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當下中國政府從中央到地方基本分為四級管理：中央，省直轄市，縣市，鄉，如果算上非正式的村，就有五級。中國政治體製改革的一個重要議題就是，怎樣產生這五級政府的領導人？選舉還是任命？如果是選舉，是全民直接選舉還是間接選舉？如果是任命，是上級人大任命還是上級政府任命？或者是同級或者上級黨委任命？對於權責各異的五級政府來說，答案顯然不是簡單的選舉或者任命。理論上講，針對不同級別的領導人，應該有不同的產生方式，幻想通過同一種方式來產生所有五級政府領導人，恐怕既不科學，也不現實。這樣重大的問題並非關乎政治意識形態之爭，而是關乎國家的長治久安，關乎你我小老百姓的豐衣足食和安居樂業。
先說最容易討論的村長和鄉長。在目前的中國農村，村長一般是本地人或者是本村人擔任的，村長選舉在許多地方也在推行，取得的成功經驗不少，存在的問題也很多。其中關鍵的問題還是上級政府能否放開手腳的問題，能否做到真正不幹預村長選舉的問題。簡單地講，要實現真民主，讓本村的老百姓能在完全沒有上級政府的壓力下參與選舉，而候選人也應該是公平競爭，而不是靠走上層關係或者依靠家族勢力，甚至依靠地方流氓打手黑社會勢力，強拉選票，稱王稱霸上台。總的來說，村長的民主選舉，不能走回頭路，應該搞下去，作為農村的基本政治製度固定下來，穩定下來。
另一個有關村長的問題就是大學生當村官。最近幾年，由於大學生就業的困難和農村治理的混亂，組織部門搞出了推薦大學生當村官的新招。新招對農村的發展利弊如何呢？我沒有調查，也就沒有發言權。但是，我不看好這種方式，其根本的缺陷是，農村利益錯綜複雜，空降一個大學生，解決不了什麽問題，基本的方式應該還是村民自治，自選，自理，但是要依法，守法。因此，與其讓大學生當村官，還不如鼓勵大學生下鄉給村民普及法製知識教育，普及公民權利教育，讓老百姓明白自己的義務責任以及權利，從而更好地保證正當權益。
鄉長的情況就複雜一些了。目前的中國農村，鄉長有土生土長的，也有空降的。究竟哪種形式好，恐怕又回到了一個古老的吏治問題：外來的和尚會念經嗎？我家鄉的情況是，空降的不如本地的。本地人當鄉長，盡管有時候可能偏袒自己所在村子的局部利益，但是，鄉長也是半個知識分子，他也想留名，也想幹點實事，因此，在大多數情況下，他還是能秉公辦事的。外來的鄉長，大多是被貶下放，也就是過渡一下而已，其心思重點並非在本鄉的發展。這些情況表明，上級政府任命的鄉長往往不靠譜，鄉長還是本地人選舉本地人比較合適。中國政府在鄉一級的治理上，也應該推行鄉長直選的方式，來實現地方治理。當然，還是那句話，要依法，守法。
縣長，我認為，可以任命，也可以選舉，差別不是很大。如果是任命，應該是省（直轄市）的常委們在經過公開考查的情況下，進行民主投票任命；如果是選舉，則全縣老百姓直選或者間接由人大代表選舉皆可。
省長，如果考慮民主和發展，當然是選舉為好；但是如果考慮到國家的穩定和潛在的民族分裂問題，則任命製更好，特別是新疆西藏這些有分裂傾向的省份。如果地方領導人是選舉上來的，則其執政的基礎是地方民眾，一旦鬧分裂，則給中央政府出難題。由於任命製的官員必須對中央負責，其仕途升遷也由中央決定，因此，新疆西藏等省份，還是任命製比較靠譜。又比如，像上海江蘇浙江廣東北京這樣的經濟大省大市，其牽一發而動全身，國家的大政方針和這些省份都息息相關，如果地方領導人是選舉，則難免會出現和中央唱對頭戲的可能，引發潛在的國家穩定危機，因此，這些強省的領導人也應該搞任命製。對於內陸的其他省份，就其本身來說，選舉和任命皆可，但考慮到全國除港澳以外，其他各省份應該地位平等，規則一致，因此，還是應該用任命製。
國家最高領導人的產生和退出是最後一個重大問題，也是憲政民主的一個重要議題。從毛的領導人職務終身製，到鄧實行的太上皇製，到江的退休製但不完全退休製，以及將來胡的退休製，中國的進步不小。這樣的進步已經克服了傳統政府治理的一個重要缺陷，那就是最高領導人怎樣退出權力核心的問題所引發的憲政危機和治理危機。中國的進步意義在於，老人政治在中國將慢慢走向曆史，而程序化的退休製和退休後發揮餘熱的傳統將成為基本的製度，新加坡就是這樣的典型。
在最高領導人（也就是革命接班人）選拔的製度建設中，中國也取得了不小進步。毛時代，革命接班人是由毛根據政治鬥爭需要指定，先是劉，後是林，然後是鄧，最後是華國鋒，該上該下，是生還是死，都是毛一個人說了算。這樣的接班人製度和皇權時代無異，唯一的區別就是，接班人不是毛在血緣意義上的兒子，但是必須是毛政治路線和擁護毛政治權威的兒子。到了鄧時代，接班人的選拔不是鄧一個人說了算，也受到其他元老的製約尤其是陳雲的影響，但鄧是說話最有分量的一個。江是通過這樣的過程上台的，胡的被指定基本也是這樣。這樣由眾多元老協商產生接班人的製度，和羅馬的元老院製度有可比性，代表了一種進步。
到了今天，中國第五代領導人的選拔就更有意思了。目前來看，應該是黨內各方力量妥協鬥爭的結果。習李之爭的不確定性，也反映了選拔過程中的妥協現狀，那就是誰都沒有一言九鼎的權威。至於第六代領導人的選拔，則更有可能是黨內民主競爭的結果。
很多人主張中國學習美國的全民選舉最高領導人的製度。我不看好全民直選製度，對於中國來說，全民選舉的風險不小，很容易被政治人物和勢力利用，也可能造成國家的分裂，各個政府前後政策的不穩定和不連續對國家和人民也造成傷害。與其如此，還不如向日本學習，讓國會的多數黨領袖自動成為政府首腦。對於一黨執政的中國來說，就是讓黨內的多數派領袖成為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怎樣產生黨內多數派領袖呢？那就是通過黨內民主投票，在一定層級的範圍之內（比如在職的中央委員和退休的政治局委員），公開推選最高領導人。這樣的製度，可以視為在一黨執政下的代議製民主，對於當下的中國來說，比較現實，可操作性強。我相信，中國將來會采用這樣的模式產生最高領導人。或許，習李就是通過這樣的黨內推選產生的，隻是還沒有形成成文的製度罷了。
先說最容易討論的村長和鄉長。在目前的中國農村，村長一般是本地人或者是本村人擔任的，村長選舉在許多地方也在推行，取得的成功經驗不少，存在的問題也很多。其中關鍵的問題還是上級政府能否放開手腳的問題，能否做到真正不幹預村長選舉的問題。簡單地講，要實現真民主，讓本村的老百姓能在完全沒有上級政府的壓力下參與選舉，而候選人也應該是公平競爭，而不是靠走上層關係或者依靠家族勢力，甚至依靠地方流氓打手黑社會勢力，強拉選票，稱王稱霸上台。總的來說，村長的民主選舉，不能走回頭路，應該搞下去，作為農村的基本政治製度固定下來，穩定下來。
另一個有關村長的問題就是大學生當村官。最近幾年，由於大學生就業的困難和農村治理的混亂，組織部門搞出了推薦大學生當村官的新招。新招對農村的發展利弊如何呢？我沒有調查，也就沒有發言權。但是，我不看好這種方式，其根本的缺陷是，農村利益錯綜複雜，空降一個大學生，解決不了什麽問題，基本的方式應該還是村民自治，自選，自理，但是要依法，守法。因此，與其讓大學生當村官，還不如鼓勵大學生下鄉給村民普及法製知識教育，普及公民權利教育，讓老百姓明白自己的義務責任以及權利，從而更好地保證正當權益。
鄉長的情況就複雜一些了。目前的中國農村，鄉長有土生土長的，也有空降的。究竟哪種形式好，恐怕又回到了一個古老的吏治問題：外來的和尚會念經嗎？我家鄉的情況是，空降的不如本地的。本地人當鄉長，盡管有時候可能偏袒自己所在村子的局部利益，但是，鄉長也是半個知識分子，他也想留名，也想幹點實事，因此，在大多數情況下，他還是能秉公辦事的。外來的鄉長，大多是被貶下放，也就是過渡一下而已，其心思重點並非在本鄉的發展。這些情況表明，上級政府任命的鄉長往往不靠譜，鄉長還是本地人選舉本地人比較合適。中國政府在鄉一級的治理上，也應該推行鄉長直選的方式，來實現地方治理。當然，還是那句話，要依法，守法。
縣長，我認為，可以任命，也可以選舉，差別不是很大。如果是任命，應該是省（直轄市）的常委們在經過公開考查的情況下，進行民主投票任命；如果是選舉，則全縣老百姓直選或者間接由人大代表選舉皆可。
省長，如果考慮民主和發展，當然是選舉為好；但是如果考慮到國家的穩定和潛在的民族分裂問題，則任命製更好，特別是新疆西藏這些有分裂傾向的省份。如果地方領導人是選舉上來的，則其執政的基礎是地方民眾，一旦鬧分裂，則給中央政府出難題。由於任命製的官員必須對中央負責，其仕途升遷也由中央決定，因此，新疆西藏等省份，還是任命製比較靠譜。又比如，像上海江蘇浙江廣東北京這樣的經濟大省大市，其牽一發而動全身，國家的大政方針和這些省份都息息相關，如果地方領導人是選舉，則難免會出現和中央唱對頭戲的可能，引發潛在的國家穩定危機，因此，這些強省的領導人也應該搞任命製。對於內陸的其他省份，就其本身來說，選舉和任命皆可，但考慮到全國除港澳以外，其他各省份應該地位平等，規則一致，因此，還是應該用任命製。
國家最高領導人的產生和退出是最後一個重大問題，也是憲政民主的一個重要議題。從毛的領導人職務終身製，到鄧實行的太上皇製，到江的退休製但不完全退休製，以及將來胡的退休製，中國的進步不小。這樣的進步已經克服了傳統政府治理的一個重要缺陷，那就是最高領導人怎樣退出權力核心的問題所引發的憲政危機和治理危機。中國的進步意義在於，老人政治在中國將慢慢走向曆史，而程序化的退休製和退休後發揮餘熱的傳統將成為基本的製度，新加坡就是這樣的典型。
在最高領導人（也就是革命接班人）選拔的製度建設中，中國也取得了不小進步。毛時代，革命接班人是由毛根據政治鬥爭需要指定，先是劉，後是林，然後是鄧，最後是華國鋒，該上該下，是生還是死，都是毛一個人說了算。這樣的接班人製度和皇權時代無異，唯一的區別就是，接班人不是毛在血緣意義上的兒子，但是必須是毛政治路線和擁護毛政治權威的兒子。到了鄧時代，接班人的選拔不是鄧一個人說了算，也受到其他元老的製約尤其是陳雲的影響，但鄧是說話最有分量的一個。江是通過這樣的過程上台的，胡的被指定基本也是這樣。這樣由眾多元老協商產生接班人的製度，和羅馬的元老院製度有可比性，代表了一種進步。
到了今天，中國第五代領導人的選拔就更有意思了。目前來看，應該是黨內各方力量妥協鬥爭的結果。習李之爭的不確定性，也反映了選拔過程中的妥協現狀，那就是誰都沒有一言九鼎的權威。至於第六代領導人的選拔，則更有可能是黨內民主競爭的結果。
很多人主張中國學習美國的全民選舉最高領導人的製度。我不看好全民直選製度，對於中國來說，全民選舉的風險不小，很容易被政治人物和勢力利用，也可能造成國家的分裂，各個政府前後政策的不穩定和不連續對國家和人民也造成傷害。與其如此，還不如向日本學習，讓國會的多數黨領袖自動成為政府首腦。對於一黨執政的中國來說，就是讓黨內的多數派領袖成為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怎樣產生黨內多數派領袖呢？那就是通過黨內民主投票，在一定層級的範圍之內（比如在職的中央委員和退休的政治局委員），公開推選最高領導人。這樣的製度，可以視為在一黨執政下的代議製民主，對於當下的中國來說，比較現實，可操作性強。我相信，中國將來會采用這樣的模式產生最高領導人。或許，習李就是通過這樣的黨內推選產生的，隻是還沒有形成成文的製度罷了。
看起來為人民服務也是個忽悠，為了權力才是真。
在中國民主進程和政治體製改革的問題上，革命或者大躍進的方式很可能有害的。當然現行製度中的弊端很多，腐敗很嚴重，但是激進的改革方式帶來的後果幾乎無法預料，至少目前看到的例子都讓人擔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