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倪文碩與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三）(2008-07-28 09:36:46)
標簽：海光 行員 抗戰 月刊 倪文碩 香港
二、1937年8月13日上海淪陷前，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簡稱上海銀行）總行，隨國民政府遷往重慶(陪都)，上海設留守處，業務及總經理處遷並入香港分行。由於戰爭擴大，各大銀行縮緊銀根，國內存貨款等業務蕭條。文碩公作為總行業務主管之一，到港後職務工作範圍大致有以下幾方麵：
1、積極勾劃參與該行國際市場的開發，其中爭取經營外匯權的獲得，欲開設多個國外兌換處。文碩公在其撰寫“抗戰中期之本行”中說“本行國外匯兌處成立於民國七年，為本行最初努力所發展之事業…”。“至抗戰軍興時，巳具完固之基礎。三十年七月美國宣布封存中國在美資金，在許可證中有受特許之銀行…”。為了爭取經營外匯許可證，碩公作為董事長私人秘書，全程參與策劃該計劃實施，經過多次與美方交涉，加上陳光甫先生聲望，最終當時財政部同意，建議美政府修改封存法令，使上海銀行成為有經營外匯許可證銀行之一。使該行在戰爭隙縫中，拓展了一個新業務的處女地。（參見“海光月刊”第十一卷第三期，及“倪文碩為陳光甫電示辦理各機關款項、提貨案及陳光甫赴美辭職等事致趙漢生函”，內有文碩公與孔祥熙商談情況）
2、謀劃開拓東南亞華商集中地開設分理處。由於戰爭緣故，當時南洋華商中積款驚人，且兌換差價很大。碩公與同人向董事會建言，大力開拓這塊市場。旋即碩公與時任廣卅分行經理伍克家，一起策劃東南亞之行。從1938年7月起，半年許考察了馬來亞、新加坡、爪哇等多地。1939年1月呈報總經理，建議該行業務向南洋推行的辦法，並懇請增設分行。後因當時財政部未批而止。（參見“海光月刊”第十一巷第二期，及“倪文碩為新加坡設立分行，辦登記注冊手續致朱如堂函”）
3、未雨綢繆，為防戰爭波及香港提前籌措應對措施。1938年7月，文碩公起草“關於戰時業務情況及今後方針”一文。鑒於抗戰初期，上海銀行各地所處遭受重大損失教訓，文中提出，沿海分行放款，均免除核息，大致結虧相抵就行；沿海分行可重點酌做國外匯兌、信用證出口押匯，內地則酌做日用品押款，營運質押由銀行三產中國旅行社代勞，力求該行適應戰時供求狀況…。爾後，碩公在其“抗戰後期之本行”一文中談及，由於香港淪陷前，做得應對政策的及時，避免了太平洋戰爭突發後，該行不至於損失過慘。（參見“北京金融史料，銀行篇”，及“倪文碩為日本占領香港後本行情況及善後辦法事致趙漢生函”等）
4、香港淪陷，冷靜應付，力保銀行從業人員與產業損失最小。由於該行董事長陳光甫君，係身兼國民政府要職，且與美國關係較好，作為敵對國人員，為了避免戰時日本對占領地此類人員財產征收，陳公辭了銀行內所有職務，退居後台，由原行付總經理楊介眉代董事長。
港戰時，楊公與碩公共陷港行，據文碩公撰寫“抗戰中期之本行”一文中描述，從1941年12月8日日寇空襲起，香港麵臨炮火之中，除了陳光甫在空襲燈火管製中冒險登機飛渝，其餘行員悉數滯留，此時銀行擠兌如潮，警報不斷，碩公與楊公組織行員銷毀文件，重要行產移至地下銀庫，招呼職工家屬避居行內。
據說11日起，日冠登陸香港，炮彈曾擊中行樓屋頂。25日港督投降，香港全麵陷落。近半年中，該行麵臨擠兌、征用、搶劫、斷水斷糧等。楊代董事長與碩公一起夜臥長凳，整天與日本兵周旋，楊公因擔驚受怕，積勞成疾，因胃病嚴重，競在乘船遷滬後病逝。碩公後亦在局勢平穩時，喬裝打扮，曆經千辛萬苦，輾轉回到重慶，與家人團聚。因碩公與留港同人努力，香港分行在戰爭期間，損失是較小的。（參見“海光月刊”第十一卷第一、二、三、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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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12 17:22
碩公1938年7月31日（42歲生日） 碩公攝在香港山頂牛奶房前
攝於香港堅尼地台10號住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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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12 17:22
碩公1938年11月13日攝於去銀行上班途中
標簽：海光 行員 抗戰 月刊 倪文碩 香港
二、1937年8月13日上海淪陷前，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簡稱上海銀行）總行，隨國民政府遷往重慶(陪都)，上海設留守處，業務及總經理處遷並入香港分行。由於戰爭擴大，各大銀行縮緊銀根，國內存貨款等業務蕭條。文碩公作為總行業務主管之一，到港後職務工作範圍大致有以下幾方麵：
1、積極勾劃參與該行國際市場的開發，其中爭取經營外匯權的獲得，欲開設多個國外兌換處。文碩公在其撰寫“抗戰中期之本行”中說“本行國外匯兌處成立於民國七年，為本行最初努力所發展之事業…”。“至抗戰軍興時，巳具完固之基礎。三十年七月美國宣布封存中國在美資金，在許可證中有受特許之銀行…”。為了爭取經營外匯許可證，碩公作為董事長私人秘書，全程參與策劃該計劃實施，經過多次與美方交涉，加上陳光甫先生聲望，最終當時財政部同意，建議美政府修改封存法令，使上海銀行成為有經營外匯許可證銀行之一。使該行在戰爭隙縫中，拓展了一個新業務的處女地。（參見“海光月刊”第十一卷第三期，及“倪文碩為陳光甫電示辦理各機關款項、提貨案及陳光甫赴美辭職等事致趙漢生函”，內有文碩公與孔祥熙商談情況）
2、謀劃開拓東南亞華商集中地開設分理處。由於戰爭緣故，當時南洋華商中積款驚人，且兌換差價很大。碩公與同人向董事會建言，大力開拓這塊市場。旋即碩公與時任廣卅分行經理伍克家，一起策劃東南亞之行。從1938年7月起，半年許考察了馬來亞、新加坡、爪哇等多地。1939年1月呈報總經理，建議該行業務向南洋推行的辦法，並懇請增設分行。後因當時財政部未批而止。（參見“海光月刊”第十一巷第二期，及“倪文碩為新加坡設立分行，辦登記注冊手續致朱如堂函”）
3、未雨綢繆，為防戰爭波及香港提前籌措應對措施。1938年7月，文碩公起草“關於戰時業務情況及今後方針”一文。鑒於抗戰初期，上海銀行各地所處遭受重大損失教訓，文中提出，沿海分行放款，均免除核息，大致結虧相抵就行；沿海分行可重點酌做國外匯兌、信用證出口押匯，內地則酌做日用品押款，營運質押由銀行三產中國旅行社代勞，力求該行適應戰時供求狀況…。爾後，碩公在其“抗戰後期之本行”一文中談及，由於香港淪陷前，做得應對政策的及時，避免了太平洋戰爭突發後，該行不至於損失過慘。（參見“北京金融史料，銀行篇”，及“倪文碩為日本占領香港後本行情況及善後辦法事致趙漢生函”等）
4、香港淪陷，冷靜應付，力保銀行從業人員與產業損失最小。由於該行董事長陳光甫君，係身兼國民政府要職，且與美國關係較好，作為敵對國人員，為了避免戰時日本對占領地此類人員財產征收，陳公辭了銀行內所有職務，退居後台，由原行付總經理楊介眉代董事長。
港戰時，楊公與碩公共陷港行，據文碩公撰寫“抗戰中期之本行”一文中描述，從1941年12月8日日寇空襲起，香港麵臨炮火之中，除了陳光甫在空襲燈火管製中冒險登機飛渝，其餘行員悉數滯留，此時銀行擠兌如潮，警報不斷，碩公與楊公組織行員銷毀文件，重要行產移至地下銀庫，招呼職工家屬避居行內。
據說11日起，日冠登陸香港，炮彈曾擊中行樓屋頂。25日港督投降，香港全麵陷落。近半年中，該行麵臨擠兌、征用、搶劫、斷水斷糧等。楊代董事長與碩公一起夜臥長凳，整天與日本兵周旋，楊公因擔驚受怕，積勞成疾，因胃病嚴重，競在乘船遷滬後病逝。碩公後亦在局勢平穩時，喬裝打扮，曆經千辛萬苦，輾轉回到重慶，與家人團聚。因碩公與留港同人努力，香港分行在戰爭期間，損失是較小的。（參見“海光月刊”第十一卷第一、二、三、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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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12 17:22
碩公1938年7月31日（42歲生日） 碩公攝在香港山頂牛奶房前
攝於香港堅尼地台10號住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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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公1938年11月13日攝於去銀行上班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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