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文碩與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四）

倪文碩與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四）(2008-07-29 09:02:08)

標簽：抗戰 上海銀行 銀行業務 行政事務 陳光甫 重慶 雜談

三、1942年底，祖父文碩公折返重慶後，不久麵臨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簡稱上海銀行）組織人事上重大調整。由於抗戰初中期該行麵臨很大損失，亦由銀行業特點，為了應付屬地儲戶匯兌，敵占區必須滯留經管行員堅守，故遭受非常擠兌、搶劫、戰時征用征收，甚至有些分行全然被炮火擊毀等案比比皆是，也使得該行組織架構人員殘缺不全。該行初拓者陳光甫君為了重整行務，1943年對董事會和組織設置作了調整：
1、董事會改組。新增5個辦事（執行）董事（伍克家、趙漢生、倪文碩、潘恩霖、利榮根），與原董事會成員組成9人董事會，由陳光甫任董事長，伍克家任總經理，實際上，9人董事會成員除伍、趙、倪三人外，其他均負責銀行“三產”的老總，或股權董事，新增的伍克家、趙漢生、倪文碩，加上原董事、銀行付總李桐村，掌管著該行的行政及業務大權。（陳光甫這次董事會改組，標誌我國早期銀行業由‘股東型’銀行家，向‘經理型’銀行家的轉化。現在看來，這是我國第二代銀行家雛形之一）
2、建立統製式組織架構。此設置抗戰前陳光甫提出，自稱“按美國銀行之近代人事組織”，亦管理學稱分級分工明確的、集分權統製的管理模式。即銀行總行設總管理處，下設區域行、分行及處課室四級。董事會是最高決策機構，總管理處是銀行執行權力機構，下設行為實施業務或反饋機構。碩公被命為總管理處襄理，負責總行日常業務和行政，直接向總經理負責。
3、改組原總行秘書處，分設二級秘書等級，一級在組織架構上與總經理平級，屬董事長公幹秘書；二級秘書為總經理下屬秘書課，這可能是董事長陳光甫擬集分權，以掌控全局的奧秘所在。碩公任命為一級秘書，為陳公私人公幹中文秘書，直接向董事長負責（可說是我國早期銀行業‘秘書專政’創舉）。
（以上內容可參見：北京金融史料‘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篇；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史料‘上海金融?所編’。）
在新的職務任命後，碩公在抗戰後期的工作範圍如下：
首先，全權負責總行日常行政事務。由於上海銀行戰爭緣故，業務一分三塊，一部分旅美老董事涉管國外兌換處業務，而當時代總經理伍克家留上海留守處，管理著淪陷區銀行業務，加上重慶總行業務，所涉及行政事務異常繁忙，碩公廢寢忘食，夜以繼日工作，三塊業務在戰爭期間，分屬在三國（中、日、美）三政府下謀生存，日本占領區行務掛洋行名義開展，重慶政府下要與官辦銀行爭業務，在美業務將隨國際形勢而變化，行政事務上銜接難度可想而知。
其次，依董事長陳光甫授意，碩公開始撰寫抗戰起上海銀行行史，並對宋春舫主編1937年前行史，進行考證、修訂和續寫，並持續在抗戰後複刊“海光”雜誌上連載，以征詢同人意見。先後刊出有：“抗戰初期本行之應對”，“抗戰中期之本行”，“抗戰後期之本行”，“新銀行法下本行資金運用”等。此外，碩公利用秘書職務方便，開始記錄、收集董事長陳公經營言論，並對行內重要電文、文件，匯入陳光甫日記，以求備忘…（兆京日記載碩公曾提及）。這些今天均可能成為編寫上海金融史寶貴史料之一！
再次，根據戰中重慶（陪都）銀行特點，積極協助該行三產的業務發展：a、協辦上川工業公司，該公司由章乃器在抗戰初卸任皖財政廳長，與陳光甫談成，該公司下設畜牧場、農化廠、電機廠、機器廠，後期增建紡織廠，章任總經理，銀行趙漢生任董事長，由碩公向當時經濟部調整處申辦，在嘉陵江南岸圍27畝地建之。該公司成銀行戰時收入輔助部分；b、另在碩公職務範圍內，亦協助銀行付總李桐村的大業鹽業公司，任其公司常務董事，在戰時銀行業務蕭條時，大力發展川鹽這戰略物資投資，並使該公司成戰後該行獨資貿易企業。
此外，碩公積極參與銀行業務拓展，推行戰時重慶社會文化事業輔助工作，如在大量遷渝大學中設置教師貨款、學生獎學金，捐助醫院及慈善公益事業，並輔助教育文化團體經費，為上海銀行蠃得社會良好聲譽，反過來促進銀行業務的發展。
（可參見‘海光月刊’第9、10、11卷有關內容）
可惜的是，在43--45年碩公在重慶工作，至今沒留下當時碩公個人照片（文革中沒有了！）。謹以父親兆京所攝1938年重慶南岸彈子石（碩公家居地之一）照片，以示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