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兵感受之五：堅持韜光養晦一百年不動搖

光這個題目，就會招來一片反對聲，乃至指責鄙視甚至辱罵。我並不在乎多戴一頂短見偏執膽小懦夫的帽子，原因有兩個。第一，我是個小人物，即使真是懦夫，也不會丟中國人的臉，隻會丟我自己的臉；第二，我的臉皮比外交部的發言人還要厚，不怕罵的。

十年以前，就有人主張應該放棄鄧公的韜光養晦了，典型例子就是《中國可以說不》這本小冊子風靡一時；今天，尤其是60年大閱兵後，我估計韜光養晦也越來越沒有市場了。喊打喊殺的聲音不時響起，主張打一仗的人不在少數，或者找印度打，收複藏南；或者再對越南來一次海上殲滅，以鎮南海諸國；甚至不惜和日本一戰，拿回釣魚島，乃至琉球，大有打遍周邊無敵手，唯我獨尊的盟主霸氣。我要說，收回領土的迫切心情可以理解，敢下決心打一仗的勇氣也很可嘉，然而，這些行動絕非上策。這麽說，立即就招來反駁，你有何上策，不靠打仗收複這些本該屬於中國目前卻又被強占的領土呢？難道靠閱兵和外交部的抗議？我認為，問題的答案不在領土本身，而在領土之外。本文初衷就是要分析為什麽我們無論強大與否，必須永遠堅持韜光養晦的外交和軍事政策，這涉及到中華民族的立國之本和崛起之路。

我們首先要問一個最基本的問題，中國國家發展的戰略目標是什麽？很簡單，兩個目標。第一，實現現代化，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第二，要成為超級大國，為人類的發展多做點貢獻，比如再弄出個四大發明什麽的，或者創立全新的發展模式，能為某些落後國家“指明道路”等等。實現現代化最關鍵的因素有三個，第一是製度，適合中國發展的製度；第二是科技，能提高生產效率和改善生活品質的科技；第三是穩定的政治環境和自然環境（可不能天天內戰，地震，洪災）。有了這三點，就可以實現現代化，典型的例子就是北歐小國，新加坡等。如果要想成為超級大國，在有上麵三個條件之外，還必須再加三個條件：第一是充足的自然資源（廣袤的國土和相對豐富的礦產），第二是豐富的人力資源，就是人要多，最少也得過億，第三就是民族的精神，民族的凝聚力和自信心，這三個條件缺一不可。20世紀的美國有這三條，所以它是超級大國；日本沒有第一條，隻有第二和第三條，所以它成不了超級大國，對日本來說，這是無法改變的宿命；澳大利亞，加拿大有第一條，但沒有第二條，第三條也不強，因此，也成不了超級大國。中國從老祖宗那裏繼承了第一條（充足的自然資源），又“歪打正著”創造了龐大的人力資源（第二條），五千年的文明當然孕育了豐厚的民族精神，底蘊很足（第三條），所以，中國已經天然地具備了成為一個超級大國的基本條件，缺的就是現代化，隻要實現了現代化，超級大國就是水到渠成的事。至於其他的因素，都是次要的東西。這些條件就是本文分析的邏輯框架。從這裏出發，本文將輔以分析曆史上幾個大國的興衰史，來論證為什麽要堅持韜光養晦一百年不動搖，不僅在當下中國崛起的過程中堅持韜光養晦，還要在崛起之後（成為了超級大國之後），也要堅持韜光養晦，尤其是警惕和防止帝國過度擴張綜合症。結論是否正確已不重要，目的是想在爭鳴中弄清楚什麽才是中國崛起的關鍵因素。

前蘇聯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國土廣袤，資源豐富，人力眾多，科技也很發達，然而，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前後不過70年，就分崩離析了，還比不上我們有90年曆史的元朝。為什麽？是因為沒有收回某塊被別人占領的土地嗎？當然不是，恰恰相反，前蘇聯二戰後占了很多國家的土地，有一陣子還賴在我們的東北不走，日本的北方四島也占著，尤其是自己到了80年代已經快頂不住了，居然還想占著阿富汗這樣的不毛之地。前蘇聯的崩潰最大的原因就是製度，對內，蘇聯那套高度集權的政治經濟製度以及由此派生的極端僵化自我欺騙的意識形態，已經不適合它進一步發展了（當然，這套製度對於早期的蘇聯實現快速工業化還是管用的）；對外，蘇聯的對外擴張太過度了，太具有侵略性了，68年的布拉格之春讓它在社會主義陣容內部失去了號召力，79年入侵阿富汗使它在全世界麵前站不起來，以至於80年莫斯科奧運會就剩下自己和東歐國家自娛自樂，這樣的擴張既超出了國力的限製，也越過了道義的底線。最後，前蘇聯的內外政策不僅使蘇聯經濟走向停滯（沒有完全實現現代化，充其量隻是軍事現代化而已），最關鍵的是民族的凝聚力和自信心徹底垮了，老百姓已經對蘇共和蘇聯失去信心，以至於當戈爾巴喬夫不得不宣布蘇共解散蘇聯停止時，老百姓也沒有任何異議。因此，對內僵化和對外擴張過度是蘇聯帝國迅速走向衰落的原因。

日本則提供了相反的證明。二戰前的日本在經過“適度擴張”之後，南有台灣，北據東三省和朝鮮，再加上本土四島，到三十年代，已經是世界五強了。站在日本的角度來說，如果沒有後來的大規模侵華以及太平洋戰爭，我相信日本是可以從此穩坐亞洲老大位置的，隻可惜，擴張過度，以至於滿盤皆輸，到了嘴裏的肉又給吐出來了，到如今，還龜縮在原地。另一方麵，即便如此，即便日本僅有本土四島（不到四十萬平方公裏，和雲南省差不多），北方四島也被蘇聯占著，也不妨礙日本戰後重新崛起，不僅在80年代在經濟總量上超越土地要多50倍的超級大國蘇聯，成為全球經濟的老二，甚至曾一度有買下老美的趨勢。為何？科技，製度，穩定的環境使然（日本戰後五十年一直是一黨執政，和我們有一比，最近才換了政黨），助其實現了現代化。再加上強大的民族精神和豐富的人力資源，差一點就使日本成為了超級大國。可惜由於先天不足（沒有廣袤的國土資源和豐富的礦產資源），其進一步發展遇到了瓶頸，最後還是成不了超級大國。公平地說，如果上帝給日本更多的土地，例如像美國一樣多的土地，我確信，日本比現在的美國要強大得多。

以日本如此狹窄的國土和貧瘠的資源尚且可以支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建立，以蘇聯如此豐富的資源資源和人力資源尚支撐不了帝國的過度擴張，中國也不會例外的。日本的興衰史意在說明，國土的廣袤與否隻與能否成為超級大國有關，和實現現代化沒有關係。蘇聯的例子意在說明，即使在成為了超級大國之後，仍然要警惕帝國對內僵化和對外過度擴張綜合症，否則，帝國解體隻是時間問題。因此，無論是在當下中國崛起之時還是未來崛起之後，我們一麵要向日本學習成功經驗，助自己快速穩定崛起；也要吸取蘇聯的教訓，在崛起之後，讓帝國更為長久。

還是回到原來的問題吧。藏南，南海，釣魚島究竟要不要收回呢？收是肯定要收回的，問題在於收回方式和收回時間。對這個問題，我想從三個兩方麵回答。

第一方麵，坦白說，按照我前麵的分析，在當下中國崛起（實現現代化）之時，藏南，南海，釣魚島這些領土領海是可以暫時不要的，其得失，並不是關鍵。沒有這些領土，中國也不會因此而停止崛起。這樣的“韜光養晦”，未免也太赤裸裸地賣國了吧，不要也罷！我要說，這樣的“韜光養晦”一點都不賣國，相反，更能助中國崛起。其實能阻止中國實現現代化（崛起）的因素還是那三條：製度，科技和穩定的環境，而不是一城一池的得失。在這一點上，我是很佩服老毛的。當年和國民黨爭天下的時候，共產黨就不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而是實行盡量保存自己，殲滅對方有生力量的方針，最終贏得了天下。我以為，我們當前也應該抓住實現現代化的三個關鍵，盡快讓已在管轄之下的領土和老百姓實現現代化，從而實現當前領土意義上的中國崛起；待崛起之後，再來認認真真考慮未收回的領土問題，從而實現全麵崛起。這是一條分兩步走的路，先崛起，後收回領土，盡管有點難熬，但卻是一條必然崛起的路。

第二方麵，如果當前以軍事手段收回藏南，釣魚島和南海中的任一部分（靠談判收回就不用考慮了），是否會對當下正在崛起的中國帶來極為不利的影響呢？其收益是否超過損失呢？我不是軍事和經濟專家，對這個問題沒有肯定的回答。但是，我要強調兩點：第一，如果仗打輸了，就什麽都不是了，不光領土收不回，實現現代化也會成為問題，因為軍事失敗是會有連帶的政治反應的，其必然影響國內的穩定環境，從而影響現代化的實現；這種可能不是危言聳聽；第二，如果仗打贏了，領土是能收回來，但我擔心，這種一時軍事上的勝利極有可能助長極端的民族主義和好戰的擴張政策，從而促使領導層和民意會更偏好動用軍事手段解決其他領土爭端問題以及非領土爭端問題，這種偏好其實已經和帝國過度擴張綜合症沒有什麽兩樣。如上分析，這種過度擴張綜合症會動搖帝國的根本。蘇聯就是這樣的例子，二戰前的德國和日本也基本是這樣。而越戰時代和小布什時代的美國也有點這個趨勢，以至於超級大國地位有點動搖，不過美國的總統選舉製度讓他們能有機會及時調整，選出了奧巴馬，後者是做了大幅度變化的，最近他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盡管有爭議，但畢竟代表了一種變革。

第三，如果中國崛起之後(成為了超級大國)，還是不能和平收回這幾塊領土，又該如何？沒有什麽好說的，打，打贏一仗，收回最容易收回的一塊；然後攜勝利的餘威，以軍事威脅加上和平談判收回其他領土，收不回，繼續打，直到全部收回為止。但是，竊勿做過度的擴張要求，否則，又會掉進帝國過度擴張的陷阱。

最後，還是回到實現現代化的關鍵因素上來，製度和科技就不贅述了，我想重點分析“穩定的環境”這個因素的內涵。政治上不發生大的動蕩，尤其是不能出現軍閥混戰的局麵，這是最基本的要求；妥善解決各種民生問題，穩定地發展民主製度，落實依法治國，縮小貧富差距，是防止社會走向分裂保持穩定的基本措施；另外一個問題關於邊疆穩定和民族團結，當前，疆獨和藏獨以及由此派生出來的恐怖主義襲擊是威脅中國穩定的重大因素，處理好這個問題遠比收回藏南/釣魚島/南海要重要得多。想一想， 如果連已在管轄之下的領土都不能很好的管理，都不能使之實現現代化，何談管理好有爭議的領土？想當年蘇聯，國內矛盾重重，沒有好好解決，居然還入侵阿富汗折騰十年，嫌領土少嗎？在中國北方屯兵百萬近二十年，有如此財力，何不改善點民生？有如此精力，何不創造更和平的周邊環境，集中精力搞國內的改革？

鄧公當年主張韜光養晦是很有曆史眼光的。他的主張在某些人看來，可能是權宜之計，是中國弱小的時候采取的一種保守戰略。我，一個小人物，極力主張把韜光養晦的的政策提高到戰略的高度，既作為中國崛起之前和崛起之時的權宜之計，也作為崛起之後長久保持超級大國地位的長遠之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