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天狼
天弓 神箭
井岡山時期 後排右三 毛澤東 前排右一 林彪
簡編年史 大事記概 力圖實確 年月日時 提綱挈領 索引入門
重上井岡山 1965年5月下旬
1927-4-12 蔣介石 對共產黨 和農工 大肆屠殺。
1927年5月21日（馬日）晚上, 馬日事變。國軍許克祥，何鍵 等 在長沙發動的一場反共屠共 並反對武漢國民政府的兵變。
1927-8-1 張太雷 周恩來 等 在南昌起義， 旋即兵敗南走廣東。
1927-8-1 著名的“八七”會議， 武漢， 瞿秋白主持， 毛澤東 明確提出 “槍杆子裏出政權”。
1927-9-9 毛澤東 在湘東贛西地區 組織領導了 秋收起義。
1927-9-29至10月3日，毛澤東在江西永新縣三灣村，領導了舉世聞名的“三灣改編”。支部建在連上，黨治軍。
1927年10月24（27？)日 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軍 上井岡山，與袁文才和王佐的隊伍會合。
1928年4月28日，毛澤東率領的秋收起義部隊與朱德、陳毅領導的部分南昌起義部隊自廣東敗北後 在井岡山勝利會師。井岡山朱毛會師後成立了紅四軍，當時，直接領導紅四軍的有三個中共的組織機構：湖南省委前委、湘贛邊界特委、紅四軍軍委。前兩個除了領導軍隊外，還負有領導地方黨的責任，都是毛澤東任書記，紅四軍軍委則先後由陳毅、朱德擔任書記。
1928年6月18日，中國共產黨第六次代表大會在蘇聯莫斯科近郊茲維尼果羅德鎮塞列布若耶別墅召開。
1928年7月22日，平江起義，湖南省平江縣，滕代遠（中共湘鄂贛邊界特委書記），彭德懷領導的一場武裝起義。
1828年12月14日，滕代遠，彭德懷，黃公略 率領的平瀏起義部隊 與朱毛紅軍在江西寧岡新城西門外會師，並入井岡山紅軍。（有說：1928年12月10日，彭德懷率領紅五軍的800多人，上了井岡山）。
1929年2月7日中共中央秉承共產國際書記布哈林的觀點致信朱毛及湘贛邊特委，（俗稱中央“二月來信”）中提到要朱德、毛澤東離開紅四軍。朱毛匯合之後，並不是沒有矛盾，而是矛盾多多， 其中既有正規部隊同地方農民起義軍的矛盾，也有關於領導權的問題糾紛。 其中最主要的矛盾體現在了關於前委的權力分配問題上。
1929年4月初，中央特派員劉安恭找到了剛剛抵達江西瑞金不久的紅四軍軍部，帶來中央的“二月來信”。
1929年5月，紅四軍攻克龍岩城。由於地方工作繁忙，前委決定恢複2月初撤銷的中共紅四軍軍委，指定劉安恭任臨時軍委書記。劉安恭試圖改變紅四軍的領導機製，提出“前委隻討論行動問題，不要管其他事”。下級黨委（軍委）作決定，限製上級黨委（前委）的領導權，這顯然是錯誤的。5月底，在永定的湖雷，毛澤東主持召開了中共紅四軍前委會議。會上就紅四軍內是否仍要設立軍委發生了激烈爭論。爭論之後意見未能統一。
毛澤東感到，爭論焦點雖集中在“要不要設軍委”，但實質是“黨要不要領導軍隊”的問題。前委於6月8日在白砂召開了前委擴大會議，毛澤東關於“軍委應撤銷，集中權力於前委”的主張遭劉安恭極力反對。毛澤東表示“不能擔負這種不生不死的責任”，提出辭職。 愈演愈烈的爭論過程中，在紅四軍中一直作為軍事主管的敦厚長者朱德，卻和毛澤東意見不同。一時間，紅四軍的兩位最高領袖針尖對麥芒。在兩位最高領導人有分歧的情況下，又有兩個人推波助瀾，把問題進一步激化。 其一是劉安恭。他仍以中央特派員的身份繼續堅持建立軍委，而且把紅四軍分為兩派，說“朱德同誌是擁護中央指示的”，指責毛澤東是“自創原則，不服從中央指示”。 另一個人是林彪。他寫信支持毛澤東的同時，把攻擊的矛頭對準了朱德：“現在紅四軍裏實有少數同誌的領袖欲望非常高漲，虛榮心極端發展，這些同誌又在群眾中是比較有地位的……”
有鑒於此，前委要求毛澤東和朱德“各作一篇文章，表明他們的意見”。於是，在6月出版的紅四軍前委油印刊物《前委通訊》上，同時刊載了兩封《給林彪的信》，作者分別是毛澤東和朱德。 這兩篇文章中，雙方還是沒有絲毫退讓。毛澤東更在信的最後，再次重申了辭去前委書記職務的決定。
陳毅各打五十大板。 毛澤東兩次提出辭職後，紅四軍前委書記由政治部主任陳毅代理。陳毅麵臨的第一個難題，就是必須了結朱毛之爭，以免軍心浮動。前委決定召開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終止爭論，化解矛盾。陳毅最終選擇了這樣的辦法：“對毛主席我打他一棒，對朱軍長我打他一棒，對劉安恭我也打他一棒。” 會上，陳毅指責毛澤東說：“毛澤東同誌是家長式管理，搞的是一言堂，誰也說的不對，隻有他說的對，他說馬克思主義要和中國革命的實際相聯係，這是對馬克思主義的低估和信任不夠……”他批評朱德“是舊軍隊裏麵出來的，江湖義氣濃厚”，“從來不重視政治思想工作，總以為自己就可以包打天下，那還要黨幹什麽……”最後陳毅對二人說道：“你們是秦晉大國，我是小國，處在你們大國之間，我哪邊都不好得罪。我就是怕紅軍分裂，所以，就請你們高抬貴手，盡快和解為上。” 陳毅的發言得到了紅四軍多數官兵的讚同。會後選舉時，毛澤東、朱德二人都落選了，陳毅被選為前委書記。 會議對毛澤東、朱德間的爭論做出的處理是，毛澤東身為黨代表、前委書記，應負較大責任，給予毛澤東嚴重警告處分；給予朱德以書麵警告處分。
1929年6月22日，中共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由陳毅主持在福建岩城內召開。會期一天，會議一直開至深夜始散。紅四軍“七大”會議結束後，
1929年7月8日，毛澤東憤然離開紅四軍，前往上杭縣蛟洋指導閩西地方工作 並養病。同去的有蔡協民、譚震林、江華、曾誌、賀子珍。
1929年7月29日，國民黨重新組織“三省會剿”，叫嚷通過合圍用一個星期把閩西根據地一舉解決掉。陳毅主張立即召開前委會議，確定禦敵方案。朱德認為應該同毛澤東商量商量，陳毅讚同。 陳毅、朱德連夜趕到毛澤東的住地，召開前委會議討論對策。毛澤東說：“我們不要硬拚，要硬中帶韌，采用牛篦政策，用力壓就癟下去，一放手又彈回原樣。敵人來了，我們分散轉移，縮小目標，轉移敵人視線，分散敵人力量。等敵人走了，我們再打回來。”“如果三省‘會剿’之敵來進攻閩西，我們可以取道閩北入贛東、贛南，或入福州、延平之間活動；或兵分兩路，一路往閩北，一路留閩西。” 前委會上，決定由陳毅去上海向中央匯報紅四軍的情況。當陳毅提出毛澤東回紅四軍主持前委工作時，卻遭到了毛澤東的一口拒絕：“七大的做法我不能同意，我不能隨隨便便就回去。” 前委會議後，朱德獨挑重擔，臨時代理前委書記，轉戰閩西粵東。在攻下上杭之後，召開了紅四軍第八次代表會議。會議采取自下而上的民主製，擺開問題讓大家爭論。不少代表提議請毛澤東回前委主持工作，朱德也認為紅四軍的工作離不開毛澤東，遂與郭化若及一部分黨代表聯名寫信請毛澤東回來。毛澤東給前委回了信：“我平生精密考慮事情，嚴正督促工作，這是‘陳毅主義’的眼中釘。陳毅要我當‘八邊美人，四麵討好，我辦不到’。我反對敷衍調和、模棱兩可的‘陳毅主義’。”
1929年9月28日，經（上海）中共政治局集體討論由周恩來簽發了中共中央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俗稱“九月來信”。“九月來信”肯定了毛澤東關於工農武裝割據，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的戰略思想。
1929年10月22日晚上，由陳毅作為前委書記主持召開了前委會議。陳毅說：“我們都要把毛澤東請回來，向他承認錯誤。”朱德表示：“同意。” 陳毅三次用快馬給毛澤東送信，既匯報中央“九月來信”精神和周恩來同誌的口頭指示，並寫上：“七大沒有開好，我犯了錯誤。中央認為你的領導是正確的。四軍同誌盼你早日歸隊，就任前委書記。這是中央的意思，也是我和玉階（朱德）以及前委的希冀。”毛澤東連接三信，回信表示不久就會回到四軍。 這之後，朱德、陳毅和許多同誌一樣，從實踐中認識到毛澤東所堅持的政治原則的可貴，提議請毛澤東重新主持前委工作。1929年12月底，紅四軍在古田召開“九大”，毛澤東重新當選為前委書記。
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古田會議，中國工農紅軍中的紅四軍（毛朱陳紅軍）在福建省上杭縣古田鎮召開的第九次全軍黨代表大會，在會上毛澤東確立了其在紅四軍中的領袖地位。會議認真總結了南昌起義以來建軍建黨的經驗，確立了人民軍隊建設的基本原則，核心內容黨指揮槍，不是槍指揮黨，重申了黨對紅軍實行絕對領導，規定了紅軍的性質、宗旨和任務等事關黨的事業興衰成敗的根本性問題。此乃中國共產黨史上重要的會議之一。
1930年9月24日至28日，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在上海一幢臨時租用的洋房裏秘密舉行，瞿秋白和周恩來主持會議。李立三受到嚴厲批評，實際上離開了中央領導崗位。由於共產國際一再催促，他不得不於11月間動身前往莫斯科“接受改造”。 周恩來是會議的實際主持人，但他很謙虛，總是把瞿秋白推到前台。因此，三中全會使瞿秋白成為黨中央實際上的主要負責人。
1930年12月25日，在米夫的壓力下，瞿秋白周恩來中央任命王明為江南省委書記，博古為團中央宣傳部長。
1931年1月7日，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公共租界一幢西式洋樓裏秘密舉行。出席會議的代表37人，其中中央委員14人，候補委員8人。中央全會理應中央委員參加，可自稱為“國際派”的人中沒有一個是中央委員。經過特殊安排，15名非中央委員參加了會議，王明、博古等名列其中，享有和中央委員同樣的權利。1月10日，政治局會議決定，向忠發、周恩來、張國燾三人為政治局常委，王明為候補常委。雖然向忠發仍是黨的總書記，由於共產國際支持，實際上王明開始執掌中央大權。
1931年1月， 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中共蘇區中央局成立後，根據中央的安排，周恩來擔任蘇區中央局書記。但當時周恩來在上海，蘇區中央局書記由項英代理。
1931年3月，王明等人領導的中共中央派出的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3人組成的中央代表團從上海到達中央蘇區，傳達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精神，處理富田事變，籌備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以任弼時為團長的中央三人代表團來到蘇區後不久，中共蘇區中央局向中央報告，請求撤消項英的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職務，由毛澤東接任。
1931年8月，蘇區中央局書記由毛澤東代理（10月正式任命）。
1931年10月18日，王明自上海動身去蘇聯接替瞿秋白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年僅24歲、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博古，由於堅決擁護和執行王明“左”傾冒險主義路線，一躍而成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在上海）的負責人。
1931年11月1日至5日，在江西瑞金葉坪主持召開中國共產黨中央蘇區第一次代表大會，通稱“贛南會議”。會上集中批判了毛澤東的多方麵錯誤。此後，毛澤東仍按照中央的原有部署，在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兼人民委員會主席。
1931年11月，1931年11月，王明在莫斯科以中共中央的名義發來電報調整了蘇區領導機構，中革軍委成立。同時宣布取消紅一方麵軍總司令、總政委名義及其組織。這樣，毛澤東在紅軍的職務總政委自然取消。雖然不當總政委了，但紅一方麵軍的主要活動毛澤東還參加。
1931年12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來進入中央蘇區，任蘇區中央局書記。毛澤東的代理書記職務至此結束。但是，周恩來任蘇區中央局書記後，為便於了解情況，仍由毛澤東主持蘇區中央局工作，盡管當時毛澤東的處境已較困難。1932年1月中旬，毛澤東在瑞金葉坪主持召開中共蘇區中央局主要成員會議，遭到與會者批判，會議中途更換主持人。會後不久，毛澤東辭去主持蘇區中央局工作的職務，向蘇區中央局請病假，赴瑞金城郊的東華山古廟養病。
1932年1月下旬開始，蘇區中央局書記周恩來正式主持蘇區中央局的工作。
1932年6月，蔣介石自任總司令，調集軍隊準備對中央蘇區發動第四次圍剿。戰爭爆發前夕，紅一方麵軍總部恢複，朱德任總司令、毛澤東任總政治委員。蘇區中央局曾提議撤銷毛澤東紅一方麵軍總政委的職務，由當時在前線的蘇區中央局代表周恩來擔任，周恩來很快給中央局寫信，力挺毛澤東繼續擔任總政委的職務，並陳述了很多理由。蘇區中央局暫時接受了他的建議。 不久，在毛澤東、朱德指揮下，紅軍發起宜黃、樂安之戰，給予國民黨軍重創。宜黃、樂安戰役後，臨時中央和蘇區中央局即令紅軍北進。紅軍本來計劃北進，乘勝攻取南城。後來，發現南城有敵人3個師的兵力，已有作戰準備，且宜黃、樂安戰役後，蔣介石非常驚慌，唯恐紅軍乘勝北進，正由武漢、南昌、吉安等地調兵支援。鑒於此，毛澤東、朱德與在前線的周恩來商量後，當即改變原來部署，主動撤退到東韶、洛口一帶休整，尋找戰機。周恩來還致電蘇區中央局和臨時中央，解釋紅軍改變計劃的原因。 但是，臨時中央和蘇區中央局根本不聽解釋，一再催促紅一方麵軍繼續北進，威脅南昌，並且指責紅一方麵軍“不宜在南豐、南城、宜黃間久待，這給群眾以十二分不好的影響”。
1932年9月23日，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致電蘇區中央局並告臨時中央，進一步闡述他們對目前行動方針的看法，反對臨時中央和蘇區中央局提出的北進的方針，堅持原定的休整方案。 臨時中央和蘇區中央局要求紅軍北進，毛澤東等命令紅軍在東韶、洛口一帶休整。矛盾變得公開化。蘇區中央局決定暫時停止紅軍行動，立即在前方召開蘇區中央局全體會議。目的很清楚：解決毛澤東等人拒不執行中央戰略方針的問題。
1932年10月3日到10月8日，寧都會議。蘇區中央局在寧都召開全體會議。江西省軍區司令陳毅不知道要開什麽會，高興地向大家開玩笑說：你們保證把會開好，我保證你們吃好、住好、玩好，咱們三好換一好！ 10月3日，會議召開。第一次會議時，因為周恩來在前線，正在往回趕，會議由任弼時主持。會上，大家先務虛，談理論。漸漸地，有些人就衝著毛澤東來了，氣氛有些緊張。第二次開會前，周恩來回來了。第二次會議由他主持。經周恩來爭取，在第一次會議時被排除在會議之外的非蘇區中央局成員陳毅，被同意列席會議，但規定他隻能旁聽，不能發言。
周恩來已經知道會議要幹什麽，有些沉默。人到齊了，他宣布開會。 會議開始不久，室內漸漸煙霧繚繞，氣氛令人壓抑。項英坐在周恩來對麵。他首先對第一天的會議作了簡要的概括：“我認為會議的焦點隻有一個，那就是在前線的委員們，首先是毛澤東等同誌，是否認真執行共產國際和中央的指示問題。當然，結論也隻有一個：沒有執行！” 周恩來說得很謹慎，“先慢一點作結論好不好？會議剛剛開始，結論已經有了，那還開什麽會？也聽聽前方同誌的意見嘛！” 項英激動得握筆的手簌簌發抖，用力把剛點著的煙在煙灰缸裏摁滅，霍地站了起來，質問：“難道屢次抗拒中央的作戰指示，還不能說明問題嗎？每次戰鬥都叫苦連天，難道不是對勝利缺乏信心嗎？對爭取一省或數省勝利的目標采取懷疑的態度，難道還不是右傾情緒嗎？” 接著，顧作霖等後方委員作了言詞更為激烈的發言。 周恩來對後方蘇區中央局委員們說：“前方的情況跟後方的情況不一樣，和在地圖上推想的更不一樣……” 項英不想聽前方同誌作具體解釋：“反正你們是尋找借口不執行命令，這是根本事實。” 周恩來一臉苦澀地說：“總應讓人把話說完嘛！” 項英嚴厲地說：“具體事實不是問題的實質，問題的實質在於你們對命令執行的不堅決！這是對共產國際指示的態度問題。你們對國際路線是忠實的執行還是口頭答應執行……這裏應該特別指出的是毛澤東同誌，他對國際一向采取不尊重的態度，擁兵自重。”
毛澤東的手裏夾著一支香煙，沒有點燃。他抑製住狂烈的怨忿，盡量平靜地解釋說：“這是不公正的！我們在前方盡一切可能按指示去做。可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命令，叫人難以接受……目前，我軍的實際力量不可能攻打中心城市，這是有血的教訓的……” 但是，後方的委員們卻不願聽毛澤東的解釋，斥責說：“應該檢查主觀原因，應該深挖思想根源。我們紅軍鬥誌高昂，一向是攻無不克的！” 周恩來看清楚了，握有共產國際尚方寶劍的後方委員們，對前方的幾個委員采取的是一種居高臨下的態度。但他還不太相信，他們會剝奪毛澤東在軍隊的權力。周恩來找到了一種策略，他試圖把後方委員們關注的焦點從路線問題（他認為本來就不是路線問題）引到軍事指揮上來：“我認為對毛澤東同誌的指責過火了，這不符合實際情況，但是，我不否認軍事指揮可能存在著許多問題，如果有什麽錯誤，我有責任！甚至我的責任更大更直接。” 項英繼續發言，指責：“這不是軍事指揮問題，而是指導思想問題，是悲觀情緒問題，是對共產國際的態度問題，是路線問題……這些傾向特別明顯地表現在毛澤東同誌身上。” 項英認為，毛澤東跟莫斯科共產國際無直接聯係，也沒有任何“血緣”關係，對共產國際的路線既無認識也無感情。他還認為毛澤東是個農民知識分子，對工人階級並不真正的了解，也缺乏工人階級革命鬥爭的鮮明性，執行的是富農路線，重視農村，忽視城市。他還認為毛澤東對馬列主義不虔誠。說毛澤東的書箱裏幾乎全是封建時代的老古董，有《呂氏春秋》、《貞觀政要》、《三國演義》《紅樓夢》，有唐詩宋詞，甚至還有《金瓶梅》。毛澤東在會上講話，很少說馬克思列寧怎麽說，總是順口來幾句孔夫子怎麽說，老子、莊子、韓非子怎麽想……項英最後說出了後方委員們的想法：“我們認為毛澤東同誌絲毫沒有認識到自己的錯誤，為了保證國際路線在紅軍中得以貫徹，毛澤東同誌應該離開總政委的崗位，回到後方工作。”他還提議：由周恩來負戰爭領導的總責。 幾個後方委員表示附議，對項英的提議表示支持。
次日，會議接著開。漸漸的，項英有些不耐煩了，他提議，要毛澤東表態。 以毛澤東的睿智，他對會議的目的已看得很清楚，他知道，任何爭辯無非都是一種形式，性質早已定了，自己是少數派。再有力的雄辯，也隻是徒然延長會議的時間，直到剝奪他的軍權為止。有理如此，無理也如此。形勢看清了，心情也就坦然了。喜吃辣子的湖南人的倔強性格，促使他要說幾句殺傷力特強的話，而後拂袖而去。然而，他理智地克製了自己，隻平靜地說了幾句話，既不是認錯，也不是表態，那是很耐人尋味的幾句話：“天下理無常是，事無常非。先日所用，今或棄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我恭候中央的處理。”中斷了幾秒鍾，他又說了兩個字“完了”。 會議又出現了沉默。有些人聽明白了他的話，有些人沒有聽明白。 項英顯然不願意弄明白毛澤東講話的含義，他說：“既然毛澤東同誌已經表示聽候中央處理，我想會議沒有必要延長了，大家事情多得很，毛澤東同誌在目前的情況下留在紅軍領導崗位上是不合適的！” 後方委員們附和說：“解除毛澤東同誌的軍內職務是非常必要的！”“我們快舉手表決吧！” 周恩來盡量和緩地說：“我不同意這種倉促結論的做法，至於如何處理，要經過充分醞釀再說。” 顧作霖等立即附議項英的意見，繼續對毛澤東進行批評。會場上漸漸一邊倒，多數與會者認為毛澤東承認錯誤不夠。 項英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說：“我們還是表決吧！” 從發言看，解除毛澤東的職務，多數人都同意。周恩來看到形勢不可逆轉，還想再挽留毛澤東，就說：“澤東積年的經驗多偏於作戰，他的興趣亦在主持戰爭”，“如在前方則可吸引他貢獻不少意見，對戰爭有幫助”。然後提議“一種是由我負主持戰爭全責，澤東仍留在前方助理；另一種是由澤東負主持戰爭全責，我負責監督行動方針的執行”。 毛澤東退意已決。他掩蓋著內心的痛苦說：“我既然得不到中央局的信任，繼續留在前方是不合適的。我現在身體不好，痰中帶著血絲，時常低燒。我向中央請一個時期的病假。至於回不回前方，我服從組織決定。”說完，他緩緩站起，看看大家，說了句善解人意的話：“也許還有些話大家當著我的麵不好講，我現在退席。”說完，毛澤東滿懷惆悵，緩緩走出會場。他實在不願意離開他傾注了全部心血和希望的紅軍。
會後，毛澤東立即準備到長汀福音醫院療養。王稼祥曾向他告別，並要求他再爭取一下，留在前方。毛澤東說：“算了吧，我們是少數，還是服從多數吧！”他還對前來送別的周恩來表示：“前方軍事急需，何時電召便何時來。” 毛澤東被解除軍權後繼續挨批，但他仍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幾乎在開寧都會議的同時，上海的臨時中央接到蘇區中央局報告，博古於10月6日召集在上海的部分政治局常委開會討論，批評毛澤東“分散工作的觀點”“是保守、退卻”，“是不能容許的”，強調對毛澤東應作堅決的鬥爭。臨時中央這個電示到達中央蘇區前線時，寧都會議已經結束，毛澤東已離開前線去長汀福音醫院“養病”。留在寧都的蘇區中央局委員繼續開會。根據臨時中央來電，蘇區中央局決定紅一方麵軍總政治委員一職由周恩來代理。同月26日，臨時中央任命周恩來兼任紅一方麵軍總政治委員
1932年10月21日，由蘇區中央局起草的送前方周恩來、朱德、王稼祥征求意見的《蘇區中央局寧都會議經過簡報》發出，由於寧都會議未留下記錄和決議，所以該簡報是僅有的保留至今的蘇區中央局有關寧都會議的一手文獻。
1932年11月，上海臨時中央發出《關於軍事路線給蘇區中央局的指示》，將毛澤東在前三次反圍剿戰爭中形成的積極防禦戰略，批判為“純粹防禦路線”，並打擊和排擠了執行該路線的幹部；且否定了中革軍委通令中調毛澤東回到後方“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的決定，剝奪了毛澤東的工作權利。 毛澤東在長汀福音醫院“養病”期間，見到中共福建省委代理書記羅明，二人長談，意見漸趨一致。羅明出院後，在長汀主持召開中共福建省委會議，傳達毛澤東的意見。博古等人抵達中央蘇區時，途經長汀，羅明勸博古去看正在“養病”的毛澤東。博古回答：“毛澤東有什麽可看的！”羅明還匯報了照毛澤東指示開展遊擊戰爭的情況，博古很反感。毛澤東在長汀“養病”4個月後，被中央召回，來瑞金主持政府工作。不久，臨時中央在中央蘇區開展反“羅明路線”運動，實際上是整肅毛澤東及其支持者，受牽連者還有鄧小平、毛澤覃、謝維俊、古柏等人。博古對中共江西省委負責人說：“毛澤覃、謝維俊還與毛澤東通信，他們心裏不滿，這是派別活動。”毛澤東的親屬也受牽連，長期管理文件的妻子賀子珍改任收發，弟弟毛澤覃被撤職，並遭到開除黨籍的威脅，毛澤覃的妻子賀怡被撤消中共瑞金縣委組織部副部長職務，賀子珍的哥哥賀敏學被免去紅二十四師代理師長職務。後來，在賀子珍陪同下，毛澤東到雲石山的雲山寺休養。雲山寺荒涼冷清，僅有已還俗的趙和尚在廟前種菜地。毛澤東有時候讀書，有時候與來菜地幹活的趙和尚聊天。賀子珍回憶，當時沒人敢同毛澤東說話，沒人敢來看毛澤東。毛澤東回憶：“那時候，不但一個人也不上門，連一個鬼也不上門……還好，我的腦袋沒有被砍掉。”實際上，還是有少數人冒政治風險來看望毛澤東，如楊至成、聶榮臻、林彪等人。
1933年1月，毛澤東回到瑞金主持中央政府工作。
1933年初，臨時中共中央在上海越來越難以立足，遂決定遷入中央蘇區。臨行前，博古在上海另行組織中共上海中央執行局，作為中共中央的派出機構，由康生負責領導白區的工作。隨後，博古與陳雲一起，在秘密交通站的護送下，通過國民黨的嚴密封鎖，曆經艱難曲折，進入了中央蘇區。 1月初，博古一行來到福建上杭時，正遇上在這裏開展遊擊戰爭的福建省委代理書記羅明。 1月19日，博古抵達中央蘇區首府瑞金。至此，臨時中央全部由上海遷到蘇區。 中共臨時中央遷入瑞金後，原有的中共蘇區中央局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最初，兩者並存了一段時間，有時下達的文件聯名署“中共中央局、中共蘇區中央局”。到了
1933年6月，“中共蘇區中央局”字樣消失了。這樣，周恩來的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的職務，也就隨之消失。博古成為中央蘇區的最高首長。
1934年4月中旬，第五次反圍剿期間，蔣介石集中11個師進攻中央蘇區北部的廣昌。仍在“養病”的毛澤東，曾找到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的最高“三人團”，提出向湖南中部進軍，以調動江西敵軍到湖南而消滅之，但該建議未被最高“三人團”采納。毛澤東受冷遇的情況，直到紅一方麵軍長征到達遵義，召開遵義會議時才被改變。 1945年4月20日，任弼時在延安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上，承認寧都會議時自己批判毛澤東是“一時的宗派活動”， 此乃後話。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１０日晚，中共中央、中革軍委、中央政府機關撤離瑞金，於１０月１７日傍晚在於都率領８.６萬名紅軍主力和軍委野戰縱隊渡過於都河，開始長征。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 血戰湘江。中央紅軍在湘江上遊廣西境內的興安縣、全州縣、灌陽縣，與國民黨軍苦戰五晝夜，最終從全州、興安之間強渡湘江，突破了國民黨軍的第四道封鎖線，粉碎了蔣介石圍殲中央紅軍於湘江以東的企圖。但是，中央紅軍也為此付出了極為慘重的代價,紅軍由長征出發時的8.6萬人銳減至3萬餘人。
１９３４年１２月１２日，通道會議。 湖南西南部通道縣召開的。參加會議的有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張聞天、王稼祥、博古、李德等人，會議由周恩來主持。 會議討論的是中央紅軍的戰略行動方向方針問題。
1935年1月9日，首戰婁山關，獲勝。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遵義會議。中共中央政治局 在貴州遵義召開的極其重要的會議，重新確立毛澤東在軍內實際也包括在黨內的指揮和領導權利。
1935年1月9日， 土城之戰，未達預期目的，失利。一渡， 二渡赤水，走弓背陸， 迷惑蔣軍。
1935年2月25日，二戰婁山關 獲勝。紅軍自被迫長征以來的第一個大勝利。此後 三渡，四渡赤水河，與蔣軍兜圈子。
1935年5月12日， 會理會議。在四川會理召開的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1935年6月8日，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發出《為達到一、四方麵軍會合的戰略指示》。 為實現這個戰略，必須翻越海拔4900多米的夾金山。6月17日早晨，毛澤東率領紅軍向山頂攀登，當天下午，他們就到達懋功縣達維鎮，受到紅四方麵軍先頭部隊的熱烈歡迎。18日，他們進入懋功縣城，會見在這裏迎候的紅四方麵軍先頭部隊第30軍政委李先念。與紅四方麵軍會合。
1935年6月25日，毛澤東和中央其他領導人到懋功縣城以北的兩河口，歡迎從茂縣前來的紅四方麵軍主要領導人張國燾，並舉行兩大主力紅軍會師大會。朱德致歡迎詞，說明兩大主力紅軍會師的重大意義和北上的方針。張國燾在講話中卻公然提出同中央相悖的西進方針。毛澤東和張國燾是老相識了，他們都是中共一大代表，已經多年不見，在這硝煙迷漫的戰火中重逢，應是十分地欣喜，但是一見麵談話，卻並不投機。 第二天，在兩河口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1935年6月29日，毛澤東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會議除決定任命張國燾為中革軍委副主席，徐向前、陳昌浩為軍委委員。中央紅軍為了執行《鬆潘戰役計劃》繼續北進，在7月初翻過第二座大雪山，抵達卓克基，10日到達蘆花（今黑水縣）。朱德、毛澤東、周恩來致電張國燾，催促他立刻率部北上，並要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迅速到蘆花集中指揮。 張國燾到蘆花後，中共中央在18日舉行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組織問題。張國燾提出要提拔新幹部，主張增補一批人“可到軍委”。毛澤東說：提拔幹部是需要的，但不需要這麽多人集中到軍委，下麵需要人。會議為了團結張國燾共同北上，同意將原由周恩來擔任的紅軍總政委改由張國燾擔任，周恩來調中央常委工作。中革軍委當天發出通知：“仍以中革軍委主席朱德同誌兼總司令，並任張國燾同誌任總政治委員。”21日，組織前敵總指揮部，以徐向前兼總指揮、陳昌浩兼政治委員，葉劍英兼參謀長。同時，將中央紅軍第1、第3、第5、第9軍團依次改為第1、第3、第5、第32軍，並抽調張宗遜等一批幹部到紅四方麵軍各軍任職。隨後，又根據紅軍總部的決定，紅四方麵軍抽調了3個建製團共3700餘人補充中央紅軍。 張國燾一朝權在手，便以集中統一指揮為名收繳了中央紅軍各軍團的密電碼本。彭德懷回憶說：“我完成任務後，回到蘆花軍團部時，軍委參謀部將各軍團互通情報的密電本收繳了，連三軍團和軍委、毛主席通報密電本也收繳了。從此以後，隻能與前敵指揮部通報了。與中央隔絕了，與一軍團也隔絕了。” 由於張國燾一再拖延，戰機已被貽誤，使胡宗南部得以集中兵力扼守鬆潘，紅軍已難經鬆潘沿大道進入甘南。中共中央隻得撤銷原定的《鬆潘戰役計劃》，改從自然條件極端惡劣的水草地北上，這給紅軍北上帶來極大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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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 突破烏江， 巧渡金沙江，強渡大渡河， 飛奪瀘定橋， 爬雪山 過草地， 激戰天險臘子口，
等等 大家都熟悉的，在此 略而不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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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0月三軍會師甘肅會寧。中央紅軍長征基本勝利結束。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紅軍到達陝北蘇區的吳起鎮。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領中央紅軍經過二萬五千裏長征，到達陝北吳旗(當時稱吳起)鎮，進入西北蘇區，從而勝利地結束了中央紅軍的長征。 毛澤東到達吳起鎮後，即於當天致電彭德懷：“吳起鎮已是蘇區邊境，此地以東即有紅色政權，保安城聞有紅色部隊，但吳起鎮、金湯鎮之間之金佛坪有地主武裝百餘守堡，擬派隊消滅之。”電報還要彭德懷於次日 到吳起鎮商討行動方針，第二、第三縱隊交葉劍英、鄧發指揮。
1935年10月20日，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誌聽取了陝北紅二十六軍騎兵團政委龔逢春等同誌的匯報，了解到西北蘇區錯誤肅反的嚴重形勢，指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
1935年11月下旬，取得了直羅鎮戰役的勝利，給“黨中央把全國革命大本營放在西北的任務，舉行了一個奠基 吳起鎮 吳起鎮 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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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軍（中央紅軍）長征的大致路線是：
1934年10月16日，中央紅軍開始渡江西的於都河，長征開始。
1934年10月21日，在江西贛縣王母渡至信豐縣新田間突破國民黨第一道封鎖線，沿粵贛邊、湘粵邊西行。
1934年11月15日，突破國民黨軍第二、三道封鎖線。
1934年11月25日-12月1日，從廣西興安縣至全州縣間，以極其慘烈的代價渡過湘江。
1934年12月上旬，從廣西老山界翻越了越城嶺。
1934年12月14日，占領貴州黎平縣，打開通向貴州的門戶。
1935年1月1日-1月3日，強渡烏江。
1935年1月7日，占領貴州遵義市。
1935年1月15日-1935年1月17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在遵義如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遵義會議），由此確立了毛澤東四十餘年的領袖地位。
1935年1月28日-2月9日，中央紅軍主力部隊在貴州土城與川軍郭勳祺等部隊激戰，雙方損失慘重，一渡赤水。
1935年2月28日，再占遵義城。
1935年3月21日，由二郎灘 、九溪口、太平渡東渡赤水（四渡赤水）。
1935年3月29日-3月31日，南渡烏江。
1935年4月25日，進入雲南，分三路西進。
1935年5月9日，在雲南皎平渡渡過金沙江。
1935年5月25日，中央紅軍先遣隊自四川石棉縣安順場強行渡過大渡河。
1935年5月29日，占領四川瀘定縣瀘定橋。
1935年6月12日，中央紅軍先頭部隊翻越四川夾金山。
1935年6月27日，中央紅軍先頭部隊翻越第二座大雪山---四川夢筆山。
1935年7月2日，翻越第三座大雪山---四川亞克夏雪山。
1935年7月6日，翻越第四座大雪山---四川昌德山。
1935年7月7日，翻越第五座大雪山---四川打古山。
1935年8月29日-8月31日，全殲堵擊紅軍北上的胡宗南部第四十九師，打開了進軍甘南的門戶。
1935年10月19日，抵達吳起鎮（今陝西吳旗縣），中央紅軍長征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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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毛澤東 精準定位評價 長征
講到長征，請問有什麽意義呢？我們說，長征是曆史紀錄上的第一次，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
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於今，曆史上曾經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嗎？十二個月光陰中間，天上每日幾十架飛機偵察轟炸，地下幾十萬大軍圍追堵截，路上遇著了說不盡的艱難險阻，我們卻開動了每人的兩隻腳，長驅二萬餘裏，縱橫十一個省。請問曆史上曾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嗎？沒有，從來沒有的。
長征又是宣言書。它向全世界宣告，紅軍是英雄好漢，帝國主義者和他們的走狗蔣介石等輩則是完全無用的。長征宣告了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圍追堵截的破產。長征又是宣傳隊。它向十一個省內大約兩萬萬人民宣布，隻有紅軍的道路，才是解放他們的道路。不因此一舉，那麽廣大的民眾怎會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還有紅軍這樣一篇大道理呢？長征又是播種機。它散布了許多種子在十一個省內，發芽、長葉、開花、結果，將來是會有收獲的。
總而言之，長征是以我們勝利、敵人失敗的結果而告結束。誰使長征勝利的呢？是共產黨。沒有共產黨，這樣的長征是不可能設想的。中國共產黨，它的領導機關，它的幹部，它的黨員，是不怕任何艱難困苦的。誰懷疑我們領導革命戰爭的能力，誰就會陷進機會主義的泥坑裏去。長征一完結，新局麵就開始。直羅鎮一仗，中央紅軍同西北紅軍兄弟般的團結，粉碎了賣國賊蔣介石向著陝甘邊區的“圍剿”，給黨中央把全國革命大本營放在西北的任務，舉行了一個奠基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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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軍到達陝北後，1935年12月，毛澤東在報告中首先用“長征”一詞，從此，“長征”一詞進入史冊。
1936年10月22日， 紅一、二、四方麵軍在甘肅會寧、靜寧地區勝利會師。
1935年10月，紅一方麵軍（中央紅軍）抵達陝北。
1936年7月2日，紅二、紅六軍團遵照中央指示改編為紅軍第二方麵軍。
同時與紅四方麵軍會師共同北上。雖三支紅軍會合時不足3萬人，但革命從此轉危為安。
中央紅軍共進行了380餘次戰役戰鬥，攻占七百多座縣城，紅軍陣亡營以上幹部多達430人，平均年齡不到30歲，擊潰政府軍數百個團，其間共經過11個省，翻越18座大山，跨過24條大河，走過荒無人煙的草地、翻過連綿起伏的雪山行程兩萬五千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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