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說 陳昌浩西路軍兵敗後回延安】

 

小序：

西路軍兵敗，1937年3月14日，陳昌浩和徐向前等 要去延安 匯報/鬥爭。

3月下旬，陳徐二人來到甘肅山丹縣馬營鄉窯坡村。

次日，徐隻身東去赴陝，陳則留下養病。

徐於7月中旬來到延安，陳則於約半年後即11月某日來到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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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下圖  山丹縣 周圍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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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1月7日，陳昌浩、徐向前致電中央要求組織西北前委和軍委西北分會。11月8日，中央決定放棄寧夏戰役計劃，提出“作戰新計劃”。以一方麵軍，二方麵軍組成南路軍出陝南，四方麵軍河東2個軍組成北路軍，待機入晉，河西紅軍組成西路軍，在河西建立根據地，打通去蘇聯路線，西路軍因此正式成立。

總指揮徐向前，政委陳昌浩，副總指揮王樹聲，參謀長李特，政治部主任李卓然，政治保衛局局長曾傳六。

西路軍下轄三個軍：

• 第五軍：軍長董振堂，政委黃超，參謀長李屏仁，政治部主任楊克明，轄2師4個團，3000餘人，槍1000餘支，平均每槍子彈5發。
• 第九軍：軍長孫玉清，政委陳海鬆，參謀長陳伯稚，政治部主任曾日三，轄2師6個團，6500餘人，槍2500餘支，平均每槍子彈15發。
• 第三十軍：軍長程世才，政委李先念，參謀長黃鵠顯，政治部主任李天煥，轄2師6個團，7000餘人，槍3200餘支，平均每槍子彈25發。

另有騎兵師，200人馬，200支槍，平均每槍子彈25發。全軍計21800人，機關、醫院、傷病員及勤雜人員占4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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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經過7天的血戰，部隊傷亡慘重，待援無望。1937年3月14 日，被敵重兵包圍的西路軍餘部3000多人在陳、徐率領 下，從祁連山康龍寺地區邊打邊撤，最後退守到冰天雪 地的石窩山上。不久，陳昌浩以軍政委員會主席名義作 出3項決定：一、他和徐向前離開部隊回陝北，向黨中央 匯報工作；二、成立西路軍工作委員會，由李卓然、李先 念、王樹聲等組成，統一指揮部隊，李先念負責軍事指 揮，李卓然負責政治領導；三是將西路軍餘部分為3個支 隊進行遊擊活動——李先念率領由紅30軍餘部1500多 人組成的左支隊，王樹聲率領由紅9軍餘部組成的右支 隊，畢占雲率領由傷員、病號和婦女組成的中路支隊。後 來，經過47個日夜的血戰、從祁連山麓殺抵新疆時，這些 隊伍僅餘420餘人，改編為西路軍總支隊，對外稱“新兵 營”。

麵對不肯離隊的徐向前，陳昌浩懇切地說：“我們不 能死在這兒，我們要回去和中央鬥爭去!” 他認為，西路 軍的失敗主要責任在於中央的決策失誤。會後，西路軍 參謀長李特組織了一個二三十人的小分隊負責陳、徐二 人的安全，由西路軍總部參謀陳明義、警衛排長肖永銀 率領。在路上，陳、徐二人決定分兩隊回延安：陳明義等 警衛人員攜帶徐向前密信先行，陳、徐化裝成落難的生 意人結伴而行。

 

在途中，徐陳來到 甘肅省張掖地區的 山丹縣馬營鄉窯坡村，留宿。陳昌浩本來說好與徐向前第二天同行， 但次日晨，陳說昨夜高燒 / 胃病嚴重，不能與徐同行了。徐向前隻身先行赴陝。

陳則留下寄寓 中醫但複三家中多日，在但複三的細心照料下，陳昌浩身體逐漸恢複。 後來，但複三知道了陳昌浩身份後，與他結拜為異姓兄 弟，但複三年長為兄。

1937年6月底，在陳昌浩堅持要回 延安的情況下，但複三護送他到了甘肅蘭州。

在陳昌浩尋找黨組織之時，在延安的中共中央也在 找他。當時，國共兩黨合作已經開始，蘭州已經設立了八 路軍辦事處。但是，當時陳昌浩並不知道此事，但複三又 護送他到西安。在西安，陳昌浩聽到風聲說延安正在開 展“反張國燾路線”，作為張國燾主要助手的他擔心到延 安後受到批判，就給當時在延安、曾任紅四方麵軍總政 治部秘書長的朱光寫信，說他住在西安某旅館，請他將 信轉給“張先生”(張國燾)。陳昌浩沒有寫明張國燾，也 未署自己的名，但他估計朱、張二人都認識他的字體，看 到他的信後一定會派人到西安接他。結果，這封信卻石 沉大海。

9月初，在焦急中等待的陳昌浩回到了湖北武漢漢陽老家，和妻子劉秀貞及兩個兒子團聚，後又隨但複三到大悟縣汪洋店東二裏的何氏祠堂居住。在湖北期間，陳昌浩仍堅持地下鬥爭，並多次潛回鄂豫皖老區，試圖重新發動當地群眾開創新的局麵。由於國民黨反動派的殘殺，昔日的紅區已經變成白區。不得已，陳昌浩將妻子和小兒子托付給但複三照顧，自己繼續尋找黨組織。

11月上旬，曆盡坎坷的陳昌浩來到延安。他問起朱光信的事，才知道朱光收到了信，“因內容含含糊糊，不得要領，不知是誰寫的，加上張國燾當時正受批判，就沒有把信轉給他”。

同月，延安召開活動分子會，研究西路軍失敗的教訓，認為西路軍的失敗應與“張國燾錯誤路線”聯係起來分析。為此，陳昌浩被免去一切職務，並接受了近一年的審查檢討。在此期間，他獨自默默地承擔起西路軍覆滅的責任，反複表示：“我必須就我的錯誤向黨及紅軍以至西路軍回來的同誌與去新疆的同誌檢討。”

1938年8月，陳昌浩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宣傳部工作。次年8月27日，陳昌浩攜幼子陳祖濤隨周恩來夫婦赴蘇治療。飛機在新疆停留期間，陳昌浩隨周恩來探視了西路軍殘部，他對昔日部下說：西路軍的失敗全是我指揮失誤所致，對不起西路軍的將士，我應對西路軍的失敗負全部責任。談話間，他多次鞠躬謝罪，以至於雙手抱拳到額，在場同誌無不動容。

在長年“牧羊”蘇聯期間，陳昌浩在集體農莊裏受盡了磨難。1943年起，陳到莫斯科外文出版局工作。在蘇聯期間，他曾給中共中央發了大量電報，要求返回祖國參加革命，卻石沉大海、杳無音訊。

1949年10月(一說1952年6月)，陳昌浩返回北京，受到劉少奇和朱德的熱烈歡迎，但他謝絕了（？？？）所有黨內、軍內任職，選擇了成為一名中共黨史的研究學者——先是任中央馬列學院副教育長，1953年後任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副局長，主編過《俄華大辭典》，翻譯出版了《旅順口》、《論共產主義教育》等書。

1967年7月30日，“文化大革命”爆發一年以後，受到秘密指使的紅衛兵對他進行了殘酷的“批判鬥爭”和毒打，情知“罪大惡極”的陳昌浩在寓所紅霞公寓裏吞服大量安眠藥後永久地睡去。後來，他的屍體被秘密火化後拋棄於荒野。直到今天，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的墓穴裏，還隻有一個空空的骨灰盒。

http://history.news.163.com/09/0623/14/5CGHH84T00011247_all.html

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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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陳昌浩返回陝北向黨中央匯報情況，陳昌浩更聲稱要回陝北跟中央鬥爭。

徐向前一個人沿著祁連山晝夜兼程，在平涼，徐向前遇到了由劉伯承、張浩率領的援西軍的前哨——耿飆的部隊，順利地回到了延安。（一說：徐於4月30日終於走到鎮原縣的援西軍司令部，後大約5月時，終於來到延安。）

而陳昌浩回了老家，1937年6月輾轉來到武漢，抗戰爆發後才回到延安。

西路軍餘部分成三個支隊，在由李卓然、李先念等組成的西路軍工作委員會領導下轉入祁連山區打遊擊。其中兩個支隊大部分損失，由李先念率領的左支隊曆盡艱險，於4月底到達新疆東大門星星峽。在星星峽期間，西路軍餘部配合盛世才消滅了哈密的姚爾博斯部。西路軍餘部437人到達新疆迪化（今烏魯木齊）後，改稱“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總支隊”，對外稱“新兵營”。他們學習汽車、裝甲車、炮兵、無線電、航空、騎兵、軍醫和情報等技術。為培養抗戰人才，“新兵營”成為訓練抗日軍事幹部的重要基地；新四軍彭雪楓部騎兵團團長周純麟就曾在西域“新兵營”學習騎兵。

1937年12月，李先念、李卓然等高級幹部返回延安，部隊交中共中央代表鄧發管理。李先念回延安後，一度被降為營級幹部，後經毛澤東安排到新四軍開辟鄂豫邊根據地。1940年2月，新兵營大部人員返回延安。

西路軍二萬一千八百人在河西走廊幾乎全軍覆滅。其中七千多人陣亡，被俘九千多人。被俘後五千六百多人被殺，回到家鄉者二千多人，經營救回到延安者四千多人，流落西北各地者二千多人。

 

937年3月張國燾遭到批判，張國燾被免除紅軍總政委一職，改任邊區副主席，後投靠國民政府；

二號人物陳昌浩被閑置，毛澤東的領導地位牢固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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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7月30日晚，陳昌浩吞了大把的安眠藥，永遠睡過去了。時年，他61歲。

1980年8月21日，黨中央為陳昌浩舉行了追悼會。經黨中央審定的悼詞稱：陳昌浩同誌為“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忠誠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忠於黨忠於人民的一生”。

 

但複三，湖北大悟縣高店鄉但家衝人，青年時代為了生計，來到山丹縣馬營鄉窯坡村一帶行醫為生。西路軍失利後，他冒險救助了許多流散紅軍，除治病療傷外，還資助路費東返。

1937年3月下旬的一天，但複三的妻弟萬懷章遇見兩個操湖北口音的人。萬懷章便將他們領到大馬營窯坡村但複三家中。但複三雖不知他們的真實身份，但一看就知道是紅軍，其中一人還是湖北老鄉，但複三熱情的將他們安頓下來。這兩個陌生人就是西路軍總指揮徐向前和軍政委員會主席陳昌浩。第二天，陳昌浩胃病加重，無法繼續上路，經兩人商量後，決定陳昌浩留在但複三家中養病，徐向前先行東返。但複三為徐向前準備了幹糧，送他從紅

山窯上路東返。經風餐露宿、日夜兼程，4月30日終於走到鎮原縣的援西軍司令部，回到黨的懷抱。徐向前走後，但複三專為陳昌浩配製中藥治病，照顧得無微不至。期間，但複三也得知了陳昌浩的身份。陳昌浩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對但複三的人品及政治傾向也有了一定的了解。於是，兩人便以兄弟相稱，對外稱“湖北來河西做生意的同鄉”。敵人的搜捕越來越緊，此時陳昌浩的病情也有所好轉，體力也得到恢複，便提出東返找部隊。但複三決定舍家棄子，親自護送。臨行時，但複三帶上義子聶友成，三人裝扮成父子，以行醫為掩護，牽著一頭毛驢，曆經艱辛，護送陳昌浩回到湖北。

但複三與陳昌浩離別後，與義子聶友成返回湖北老家，第二年9月病故。聶友成留在湖北定居，解放後病故。

 

http://www.kaixian.tv/gd/2016/0613/52984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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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七

這個時候，掌握部隊最關重要，但也確實困難。部隊被敵人衝得七零八落，收都收不攏。我們能夠直接掌握的，僅有三十軍一二千尚成建製的戰鬥人員，其餘大都同指揮部失去聯係，獨立作戰。馬敵熟悉地形，運動快，兵力多，不少分散的紅軍力量，均被敵各個消滅。我們的婦女獨立團，就是在與總部失去聯係的情況下，遭敵重兵包圍，而全部損失的。她們臨危不懼，血戰到底，表現了中國婦女的巾幗英雄氣概。紅四方麵軍婦女獨立團的光輝業績，將永彪史冊。 　　我軍從康龍寺地區邊打邊撤，退到石窩一帶的山上，已是斜陽晚照時分。我在前沿陣地指揮部隊打退追敵的最後一次進攻，還沒喘過氣來，就接到陳昌浩的通知，去石窩山頂開會。我到那裏一看，剩下的師團以上幹部，還有二三十人。部隊吃了前所未有的敗仗，大家異常難過。會上，陳昌浩宣布了軍政委員會的決定：徐、陳離隊回陝北，向黨中央匯報情況，現有部隊分散遊擊，堅持鬥爭。關於我倆離隊的事，他可能和別的軍政委員會委員醞釀過，但我毫無思想準備。我說：我不能走，部隊打了敗仗，我們回去幹什麽 ？大家都是同生死、共患難過來的，要死也死到一塊嘛！陳昌浩說：這是軍政委員會的決定，你如果留下，目標太大，個人服從組織，不要再說什麽了。會議決定，西路軍殘部分三個支隊就地遊擊：王樹聲率一路，約五連步、騎人員，張榮率一路，彩病號及婦女、小孩千餘，李先念、程世才率一路，係三十軍餘部五個營及總部直屬隊，共千餘人。成立西路軍工作委員會，由李先念、李卓然、李特、曾傳六、王樹聲、程世才、黃超、熊國炳等同誌參加，統一指揮部隊。李先念負責軍事領導，李卓然負責政治領導。 　　散會後，我還想動員陳昌浩，不要回陝北。我拉著他的手，懇切地說：昌浩同誌，我們的部隊都垮了，孤家寡人回陝北去幹什麽，我們留下來，至少能起到穩定軍心的作用，我看還是不要走吧 ！陳昌浩很激動地說：不行，我們回去要和中央鬥爭去！他要鬥爭什麽呢？無非是西路軍失敗的責任問題。我那時的確不想走，但沒有堅持意見，堅決留下來。事實上，李先念他們，並不想讓我走。我遷就了陳昌浩的意見，犯了終身抱憾的錯誤，疚愧良深。如果我留下來的話，軍心會穩定些，最低限度可以多帶些幹部到新疆去。後來，留下的三個遊擊支隊，有兩個被敵人搞垮。隻有李先念那個支隊，沿祁連山西進，經四十多天風雪轉戰，曆盡千苦萬苦，克服了常人難以忍受的種種困難，終於抵達新疆，保存下七、八百人，受到中央代表陳雲、滕代遠的熱情迎接和慰問。李先念同誌受命於危難時刻，處變不驚，為黨保存了一批戰鬥骨幹，這是很了不起的。 　　我和陳昌浩同誌是三月十六日啟程東返的。開始，由陳明義、肖永銀帶了個警衛排護送我們。快走出祁連山時，為減少目標，留下他們就地遊擊，隻剩下我和陳昌浩及一名保衛幹部同行。第二天，那個保衛幹部失蹤，聽說是碰上馬家軍，當了俘虜。 　　我和陳昌浩走到大馬營一帶，天已擦黑。轉來轉去，找到個屯莊，就在老百姓家裏住下來。那家戶主大概姓於，漢人，業醫，湖北人。家裏人來人往，和周圍居民的關係不錯。陳昌浩也是湖北人，碰上了老鄉，格外興奮，有了安全感。我們吃了頓飽飯，就睡下了，睡在一個炕上。我對陳昌浩說：明天早點起來，好走哇 ！他答應得很痛快。可是次日拂曉前我喊他起床時，他變了卦，說：太累了，休息幾天再走吧！我想，他有老鄉掩護，住幾天沒關係，我不行，得堅決走。就說：如果你不想走，就留下住幾天，我的口音不對，在這裏有危險，得先走了。他表示同意，我便匆匆離去。 　　歸心似箭的我，孑然一身，形影相吊，沿著祁連山邊的戈壁灘，大步流星，晝夜兼程。那時，我幾個月沒刮胡子，好些天沒洗險，穿著件羊皮襖，打扮成羊倌模樣。沿途找老鄉要點吃的，倒沒遇上麻煩。經永昌至涼州地帶，碰上了我們的特務營長，外號叫曹大頭，跟我一路走。經土門、景泰，到了黃河渡口，坐羊皮筏子渡河，直奔打拉池。打拉池是個小鎮子，有些店鋪。我們找了個旅店住下。我用金戒指換了身棉袍穿上，象商人，又象教書先生。給曹大頭也換了套衣服，打扮成夥計模樣。這裏已不屬馬家軍的統治地盤，歸鄧寶珊管，離陝甘根據地不遠，我心裏稍微踏實了些。 　　翻過六盤山，走到平涼，住了一天。那天國民黨隊伍正往西開，城裏亂糟糟的，氣氛有點緊張。我在書店裏買了張地圖，趕緊找個旅店住下，關起門來看地圖。因怕敵人搜查，覺也沒睡好。離開平涼城，—路向東走，路邊有個農民擺攤子，賣小吃。我們買了點吃的，邊吃邊和他啦呱。後來我問他：你們北邊的山上住的什麽軍呀 ？他說：是紅軍。這下我就有了數，吃完東西，趕緊往北走。到了小屯，見到耿飆、劉誌堅同誌。悲喜交集的心情，真是難以形容。第二天，劉伯承同誌派人把我接到鎮原援西軍總部。我們談了些西路軍和援西軍的情況，他就安排我去休息。那時我疲勞得要死，好象渾身百分之九十九的精力都耗盡了，隻想好好睡幾天覺。 　　在鎮原休息了兩三天，同任弼時、楊奇清一道去雲陽。路上，汽車翻到溝裏，我頭部被撞破，他倆沒事。至雲陽，見到彭德懷、左權同誌。那時，彭德懷任紅軍前敵總指揮，任弼時任政治委員，左權是參謀長。因我黨與蔣介石的談判已初步達成協議，局勢稍微緩和了些。彭德懷他們，向我介紹了些西安事變的經過情形，我也講了些西路軍艱難轉戰的情況。任弼時聽後，叫我寫個文字材料，我寫後交給了他。另外，還將從西路軍帶回的十多個金戒指（組織上給我的路費），全部上交給彭德懷同誌。沒住多久，我的牙疼發作，便又去西安拔牙，住在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 　　周恩來、林伯渠、謝覺哉都在西安。草地一別，恍如昨日。周恩來同誌已剃去了長胡須，神采飛揚，顯得格外年青。他們待我很好，百忙之中仍經常問寒問暖，關心我的飲食起居，使我很過意不去。西路軍的情況，我向恩來匯報過。他很關心被俘和失散人員的命運。他和謝老想方設法營救被俘指戰員，費了不少心血。大概是七月間，我和恩來一道回延安。我們坐的是國民黨的戰鬥機，每架飛機隻能坐一個人。周恩來的飛機先起飛，在前麵，我那架後起飛，在後麵。飛了一段時間，他的飛機就沒影了，和我們失去了聯絡。我這是第一次坐飛機，頭暈得很。那個國民黨駕駛員向我問話，我聽不清楚。他便寫了個條子：我們飛到了什麽地方 ？這下可把我給憋住了，因為我沒到過陝北，哪裏曉得這是什麽地方呢？又飛了一陣，轉到延河上空，我讓他沿著河飛，順川而上，發現了飛機場，降落下來，才知道是延安。下飛機後，發現周恩來的—電機還沒到，我對迎接人說：這下可遭了 ！大家都很著急，怕出事。不多時，西安來了電報，說他那架飛機迷了路，又轉回西安去了，大家才鬆了口氣。 　　剛到延安，毛主席就接見了我。他簡單問了問西路軍的情況，我如實作了回答。他說：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你能回來就好，有雞就有蛋。這話使我很受感動。張聞天見到我則不同，責備了一番，我沒吭氣。打了敗仗嘛，批評、撤職、殺頭都應該，沒有什麽好說的。 　　陳昌浩同誌的下落不明，我很擔心。曾向毛主席建議，再派人找一找，毛主席也同意，但一直沒找到。抗戰開始後，陳昌浩回到延安，我們才知他在大馬營那位老鄉家裏，大病一場後，轉回湖北老家，直至抗戰爆發。等他回到延安時，清算張國燾路線的鬥爭，早已告一段落。 　　回顧曆史，既容易，又很難。說容易，是因為曆史上的事，自己親身經曆過，寫出來就行。說難，則是因為你經曆過的東西，不見得就是全麵掌握和深刻理解了的，不僅需要大量曆史資料的印證、補充，而且更重要的是，必須運用唯物辯證法的觀點去分析，去概括，得出合乎曆史本質內容的結論來。曆史現象紛繁複雜，蛛網交錯。要實事求是，忠於曆史，反映曆史的本來麵貌，達到借鑒過去，教育後人的目的，很不簡單，是要花力氣的。西路軍的問題，也不例外。 　　西路軍的兩萬多人，遭到幾乎全軍覆滅的命運，在我軍曆史上，絕無僅有。回顧這段曆史，確有“不堪回首話當年”之歎。我是西路軍的主要指揮者，這支部隊的兩個主力軍 （九軍、三十軍），又是我和其他同誌從鄂豫皖帶著發展起來的。西路軍的失敗，長期使我愧悔交加，餘痛在心。下麵，我想把西路軍失敗的主要教訓作些探索，以慰先烈，以戒自己，以鑒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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