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7月,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主任
鄧演達(1895年3月1日-1931年11月29日),又名策成、仲密,字擇生,化名石生登,中國廣東歸善永湖鄉鹿頸村人
(今惠州市惠城區三棟鎮)。
曆任黃埔軍校教練部副主任、黃埔軍校教育長、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兼武漢行營主任、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中國國民黨中央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主任等。
在國民黨內部屬於親共派。
後排右3 為 鄧演達
鮑羅廷(左)、宋慶齡(中)、鄧演達(右二)1927年12月在蘇聯高加索。
1924年5月黃埔軍校成立,任訓練部副主任兼學生總隊長。1924年底辭職“自費”轉道蘇聯赴德國學習,1925年底轉道蘇聯回國,任黃埔軍校教育長。
1926年3月因“中山艦事件”,鄧斥責蔣介石,被調到黃埔軍校潮州分校任教育長。7月北伐,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中將主任。打武昌時,鄧擔任攻城總指揮,親臨城下督戰。10月攻克武昌,兼任湖北省政務委員會主任。以後,11月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移駐南昌,鄧留武漢,兼任總司令部武漢行營主任。1927年1月,蔣介石擅自決定遷都南京。鄧演達堅決反對,於2月9日同徐謙等五人在武漢組成行動委員會,開展反蔣活動。3月7日,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在武漢召開,免去了蔣介石的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軍事委員會主席和軍人部部長等職,鄧演達當選中央執行委員、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團成員,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主任和中央農民部部長。之後,鄧演達多次發表講話,闡述反對“軍事指揮黨”,被蔣介石視為心腹之患。
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鄧演達主張東征討蔣,沒有被汪精衛采納。4月隨軍北進河南。6月從河南回到武漢,6月30日給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留下了《告別中國國民黨的同誌們》一信,譴責蔣介石、汪精衛的反革命行徑,化裝成檢查電線杆的工人離開武漢,在潼關與蘇聯顧問鮑羅廷等人歸國的汽車隊回合,經榆林、包頭,穿沙漠,越西伯利亞,於10月15日到達莫斯科。在此期間,中共發動八一南昌起義。鄧和宋慶齡未參加,但仍被推選為革命委員會七人主席團成員。11月1日,宋慶齡、鄧演達和陳友仁在莫斯科發表了《對中國及世界革命民眾的宣言》,聲明繼承孫中山遺誌,堅持反帝反封建,提出組織“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中國農工民主黨前身),繼續與新舊軍閥鬥爭。1927年11月中旬鄧獲得斯大林的接見[1]。12月,鄧演達由莫斯科轉赴柏林,聯絡和策劃反蔣活動。1928年5月4日宋慶齡也抵達柏林。
1930年5月鄧演達回國,8月9日與譚平山等人在上海法租界格羅希路大福裏(今延慶路29弄1-21號)組建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中國農工民主黨前身),任中央幹事會總幹事,進行反蔣活動。9月1日召開第一次全國幹部會議,通過《我們的政治主張》;並發行《政治周報》及《革命行為》等刊物。
1931年8月17日由於陳敬齋告密,鄧在上海愚園路愚園坊20號幹部訓練班講課時,當時共13人被淞滬警備司令部偵察隊特務和上海公共租界靜安寺捕房警探逮捕。然後被羈押在靜安寺捕房臨時監獄。
18日宋慶齡從上海趕到南京,麵見蔣介石要求釋放鄧演達,蔣稱不知道鄧關押何處,交涉未果。
8月19日晨鄧被押送至白雲觀淞滬警備司令部偵察隊。
8月21日,鄧演達被單獨押解到南京,關在羊皮巷軍法司“優待室”。陳立夫來勸說鄧與蔣合作,鄧拒絕。不久發生九一八事變,蔣介石親自三次來見鄧,表示大敵當前,要鄧放棄前嫌,與蔣合作,鄧依然拒絕。
11月25日宋慶齡第二次來南京,利用自己特殊身份闖入中央軍人監獄探望鄧演達。
11月29日晚鄧演達被秘密處決於南京麟麒門外沙子崗,年36歲。
1931年12月初,鄧演達被殺消息走漏。宋慶齡再次忙趕赴南京,向蔣介石質問道:“鄧同誌移到何處去了?我此時必須和他晤麵一談。” 蔣知道無法隱瞞,遂說:“現在你已不能和他見麵了,他有許多危害政府的證據,已經被槍決了。”宋慶齡當即掀翻茶幾,憤然離去。
1931年12月19日,宋慶齡在上海公開發表《宋慶齡宣言》,嚴厲譴責蔣介石的殺人罪惡行徑。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遺骸被遷葬於南京中山陵內孫中山陵寢旁,並被追認為“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