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後他(毛)最初是要公審槍斃蔣介石的,遭到斯大林強力反對後,他一改態度,之後才全力推促和平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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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言,純屬胡謅!
12月12日清晨5點半,東北軍進攻華清池,蔣介石正在起床披衣,他就出登後山逃跑,越牆而出,牆外下臨深溝,蔣介石跌傷了腰。然後就一路爬到驪山半山腰上的一塊石頭中躲藏。張衛隊官孫銘九率衛隊營官兵衝進5間廳,一摸被子仍然是熱的,蔣的假牙還在,知道沒有跑遠就向後山搜,搜了一個多鍾頭。
到了8點鍾,人找到了。
蔣當時對孫銘九說,你把我打死好了。孫說:“我是奉副司令的命令來請委員長,到城裏去談抗日的問題。”然後,就把蔣背下山。在驪山這裏,當年還有“精誠救國,感召金石”幾個大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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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12日上午,張學良和楊虎城等人向中共中央發電報,電文如下:
東、來兄:
吾等為中華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計,不顧一切,今已將蔣及重要將領陳誠、朱紹良、蔣鼎文、衛立煌等扣留,迫其釋放愛國人士,改組聯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見?速複。並將紅軍全部集中環縣,以便共同行動,以防胡(指胡宗南)敵南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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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變雖然是在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影響下發生的,但發動事變完全是張學良、楊虎城獨立決定的,事先並未告知中共方麵。
事變一發生,張學良連夜電告中共中央:“吾等為中華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計,不顧一切,今已將蔣等扣留,迫其釋放愛國分子,改組聯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見,速複。”[1]稍後,張、楊又聯名電邀中共中央速派代表來西安共商大計。
得到消息的當天,毛、周、博就幾次來到張聞天住的窯洞緊急商談處理西安事變的方針政策。中共中央同西安方麵的來往電報接連不斷。12日深夜,毛、周複電張學良,提議“立即將東北軍主力調集西安、平涼線,十七路軍主力調集西安、潼關線”,“紅軍擔任鉗製胡(宗南)、曾(萬鍾)、毛(炳文)、關(麟征)、李仙洲各軍”,“恩來擬來兄處協商大計,如何盼複”。[2]
在情況尚不甚清楚的情況下,中共中央於12月13日舉行政治局會議,討論西安事變問題和對策。
毛澤東首先發言,肯定這次事變是革命的,是抗日反賣國賊的,它的行動、它的綱領,都有積極的意義,它沒有任何帝國主義背景,完全是站在抗日和反對“剿共”的立場。這一事變的影響很大,打破以前完全被蔣介石控製的局麵,有可能使他的部下分化轉到西安方麵來。我們對這次事變,應明白表示擁護。同時,也要估計到蔣介石的部下,如劉峙等可能進攻潼關,威脅西安,胡宗南也可能向南移動。在蘭州、漢中這些戰略要點,我們應立即部署。我們應以西安為中心,以西北為抗日前線,來影響和領導全國,形成抗日戰線的中心。我們的政治口號是召集救國大會。中共中央暫不發表宣言,但在實際行動上應積極去做。[3]
接著周恩來發言,他提出在鞏固西北三方聯合的同時,要推動、爭取國民黨的黃埔係、CC派、元老派和歐美派積極抗日,他還提出不要與南京政府對立。[4]針對會上“審蔣”“除蔣”等不同意見,
張聞天在發言中強調:“我們不采取與南京對立方針,不組織與南京對立方式(實際是政權形式)”,“盡量爭取南京政府正統,聯合非蔣係隊伍。在軍事上采取防禦,政治上采取進攻”,“我們的方針:把局部的抗日統一戰線,轉到全國性的抗日統一戰線”。[5]麵對這一突發事件造成的複雜形勢,他還提醒大家要慎重,不要急躁,不要自己給自己造成困難。[6]在與會者發言後,毛澤東最後作結論時說:“現在處在一個曆史事變新的階段,前麵擺著很多道路,也有許多困難。我們不是正麵反蔣,而是具體指出蔣介石個人的錯誤,不把反蔣抗日並列。應該把抗日援綏的旗幟突出出來。”[7]
這次會議接受了張聞天、周恩來、博古等不與南京政府對立的意見,確定了“除蔣”條件下爭取南京政府的初步方針。這個方針雖然是不成熟的,但卻為不久後形成的最終決策奠定了基礎。[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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