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機》（二十六）

謝迎勝辦事十分麻利。他讓警衛人員告訴縣委書記，天亮就吩咐縣人民醫院開出救護車來接俞靜君住院徹底檢查治療，全力設法改善病情，還要指派兩名特別護士分班日夜照顧陪護，以便讓敏子騰空身子辦理搬遷大事。 俞家的祖宅，謝迎勝責成縣委即刻騰空、修繕、發還；大婆的墳墓，馬上擴建立碑。他同時叮囑，了解一下五保戶俞小毛的背景，如果真有參加革命----哪怕間接支援革命----的經曆，即刻給予終身生活補助，由鄉政府負擔。俞小毛將以看守俞家祖屋的職份搬住俞宅廂房的東頭一間。他並請敏子轉交兩百元人民幣給老人，讓他添置一些必要的生活用品。 上海方麵，市委、統戰部以及司法部門和程忘言俞靜君的原單位，正在密鑼緊鼓地辦理撤銷原案原判、平反昭雪、恢複職務的工作。這種事情，說難真難，說易也易。如果是受害者本人或家屬出麵要求、呼籲、申告，哪怕真相早已大白，冤情萬分明顯，處理錯到極點，必是拖拉遷延，阻難重重，沒人肯承擔責任，沒人能解決問題。因為這種積案，牽涉到公安、司法、原單位、戶籍部門、房管部門等等機構；替一個人平反，必須由公安司法方麵的某個人承認抓錯判錯，這就已是難事；即使平了反，他的戶口早已注銷，怎能報入？城市的戶籍是控製極嚴的，除非特殊身份特殊人物，則自有永不熄滅的綠燈，對普通人民來說，多少年來出易進難有出無進，誰會替一個無名小腳色去開那不符通常規定的綠燈？還有房子。一個人落難，常常是一家子倒黴，在大城市一定是漸漸站不住腳，往往不多久這家子就消失在農村或邊疆的什麽地方了。現在要糾錯，要回城，拿什麽房子給他及他的家人住？這麽多年，建造的房子少，增加的人口多，已經是頭痛的老大難問題，夠級別夠工齡夠婚齡夠擁擠夠困難的人們都分配不過來，哪裏有空餘的房子給橫插進來的當年的落水狗住？至於職務，每個單位都在嚷編製定額不足，你的坑騰了出來就被占了，哪有空著的坑等你回來安置？所以，這種事情，辦理起來，說不出有多難。要麽是不給回音答覆，要麽是百般推諉卸責，要麽是空口許諾永不兌現，要麽是用強硬的態度把人嚇出門去。 然而，如果是上麵有什麽政治需要而責成下麵辦理，那就不一樣啦。全在領導嘴裏一句話嘛。什麽撤銷原判改判無罪，什麽徹底平反予以昭雪，什麽追悼大會沉痛吊念，什麽恢複職務提升級別，什麽補發工資追加利息，什麽發還原屋子女回城，統統不在話下，照辦無誤；因為一切的戴帽權脫帽權、一切的剝奪權歸還權、一切的讚譽權汙蔑權、一切的殺生權超度權，莫不掌握在執政的共產黨人手裏，而他們是天不聽地不聽隻聽上級領導的吩咐的。程忘言的追悼會開過了，當年的老領導老同事已經絕無僅有，會上宣讀的那些悼辭聽起來令人頭皮發麻，沒有一句不是空話假話，程敏子要不是顧全大局，早想拂袖而去了。程之朗卻是極為感動，頻頻拭淚，還以長子身份發表了一篇頗為得體的答謝講話，對父母所受苦難隻字不提，對最英明最仁慈的黨和政府則有最由衷最充份的的銘感之情，贏得了普遍的讚賞。俞靜君的平反報告由原判法院呈到當時正任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院長的韓述之手裏，對俞靜君這個人他記憶猶新對五十年代這件強加硬安的葫蘆案子他一清二楚；當年是暗暗叫苦愛莫能助，如今則順水推舟大筆一揮就如願鉤銷了。俞靜君的複職手續也是了無障礙，之朗領來轉交給敏子收存的一本俞靜君的嶄新“退休證”上“革命工齡”欄內填著“二十八年”；她的積年工資全數補足，全額退休工資按時發下，之朗交給敏子，曉陽卻對之朗咆哮了：“蠢包！怎麽給她？你不是長子嗎？你把錢給了她，今後你媽的一切你敢管！” 程之朗這次一反常態，在老婆麵前沒有以前一貫的窩囊樣了，他慢慢地一字一頓地說，“這事，請你不要多嘴。好不好？” 曉陽驚呆了。 她像看一幅抽象畫似地看著丈夫，“你，對我，這樣說話？說這個話？” “不錯。曉陽。這事，請你不要多嘴。” “這事？那麽，”她是不可能輸的，尤其是輸給丈夫。“什麽事，我是可以多嘴的？” “除了我程家的事，還有我工作上的事。” “你還有什麽別的事？” 之朗不理她，逕自走開了。 但是曉陽豈甘就此罷休。 俞靜君二十多年的累計工資，一次發下二萬幾千元人民幣，這在七十年代末期，不管在誰眼裏都是一筆巨款；以後每月都有的退休工資，由於俞靜君被捕在工資改革之前，又由於此案是中央和市委交辦的特例，無人敢翻出許多條文來加以七折八扣，竟十分罕見地按原發數字計算，也有百數以上，這對向來每月隻拿六、七十元“赤膊工資”加幾元可憐的獎金的六十年代大學畢業生來說，自然是一份鴻運厚福，哪肯白白拱手讓人呢。 羅曉陽找了一個合適的時機換了一種緩和的口氣，對丈夫說，“媽媽雖然身體不好，但命大福大，翻過了身。我們做子女的，頭上的‘反動階級出身’壓力消除了，真是全靠黨的好政策。我從來也沒有 這麽高興過。十幾年來，擔子落在你妹子一個人頭上，青春耽誤了，追也追不回來。現在，我們長房長子，要多盡點責任了。” “是呀。”之朗說道。 “房子的事，要加緊。” “怎麽加？上麵天天在催，已經抓得很緊了。” “你看你，你就是這副袖手旁觀的吊兒郎當腔。”曉陽怫然道。 “你怎麽這樣說？市委統戰部、房管局、警備區天天在開會商量解決這件事，我們還能多什麽嘴？” “意見總可以表達吧。誰能壓製我們當事人的意見？” “你要表達什麽意見？” “我說----那個房子我是知道的也去過的。不止一次。春節警備區開舞會，我年年去。那時還沒認識你呢。我從來也不知道這個房子原來就是你們家的。這房子我是看得中的。” “是我外公和大舅舅的。姓程的是窮人。” “解放前後，不是你們住的嗎？” “住是住。產權是大舅的。” “蠢包。你大舅在美國。會回國定居嗎？不會，這房子等於是你媽的。” “我還有四個阿姨呢。” “她們有什麽資格來分這房子？現在給誰落實政策？房子充公時，她們怎麽不來保？不來爭？天上掉餡餅了，來搶，看本事吧。我倒要看看誰能從我手裏搶得去！” “咦，你說得倒是滑稽。已經成了你的了？” “按名份，你能說我一點邊兒也沾不上嗎？” “現在八字還沒一撇呢。” “等到八字有了兩撇，再謀劃就晚了。我是為你著想。” “你，到底有什麽意見？”之朗覺得妻子說得也有道理，就問。 “堅持發還原屋。”曉陽目光炯炯神色堅定地說。 “這----”之朗拉長著聲音表示著犯難，“看來難了。” “為什麽？” “那裏已經成了警備區的一個機要部門，周圍已經建了很多軍用設施，很多年下來了。能叫整個軍事部門搬走嗎？現實嗎？” “你聽我說。”曉陽興致十足地說，“你這是胳膊望外麵彎。你替別人想這麽多幹嗎？種種困難，都是他們的，不是咱們的。咱們有的是理。第一，俞佐伯回國探訪，黨中央有政治上的盤算和政治上的利 益。我們要不要政治第一？局部要不要顧全整體？部門要不要配合中央？下級要不要服從上級？槍要不要受黨指揮？第二，俞佐伯回國觀光，拿什麽去給他觀？拿什麽來給自己光？他的伯母死在鄉下，妹夫 死在戈壁灘，妹妹在農村改造了幾十年給改得半死不活成了植物人。房子被政府充了公。現在政府想對俞佐伯說，這一切都是搞錯了，真對不起。人死了不能活轉來，但房子還在那裏，卻又不還給他，正合 計著弄個代用品來搪塞他。------你是打算活活氣死他還是準備做他的統戰工作希望他心向共產黨？你程之朗摸著良心說一說，我羅曉陽說的是正理還是歪理？我政治水平低，做不成大幹部，但我真不知道 上麵那些大官兒動的是什麽腦筋。要統戰，就要徹底。徹不了底，對不起，就別搞什麽統戰。人家是三歲小孩還是在美國行乞討飯？沒有利用價值的政治垃圾，我們共產黨會朝他賠笑臉？” 程之朗目瞪口呆。過了一會，黯然說，“怎麽開口？” “有什麽不好開口？要原屋，沒商量的。連人家自己的房子都不願還人家，乾脆別讓俞佐伯回來得了。你叫人家回來幹什麽？根都掘了刨了，還說什麽葉落歸根？” “那你，你，你跟統戰部的同誌說去。” “你以為我不敢說？我怕什麽？我不是程忘言的大兒媳，俞佐伯的外甥媳婦？” “你看能要回來？” “我不預測結果。我講理。如果今天還搞那一套，那麽把你媽媽送回鄉下得了。給四人幫平反得了。這些人不都是正牌兒的黨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嗎？何必逮捕他們？為什麽要撥亂反正、正本清源？連這麽一件小事都沒有勇氣解決，還侈談什麽？” “別亂說！”之朗做了個禁聲的動作。“說話注意點政治。” “政治？哈！這些年來，我算把政治琢磨透了。” “你的高見難道就是亂說亂動？” “跟你這種人說話實在費勁，”曉陽說，“告訴你吧。政治，就是光說自己一邊的十八條理，不管別人有什麽理。光說對自己有利的話，不說對別人有利的話。光顧自己的利益，管它別人的死活。這就是 政治。是我從小到大看到聽到經到臨到的活生生現實教給我的，是共產黨教給我的。你這一輩子，學到什麽？” “不跟你胡扯了。越扯越不像話了。” “你資格還淺著呢。程之朗同誌！大方向，還得由我來把舵。這件事，是程家的事。但把我撇開就奇怪了。我們這個家不也姓程？我不是程之朗的愛人？不是程家兩個長房孫兒女的媽媽？你要把我休出門去？” 之朗無話可說，更是駁不倒她。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