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文碩與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五）

倪文碩與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五）

標簽：上海銀行 國共和談 市況 調查研究工作 陳光甫 香港 雜談

四、1945年日本投降，蝸居四川歌樂山多年的祖父文碩公與家人，與國同慶，驚喜萬分。據父親日記載，在歌樂山桂花灣銀行家屬區中，人聲鼎佛，載歌載舞，酒盞交杯，徹夜不眠。此時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簡稱上海銀行）也通宵達旦，燈火通明在“海光樓”召開行務會議，商討戰後行務何去何從問題…。
隨著當時國民政府大批接收大員南下，碩公在回老家石埭，處理好家務後，拋下家庭，隻身隨董事長陳光甫返上海，重整行務。在幾個月異常繁忙的疏理、清查、區別和處理敵偽財產等棘手問題，恢複了正常的行務秩序。爾後，文碩公除了處理總行日常行政事務外，亦協助董事會，做了在可能出現國共和談，及以後內戰環境下，該行如何應對的調查研究工作，46--49年期間，在這方麵碩公的職務工作主要有以下幾方麵：
1、密切關注國共和談進展，分析研究銀行外部環境新突變的應對辦法。為此，碩公作了大量調查研究工作，這可從“倪文碩為中共代表抵渝，政治協商會議，杜魯門對華政策聲明，增設建設部致伍克家函（44--45年間）”，“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有關國內政局、戰況、業務情況以及在美活動情況倪文碩、伍克家與陳光甫往來函電（45--46年間）”（參見上海檔案館有關檔案）中，可見當時該行決策層對政局關切度之高。此外，碩公還協助該行經濟（信用）調查部，對全國市況作了詳盡地調查分析，行業分類之細，調研資料之全，在當時銀行業絕無僅有的。可以說，根據這些資料，不難得出，內戰在所難免，國民黨政府必敗。據父親日記當時載，碩公已開始，並與陳光甫一起，大量閱讀馬列書藉與中共文件，巳初謀中共掌權後，該行的前途。
2、隨董事長多次旅訪上海銀行各地分支機構，一方麵了解該行業務進展情況，另方麵探討內戰惡化後，該行可再行轉移之處考察。46--48年碩公隨陳光甫長時期在西南、東南及香港、台灣，甚至東南亞考察，現在看來，實則為該行尋找退路。碩公曾與父親閑聊今後出路時，曾談及陳光甫曾有：“這次政局改變，將不如以前，可能會‘無地可退，無處可避，無法可逃’的看法”（兆京日記載）。另從當時全國資金湧入香港，陳公對上海銀行何去何從，可能早已胸有成竹了。
3、實地對解放區市況考察，擬報告向該董事會進言。隨著解放炮聲隆隆，東北、華北相繼解放，為了了解解放區的市況及中共對工商業的政策，碩公隻身二次去石家莊、天津探訪，後返香港向董事會匯報，並得出“市麵蕭條，但秩序井然”（兆京日記載）的結論。以便使銀行董事會做出了，全行各分支機構保持“不動”的決策，並在原總經理伍克家因患中風辭職時，急招因避禍（因與進步人士來往過密涉險）去美進修的資耀華返國，繼任總經理，以方便與中共協商溝通。
4、積極參與銀行“公私合營”，竭力為銀行資方爭言。在上海銀行最後一任總經理資耀華努力下，1950年，上海銀行率先引進公股，在周恩來總理特許下（因國家尚無銀行合營計劃），與國家“公私合營”了。碩公仍任合營後總管理處襄理，戶口遷北京。這時大陸與香港仍可往來，碩公亦為行務來回跑，毛主席與周恩來委托當時國務付主席李濟深，邀陳光甫回來，並互增禮物，一切看來順其自然。但“三反、五反”運動開始，資耀華被解天津審查，碩公因為在勞資行務會上替資方爭言，在京東交民巷北京分行內，被隔離交代100天。在出來時，形勢已大不一樣了……。


右一為碩公，右二為陳光甫先生（1948年全國分行考察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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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公在上海銀行辦公室（194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