同時感謝國家把我當工農子弟培養。

在校期間，除了學習基礎知識外，更多時間到外麵體現生活，還派我們下鄉參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四清運動），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的“三共同”，培養我們無產階級的工農感情，使我得益不淺。

 

四、投筆從戎奔赴“援越抗美”戰場

 

1966年初，為了備戰，我校政治係、中文係的文科學生要遷到閩北山區的建寧上課。就在我與同學們整裝待發時，學校突然通知我留下，叫我投筆從戎，隨人民解放軍高炮部隊秘密入越南北方作戰，實行“援越抗美”。當領導問我有何意見時，我還是那句：“祖國需要，就是我的誌願！”

當時挑選的條件非常嚴格，全校近3000人中，隻選到8個人。我知道這是祖國在培養我，考驗我的時刻，我打從心裏高興！經過在福州黨校兩個月的考核與桂林步兵學校幾個月培訓後，於1966年秋，我隨沈陽軍區空軍高炮第一師入越南守衛諒山省（入越後改為中國後勤部隊31支隊）；完成任務回國後，我又奉命隨廣州軍區陸軍高炮70師（入越後改為170支隊）進駐越南太原市，與美國空中強盜一決雌雄。

兩次入越，我都被分配到師政治部搞外事工作。對外，參與中越兩軍的談判、聯絡工作；對內，協助師首長製訂外事工作條例，檢查團、營執行外事紀律情況，寫月結上報總政、總參等。這些與越南軍方的接觸的外事工作，政策性很強，每句話，每個行動，都牽涉到祖國的聲譽，但我總算能小心翼翼地順利完成任務！

在三年的肉血激戰中，我與全體指戰員一道，經受了美國空軍除核彈以外的子母彈、菠蘿彈、重型炸彈、燃燒彈、氣浪彈、定時炸彈、磁性炸彈、空對地導彈等的考驗。1969年底勝利地完成任務後，凱旋歸國。

 

五、在教育戰線上立新功

 

越、美巴黎和談成功，“援越抗美”任務總算完成，我們要轉業回地方工作了！當時國內仍在搞文革，各省政府還癱瘓，我們這些“華僑軍官”隻好回原單位。想不到在幾十人中，隻有我一個人最幸運：師部首長開出證明，請福州軍區把我調回廣州工作（因為我是福州軍區的人，廣州軍區無權安排我的工作）。於是我能順利地從福建調到廣州廣雅中學任教，不久升任連長（級組長），管理近400師生，任務繁重。幾個月後，上級又以軍區的名義，把我內子從湖南醫學院（湘雅）畢業分配回廣州，這是絕無僅有的，因為當時的醫科畢業生都要分配到農村的。我對國家的關照銘感五中，決心在新工作崗位上努力工作立新功，以報答國家對我的關愛。在四年的教學工作中，我帶領全連師生經常步行100 多裏搞備戰，還上山下鄉，到分校學工、學農。做了無愧於心的工作。有兩闋浣溪沙詞記錄了當時的情況：

六九年夏轉業到廣雅中學任教：

北越戰場回廣州，雅園零落使人愁。教工近半變“蛇牛”。

日日巡邏監學子，天天操練抗蘇修。課堂安靜即師優。

 

七零年初“榮升”四連連長：

重擔肩挑力上樓，行軍教學兩籌謀。師生百事掛心頭。

建校蟠溪荒歲月，學農南海守江流。四年灑淚別神州！

 

1973年夏，學校領導來通知我，說中央有新規定，僑生可回當地國工作，並說我出國工作，貢獻可能比國內大，既然如此，我隻有聽組織的話，同意學校出麵幫我申請出國。為此，我於是年冬帶著妻兒，向深圳橋頭的五星紅旗敬了一個軍禮，就灑淚跨過羅湖橋進入香港。

 

六、絕不做損害國家聲譽的事

 

 當時國家隻準我們三人換15元的港幣，到了香港袋中隻剩下幾元，急待親友援助建立新家庭。當時有不少的不明單位的人向我伸出援助之手，並表示把我年僅兩歲多的兒子免費入最好的托兒所。他們之所以這樣“慷慨”，認為我是大陸“難民”。我明確表示，我不是“難民”，不用救濟。

一年後，因為內子醫好了教會的一位負責人，他願意幫助我們與他一起申請去美國定居，但要求我們隨便寫一份在中國受迫害的書麵材料，作為難民身份，以應付美國移民局入境處。能到美國定居，這是當時不少香港人夢寐以求的事，但我們寧願放棄這個好機會，也不肯寫。親朋知道這事後，都說我笨。笨就笨吧，反正我不能為了個人利益，而做出傷害國家聲譽的事。

我在中國做過學生，當過教師，在三個軍區做過事，人脈關係較廣。中國改革開放之初，對海外華僑投資有優惠，於是，有朋友請我幫忙向中國投資，他們說你隻要掛個名，當華僑投資即可，不用你出資。這不是偷梁換柱嗎？這樣欺騙國家的事，就是賺多少錢，我也不幹的。

我有一個老同學做了中國沿海某大城市的海關關長。正所謂“近官得力”，於是有人建議我做出入口生意，便於通關。這樣走私漏稅，對不起國家的事，我能做嗎？

 

七、我是中國人

 

上世紀七十年代，柬埔寨發生了慘絕人寰的戰爭，使我的親人流落到巴黎。為了團聚，我舉家從香港遷來巴黎定居。初來法時，我在教會工業學校工作，那裏有不少從印支來的難民子弟就讀。在那裏工作的亞裔職工都報柬埔寨難民以博同情。我也是柬埔寨難民身份，但我偏偏認自己是中國人，我明知當時國中貧窮，華僑在法國是受歧視的，也要這樣做。我要努力工作，改變法國人對中國人的看法。果然，不出一年，學校領導找工人時，都要叫我去幫找，指定要中國人，他們說中國人民勤勞、老實、聽話，不會亂罷工。想不到我在平凡的工作中，樹立了中國人的信譽，使學校師生改變了對中國人的看法。

 

八、去北京參加40周年國慶

 

1989年夏，中國發生“天安門事件”，不少的所謂“精英”，從中國逃到巴黎來興風作浪，出假《人民日報》，派“女神號”船到中國近海做反對中國政府的宣傳，大有“黑雲壓城城欲摧”之勢。在這緊要關頭，我奮起捍衛祖國的聲譽，拿起筆來寫詩、文，公開在報刊上與他們鬥爭，終於把他們的氣焰壓下去。有詩為證：

“精英”料子沒幾斤，分裂國家靠外人。

江郎才盡出假報，黔驢技窮派“女神”。

公海禁令無知曉，主人步調不會跟。

失道寡助人皆逐，致令“女神”化鬼魂。

幾個月後，中國在艱難中迎來四十周年大慶，極需海外廣大僑胞支持。當時巴黎的“猿猴”們氣勢洶洶，公開在報上罵回國的僑領是“嘲領”。要回國還需有勇氣的，有些口頭愛國泒“潔身自愛”而躲起來了。我冒著被單位開除的危險，硬要請假一個月赴北京參加國慶。臨行前，《歐洲時報》交給我一張“特派記者”證，要我多采訪一些事。在回國的飛機上，我仿李白詩，嘲笑那些所謂的“精英”的猿猴：

朝辭法地彩雲間，萬裏唐山一日還。

市麵猿聲啼不住，飛機已過昆侖山。

在國慶遊頤和園中，我有感而發地寫一首七律詩：

湖水粼粼泛彩霞，滿園笑臉賽鮮花。

少先擂鼓催歡樂，老婦扭腰助喧嘩。

各族人民歌黨偉，五洲龍裔欣國華。

諷嘲辱罵難攔住，遊子天生愛祖家。

國慶前夕， 國宴在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當時的中央和國家領導人江澤民等人的座位周圍，都用鐵馬圍成一圏，宣布國家領導人不向來賓祝酒，所有貴賓與媒體都不得離開座位。我為了采訪新聞，逕自離席進入禁區，想不到中央首長知道我是巴黎來的《歐洲時報》特派記者，竟然網開一麵給我進入，使我得以采訪當時有爭議的總理李鵬和在巴黎傳說被打倒的國防部長秦基偉上將。當晚，全球記者隻有我一個能進入禁區，可以說是“獨占鼇頭”，真想不到《歐洲時報》在中國有這麽大的影響，連中央首長都知道此報社，可謂威矣！

 國慶之夜，我坐在天安門城樓看煙花，當時一連放了兩個鍾頭，可說是史無前例。我激動地填了一闋《沁園春》：

旭日東升，霞光普照，錦繡河山。看遼闊疆土，鋼水滾滾，油田遍布，麥浪無邊。我武維揚，外交凱捷，發射衛星技領先。四十載，喜翻天覆地，換了人間。

遊園盛況空前，入夜萬民歌舞蹁躚。禮炮廿八響，天欣地悅，煙花怒放，鬥麗爭妍。四海僑胞，京華歡聚，互報家鄉換新顏。頻舉杯，祝神州永盛，國壽齊天！

在京期間，我寫了《北京沒有戒嚴氣氛》、《人民大會堂的國宴》、《與李鵬和秦基偉談心》等近30篇文章及時發回巴黎，刊登在《歐洲時報》我的專欄上，使廣大歐洲讀者及時了解祖國的真相。回巴黎後，中國駐法使館領事部主任在酒樓設宴為我洗塵，使我受寵若驚，可能認同我在京的愛國行動吧！

 

九、以酒家當愛國教育陣地

 

上世紀九十年代，我在凡爾賽宮旁，開了一間“金荷酒家”，接待過除西藏以外的中國各省客人，連當時的北京副市長吳儀女士一行也來光顧過。每當有中國旅行團來就餐時，我都在門前貼上“歡迎祖國親人蒞臨”的標語，吳儀女士看後非常高興，讚揚我們的愛國精神，送了名貴的檀香扇，還特地與我和內子合影留念。我是利用這間酒家作為宣傳新中國的陣地：除了到中國駐法大使館取一些宣傳中國的刊物放在酒家給外國人看，對中國旅行團也不放過宣傳機會。記得有個湖南水利代表團來就餐，當時適值紀念抗日戰爭勝利50周年，我們在酒家內高唱“大刀向鬼子頭上砍去……”等抗日歌曲；一個西安自費旅行團剛好在中國國慶那天來就餐，我送紅酒，開香檳，與他們高唱《我的祖國》，共祝祖國繁榮富強！我還以親身經曆對一些來就餐的中國年青人，講述中國改革開放前的艱難歲月，使他們珍惜今天來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十、以弘揚中華文化為己任

 

抵法後，我在一個偶然機會，參加了報社的作文比賽得了獎，從此進入了“爬格”行列，想不到一寫就是20多年。我把自己寫作宗旨定為：“寫詩要寫愛國詩，作文要作頌僑文”並身體力行，寫了1000多篇作品，得到廣大讀者的認可。

我體會到中國之所以幾千年來興盛不衰，是因為有統一的文字，有優秀的文化。所以我除了主張“寫詩要寫愛國詩，作文要作頌僑文”外，還以弘揚中華文化為己任。1990年春，與一班同好，組建“巴黎龍吟詩社”（後改為歐洲龍吟詩社），被推舉為副社長兼秘書長。此詩社是個愛國詩社，但在換屆時，有人企圖把它拉向右轉。那時我大病剛好，極度需要休息，但當我知道這消息後，不顧個人安危，決定參加社長競選並奪得勝利，使詩社繼續沿著愛國方向走下去。

2000年，我卸下社長職務。覺得隻有詩，沒有文，好似一條龍缺少一隻眼睛，於是成立了一個“巴黎中華文學社”，定期出版雜誌，弘揚國粹。為了節約經費，從選稿、打字、排版、發行都是我一人搞，一直默默耕枟到今天，共出了30啊，多期刊物。

近年網絡盛行，我緊跟形勢，在搜狐網開了博客，並開了《巴黎文學電子版》和《巴黎文學圈》，弘揚中華文化。目前博客與圈子的點擊率已達80多萬，騰訊網的博客更高達400多萬。在重大的國際問題上，我仍然用博文旗幟鮮明地與祖國心連心地鞭笞一些別有用心，攻擊中國的政客。

更使我欣喜的是：《巴黎文學圈》，聚集了不少海內外的詩、文、書、畫專才，是目前唯一的一個落戶搜狐網，具有影響力的海外“文學藝術”圈。對弘揚中華文化，促進國粹走向世界，起著應有的作用。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六十大壽即將來臨的時刻，作為一個海外遊子，我為能夠風風雨雨、榮辱與共地同祖國心連心走過六十周年而感到榮幸與自豪！

在今後的歲月裏，我將仍然自覺地與祖國心連心走下去，直到生命的盡頭！

“人生易老天難老”。我的生命是有限的，但祖國的生命是無限的，她將與天地同壽，與日月齊光，永遠屹立於世界的東方！

繁榮富強的祖國萬歲！

陳湃 2009年9月13日作於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