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鶴遊天的博客
老虎屁股摸不得
問題集錦：
——如何從曆史哲學角度和經濟哲學角度看待重慶“唱紅”？
——中國也搞了市場經濟，中國有沒有“斯密之謎”？怎麽解決？
——重慶在“唱紅”中提出過“核心價值觀”嗎？
——王立軍為什麽要“擅自進入美國領事館”？
——重慶打黑是“黑打”還是“紅打”（法打）？
——如何看待“重慶模式”？
一、關於重慶的“唱紅”
問：重慶為什麽要“唱紅”，唱的是什麽“紅”？答：具體原因和內容，請你們到網上搜搜《蘇偉與三批法國記者談重慶“唱紅”、“打黑”》。今天在座的韓國金教授是哲學家，我也是學哲學的，想從曆史哲學和經濟哲學角度談談“唱紅”問題。
我們都知道全世界都在研究：為什麽世界上的其他的古文明都中斷了、夭折了，隻有中華文明一脈相承、綿延5000年，融合各族，不斷成長？我覺得，重要原因，就是中國文明是“禮樂文明”——禮是製度，樂是修養，以音樂為重要載體的修養。我們的孔子講：“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所以中國幾千年來一直重視廣義的“唱紅”。“唱紅”就是中華文明能夠延續5000年的內在原因。我們中國今天講的“以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就是中國“禮樂文明”的繼承與發展；所以新中國建立以來，包括改革開放30幾年來，中國一直在“唱紅”。重慶的“打黑”與“唱紅”，就是中國“禮樂文明”的重要體現與創新，就是“以法治市”和“以德治市”的實際行動。
問：我們知道中華文明也是盛衰交替的，這與“唱紅”有什麽關係嗎？答：關係太大了！因為“樂”本身有正、邪之分。中國古代聖人堯舜提倡純正的韶樂，就是孔子聽了“三月不知肉味”的鈞天廣樂，成就了“大道行也”的遠古盛世；後來殷紂喜歡靡靡之音，政治糜爛，國破人亡。漢唐興盛，離不開劉邦的《大風歌》和李世民的《秦王破陣樂》，那都是使人鬥誌昂揚的；後來李隆基沉溺於楊玉環的“霓裳羽衣曲”，也是靡靡之音，結果“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就是昔日繁華的都市長滿了荒草。現代中國，沒有《義勇軍進行曲》為代表的那股精神，中國人能站起來嗎？所以中華文明是在“唱紅”中延續的，中國人是靠“唱紅”站起來的。但是光站起來還遠遠不夠，中國人還要大步邁向世界前列，時間點是2049年。這期間，“唱紅”都特別重要。因為曆史經驗證明，凡自覺“唱紅”則盛，凡忘記“唱紅”而“唱黃”則衰。
問：那麽如何從經濟哲學角度來看“唱紅”呢？
答：市場經濟理論的老祖宗亞當•斯密在他的“國富論”中講：人天生是“利己”的，也應該放手去“利己”，而不用刻意去“利他”，因為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就是市場機製，會使每個人“利己”的行動，匯成互利的、利他的行動。可是斯密在寫“國富論”之前，就先寫了一本書叫《道德情操論》，認為人天生有“利他”的良心，人要注重道德修養，來明確自己的“良心”，來“利他”。那麽，那隻“看不見的手”和這顆“看得見的心”到底是什麽關係呢？這就是學界所謂的“斯密之謎”，也就是市場經濟與倫理道德的關係問題。
問：這個謎相當於經濟倫理學裏的“歌德巴赫猜想”，我們人類不是一直在求解它嗎？答：確實，400年來，人類一直在解這個謎。馬科斯•韋伯寫了一本書叫《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講隻有新教倫理道德強的國家和民族，才能發展市場經濟。就是說要用新教倫理這顆“心”來配市場機製這支“手”，也就是說要“唱聖”當然還得有法製這個“遊戲規則”，才能解開“斯密之謎”，搞好市場經濟。
然而靠“唱聖”加法製，仍然沒法解開“斯密之謎”。這次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的爆發，就是求解這個謎再次失敗的證明。“1%”的人被“看不見的手”牽著瘋狂起舞，“看得見的心”被恣意踐踏，結果“99%”的人飽受折磨。問：中國也搞了市場經濟，中國有沒有“斯密之謎”？怎麽解決？
答：隻要有市場經濟，就會有“斯密之謎”。中國的解決之道，就是鄧小平的“兩手抓”——一手抓物質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而且“兩手都要硬”。所以1992年我們黨最終明確要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後，中共中央1996年又作了一個指導精神文明建設的決議，講要解決“三大曆史性課題”：一是“如何在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前提下，使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相互促進，協調發展，防止和克服一手硬、一手軟”；
二是“如何在深化改革、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條件下，形成有利於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共同理想、價值觀念和道德規範，防止和遏製腐朽思想和醜惡現象的滋長蔓延”；
三是“如何在擴大對外開放、迎接世界新科技革命的情況下，吸收外國優秀文明成果，弘揚祖國傳統文化精華，防止和消除文化垃圾的傳播，抵禦敵對勢力對我‘西化’、‘分化’的圖謀”。
這三大曆史性課題，其實就是中國版的“斯密之謎”。
問：中國解決得怎麽樣呢？
答：現在看來，這三大曆史性課題，也是三大曆史性難題。我們國家正在上下求索，在一些方麵已經有所突破，譬如說概括出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係，並且把它的教化當作文化建設的根本任務，譬如說正在概括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德原則，等等；但是，在一些方麵還甚至沒有“破題”，以致出現了“小悅悅事件”這樣令中國人無地自容的“道德滑坡”現象。
問：“小悅悅事件”是因為沒有“唱紅”才出現的嗎？
答：那是因為什麽都不唱，沒有“心”了，隻靠那隻“看不見的手”引路，才出現，也必然出現的現象。能“唱紅”，有一顆“紅心”，當然最好。沒有“唱紅”，作為個人，你唱唱“聖”，無論是中國聖人的孔孟之道，是基督教的《聖經》，是伊斯蘭教的《可蘭經》，是佛教的佛經，有點“良心”，也比什麽都不唱好啊，也不至於出“小悅悅事件”嘛。當然，我們國家雖然允許每個人都有“唱聖”的自由，但作為一個被“敬鬼神而遠之”的孔孟之道熏陶了幾千年，現在又是社會主義的國家，從國家層麵上講，隻能而且必須“唱紅”。當然，“唱紅”這個詞是重慶的說法。我們中央的說法，就是“抓精神文明建設”，尤其是“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係”。
問：什麽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係？
答：內容有點多。一是作為指導思想的馬克思主義，二是作為共同理想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三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改革開放的時代精神，四是社會主義的榮辱觀。
問：內容確實不少。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就夠人學一輩子了，還有你們中國毛澤東、鄧小平的社會主義。普通人民怎麽才能接受呢？
答：要讓13億中國人樹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係，確實是一大難事。我都是講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係專題的老師了，但經常還是要仔細想一想，才記得起有哪四方麵的內容，老百姓就更不容易搞清楚了。所以首先要把這個“價值體係”簡化成“核心價值觀”，像孔子提出“仁義禮智信”一樣。
問：重慶在“唱紅”中提出過“核心價值觀”嗎？
答：和全國一樣，重慶的理論界、政界，都在討論“核心價值觀”。我們市委的薄熙來書記多次公開講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就是“為人民服務”，就是“共同富裕”。他有一次還講到核心價值觀中也有“民主”。我深有同感。我的觀點是可以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係提煉成“為人，為公，民主，共富”這八個字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為人”，其基礎性含義，是“成為人”。何以成人，當然既離不開“仁、義、禮、智、信”等中華民族的基本精神要素，也離不開西方文明。“為人”的更根本含義，是體現黨的宗旨——為人民服務。
“為公”，其基本含義，是“天下為公”。封建主義的價值取向是“為君”；資本主義的價值取向是“為己”；社會主義的價值取向才是“為公”。“為公”，還有堅持以公有製為主體的價值要求。
“民主”，其基本含義，是“人民當家作主”。人民當家作主，本身就是最大的公平正義，也才能保證實現各方麵的公平正義。真正的民主，也包含著法製的價值要求。
“共富”，是社會主義本質的最終體現，也應該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最終體現。
重慶的薄熙來書記多次講過：資本主義國家引以為豪的理念是“自由、民主、平等、博愛”，但就是不提共同富裕；社會主義不同於資本主義的關鍵點就是共同富裕。重慶“民生導向，共富發展”的理念和實踐——我覺得這是“重慶模式”的靈魂——為什麽引起全國、全世界的聚焦？其中蘊涵的核心價值觀，不值得我們深思嗎？
問：重慶“唱紅”真能破解“斯密之謎”這個經濟倫理學裏的“歌德巴赫猜想”嗎？
答：重慶“唱紅”之前，無論是在重慶，還是在其他地方，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對市場經濟和精神文明的看法很矛盾。一方麵，堅決地認為中國必須搞市場經濟，另一方麵，對能否搞好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持懷疑態度。我還算“樂觀派”，持一個“代價論”和“忍受論”，認為比較嚴重的貪汙腐敗、假冒偽造、黃賭毒騙搶偷泛濫，都是經濟發展必須忍受的代價。還有“悲觀派”根本看不到精神文明的出路，對社會主義，對中華民族，都已經漸漸在失去信心。因為，沒有精神文明，不但搞不成市場經濟，也搞不成民主政治。美國獨立後有一個法國人托克維爾就來研究為什麽民主選舉在美國行得通，在別處甚至歐洲就行不通。他的結論是，因為美國的價值觀是真正基於聖經的，是統一的。這很有道理。像中國今天這樣價值觀如此對立，一搞“普選”，一定是比“文化大革命”亂十倍的派性鬥爭、武鬥。
所以我認為，中國改革開放要最終成功，必須破解“一手硬、一手軟”的“鄧小平難題”。容易“硬”的一手，即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來發展經濟的這一手，我們已經基本掌握，但容易“軟”的一手，即怎樣使精神文明建設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硬起來”這一手，我們還沒有真正掌握。而重慶“唱紅”，正在創造性地破解著上述中共中央在1996年提出的“三大曆史性難題”，在創造性地破解著“一手硬一手軟”這個中國改革開放30幾年一直存在著的最大的問題。所以，也增強著許多人，也包括我自己在內，對於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搞好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信心。所以，從更高的曆史視野來看，重慶的“唱紅”，是否可能是中國解決“斯密之謎”的“破題”之舉呢？
二、關於重慶的“打黑”
問：能談談王立軍的事嗎？
答：當然能。中國是民主法治之國，重慶是民主法治之地，都有言論自由。當然任何自由，都不能違法亂倫。中國人言論自由的倫理原則，是孔老夫子講的“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也就是佛教要求的“不妄語”。對王立軍，我知道兩點。第一，他是個打黑英雄。但是重慶的打黑不“姓警”，更不“姓王”。
問：什麽意思呢？
答：就是說，打黑不是公安局的警察一家打的，而是在黨委、政府的領導下，由市委的政法委協調公安局、檢察院、法院三家，還有武裝警察配合，廣大人民群眾參與，共同打的。公安局隻起破案、偵查作用。公不公訴，檢察院作主，判不判刑、判什麽刑，法院作主。作為公安局長，王立軍是重慶打黑的“五虎上將”之一，像一個“猛張飛”。但總不能說蜀漢是張飛打下來的吧。所以說，重慶的打黑不不“姓警”，更不“姓王”。
問：那麽關於王立軍的第二點呢？
答：我知道的王立軍的第二點，就是他“擅自進入美國領事館”，這就違背了我們黨和政府的組織紀律，也違背了外事紀律，犯了政治錯誤。英雄也會犯錯誤嘛。關羽、張飛都犯過大錯，王立軍的錯誤比他們的小多了。
問：王立軍為什麽要“擅自進入美國領事館”呢？
答：我也不知道。不能“妄語”嘛。“妄語”是佛教講的“十惡不赦”的“十惡”之一，是“造孽”，要下地獄的。但我知道，他“擅自”出走，並不是網上的“演義”講的那樣，是因為受到了“監視”，才“化裝為老婦”出走的，而是市裏通知他開會找不到人，才知道他出走的。這是我在一個大型會議上聽一位領導同誌“順便”講到的。市裏當然即時報告了中央，也知道了他“擅自”進入了美領館，當然就得派他的頂頭上司黃奇帆市長去處理。我們中國政府界有句“行話”，叫做“誰家的孩子，誰家自己抱回去”。80年代初中國人窮，我們學校一位大學剛畢業的老師坐公交車，兩毛錢的票他也“逃”，被抓到汽車公司，也是人事處長去領回來的。我們的市長去，就帶了一輛車，網上炒成70輛，真是“錢越帶越少，話越帶越多”啊。
問：市長與王立軍談了些什麽呢？
答：不知道。但聽說是“曉以了大義”。我們都知道王是“自願”走出來的。他作為中央管理的高級幹部，又“擅自進入美領館”，當然要由國家有關部門帶走調查。
問：對於王立軍的動機與目的，網上有多種推理，你讚成哪一種？
答：我覺得下麵這種推理邏輯性強些：我也感覺王是一個自己覺得是“正義的化身”，因此“嗜警如命”的人，有點像一部美國電視劇《神探亨特》中那個警察亨特；這種人脫離警察行當，可能比死還難受；他到美領館，通過刑事情報的交換，掌握一些還埋伏著的黑惡團夥尤其是其“保護傘”在美國的資產、賬戶等信息，以新的打黑成果，來要求重返警察行當。在長期過度工作壓力下，在極度焦躁情緒中，英雄人物也有可能作出錯誤的判斷與舉動。
問：那他領導的公安局在打黑中有沒有“錯誤的判斷與舉動”呢？
答：這兩者之間就沒有必然聯係了。因為王出走是個人行為，打黑是公、檢、法的集體行為，公安局破案偵查本身也是集體行為，行為的準則都是國家法律，所以個人即便是有焦躁情緒，也會在集體意誌中得到抑製。所以，打黑總體上絕對沒有“錯誤的判斷與舉動”。當然，打黑除惡是嚴峻的對敵鬥爭，黑惡分子很多都是有命案在身、有槍支在身的亡命之徒（打黑之前的2008年一年，重慶的涉槍案件就近千起，打黑中光槍就繳了七、八十支嘛），抓捕之時，性命相搏，能保證被擒拿的嫌犯都不鼻青臉腫？手銬銬走，能保證嫌犯的手腕都還細皮嫩肉？而且，大的黑惡頭子有的既有命案在身，更是多有億萬不義之財，為保命保財，必然在審訊中夜以繼日地“死纏”、“死抗”，一些人因此就編出“刑訊逼供”的故事，亦屬“妄語”。
問：有一種說法講重慶打黑是“黑打”，您怎麽看？
答：重慶“打黑”是“紅打”還是“黑打”，我說了根本不算數，任何一個觀察者說了，也都不算數。那麽誰說了算數？一個是人民群眾，再一個是能代表人民群眾的我們黨和國家的領導集體。
重慶人民群眾對打黑怎麽看？我給你們講個小故事。上海有一個很有名的教授叫蕭功秦，以前對重慶一些抵觸情緒，去年被我邀來參加“重慶模式”研討會，此人作風嚴謹、求實，期間有意向司機、路人、“棒棒”、擦鞋匠、攤販等30餘人仔細詢問“打黑”、“唱紅”、民生、幹部作風及對市領導評價等問題，均得到正麵回答，尤其對“打黑”，30幾個不同的人，都叫好，沒有一個說不好。所以這個蕭教授對重慶的看法有了很大轉變。
我們黨和國家的領導集體對重慶打黑怎麽看？我給你們看幾段我剪貼的報紙（我有個剪報紙的習慣）。這一段是我們的國家主席胡錦濤批示的話：“重慶打黑除惡取得重大進展”，他還概括了成功三條經驗——“一個是和專項鬥爭相結合，一個是和打擊‘保護傘’相結合，一個是和反腐敗相結合”。現在我們全國又掀起一輪打黑除惡新高潮，各地都在按重慶這三條經驗打嘛。譬如說廣東省，我們重慶的老書記汪洋親自動員，要求“打出聲威、打出成效”。
再看這幾段，有我們的人大委員長吳邦國的稱讚——重慶打黑取得“極其難得的成績！”有我們的國家副主席習近平講的——“重慶市開展的‘打黑除惡’鬥爭驚心動魄，取得了重大勝利，深得民心、大快人心。”有我們中國打黑的最高長官周永康講的——“重慶打黑除惡專項鬥爭，始終堅持嚴格依法辦案，是為人民群眾辦的一件好事、實事，因此也得到了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
問：為什麽官方和民間的差別這麽大？
答：不對！民間沒有說“黑打”的，那是極少數學者的說法。我們中央的官方和重慶人民的看法是一致的，都說是“紅打”，也就是在黨的領導下，依法打擊嘛。
問：那為什麽仍然有截然不同的說法呢？
答：有各種原因。就像1927年我國湖南的農民運動一樣，一些人說“糟得很”，一些人說“好得很”。我們的毛主席去調查，寫了篇雄文就叫《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結果發現，說“糟得很”的，主要是“中層以上社會至國民黨右派”；甚至“很革命的人吧，受了那班‘糟得很’派的滿城風雨的議論的壓迫，也沒有法子否認這‘糟’字”。說“好得很”的，則主要“是農民及其他革命派”；每一個“確定了革命觀點的人，而且是跑到鄉村裏去看過一遍的”人，也會成為“好得很派”。曆史真是驚人地相似啊。今天的“黑打派”與“紅打派”，不是也既起於立場的對立，也起於道聽途說與調查研究的對立嗎？有的學者，自稱也調查研究過，但作風之浮躁，叫人難以置信。例如有人講重慶把民營企業家的首富、二富、三富都當作黑幫打掉了，我們重慶人一聽就知道是“妄說”。因為我們知道，即便比資產，那幾人比起重慶一些上了市的優秀民營企業，如金科、力帆、龍湖、宗申等等，也隻是“小兒科”，哪裏有首富、二富、三富都打掉的事！
總之，重慶“打黑除惡”，是維護公平正義，為民生幸福、促進共富提供了堅強的法治保障。
問：您介紹說“民生導向、促進共富”是“重慶模式”的實質和核心，請問“重慶模式”為什麽引起重視？
答：我覺得，很重要的一條原因，就是“重慶模式”客觀上已經代表了我國地方上一條繼續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科學發展的具體“路子”，反映了廣大人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深切向往，對中國共產黨的深切向往。中國改革開放的大方向，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央一直在指路，在導向，但現實中並沒有現成的路，路要靠大家闖。前30年，是廣東、上海為代表的沿海地區帶頭在闖，大家在跟，都取得偉大成績，但也積累了不少矛盾和問題。而這些矛盾和問題的根源，在於“以GDP為導向”的非平衡發展模式，走到了盡頭。
在中共十七開啟的新的曆史起點上，在“以人為本”的新理念指導下，萬馬奔騰的中國大地上，迫切需要新的“領頭馬”。它應該是在學習、繼承的基礎上，對“以GDP為導向”的非平衡發展模式的超越。所謂“需求創造供給”、“時勢造英雄”，果然，重慶一騎突進，也馳騁在了中國改革、開放、發展的最前列；而且，“民生導向，縮小差距，促進共富”的“重慶模式”，確實也率先將“以人為本”的理念和科學發展的要求，同時也將鄧小平概括的“社會主義本質”的要求，落到了實處。這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繼續發展，是否也能起到當年“特區模式”那樣的引領作用呢？我想這應該是“重慶模式”受到關注的重要原因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