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童年
正月初一，鄰近富豪家喜炮連天，我家無粒米下鍋，帶著二弟，第一次去當叫化子。討到油麻灘陳姓教書先生家，他問我們是否招財童子，我說，是叫化子，我二弟即答是的，給了他半碗飯、一小片肉。
正月初一算過去了，初二日又怎樣辦呢！祖母說，"我們四個人都出去。"我立在門限上，我不願去，討米受人家欺侮。祖母說，不去怎樣辦！昨天我要去，你又不同意，今天你又不去，一家人就活活餓死嗎！？寒風凜冽，雪花橫飄，她，年過70年的老太婆，白發蒼蒼，一雙小腳，帶著兩個孫孫，柱著棒子，一步一扭的走出去。我看了，真如利刀刺心那樣難過。
童年的經驗真是太深刻了。“每一回憶至此，我就流淚，就傷心，今天還是這樣。不寫了！”童年時代為窮人所受的欺負和困頓而傷心流淚，極盛時期因為農民說話而橫遭殘害。當然要流淚傷心。
革命最初由邊緣知識分子發動，但革命的主力，則是像彭這樣的底層農民，他們的階級意識、政治立場、鬥爭精神主要源自童年時期就深刻體驗過的貧富對立。包括毛在內的革命者的回憶幾乎都有這種體驗。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論隻是賦予他們的意識、情感、行動以一種意識形態的整合。彭的特點在於，當一些農民出生的官員已經用這種意識形態代替了原初的農民感情時，他仍然記憶著童年苦難。一般認為，鄧發、項英、彭德懷是黨內最為艱苦樸素，有清教徒氣質的領導人。1939年年底，鄧發從新疆回延安後發現一些人已經開始追逐生活享受，就相當氣憤：“我們黨是一個勞動階級的黨，但是現在，一小部分人已經忘本了。”（高華，2000：391）同樣，1949年4、5月間，彭從西北到北京，發現幹部的辦公室裏一般都擺著沙發，鋪著地毯，還有茶幾、花盆、盆景、魚缸等等，就對周恩來說：“前方幹部的生活情況與工作條件還極其艱苦，我想說的不隻是他們可能看不慣這裏的這些情況，而主要的是恐怕進了城的同誌會忘記鄉下和邊遠地區的勞動人民，同他們的感情淡薄起來。我察覺到你們住在城裏的人對農村開始有點生疏，可是時間如此短暫，就出現了這種苗頭，日子長了，會怎麽樣呢？”（師哲，1995：280）彭確實相信革命就是為了勞動人民，因此對革命者的享受看不慣。但是在1945年的華北工作座談會上，卻有人責難他的艱苦樸素是“禁欲主義觀念”。（薄一波，2002：185）
1959年7月，彭在去廬山的火車上，在大放“衛星”河南境內，看到窗外衣衫襤褸、蓬首垢麵的逃難者，情動於中，食之無味。服務員項文芳問他何以吃得這麽少，“彭德懷指著站台上的逃荒的人群說：‘你看看他們！我能吃得下去嗎？’”（彭德懷傳記編寫組，1994：14）廬山會議結束之際，招待處打來電話，說是為參加會議的首長準備了一些上等雲霧茶，是廬山特產，街上買不到。當秘書把上述通知轉告彭時，彭立即打斷說：“街上買不到為什麽不拿到街上去賣？盡搞這種鬼名堂，市場怎麽能不緊張！”還要立即打電話給負責會務工作的同誌，要他以後不要再搞什麽土特產，“這是一種壞風氣”。由於秘書婉言勸阻，待罪之身的彭才沒有把電話才打出去。（鄭文翰，2000）
彭童年時即不愛講假話（不是招財童子而是討飯花子），此後也以此贏得榮譽和遭受失敗。他不喜歡的“洋顧問”李德也說：“在軍團總指揮中，最有特色的是彭德懷。他自從1928年帶著他的部隊參加紅軍以來，一直支持毛，把毛看作是革命軍隊的當然領導人。但這並不是說，事事他都同意。他在政治上和軍事上同樣都很積極，隻要他認為必須批評的，就總是直言不諱。他爽直，嚴厲，既反對損失耗大的陣地戰，也反對分散的遊擊行動。”（李德，1980：81）但不是每個人都有說真話的權利，即使像彭這樣的“大官”，講真話、批評也有是有條件的。對他知之甚深的黃克誠就說：“他耿直，討厭捧場，建國後對歌功頌德看不慣。看不慣就要說，而且說得很難聽，從不怕得罪人。”（黃克誠，1994：262）黨內唯一能管得住他的毛對他猜忌極深，曾對他說：老總，咱們定個君子協定，我死後，你別造反，行不行？
彭如此動情地回憶童年說明他還保留著常人之情，這也是政治家的大忌。黨內鬥爭的另一個失敗者瞿秋白也和彭差不多，1924年1月8日，瞿在給戀人的信中說：“我不知怎的，近來又很能動情的，很真摯地想著我的父親，想著我已死的母親，甚至我六、七歲時看見過的外祖母，我已經又能很悲酸的為他們墮淚。”（夢花，1996：128）相反，毛在向斯諾談到自己的童年時，津津樂道的隻是當年與父親鬥爭的喜悅。
２、愛憎分明
彭德懷不是一個善於修飾感情的人，他的愛憎是直接的。1921年11月，彭因殺了惡霸而被追捕，在易家灣的湘江岸邊，一個叫羅六十老倌不要他的錢就把他送過河：
船抵西岸時，我將汗衫交給他，他無論如何也不要。我跳上岸，將汗衫丟在船上說：他日相逢，留作紀念吧！（彭德懷，1981：10）
1930年7月，彭率三軍團攻占長沙，戎馬倥傯之際，他沒有忘記去找這位羅六十老倌，將沒收土豪的糧物送了他一些，報答他的救命之恩。“他不知我名和姓，我認其為恩人！”（彭德懷，1981：155）
有愛就有恨。第一次打長沙，國民黨省主席何健逃脫，彭寫道：
何健這隻老狗隻身逃於湘江西岸。沒有活捉這賊，此恨猶存！（彭德懷，1981：154）
1969年《人民日報》一篇文章批判他不要根據地，彭甚為惱怒。在詳細敘述了1929年從井岡山突圍的經過後，他以農民式的口語責罵文章的作者：
他不了解什麽叫做根據地，也不了解如何才能創造根據地，更不知道如何才能堅持根據地的鬥爭，隻是一個信口開河的主觀主義者，他現在肚子吃得飽飽的，身上穿得暖暖的，也在隨聲附和地大罵違反毛澤東思想。讓他胡說八道去吧，謹慎點罷，防止某天一跤跌倒，跌落自己的牙齒啊！（彭德懷，1981：118）
不少革命以罵娘著稱，痛快淋漓，被視為立場堅定、愛憎分明的標誌，其最初起源也許就是窮人對窮人的天然感情、對富人的本能敵意。用貧富二分來分析社會並提煉感情，是革命動員的法寶，它是有力的，但又必然是粗線條的。不是愛就是憎，舍棄了人類感情的許多方麵自然也就使愛憎抽象化，這是許多農民出生的革命家實施暴力革命、認同領袖權威和極端政策的心理根源。
實際上，不但廣闊的社會領域，就是在革命內部，是非曲折也並不明確。黃克誠就發現，彭“性格剛強，遇事不能容忍，不大能適應人類社會的複雜性。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所以不易和領導及周圍同誌搞好關係。”（黃克誠，1994：262）張愛萍《懷念彭老總》詩雲：“剛正不阿恥權術，萬言上書譽神州。”愛憎分明與無處不在的“關係”是不相容的。這或許是彭個性的局限的，隻是中國社會複雜的人際關係又有什麽正麵價值？為什麽每個人都得要適應這種惡劣的“關係”？把彭打倒的結果，是失去了忠義敢言之士，妥協、遷就、無原則的“顧全大局”、逢迎、拍馬之風日盛。
３、經驗
由牧童、童工、堤工、士兵而軍官，彭德懷體驗了工農兵極端貧苦的生活，具有自覺的階級感情與意識。這種感情與意識使他對底層民眾有較多的關懷，對革命進程中過火的燒殺政策有不滿情緒；同時也使他對知識分子較難認同。廬山會議上他坦承：“在團結知識分子方麵，看作關公投降，無禮貌。在敵我鬥爭中，我是堅決的。”（李銳，1999：225）
1916年3月，彭參加湘軍，開始了他壯烈的軍旅生涯。湘軍是地方軍閥的部隊，士兵多為貧苦的農民，但也有知識分子，一類是軍官學校的畢業生，一類是中學生，彭對他們的評價是：
保定青年軍官來部隊充當見習官、排長、連長，他們來時朝氣逢勃，講解鴉片戰爭以後的國恥，編寫了不少軍歌進行愛國主義教育，有時他們也講得痛哭流涕。他們隨著地位的提高，逐步貪汙腐化，什麽愛國愛民完全置於腦後，如何升官發財，卻成為他們一切閑談的話題。
我在這段時間，也交了一些來營當兵的知識青年（主要是中學生），他們來時也是滿口愛國主義，如何發奮圖強，廉潔奉功，逐漸發現他們多數是帶著升官圖來當兵的。我交了二十個左右的知識青年朋友，最後剩了彭公略、李燦。他倆加入了光榮的共產黨，當了紅三軍軍長和紅八軍軍長，為中國人民事業獻出了他們的生命！我也交了一些士兵朋友，他們是貧苦農民和失業的手藝工人，老實純真，容易接受打富濟貧，滅財主、滅洋人的思想。到1921年有十人左右加入救貧會，有的在北伐戰爭中犧牲了，有的以後加入了共產黨，在紅軍中犧牲了。這批人沒有一個叛變的。（彭德懷，1981：29─30）
知識分子之所以腐化墮落，重要原因在於他們當官的可能性大，而普通的工農子弟因為沒有文化隻能通過革命改變自己的命運。革命性的堅定性與個人在現實環境中選擇性的多少成反比，彭的經驗有其真實的社會內容。但對於徹底破壞現存社會秩序、顛覆傳統價值體係的革命來說，這種經驗有時是不能驗證的。比如1933年，彭一手培養的三軍團皮匠出身的師長郭炳生就在廣昌叛變。同樣，知識分子也是多樣的。在毛澤東的紅四軍，許多知識分子如營長王展程，營黨代表程俊、胡世儉、高靜山，支隊黨代表謝唯俊、教導隊黨代表趙爾陸、縱隊政委張赤男，以及從舊軍人轉變過來的曾日三等等，除趙爾陸外，其餘的都很早就為革命獻身。蕭克上將回顧曆史指出：“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紅四軍的幹部，無論是上層，還是中下層，絕大多數是當時的革命知識分子，或小知識分子，他們有革命的理想的抱負，比較容易接受新事物，有為革命而奮不顧身的精神，有很多人有政治經驗和領導能力，這是四軍的中堅，是骨幹。”（蕭克，1993：29）依靠紅四軍起家的毛澤東對這些人是很熟悉的，但這一經驗沒有使毛建立起對知識分子的信任，原因之一是有一個劉安恭，此人在蘇聯高級步兵學校學過，1929年春由中央派往紅四軍傳達“六大”文件後，任四軍任軍委書記。在他主持的軍委會上作出了“前委隻討論行動問題”的決定，剝奪了前委的決策權力，由此引發了軍委─前委之爭，對毛“家長製”作風的批評也隨之而來。毛對他當然極為不滿，也許從此開始，毛對知識分子、尤其是在蘇聯留過學的的人，就多了一份疑慮。
毛上井岡山時得力於王佐、袁文才兩支土匪隊伍。黨的六大決議，對土匪有嚴厲的懲處政策：“與土匪或類似的團體聯盟僅在武裝起義之前可以適用，武裝起義之後亦解除其武裝，並嚴厲地鎮壓他們，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的頭領死灰複燃。他們的首領均應當反革命的首領看待，即使他們幫助武裝起義時亦應如此。這類首領應完全殲除。”毛並不是拘泥於教條的人，況且他對袁、王相對友好，所以紅四軍前委（毛為書記）在討論（王、袁參加）決議時，把這一段話刪掉了。但袁後來看到了原文，就念給王聽，並說：“我們怎樣忠心，他們也是不會相信的。”（彭德懷，1981：142）
其實袁文才不是土匪，而是黨員：“他在永新一中讀書時就聽過有關共產主義的宣傳，因而要求進步，向往革命，參加過學生運動，在龍岡縣委書記龍超清的引導下走上了革命道路，於1926年底或1927年初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大革命失敗後，袁文才把寧岡的農民自衛軍拉到井岡山，為黨保存了一支革命武裝，那時袁文才部已有黨的組織。”（宋任窮，1994：31─32）都是革命部隊，他與朱毛的區別隻是先上山後上山，為什麽不說他們先行走上建立根據地的道路，卻認定他是“土匪”、而且後來袁、王被追認為“烈士”後也一直這樣稱呼他們？可以說明此點的，是當時的土匪與紅軍在鬥爭對象上有共同性。
袁、王覆滅之後，毛、彭都認為袁是主謀：“毛主席說，袁這個人很狡滑，名堂很多。”彭則這樣比較王、袁：“在紅五軍四縱隊靠近永新城時，袁、王那樣驚慌，是可以懷疑的，袁文才從紅四軍逃回井岡山，也是不懷好意的，袁是個知識分子，在袁未逃回以前，王佐隨五軍行動時，還是表現好的，對五軍是不懷疑的。”（彭德懷，1981：143）王、袁相較，袁更壞，原因之一，在於他是知識分子。
井岡山時期對知識分子的疑慮已較普遍。1928年湘贛邊“洗黨”，“凡是農民黨員都發了黨員證，知識分子入黨不發（須上級批準）。”（餘伯流、夏道義，1987：308）每個政黨都有自己的階級基礎和利益集團，共產黨是工農黨，知識分子當然不能隨意進入，但革命又需要知識分子，關門不解決問題，最好的辦法是毛澤東發明的團結、改造、利用。但知識分子總是本性難改，常常要犯點獨立思考的毛病，不少知識分子確有嚴重的虛偽、自私、傲慢的毛病，這就令“大老粗”們不斷加大打擊力度。
４、怎麽敘述“打AB團”
1930年12月12日爆發的“富田事變”源自1930年初針對贛西南黨團組織和地方紅軍的一次大規模的捕殺行動──“打AB團”，恐怖引起兵變，兵變被更大的恐怖撲滅後，毛在中央蘇區的絕對權威完全確立。
彭德懷不是“打AB團”的急先鋒，但三軍團也開展了以江西人為主要對象的整肅。在“富田事變”中，彭全力支持毛，以至到1965年，毛也承認：“反革命的富田事變，寫出了三封挑撥離間的信，送給朱德、彭德懷和黃公略三人。彭立即派專人將此信送來，三軍團前委還開了會，發表了宣言，反對了富田事變。這件事處理得好。”（彭德懷，1981：289）當然，毛隻是陳述一個事實，而不是表達感謝之情，因為就在他和彭這次談話之時，他正在醞釀最終置彭於死地的“文革”。
考慮到兵變發動者“擁護朱彭黃，打倒ＸＸＸ（即毛澤東）”的口號，彭對毛的忠誠就無可挑剔了。但彭對“肅ＡＢ團”是有自己認識的。1929年春，彭退出井岡山路過贛南的安遠縣時：
縣委杜同誌來城匯報情況，談到他們縣委靠砍柴和燒木炭維持生活，很艱苦。我們給了二、三十兩鴉片煙（從反動縣政府沒收來的）和二百元作為黨開展工作的經費。他退還二百元，隻拿去那點鴉片煙。杜同誌說："砍柴燒炭賣，可以勉強維持生活，現洋留給你們作軍費，鴉片煙賣掉之後，買個油錢印機和救濟幾個死難同誌的家屬。"他們的艱苦卓絕，真是令人感動工作。後來我在湘贛邊和湘鄂贛邊蘇區，介紹過這個縣委的艱苦工作的作風。……在王明路線統治時期，他被誣為ＡＢ團殺掉。這樣慘痛的事，在王明時期不知有多少！（彭德懷，1981：126）
“打AB團”的始作俑者是毛澤東。1930年2月6─9日，毛主持的紅四軍前委、贛西南特委、紅五軍、紅六軍軍委的聯席會議發出“肅反”號令，先是劉士奇、李文林分別領導地方上的“打ＡＢ團”。1930年10月，毛率紅一方麵軍攻占吉安，旋又退出，毛並動員彭德懷在打下長沙後退出。毛的這些舉措在部分紅軍指戰員中引起不滿，有人“罵前委反抗中央命令不打武漢也不打南昌，連打下的長沙都要退出，現在又要退出吉安回到蘇區。”為了消除軍中的不穩情緒，毛在率軍退出吉安後，於11月下旬至１２月中旬在一方麵軍迅速發動“快速整軍”，其主要內容就是在師、團、營、連、排成立肅反組織，捕殺軍中地富出身的黨員和牢騷不滿分子。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在四萬多紅軍中肅出並處決四千四百餘名“ＡＢ團”分子，其中有“幾十個總團長”。然後，毛澤東迅速把矛頭指向包括李文林在內的贛西南地方黨和紅20軍，先後於1930年12月3日和5日發出《總前委致省行委的信》、《總前委致李韶九同誌並轉省行委的信》，指出：“黨內地主富農成分現在舉行大規模叛變，此問題在贛西南還是異常嚴重，必須運用敏捷手段立即鎮壓下來。”執行這一指示的是品德極壞、作風惡劣但善於鑽營、得到毛澤東信任的李韶九，他於12月7日到達省行委所在地富田後即濫捕濫殺，（戴向青、羅惠蘭，1994：94─99）由此激起“富田事變”。1931年1月，項英出任蘇區中央局書記後著手糾正紅色恐怖，但不久已取得中央領導權的“王明路線”明確支持毛，又派出以任弼時等人組成的中央代表團取代項英，與毛密切合作掀起了第二次“打AB團”的高潮。1931年7月23日，“紅三軍團根據中央的決定，對紅29軍實行整編，取消紅20軍番號，該軍戰士分別編入紅三軍團第7軍和紅一軍團的紅4軍，副排長以上幹部除個別人外，從代軍長肖大鵬起均被當作AB團分子加以扣留，進行審判，並予以殺害。連未參加富田事變並奉蘇區中央局之命去贛江兩岸說服並率領紅20軍渡過贛江的政委曾炳春也未能幸免。”（陳立明等，1993：190）
毛澤東是兩次“打AB團”的主要領導，而“王明路線”支配下的中央在1931年2月20日討論“富田事變”時，是支持毛澤東的。彭對此當然是清楚的，仗著他在“富田事變”中對毛的巨大支持，1945年1月，當毛澤東“征求意見”時，彭說：富田事變的處理方式不妥，基本上是地方幹部與軍隊幹部的隔閡，客觀上不都是AB團。（楊尚昆，2002：136）在幾十年後的交代材料中，彭也不可抑製地表達了對捕殺杜同誌這樣的革命者的“打AB團”的憤慨。然而，他此時正遭受沿“打AB團”思想路線（方式已不再是肉體消滅）下來的極左路線的批判，因此他必須為在上者諱，把“打ＡＢ團”的責任推到王明路線。然而，對這段曆史，毛知道得很清楚，所以投鼠忌器，彭還必須著意加上這樣幾句：
1942年整風審幹運動，毛主席的方針是：大部不捉，一個不殺，還向被整錯了的同誌道歉，使這些被整的同誌甚為感動。兩者對比，毛主席的路線貫徹了實事求是的精神，多麽偉大。（彭德懷，1981：126）
這樣，如果對“打ＡＢ團”的反感對毛有所刺激的話，那麽歌頌延安路線，至少可以緩和一下。盡管這是彭的唯心之論，因為整風審幹時的“搶救運動”也很恐怖，隻是較少肉體消滅而已，彭對延安時的華北工作會議“操了我四十娘”也耿耿於懷。
複雜性還在於，彭也對毛不開殺戒的一麵也有極深印象，1929年紅四、五軍二次會合後：
在途中某地，沒收鍾姓地主穀物分給當地貧農。不知是地主同姓的狗腿子還是受蒙蔽的群眾阻攔分穀，在分穀時，就發生了械鬥。四軍司令部的一個負責人，未經調查研究，即令將攔阻分穀的人槍斃了兩個。……在午飯時，毛主席得知此事，當時給亂殺人這件事以嚴肅的批評。（彭德懷，1981：127）
富田事變時，彭還以此事來說服三軍團幹部支持毛。既然對毛的這一行為記憶甚深，那麽對毛在“打ＡＢ團”中的行為就肯定烙印更深，但《自述》沒有說到後一方麵。
５、“問一個為什麽”？
1932年，三軍團打贛州失利。下一步如何行動，中央局主張向西發展，以期與湘贛蘇區聯成一片；毛主張向北發展，與贛東北打成一片。彭支持中央局的意見，以三軍團的實力，如果彭支持毛，中央局可能會重新考慮。事後反省，彭覺得是出於對中央的服從，由此得到的教訓是：
一個共產黨員凡事要問一個為什麽，當時自己僅僅是服從中央決定。帶有極大的盲目性。（彭德懷，1981：176）
“問一個為什麽”不但是黨員對黨的責任，也是黨員的權利。事實上，每個黨員都有自己的腦袋，在行動上無條件地服從，在思想上也還是可以持不同看法。所以問題不在問不問，而在問了並發現了疑點以後，黨員有什麽途徑可以把自己的觀點有效上達並影響上級決策。根據當時的組織體製和普通黨員的素質來看，一個黨員即使“問一個為什麽”也不可能影響大局。當然，身為主力軍團的領導人的彭在決策上是有部分發言權的。彭真正想說的：一個黨員即使不能影響上級，但至少要有自己的判斷，不要盲目執行。不盲目執行與不執行是不同的，黨員所能達到的最大限度是減少執行的盲目性，而不可能不執行。
通過1930年打武昌的教訓，彭已感覺到中央也可能犯錯誤，
但是黨中央路線錯誤，下級黨在開始時不容易了解，因為它不容易了解全盤情況；即使了解了，也隻能向中央建議，在不得已的情況下，為避免嚴重損失，也隻能抵製像打武昌那樣的事。如開始就采取對抗，那就會有分裂黨的危險。這個問題究竟應該采取怎樣適當的辦法，到現在我還沒有肯定明確的觀念。（彭德懷，1981：151）
客觀的限製使黨員很難發現上級的錯誤（“全局眼光”、“顧全大局”常常是上級為自己的錯誤所作的最好辯護），即使發現了你又能怎樣？革命史上確有明知不對卻又隻能服從或堅持原則卻背上“不顧大局”、“分裂黨”這樣的悲劇！
官大一級壓死人。以1932年的事而論，實際上並無徑渭分明的是非之分。三軍團向西、一軍團向北，兩個軍團都沒有打好，真正的教訓是：“像手足一樣的兩個軍團，分開都沒有打好仗。如果一、三軍團不分開，那次戰鬥也是可以殲滅敵軍的，這證明一、三軍團分開作戰是不利的。”（彭德懷，1981：176）所以很難說一方正確另一方麵全錯，彭當時服從了中央局，是因為中央局在毛之上；而在《自述》又作檢討，又是因為毛此時是最高領袖，並且在廬山會議上對這一段曆史念念不忘。所以可以把彭的這句話補足：一個黨員凡事要“問一個為什麽”，但對當時的最高權威（可以是中央局也可以是毛）卻很難批評。1953年，彭對薄一波說：“一個人要是有點思想，有點能力，工作做得不錯，遇事又好講個不同意見，再加上你平常工作中難免有點毛病，你就準備多受點批評。”（薄一波，1997：258）“為什麽”是可以問的，但你得準備受批評。
這不隻是權力崇拜問題，而是嚴密的組織和鐵的紀律的必然要求。彭過於剛直。廬山會議的7月23日，彭對周恩來說：“這次會議，我為什麽要寫這封信給主席參考？我有個感覺，共產黨有不敢批評的風氣了，寫個東西要字斟句酌，我實在忍不住了。”（李銳，1999：178）盡管“忍不住”，彭的信也還是“字斟句酌”；盡管已經“字斟句酌”，還是被定為有計劃、有組織的反黨活動。對此，周恩來一語點破：彭的“骨頭是犯上”。麵對高壓和圍攻，彭在“軍事俱樂部”的問題上，一直沒有屈服，但在其他問題上，也“采取了要什麽給什麽的態度”。如果不是這樣“配合”，彭的下場會更糟。李銳指出：“９月９日，在北京開完軍委擴大會議後，彭也寫信給毛澤東：‘我誠懇地感謝你和其他許多同誌對我耐心教育和幫助。’這正是毛澤東希望得到的反應，他對此感到滿意，立即作讚揚批示，通報全黨。”（李銳，1999：325）
明知真理在手、正義大胸，卻隻能腑首貼耳、甘願挨整，“問一個為什麽”豈不是太天真？
６、“犯上”
在黨內軍內，彭德懷是敢於表達自己不同意見的人。1933年夏，針對當時的政治、軍事政策，彭給最高領導人博古打電報，表示了批評意見，博古“沒有回信，也沒有其他改正的反映”。（彭德懷，1981：181）1934年廣昌戰役期間，他與博古、李德談話：
我盡情地、毫無保留地講了自己的意見，大膽地準備個人的不幸，說，你們的作戰指揮從開始就是錯誤的。……這種主觀主義，是圖上作業的戰術家。
我罵了他無恥下流，鄙視了他。那次，我把那套舊軍衣背在包裏，準備隨他到瑞金去，受公審，開除黨籍，殺頭。都準備了，無所顧忌了。……這次也出乎意料，沒有撤職，也沒有給處罰，隻是他到瑞金以後，造謠說彭德懷右傾。（彭德懷，1981：190─191）
可能因為有這些經驗，彭覺得給最高領導人寫信不但是應該的，也不會受到太大打擊，更不會受到嚴肅處理。廬山會議上，他的自我辯護之一就是“過去在江西時，對中央也上過萬言書。”（李銳，1999：226）“我這個人就是愛提意見，又不大注意方式，傷過不少人。要我有話不講是困難的。去年出了那麽多問題，常委同誌都沒有講話，我講一下也有好處。有問題都不講，黨還有什麽戰鬥力呢！”（鄭文翰，2000）雖然如此，他還是知道毛澤東非博古、李德可比，措詞謹慎，對大躍進的總體肯定，對毛的小心推崇，但一句“浮誇風較普遍地滋長起來”，一句“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使得彭德懷從此萬劫不複。彭在《廬山筆記》中有一段極其直率的坦露：“7月23日毛主席給我一悶棒，這棒叫做打‘右傾機會主義路線’，而且將曆史上的舊賬翻出來一連打了好幾十棒。”“打得遍體痕傷，兩股無肉，然後立案畫押，以後不準翻案，不準辯駁，但免除推出午門斬首，保留黨籍！”“非如此，31年生死與共的戰友，既犯有這樣嚴重的錯誤，為什麽事先不召我談談，規勸規勸，在勸而不聽再用重刑也不為遲啊！召開八中全會，我既是鬥爭對象，為什麽事先不通知我呢？！這不叫做打悶棒又叫做什麽呢？主席說，你獨裁，不如我獨裁；人民解放軍跟你走，我就上山打遊擊。這是明白說出隻能作檢討不能辯駁。”（鄭文翰，2000）
向上級提意見，博古時代可以放言無忌，毛澤東時代卻如履薄冰。結果卻反過來，博古照樣讓彭大將軍橫刀勒馬，毛卻讓彭元帥進駐“掛甲屯”。可見博古尚有一定的民主作風，而毛澤東則有足夠的權威唯我獨尊。然而，如果這樣來評比博古與毛，又是不夠的：在對內對外的鬥爭中，博古都根本不是毛的對手，是毛澤東而不是博古（包括對黨內民主問題稍有自覺的陳獨秀、蔡和森、瞿秋白等）領導了革命成功。革命與民主根本就是兩回事，向革命黨要求民主，是超曆史的要求。
７、名實
“槍杆子裏麵出政權”。毛澤東以軍事成功為其權威提供了事實基礎。在遵義會議上，他也是通過批評博古等人“軍事領導上的錯誤”而首先獲得是對軍事指揮權的。在緊迫的戰爭環境中，軍隊是“實”，政治組織似乎是“名”，毛對博古等人的取代，可以說是“實”至名歸。
但“名”仍很重要，特別是當“名”“實”結合之時。長征路上，有過這樣一次危險：
毛主席在同張國燾的鬥爭中，表現了高度的原則性和靈活性。在黑水寺開中央全會時（我沒參加），張國燾要當總政委，洛甫提議把總書記交給張國燾，毛主席不同意。寧願交出總政委，不能交總書記。張國燾當時不要總書記，他說，總書記你們當吧，現要是打仗唄。如果當時讓掉總書記，他以總書記名義召集會議，成立以後的偽中央，就成為合法的了。（彭德懷，1981：204）
張聞天（洛甫）夫人劉英回憶當時情況：“毛主席說：‘張國燾是個實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給他一個相當的職位，一、四方麵軍很難合成一股繩。’毛主席分析，張國燾想當軍委主席，這個職務現在由朱總司令擔任，他沒法取代。但隻當副主席，同恩來、稼祥平起平坐，他不甘心。聞天跟毛主席說：‘我這個總書記的位子讓給他好了。’毛主席說：‘不行，他要抓軍權，你給他做總書記，他說不定還不滿意，但真讓他坐上這個寶座，可又麻煩了。’考慮來考慮去，毛主席說：‘讓他當總政委吧。’”（劉英，1997：78）
這是一個重大的決策。第一，張國燾即使兼任總政委也無法染指中央紅軍。江西時期，軍隊的最高指揮權握於總政委之手，毛、周恩來先後據此要津而位於總司令朱德之上，但總政委如果不是軍委主席或前委主席，那它的權力就相應減小。毛要讓出軍權，但又不能是全部軍權，總政委一職恰到好處。此時張國燾的實力遠為強大，如果讓出總書記，那就等於黨權、軍隊等於全交給張國燾了。洛甫不是純粹書生，他知道自己所擔任的總書記隻是“名”；但他畢竟未脫書生氣，還不是成熟的中國式政治家，不明白如果這個“名”與四方麵的“實”結合起來，那麽張國燾就是名實兼具，黨和紅軍都得聽命於他了。毛的洞察力在於，張既已在“實”上占了優勢，“名”就萬萬不能給他。事實證明了毛的遠見卓識：一、四方麵軍分裂後，他就是借助“國際代表”張浩（林育英）的幫助，利用這個“名”，逐步逼張就範。第二，周恩來讓出總政委便於毛澤東總攬軍權。遵義會議上毛進入中央常委，但紅軍指揮權仍歸中央常委、中革軍委副主席、紅軍總政委周恩來，毛隻是其“幫助者”。盡管由於周的有意退讓毛實際上成為主角，1935年3月4日毛出任前敵政委，3月12日又成立由周、毛、王稼祥組成“三人小組”，但周仍然是軍委最高領導。出讓總政委一職後，周的發言權受到限製。雖然周同時被任命為紅一方麵軍司令兼政委，但不久就病倒。8月19日，政治局常委決定由毛取代周負責軍事工作。擺脫張國燾後的俄界會議上，一、三軍團合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彭德懷為司令毛為政委，周的一方麵軍司令兼政委職務自然取消。到陝北後成立中華蘇維埃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原中革軍委），毛為主席，周為副主席，毛澤東的獨尊地位正式形成。
孔子早就說過“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在革命進程中，“名”其實就是最高權力，誰的的位置最高，誰就有“名”。1931年的六屆四中全會上，王明等人全麵占據中央的領導地位，彭聽到傳達後就懷疑四中全會有宗派主義傾向；對博古等人在江西的一係列政策也非常不滿。
此事到1944年1、2月間，我到棗園毛主席處說，四中全會是不合法的？毛主席說，四中全會合法還是合法的，因為它得到國際的批準。我的懷疑也就消除了。（彭德懷，1981：179─180）
四中全會是由莫斯科派來的米夫一手控製召開的，無論多麽荒唐，也無論它給中國革命造成什麽損失，隻要有國際支持，它就是合法的。因為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必須聽命於莫斯科。事實上，即使延安時代毛已經取得了對黨和軍隊的實際控製權後他也仍然需要國際的認可；1938年10月的六屆六中全會上，王稼祥傳達了共產國際季米特洛夫關於中共應以毛為核心的口信，使王明等人從此一蹶不振，而毛則借此發動對王明的攻擊。
1980年討論《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時，也有人提出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九大”是非法的觀點，鄧小平立即否認：“八屆十二中全會時周恩來同誌有個說明，說十位中央委員去世，從候補中央委員中補上十位，這樣中央委員會出席的就是五十位，過半數了。這就是講的合法性。”（鄧小平，1994：304）重要的是這兩次會議是最高領袖毛澤東主持的，誰參加誰不參加取決於他的意願，他當然可以組織到半數以上的中委。一把手的最大優勢，就在於他是合法性之源。
８、兩個軍團長
毛、彭之間的一個大疙瘩是遵義會議後不久，林彪給中央軍委寫了一封信，大意是毛、朱、周隨軍主持大計，請彭德懷任前敵總指揮。他還給彭打電話，要彭出來指揮。1935年5月12日，毛澤東要求張聞天在會理城外主持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批評對毛軍事指揮的懷疑和動搖，嚴厲指責說：“彭德懷同誌你對失去中央蘇區不滿，在困難中動搖，這是右傾；林彪寫的信，是你鼓動起來的。”（彭德懷傳記編寫組，1994：50）彭自信與此無關，就采取事久自然明的態度，沒有當場申明，而林彪也沒有說明寫信的真相。
此事發生在遵義會議後不久，毛的處境是：取得了兩個勝利：第二次攻占遵義時擊潰王家烈部幾個團，次日又殲滅吳奇偉部一個師；也遇到兩次失利：攻魯班場未克，追潘文華師未勝，撤退時受敵側擊。在此關鍵時候，如果彭、林兩個主力軍團首長提出不信任，是極可能動搖毛剛剛獲得的軍事指揮權的。從1935到1959，“在這24年中，主席大概講過四次”。（彭德懷，1981：199）毛不會寬恕關鍵時候對他的不支持，事久不一定明。
此事到1959年廬山會議時，毛主席又重提此事，林彪同誌莊嚴聲明了：那封信與彭德懷同誌無關，他寫信時彭不知道。（彭德懷，1981：199）
林彪受毛之托，在廬山對彭也有嚴厲批評，但早在井岡山時期，林彪就寫信給毛懷疑“紅旗到底能打多久”，他不會認為給領導寫信提意見是什麽罪惡；另外林彪在背地裏還說批彭是“說絕了，做絕了，絕則錯。”（範碩：2002：18）至於他為什麽在彭受批時說明真相，也許是因當事人麵對麵，不能不說實話；也許是要借此表明自己與彭全無瓜葛。無論如何，這在客觀上還是使彭得到安慰：總算澄清了20多年的一個誤會，這是會議上唯一使彭感到聊以自慰的事。此時毛要和彭算總帳，如果彭自己出來辯解，毛極有可能不相信；有林彪出來講，才可以把這一災難性的誤會徹底澄清。當彭回憶到廬山這一事情時，對林的“莊嚴聲明”肯定是感激的。另外，作家嚴文井1997年說：“廬山會議後，整彭黃軍事集團，林彪生怕軍隊裏要鬥倒一大批人，就授意總政發指示，要刹住反右傾運動。”（陳徒手，2000：163）
會理一事相當複雜。林彪寫信、打電話的情況，聶榮臻最了解，會議既批評林彪，聶當然要發言。據楊尚昆回憶，“聶總還說，林彪曾在電話中對彭德懷講，現在領導不成，你來指揮吧，再這樣下去就要失敗。我們服從你的領導，你下命令，我們跟你走。這樣就把彭德懷同誌扯進去了，中央同誌問彭總。彭總說：‘林彪打過電話，我根本沒有同意。’聶榮臻說，他（指林彪）打電話時，左權、羅瑞卿、朱瑞也在旁邊，他的要求被彭德懷回絕了。中央同誌便責問彭總：你既然不同意，為什麽不向中央報告這件事？當時中央‘總負責’的張聞天是跟三軍團走的。這又成了問題，好像林彪、彭德懷、張聞天3個人有意隱瞞事實，一起反對‘三人團’。”（楊尚昆，2001：133）這一記憶至少提示三點：第一，林彪寫信一事當時雖未講清，但彭拒絕了林彪的電話當時就是清楚的，彭在此事上與林彪無關因此也是清楚的。幾十年後還不放過，實在是成見太深。第二，彭之扯進漩渦，恰恰源自聶榮臻對事件真相的說明。第三，張聞天隻因為隨三軍團行動，就受到牽連，可見毛澤東警惕性之高、想象力之豐富，“總負責”權力之弱、威信之低，而批評林彪、彭德懷的“會理會議”恰恰是由張聞天主持的。
這封信長期沒有說清楚，卻也沒有直接影響彭的地位。大敵當前，彭德懷不可缺少。長征時一、四方麵軍會合後分兵北上，朱德、張國燾與四方麵軍主力為左路軍，中央、一方麵軍及陳昌浩、徐向前等四方麵一部為右路軍。右路軍的布置是一軍團先行，繼後是中央機關、紅軍大學等，再後是30軍、4軍，彭率三軍團殿後。一軍團即林彪軍團，30軍、4軍屬聽命於張國燾的四方麵軍。宋任窮回憶，當毛率中央及一方麵軍連夜北上時，四方麵軍的李特等人曾想阻攔，當時氣氛緊張，槍都拔出來了。毛除向李特講理外，還“嚴肅地正告李特：彭德懷同誌率領的三軍團就在後麵，彭德懷同誌是主張北上，堅決反對南下的，他對張國燾同誌想要南下，火氣大得狠哩！你們考慮考慮吧！大家要團結，不要紅軍打紅軍嘛！毛澤東同誌的嚴正警告，使李特不敢輕舉妄動，因為彭德懷同誌在紅軍中享有能征善戰的聲威，他們不能不有所顧忌。”（宋任窮，1994：90）彭的作用是如此重要，那封信的帳當然就可以、也必須“掛起來”。
不止這一次。延安時召開華北會議清算彭發動的“百團大戰”，彭受到嚴厲批評，在1945年的“七大”上還作了檢討。兩天後師哲在開會的途中遇到毛，兩人邊走邊談，“當我問起毛澤東如何看待彭德懷的檢討時，毛澤東卻說：‘很勉強！’又問他認為彭德懷的主要問題是什麽時？他又隻是簡單的四個字：‘剛愎自用。’”（師哲，2001：213）但在“七大”，彭正式進入政治局，此後在西北和朝鮮為新政權浴血奮戰。
1935年10月，彭率軍在吳起鎮打勝初到陝北的第一仗，毛為此寫了“誰敢橫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的六言詩。1957年，杭州的文藝月刊《東海》編輯部寫信給毛，請其校閱後允許發表，毛回信說：“記不起了，似乎不像。臘子口中林彪同誌指揮打的，我亦在前線，不會用這種方式打電報的，那幾句不發表。”（王焰，1995）很明顯，最晚到1957年，已不再有表彰彭德懷的需要了。正因為此前倚重過深，現在更要徹底肅清，彭的命運並不因澄清20多年前的誤會而有所好轉。
９、低頭
廬山會議期間的8月1日，毛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與會者都是掌握國家命運的領袖，但在劉少奇、周恩來、彭真、林彪等人批評中，彭卻感到：“你們這樣猜測，就難講話了。”（李銳，1999：251）豈止是“猜測”，周小舟就在會上抗議：“你們要戴大帽子，什麽帽子都可以戴。”（李銳，1999：329）說你是什麽，你就是什麽，從江西蘇區有“肅ＡＢ團”經延安“挽救”再到“文革”，“上級”、“組織”要給你戴個帽子是毫不費事的。“在黨內鬥爭中，隨大流，跟‘風’跑，‘牆倒眾人推’，上麵說是就是什麽，這是黨內生活中時常遇到的一種不正常的現象。”（薄一波，1997：910）李銳卻還沒有參透：“我想這是中央委員會，這是我們黨最高領導層的會，怎麽竟沒有一個人敢於出來講半句公道的話呢。”（李銳，1999：325）
參加最高級會議的是擁有最高地位的人。20多年前，他們大多是放牛娃、小夥計、教書匠、山大王，他們在會議上的表現並不僅僅因為他們的出身低下，更重要的是時勢使然。朱德、趙爾陸、陶魯笳、賈拓夫、萬毅等人都因講了“公道話”而挨批；煤炭部部長張霖之聽過李銳一句很犯忌的話，就沒有揭發──“文革”中張霖之因為毛澤東說他是走資派而被活活打死。而批彭的主力們，在彭信剛剛印出、毛還未公開反擊時，發言也不很尖銳，有的還以自我批評為發言開始，但7月26日後，他們都根據毛的要求迅速加強火力。譚震林7月26日的發言雖然認為彭信是“煙幕加毒氣”，但還是對彭個人表示了敬意：“忠心耿耿”、“正直無私”、“立了不朽功勳”，但兩天後，有人批評他的這些話時，譚不得不改口說：“我看他不像張飛。倒有點像魏延。”（李銳，1999：182）完全可以設想，如果當時毛接受了彭的意見，這些批評者不是不可能大唱“彭大將軍頌”的。
不過，使彭低頭認罪不隻是因為這些會上的批判，更有會後的工作。為了讓彭作檢查，聶榮臻、葉劍英奉命去進行勸說。由這兩位鋒頭不是很健的元帥來勸說，容易成功。彭記下了他們的話：
他們又說："不能單從信的方麵來看，而要從如何對全局有利著想。"他們並以熱情和激動的心情談到，"要拋開信的本身，從全局利益來作檢討。"談了兩個多小時，熱淚盈眶而別。我非常感激他們對我的幫助，決心從嚴檢討自己。（彭德懷，1981：278）
誰是誰非都不重要，事實如何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毛澤東不會錯，跟著毛澤東也不會錯，錯的隻能是反毛或與毛不一致的一方。所以，彭決心徹底配合。“采取了要什麽就給什麽的態度，隻要不損害黨和人民的利益就行，而對自己的錯誤作了一些不合事實的誇大檢討。”“在廬山會議結束後，我就想把我在軍隊30年來的影響肅清，搞臭。這樣作，對保障人民解放軍在黨的領導下的進一步的鞏固，是有好處的。”（彭德懷，1981：278─279）309）完美的批判會以被批判者的認罪為標誌。如果公開的鬥爭達不到這種效果，那就要背後做氣氛緩和的勸說，有時還有政策交底：隻要你承認，就可從輕發落。隻要你承認了強加的罪名之後，如何處置有時就由不得你了。運動的規律是先通過深揭猛批宣布你的罪名，如果你的脊梁還沒有被打斷，還要加上種種誘導，總之要讓你認輸低頭，最後以一片認罪、懺悔之聲來頌揚運動和整人的正確。
1959年6月12日，彭在列車上召開總結出國訪問的總結會議。他在講話中說：“無產階級專政，最怕的是官僚主義作風，領導脫離群眾，不曉得領導要走群眾路線，才能豐富自己、豐富領導。什麽是領袖，概念不明確。不能認為職務高就是領袖。馬克思對於巴黎公社的經驗很強調防止官僚主義，即，一、民主選舉公務人員，並可以罷免；二、公務人員的薪金不得高於一般人員。……這一次看到的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給我們的印象是極深刻的。領袖遺體看到了列寧、斯大林、哥特瓦爾德、季米特洛夫，每個國家都搞一個。亞洲國家大概將來也要搞。”廬山會議期間，又幾次怒氣衝衝地說：他怎麽能這樣看待這個信！過去打仗時不是經常有爭論嗎，爭論過後還是照常工作，哪個去計較！現在怎麽變成這個樣子，一點意見也聽不進了！這樣下去，同斯大林晚年有什麽兩樣！（鄭文翰，2000）保留遺體、斯大林晚年，彭的預言都得到了證實。
１０、“罪惡”
7月23日毛發出反擊令後，彭德懷有一段筆記：“我寫這封信，是在西北小組會議上，一些不便講的問題，要點式的寫給毛主席作參考的，希望主席考慮信中的一些問題。主席竟把問題提到如此十分嚴重，如此十分尖銳，提到離開現實情況的高度。因此，國內在經濟建設中，出現的許多問題，不僅不能得到解決，在‘左’傾急躁冒進的基礎上，再加以猛烈的反右傾機會主義，並把它提到兩條路線鬥爭的高度。它將造成難以估計的損失，引起更加嚴重的比例失調會更加嚴重，甚至引起黨內外一段時間內的混亂，影響生產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的後果！！”（薄一波，1997：903）
李銳在《廬山會議真麵目》中，也抄錄了聶、葉兩位勸說之後彭的筆記：“他們走後，我內心還是痛苦的。今天的事情，不是任勞任怨的問題，而是如何處理才會有利於人民和黨。反右傾機會主義的結果，不會停止‘左’傾，而會更加深‘左'傾危險。我給主席的信，不僅事與願違，而且起了相反的作用，這將是我的罪惡。”（李銳，1999：209）他還想找毛辯論一次：當前的形勢決不是什麽一個指頭問題，切不可由於他作了檢討，而放鬆對缺點、錯誤的糾正。
彭已經意識到意見即使是正確的，也隻會給黨和人民帶來危害。意見不被接受，你說他左，他就要批你的右，其結果自然是左上加左。事實證明了這一點，廬山會議後，又掀起了1960年的“特大躍進”，中國社會經濟雪上加霜。彭寫信的動機是想糾正極左，如果反“左”的信刺激了更加的“左”，這不是“罪惡”是什麽？
然而，僅僅彭認罪就能避免或減少“罪惡”了嗎？薄、李所引的話應當是引自彭的《廬山筆記》，其中有一段：“其實廬山會議上，左的現象雖然糾正了一些，但浮誇虛報，對群眾的強迫命令，不僅存在，而且還在發展，蒙蔽著真相，使一生英明偉大的毛主席也難以洞察。據我看，你這一悶棒打得不適當，不僅在政治上打死一些人，而且（在經濟上）會要打出一個大馬鞍型。”9月9日，彭給毛寫信認罪受到毛的歡迎後，彭在接完電話後在座位上長久沉默不語，後來緩慢地說：不該給他寫這封信。(鄭文翰，2000)也許彭同時意識到，他的低頭也會將加劇黨和國家的危機。認罪不認罪都將可能造成惡果。這就是彭的最大痛苦。
薄一波後來說：“人們或許可以這樣想，假如毛主席當時接受彭德懷同誌信中的意見，或者對彭德懷同誌的信‘參考’、‘參考’就算了；假如彭德懷同誌不寫這封信，不犯顏直諫，而是緘默不語，情況可能會是另外一個樣子：中國經濟建設的發展很可能不會這樣曲折，彭德懷本人的命運也自會安然無恙。”（薄一波，1997：903）兩種假設都根據不足：延安整風建立了絕對權威之後，毛很難聽進別人的“意見”，劉少奇、賀龍、林彪廬山上都是順著毛的，他們的命運又如何呢？
彭大將軍以犯顏直諫而留下光輝形象，但由於他的努力當時並沒有導致政策調整，所以他的光輝更多是他個人的，他的意義在於他的悲劇。很長一段時間，領導人的價值常常是因為他敢於頂風、敢於抗壓，而不是他完成了什麽建設性的貢獻。這不隻是個人的悲劇，更是民族和黨的悲劇。
１１、彭與毛、劉
薄一波介紹，1961年6月12日，毛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廬山會議以後，我們錯就錯在不該把關於彭、黃、張、周的決議傳達到縣以下，應該傳達到縣為止。一反右，就有一個假象。搞下去，就整出許多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現在看，就犯了錯誤，把好人、講老實話的人，整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甚至整成反革命分子。一反右傾，“共產風”又出來了，幾個“大辦”出來了。（薄一波，1997：1075）
但是，毛對彭積怨甚深，不向“縣以下”的公開怎麽能達到批倒批臭的目的？廬山會議之前，毛已意識到大躍進的一些問題，但彭信一出，他激情膨湃，要秀才們準備材料，“由我編一本書，例如1955年《農村合作化社會主義高潮》一書那樣，我準備寫一篇萬言長序，痛駁全世界的反動派。……為此問題要向全世界宣戰。”（李銳，1999：393─395）他怎麽會擔心批彭而強化“共產風”？
毛1961年的認識與劉少奇有關。廬山期間，劉像許多人一樣明白彭所說的是大實話，所以曾主張批彭隻在小範圍內進行，另外再發一個反"左"的文件。胡喬木回憶，1961年“從廣州回來時，在路上我向毛主席說少奇同誌會議時曾經想寫個反‘左’文件的建議。毛主席聽後沒有表示什麽，隻是說：‘啊，有這回事。’後來開工作會議，少奇同誌在這件事上對我批評得很厲害。”（胡喬木，1994：16）1969年林彪在“九大”政治報告中，還專門把劉與彭劃在一起，也是基於這些事實。
劉少奇批彭確實是積極的，不但在廬山會議上拍過桌子、要和彭“算總帳”，而且在1962年，彭的意見得到充分證實、劉也在會上承認“信中所說的到的一些具體事情，不少還是符合事實的。”“一個政治局委員向中央主席寫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見是不對的，也並不算犯錯誤”時，但他強調：“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惟彭德懷同誌不能平反。”（王焰，1998：773）理由有四：一，黨內有一個小集團，是高饒反黨集團主要成員；二，彭和高都有國際背景，“同某些外國人在中國搞顛覆活動有關”；三，陰謀篡黨，背著黨中央搞派別活動；四，早不寫，晚不寫，恰在他率軍事代表團出訪幾個月回來後寫，是以為時機已到，利用工作中的缺點向黨進攻。劉的講話表明，是非別有標準，彭的意見肯定是對的，但他這個人卻不能放過。為什麽？聶榮臻回憶勸說彭認罪時的情形說：我們都提到他的桀驁不馴。劍英同誌說：毛澤東同誌健在時，你就這樣，將來黨內誰管得了你。劍英同誌說時，都激動得掉淚了。“桀驁不馴”的彭大將軍是敢於向毛提意見的人，準備接班的劉少奇怎能不擔心幾分？毛代劉少奇把話說明了：“我66歲，你61歲，我快死了，許多同誌有恐慌感，對付你，很多同誌對此有顧慮。”（李銳，1999：238）
所以，事實越是證明彭的正確，對他的批判就越要上綱。《三國演義》第31回，袁紹出兵打曹操，謀士田豐勸阻無效反被打入囚牢。袁紹兵敗後獄吏向田豐報喜：“袁將軍大敗而回，君必見重矣。”但田豐深諳最高領導人的心理：“袁將軍外寬而內忌，不矜忠誠，若勝而喜，猶能赦我；今戰敗則羞，吾不望生矣。”袁紹回師後果然即將田豐殺死。彭不是沒有文化的人，《三國演義》應當是讀過的，但他看得肯定不像毛澤東那樣讀得細，所以沒有記住田豐的話，他以為既然事實證明他是對的，他就可以獲得平反，以至於1962年代初還上書“八萬言”要求翻案，結果是賀龍受命組成彭德懷專案組，彭永世不得翻身。
12、浦安修
“文革”中彭德懷在經受多次批鬥、折磨後被關在解放軍總醫院。1974年7月以後，他無法承受日益加劇的病痛，感到“這樣活著還不如死了好”，連連哀求：“警衛戰士，疼得我一點辦法也沒有了，我實在忍受不了了，你幫我打一槍吧。”（彭德懷傳記編寫組，1994：333）彭大將軍的結局令人浩歎，然而，人們容易忽略的是，彭德懷的夫人浦安修在此前後也承受著巨大的心理重壓。
廬山會議後，浦安修就由北京師大黨委副書記降為師大附校辦公室主任，而且因為她總得回家，總得見到彭德懷，因此就被認為交代不清彭的“反黨罪行”，劃不清和“反黨集團”的界線。1962年八屆十中全會後，她準備離婚，悄悄地把自己的用品從家裏帶到學校。10下旬，彭發現了這一跡象，在她最後一次回來時，彭把一隻梨分為兩半，以示同意。飯後彭她送到公共汽車站，“他目送這輛老式公共汽車顛晃地駛去，尋找車廂中妻子的身影，十分傷感地發現她沒有回頭。”（彭德懷傳記編寫組，1994：296）1974年9月彭德懷臨終前，浦沒有去作最後的看望。盡管如此，浦安修並不真的認為彭有反黨罪行，“七千人大會”後，她還在學校說了一句：“少奇同誌在七千人大會上講的問題和彭德懷的意見也差不多”，為此被批判多次也過不了關。1965年彭去三線時，浦在得到彭真批準後應約去彭處話別，表示待彭安頓下來後，可以去成都工作。但他們夫妻的真正再見，卻是在“文革”的批鬥台上。
妻子在丈夫“反黨”後要求與之離婚是一種政治表態。黃克誠的妻子唐棣華也曾猶豫過，時任中科院黨組書記的張勁夫記得：從廬山回北京後不久，唐“向我提出一個問題，征求我的意見。她說：廬山會議定黃克誠是反黨集團的重要成員，她很痛苦。她考慮再三，想與黃克誠離婚，以示對黨忠誠。”（張勁夫，2001）張勁夫委婉地表示不讚成，黃克誠夫婦得以白頭到老。北京師大似乎沒有張勁夫式的領導。離婚本是壓力下的被迫，但在彭德懷平反受到非議。“當彭德懷受到錯誤批判的時候，她‘因為與彭德懷劃不清界線'而受追查，挨批鬥；當彭德懷平反之後，人們又責備她不該和彭德懷劃清界線。參加過批判彭德懷、揭發彭德懷‘罪行'的人能夠得到諒解；她沒有批判他，她用生命頂住了要她揭發‘彭德懷罪惡行'的壓力，卻要背負曆史的十字架。”（彭德懷傳記編寫組，1994：302）彭德懷平反後，如何看待她和彭的婚姻關係問題被提了出來，鑒於當時的曆史情況，而且他們的夫妻也沒有正式解除，中央原諒了她提出離婚一事。
說到浦安修，不能不說到她那位被毛澤東稱之為“能幹的女將”的姐姐浦熙修，40年代大後方堅決支持共產黨的名記者，與周恩來十分熟悉。在延安的浦安修沒有手表，周恩來還出主意說：“你姐姐浦熙修在重慶《新民報》當記者，不妨請她幫助買一隻。”浦安修考慮到姐姐也不寬裕，就說“還是不麻煩她好”。（彭德懷傳記編寫組，1994：204）正是在反對國民黨、支持共產黨的共同鬥爭中，浦熙修愛上了民盟領導人羅隆基，這就使得浦安修的很為不安。雖說羅隆基勇敢地與國民黨鬥爭、與共產黨合作，但他畢竟是“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身為政治局委員的彭德懷怎麽能接受這樣一位連襟？在浦安修的等人的勸說下，浦熙修隻和羅保持著朋友關係。（朱正，2001）然而即使如此，浦熙修也還不是自己人，入黨要求始終未獲批準，1957年還成了大右派。當她1970年4月在醫院孤獨地逝世時，也許她不知道，一心想在政治上幫助她站穩立場的妹妹遭受了與她同樣大的災難，1966年6月31日竟至在頤和園昆明湖自殺，因被人發現而未遂。
浦安修付出的代價一定程度上源自對革命了解不夠。與彭同案的張聞天的妻子劉英後來批評她：“彭老總病危了，你不去看看，這不對啊。”劉英是有權利這樣批評的。在張聞天蒙冤的日子裏，她從未有過離婚的念頭。原因之一，“劉英經曆了從蘇區以來的多次黨內鬥爭，她認為毛主席是英明偉大的，但這一次張聞天沒有錯。因而她能頂得住任何壓力。”（彭德懷傳記編寫組，1994：302）這似乎也是彭德懷與黃克誠的區別。黃的身體素質不如彭，但卻能熬到平反之日，原因在於他有良好的精神狀態：“我有什麽錯誤，我有什麽可煩惱的？！”這一認識也來自他的經曆，“據統計，在他參加共產黨以後，雖有十次被批判為‘右傾機會主義’，挨了批判後仍然堅持已見，實踐證明他又大都是對的，因之越是批判，他在黨內的威望越高。”（彭德懷傳記編寫組，1994：260─261）“免職對他來說早已是家常便飯，在曆史上他被撤職有五、六次之多，事情過後，證明他沒並沒有大錯，結果多半是官複原職。”（彭德懷傳記編寫組，1994：267）廬山會議後，他偶爾還寫詩抒情，“文革”被抓後，他也以“抓走不外殺關管，人生一世也平常。反躬自省無憾事，臉不變色心不慌”自慰。就此而言，黃比彭更是一個成熟的革命政治家。
曆次運動中落難的官員很多，但各有各的表現。一般而言，有過起落經驗的人較能經得起打擊，而一直順利的人，卻常常不堪一擊。於光遠回憶說，1976年“批鄧”時，“胡喬木一開始也也沒有交代什麽實質問題，但經不起那一兩個負責人的揭發批判，就痛痛快快地交代了他同鄧小平兩次談話的情況。當時我想，他在‘文革’中挨鬥很少，又一直在北京，缺少挨鬥受批的經驗，真的有些驚慌失措了。對於胡喬木的揭發，粉碎‘四人幫’後，鄧小平原諒了他。”（於光遠，2000）與彭案有關的李銳，早在延安時代以牆報《輕騎隊》而挨整，他後來說：“這樣突然而來的打擊當然毫無思想準備。不過我是平江人，那個地方紅白鬥爭極其劇烈，老家中有好些老弱婦孺被紅軍移民而死去，也有黨員親屬被國民黨殺害，從小也知道一點黨內鬥爭殘酷的情況。”（李普，2001）這使他能夠挺過“五天五夜不給睡覺，不準眨眼睛”之類的審訊；也使他能夠挺過1959年後的艱難歲月。當然，有了經驗還要記住。1966年底，總理辦公室副主任許明被江青點名批判後服安眠藥自殺，臨死前與童小鵬通電話，童勸她說：“延安搶救運動你也是參加了的，最後不都是甄別了嗎？”（童小鵬，1996：407─408）許明沒有記住曆史的經驗，所以輕生。
彭德懷簡曆：1898年10月生於湖南湘潭。
1922年考入湖南陸軍講武堂，畢業後任湘軍排長、連長、營長、團長；1926年隨軍編入北伐軍，接觸共產黨人。
1928年率部在平江起義，任紅五軍軍長；同年冬率主力轉移井岡山，與朱毛會師；1930年6任紅三軍團總指揮、中國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同年8月任紅一方麵軍副總指揮、總前委委員；1931年11月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1934年1月在六屆五中全會上補選為中央修補委員。
1935年9月，中央紅軍改稱陝甘支隊，任司令員。同年11月任恢複後的紅一方麵軍司令員；1937年任八路軍副總指揮、華北軍分會副書記；1945年在黨的“八大”上被選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同時任中央軍委副主席、總參謀長。
1947年任西北野戰軍司令員，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司令；1949年年任西北軍政委員會主席。
1950年任中國人民誌願軍司令員兼政委；1952年回國主持軍委工作，1954年任國務院副總理、軍委常務副主席、國防部長。
1959年在廬山會議上被撤銷國防部長，所保留的政治局委員的權力實際上被剝奪。
1974年被迫害至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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