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級桎梏並非文化傳統，而是皇權專製下官僚製度本身的特征

等級桎梏的表現大體分兩類，第一類是按照出身和血統確定的等級，在這種製度下，人們按照先天的出身來界定社會地位和權力，典型的就是印度的種姓製度，蒙古草原部落也是如此，其中黃金家族就被認為具有更高貴的血統，因此，也更有號召力和統治權威。第二類等級製度就是根據現實中的政治地位權力大小財富多寡來確定等級。

在中國傳統社會裏，上述兩種等級桎梏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在不同的曆史時期，所占的比重也有所變化。魏晉南北朝時代豪門大族壟斷了上層政治權力和經濟資源，這種門第製度具有一定的種姓製度特征，但是隋唐以來，隨著科舉製度的完善，平民士族登上了曆史舞台。所謂“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普通人經過不懈的努力，一樣可以飛黃騰達。因此，自隋唐尤其是宋朝以來，總的來說，中國社會裏按照出身劃分的等級製度在不斷削弱，但是這樣的削弱隻是是相對的。元清兩朝，作為少數民族的統治者擁有許多特權，元朝按照種族把人分四等，其地位顯著不同；清朝前期，八旗子弟也享有不少特權，這些都是第一種等級桎梏的表現。但是由於科舉製度的完善，普通老百姓仍然有發達的機會，因此，第一類等級製度在中國傳統社會裏，作為特定時期的政治製度，從未占據優勢，更無從像印度那樣形成長盛不衰的傳統，支配社會的發展，並深深地滲透到人們的潛意識裏。

可悲的是毛太祖時代，出於階級鬥爭的需要，在一定的程度上居然建立了按照出身成份來確定政治地位的等級製度，“老子英雄兒好漢”，紅五類，黑五類等就是這樣的例子。年輕的遇羅克質疑了這種等級製度，不幸遇害。本質上，這樣的製度也屬於本文所描述的第一類等級製度。改革開放後，這樣落後的製度從法律層麵就被廢除了。然而，按照出身確定權力地位的等級製度殘餘並沒有徹底消失，例如，在人們的潛意識裏，對 經濟上的“富二代”和政治上的“太子黨”，都是另眼看待的，而這些特殊群體也通常自認高人一等，與眾不同，隻不過他們不能公然依靠國家的法律來實現特權罷了，更多是走歪門邪道。

第二種等級製度按照人們後天的政治地位權力大小財富多寡來劃分等級。在傳統的皇權專製社會裏，在官僚體係內流行的第二種等級製度，在某種程度上是官僚製度本身的特征，說得簡單一點，就是官大一級壓死人。為什麽下級怕上級呢？為什麽下級要千方百計巴結甚至賄賂上司呢？原因無他，就是下級官員的升遷之路掌握在上司的手裏，地方官員的升遷也與京官息息相關。因此，官員就都唯上是從、唯上是命。

在現代文明社會，第一類等級製度已經廢除（典型的是林肯的廢奴運動以及上世紀黑人少數裔取得選舉權），第二類等級製度在官僚體係內部依然存在，但大為減少。首先是政務官之間的等級消失。政務官是公民選舉出來的，因此，隻需要對選民負責，無需對所謂的上級負責，因而等級桎梏的現象基本沒有。例如，美國的州長就不需要巴結總統，總統也不能指揮州長。但是，非選民選舉產生的事務官（事務官一般實行招聘製招募製而非選舉製），則絕對是等級森嚴。首先他們得絕對服從政務官，其次，他們還得服從自身部門的主管事務官，為什麽呢？因為他們的升遷也由上級決定，他們的飯碗在經濟不景氣的時候能否保住也由上級決定。因此在一般情況下，事務官得絕對服從上司，在某些時候也需要巴結上司。這些特征，和皇權專製下的等級製度並無不同。美國總統的內閣成員在多數情況下，也是要與總統保持一致的，否則就會被炒魷魚。

然而，在現代文明社會裏，事務官的等級桎梏卻遠不如傳統皇權專製社會裏嚴重。其原因在於，現代民主製度發展了相應的外部監督體係、內部監督體係和內部民主評價體係。這些有別於傳統社會的新型監督和分權體製，使得上級不可過於專斷，下級也不必過於唯上，從而可以保證政府的運作更加民主公開有效，官員也更加上下同心、各司其職，而不大可能產生像傳統社會裏那樣官官相護欺上瞞下等級森嚴的現象。

對於中國來說，第一類等級製度已然廢除，第二類等級製度卻廣泛存在。其原因在於，政務官非選舉產生，事務官的提拔主要靠上級上司決定，因此，和傳統皇權專製下的官僚體製無異。削弱等級製度的辦法也無非就是那些招數，靠喊“為人民服務”的口號是沒有用的。因為一時半會也不能選舉政務官，因此，省委書記和中央領導幹部或者其他京官之間還是存在森嚴等級的。至於其他事務官，那就隻能靠加強新聞媒體監督，加強黨內民主和監督，更多地推進幹部的公開擇優民主評價製度，來部分減少官僚等級森嚴現象。但是達到完全消除，也是不可能的。

說到這裏，有必要多說幾句話，官僚體製裏等級森嚴的弊端並非文化傳統落後之故，而是製度本身的缺陷使然。因此要想有效地革除官僚等級弊端，就要如上所述，進行製度改進改良，而不是病急亂投醫，幻想靠革除傳統文化來實現。真要這樣，恐怕到頭來如文革的破四舊一樣，文化傳統是砸爛了，但新型的官僚製度卻沒有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