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申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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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說過：“許多國家都掛起了共和國的招牌，實際上是一點民主也沒有，中國現在的頑固派，正是這樣。他們口裏的憲政，不過是掛羊頭賣狗肉，他們是掛憲政的羊頭，賣一黨專政的狗肉。我並不是隨便罵他們，我的話是有根據的，這根據就在於他們一麵談憲政，一麵卻不給人民以絲毫的自由。”(《毛澤東選集》，第3卷，730頁)現在拿毛澤東當年攻擊、誹謗國民政府的話來批評他和他的黨，不是更恰當嗎？這真是天大的諷刺，誠如毛自己所說：“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毛澤東依仗“陽謀”,把眾多知識分子引入“言者無罪”的陷阱後，突然變臉：“‘言者無罪’對他們不適用”，其邏輯是“無罪的言者才無罪，有罪的言者是有罪的”。就是靠著這種歪理，毛宣稱取得偉大勝利。不錯，在權力的威懾下，55萬右派個個低頭，人人請罪，使毛誌得意滿，擺出寬大為懷的姿態，說“一般稱呼‘右派分子’也就可以了，不必稱為反動派”，倨傲之氣十足。毛澤東不會懂得，他稱右派是反動派，其實，他把自己以及追隨他的黨推向反動派。中共的反右史是一部以無知反對智慧、以野蠻反對文明、以暴力反對自由、以專製反對民主的過程。毛的反右是曆史的大倒退，是知識的大摧殘，毛則成了實實在在的反動派。
我們再次大聲呼籲：反右派鬥爭是人類曆史上最大的文字獄，它是對民主自由的反動，非但不必要，而且是違憲侵權的一大罪錯。反右運動必須徹底否定，受害者必須徹底平反，國家對受害者必須補發工資，並且給予精神和物質賠償。
鄧小平是當年反右的副帥，中共中央總書記，五人小組組長，全國反右總指揮，毛澤東反右的第一號幹將。他的所謂“反右是正確和必要的，隻是嚴重擴大化了”，隻為推卸自己的曆史罪責並維護反右中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鄧小平既是訴訟當事人又去當法官，這顯然有違法律常理，那麽他的那個說法自然也就不足為憑。
1978年，鄧小平針對平反右派工作說：“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鬥爭還是要肯定。三大改造完成以後，確實有一股勢力、一股思潮是反社會主義的，是資本主義性質的。反擊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說過，那時候有的人確實殺氣騰騰，想要否定共產黨的領導，扭轉社會主義的方向，不反擊，我們就不能前進。錯誤在於擴大化。”（見《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294頁）
所謂“不反擊，我們就不能前進”，鄧大人非常清楚：這二十年（1957—1976）的曆史，是用幾千萬人的血譜寫成的曆史。毛澤東正是踏著幾千萬人的屍體，穩居“秦皇寶座”的。明明是你的反擊促成了曆史的大倒退，倒退到“最黑暗、最殘暴、最野蠻的、最愚昧的”（季羨林老人語）年代；倒退到“封建社會主義國家”（史學家黎澍語）。曆史證明：57年反右運動，是共產黨內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產物，是毛澤東為自己能永遠淩駕於黨與全國人民之上，為對抗八大“個人崇拜”的《決議》而發動的，它的性質和文化革命一樣，是禍國殃民的大罪。
鄧小平所說“殺氣騰騰”，隻應安在突然發動反右的毛、鄧們的頭上。當時被官方媒體大肆渲染炒作的葛佩琦“要殺共產黨人”案，後來經過全麵深入調查證明，根本沒有那回事，完全是出於反右需要而歪曲事實的虛假報道。葛佩琦本人也得到了改正。
中共1981年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對反右運動最後定性說：“在整風過程中，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乘機鼓吹所謂‘大鳴大放’，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製度放肆地發動進攻，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對這種進攻進行堅決的反擊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鬥爭被嚴重地擴大化了，把一批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黨內幹部錯劃成‘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後果”。
按照中共的說法，是這幾十個未改正的右派妄圖推翻中共的領導，迫使中共在全國發起反擊，結果“擴大化”誤傷了幾十萬乃至上百萬人。曾經在政治上“三起三落”的鄧小平想必也明白這種說法的荒唐，否則，他就不會在《小平文選（第一卷）》中不收入1957年反右的那篇《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以及一係列與反右有關的文章和文件了。欲蓋彌彰，反而隻能給鄧大人自己和黨的臉上抹黑。
執政當局至今仍然抱著“反右是正確和必要的，隻是嚴重擴大化了”的“結論”不放，將受害者的道歉和賠償要求置之不理。更有甚者，中宣部近年還違憲違法，公然明令禁止公民集會紀念反右，禁止發表或出版有關紀念反右的文章和書籍，強行剝奪公民的言論、出版和集會的自由權利。這些倒行逆施，不僅使受害者及其家屬後代強烈不滿和怨懟，而且引起社會各階層人士尤其是知識分子的不服和不滿。
關於反右，我以為以下幾個結論應成為整個社會的共識：
1、 毛澤東為什麽要進行反右
讀了祝世華先生的話⑷使我茅塞頓開，終於明白毛澤東為什麽要進行反右。過去，我們總是順著毛的《事情正在起變化》的思路，以為毛最初是誠心邀請民主人士幫黨整風的，隻是後來形勢惡劣了，毛不得不反擊。所以才有上文章一凡們費盡心機要找出毛在那一天決定反右的，阮銘、李誌綏、胡平、饒瑞農等人也認為毛剛開始發動“大鳴大放”時不是“引蛇出洞”的陰謀。殊不知毛早就胸有成竹了。
1938年毛澤東得到共產國際認同後，才取代張聞天在黨內的最高領導地位。接著毛澤東就精心策劃了“延安整風運動”。之後又通過1943年5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被授予“最後決定權”。所謂“最後決定權”，這意味著毛澤東已居於黨中央之上，而不像曆屆總書記那樣位於政治局之中。因此，現在回過頭來看，毛澤東當年刻意策劃延安整風，其終極目的，就在於造成毛澤東在黨中央領導層中的“淩駕”地位。但在1956年，毛澤東被攆下了“淩駕寶座”。這一年2月14日，蘇共二十大上赫魯曉夫作反斯大林的秘密報告，在國際共產主義陣營中掀起反對“個人崇拜”的熱潮。這一熱潮也波及到中國，同年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也通過了反對個人崇拜的決議，認為“個人崇拜”是“封建的腐朽遺產”並把毛澤東思想從黨章中刪除。
3月底與蘇聯駐華大使尤金談話時，毛澤東說：“斯大林是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功大於過”。針對蘇共決定不再懸掛斯大林像，他說：“不掛斯大林像不行”，“我毛澤東對八大決議極為不滿。”會議結束才三天，他就在天安門城樓上對劉少奇說：“八大”關於我國基本矛盾的提法不正確。全黨的工作中心還是階級鬥爭，而不是經濟建設。劉少奇不願違心附和毛的意見，便含糊應對：“決議已通過公布了，怎麽辦？”後來在12月的一次會議上，毛又明白表示對八大的不滿：“大家擁護八大，不擁護我。”
由此可見，毛澤東對此是絕對不會甘心的。他知道在黨內他已找不到“翻身”的機會，因為“八大”通過的關於反對個人崇拜的《決議》是鐵板釘釘，鑒於當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反對“個人崇拜”的形勢，誰也無法改變。此後毛處心積慮地尋找恢複、加強“淩駕”地位的機會。不久，毛澤東以“整風”為名，在黨外造勢，發動一場“反右鬥爭”，取得了完全的勝利，恢複並加強了他在黨外的“淩駕”地位。有關以上說法我們也可在毛選中找到根據，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發現那時毛澤東就已向黨內高級幹部布置了反右運動，點了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的名字，提出：“讓他暴露，後發製人，不要先發製人。”一個月後的人民內部矛盾問題講話和3個月後的整風鳴放，都不過是一種殲敵的計謀（即陰謀）。該文發表在1977年出版的毛選第五卷上。從毛處心積慮地尋找恢複、加強黨內外“淩駕”地位的機會，一舉推翻八大反對個人崇拜的正確路線的動機來看，反右鬥爭不僅對青年學生、民主黨派和全國人民是個大陰謀，而且對中國共產黨來說也是個大陰謀。沒有人知道毛的陰謀，連鄧小平也未必知道。
毛還說：“出這麽一點錢，就買了這樣一個階級。這個政策，中央是仔細考慮過的。資本家加上跟他們有聯係的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文化技術知識一般比較高。我們把這個階級買過來，剝奪他們的政治資本，使他們無話可講。剝的辦法，一個是出錢買，一個是安排，給他們事做。這樣，政治資本就不在他們手裏，而在我們手裏。我們要把他們的政治資本剝奪幹淨，沒有剝奪幹淨的還要剝。”反右鬥爭就是要剝奪幹淨民主人士與知識分子的政治資本。反右前，沒有人知道毛正在謀劃“我們要把他們的政治資本剝奪幹淨，沒有剝奪幹淨的還要剝”，更不會知道毛澤東在南京黨員幹部會議的演說中把他們比喻成了狗：知識分子有一條尾巴，要潑它一瓢冷水。狗，潑它一瓢冷水，尾巴就夾起來了。毛的目的就是要使他們徹底、永遠成為夾著尾巴的馴服工具。
緊接著乘“反右”勝利的“東風”，利用反右造成的威勢，又在黨內找到突破口，在高層掀起一場所謂“反‘反冒進’”的妖風，狠批了周恩來。毛充分掌握周的弱點，毛明白隻要控製周，便可消除其他的人的聲音。周迫於毛“你離右派隻有五十米了”的壓力下，違心地在南寧會議上做了檢查。緊接著又在成都會議上，大造“冒進是馬克思主義“、“不崇拜，不得了！”的輿論，否定八大的正確路線。經過這兩大“戰略性”的大拚搏之後，毛澤東終於又重新登上了“淩駕寶座”。
此後，毛澤東又在1959年在廬山會議上把彭德懷以“莫須有”的罪名，打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從此，毛澤東穩坐了“皇位”。中國人民也就落入大躍進、文革的苦難之中。
鄧小平作為全國反右總指揮，毛澤東反右的第一號幹將。他的所謂“反右是正確和必要的，隻是嚴重擴大化了”， “那時候有的人確實殺氣騰騰，想要否定共產黨的領導，扭轉社會主義的方向，不反擊，我們就不能前進”。除了推卸自己的曆史罪責並維護反右中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顯得多麽膚淺，多麽虛偽。
2、 全國右派總數知多少？
全國右派總數是多少？說法很多。據丁抒《陽謀》記載：
『官方各出版物都將“五十五萬多”當成右派的總數。……但可以肯定“五十五萬”右派之說不確。十幾萬落網的小學教師中一多半是鄉村教師。其中有些是所謂“民辦教師”，即從農村生產合作社領取工資、不屬“國家幹部”的教師。“五十五萬”裏沒有他們。因種種原因不宜公開的“內控右派”也不在“五十五萬”的統計數內。除前述北京大學馬寅初、馮友蘭外，還有沈陽金屬研究所研究員葛庭燧、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研究員蕭光琰等。
“五十五萬”也不包括當作右派處理，但未列入右派花名冊的人。新鳳霞是在1957年被劇院戴上右派帽子……到七十年代據查她的檔案裏根本沒有戴帽的材料，完全是少數幾個劇院領導的蓄意迫害……由此可知，新鳳霞的名字並不在右派花名冊裏，”五十五萬”裏也就不包括她。
到處都有名字不在右派花名冊裏，卻按右派處置的人。
……不屬國家幹部的大學生、中學生、民辦教師、“內控右派”，再加上“未經正式批準”的右派，全國至少有五萬。這樣，當初被按右派處理的總數就是六十萬，而不是“五十五萬多”了。
不在“五十五萬多”之內的還有“中右分子”。“中右”也是正式的右派帽子。自然，這也出自偉大領袖的指示。毛澤東說：右派是反對派，中右也反對我們。於是在右派之外，又抓了幾十萬“中右分子”。例如，1958年4月，城市的反右運動進入尾聲時，河北徐水縣二千餘名中小學教師被集中到孤莊營村鳴放、辯論。除150人定為右派外，還有46人定為“中右分子”。……中國第一大省四川，“中右分子”有六萬餘人，比右派還多。
據本書作者抽樣統計，全國“中右”的總數大約為右派總數的三分之二，近四十萬人。此外還有“右言分子”【“有右派言論者”之簡稱】，或幹脆就叫“右派言論”。
如“廣西上林縣有127人被劃為“右言分子”。江西武寧縣，“右言分子”比右派還多百分之四十。
還有“疑似右派”。中共中央《關於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中說：界乎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之間的疑似分子，在尚未查出足以確定為右派分子的充分材料之前，一概不劃為右派分子，並且不用鬥爭右派分子的方法對待他們。
中共中央下達文件的本意是說，對疑似者暫先不按右派處置，但結果適得其反。既有“疑似分子”一說，各地便索性將之另劃一類，叫“疑似右派”。如安徽泗縣將117人劃成了“疑似右派”。既屬“分子”，又“界乎右派分子和中右之間”，所受處分自然也應界乎二者之間。總之，也是賤民，與右派處境無異。
此外，還有各地創造的“分子”。例如，四川郫縣唐昌鎮揪出了31個“爛言分子”。黑龍江省拜泉縣25 人被定為“黨的落後分子”。這都是不包括在那“五十五萬多”之內的。
“右言分子”、“疑似右派”、“爛言分子”，全國的總數應在十萬以上。這些也都不在那“五十五萬多”之內。
所以，右派六十萬、中右分子四十萬、加上右言分子和“疑似右派”等，右派總數共約一百十萬。實際總數還不止於此。當年，還有成千上萬的“以所謂’右派言論’戴上其
他帽子”的人。例如，雲南省騰衝縣“因右派問題劃為地富反壞分子33人。”陝西西鄉縣3人“因‘右派言行’定為反革命、壞分子而被開除公職。”安徽和縣1500多中小學教師集中鳴放、反右，成果巨大。右派338名，已占教師的20%，可是還有481個人不能放過，又定為“反革命分子”。一場反右，半數以上教師成了運動的祭品。
廣西上林縣1070名教師中，除右派外，還抓了158名“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雲南通海縣1300多教師集中鳴放、反右後，除了右派，還揪了164名“曆史反革命”、“現行反革命”和“壞分子”。浙江《東海》雜誌編輯部，總共才13個人，除了7個右派和1名“中右”，還有1個“壞分子”。“壞分子”定義含糊，形形色色。有的大學生，有“右派言論”，剛好借圖書館的書丟失，逾期未還，當局便宣布他是偷書的“壞分子”，抓走了。上海同濟大學學生舒展【筆名】無論怎麽挨鬥，拒不承認自己是右派。最後學校將他以“壞分子”的名義送到勞改農場，從此再也沒人知道其下落。
全國因“右派言論”而被扣上“反革命”、“壞分子”帽子者，應當不下數萬。
還有許多“未戴帽而受到各種處分”的人。既無帽子，也就不在當局統計數之內。例如河南西平縣，三百五十五人“因‘右派言行’被錯劃為‘反社會主義分子’和未戴帽而受到各種處分。”《文藝報》專職評論員竹可羽，未定為右派，但被流放到懷安縣農村改造，蟄居了三十多年。浙江嘉興縣的中學教師姚辛有右派言論，但念他是轉業軍人，不定右派，僅開除教職發送農村。安徽有一位鄉村小學教師，因“右派言論”被批鬥、開除後，送回原籍青陽縣農村“監督勞動”。
……全國因“右派言論”、“右派思想”、“右派問題”受到各種處置的人，總數至少十萬。
一百十萬各類右派，六十萬反社會主義分子，十萬“右派言論”引致的各色“分子”，1957至1958年間，一百八十萬人被派發了一頂帽子，“未戴帽而受處分”者還不在內。
不論帽子有無，個個都是賤民。』
1958年4月，毛澤東在漢口會議上說，全國右派分子有30萬。不久，又說有40多萬。次年9月，《中共中央關於摘掉確實改悔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中認定，全國的右派有45萬人。毛澤東直到1959年8月還說是三十多萬。當時中央組織部部長安子文糾正他說“現有四十五萬”。
究竟全國總共抓了多少右派？二十年後，右派改正時，官方統計全國共劃右派分子552877人。中共對於右派總數始終諱莫如深。最為有趣的是當年宣布反右大獲全勝時，竟不敢公開其勝利果實中的重要指標——一共劃了多少右派份子與右派集團。經過二十多年後宣布錯劃時，才間接地透露出共劃右派五十多萬。到了半個世紀後的最近解密檔案時，又才暴露出當年實劃右派竟達三百多萬，包括內控中右分子在內近五百萬人之多。為什麽勝利的戰果也得如此地保密呢？這在世界勝戰曆史上是很少見的稀罕事。
對五十多年前的反右派運動，按到目前為止當局認可的公開說法仍然是“運動是正確的，問題隻在於嚴重地擴大化了”。所采取的措施是宣布對錯劃了的予以改正，最終“含中央一級決定不予改正的五人，至全國右派改正工作結束，共有九十六人未獲改正。”（見廣東旅遊出版社2000年版《苦難的祭壇》793頁）。而當年“定為右派分子的有317萬8,470人；還有中右份子143萬7,562人，兩者合計461萬6,032人。”（羅冰：《反右運動檔案解密》），就是說未改正的隻占總數的十萬分之三即0.0000302。從96人擴大到3178470人，竟擴大了三萬多倍，這真是創下了世界“錯誤擴大率”之最，就是瞎子摸魚其成功率往往也不止十萬分之三呀。再說，稍有一點同情心、正義感，稍微動點惻隱之心，隻要還是人，也絕對做不出為了埋葬每一個右派（的政治生命）而寧肯將三萬多人（的政治生命）來作陪葬品(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這其中不僅盡數包括了全國知名的學者、精英與政治家，而且還包括了近三十萬忠貞的共產黨員，其中不乏黨的忠誠戰士與優秀幹部)！其實，早在一九五八年五月三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就宣布：定性為右派集團二萬二千零七十一個，右傾集團一萬七千四百三十三個，反黨集團四千一百二十七個；定為右派分子三百十七萬八千四百七十人，列為中右一百四十三萬七千五百六十二人；在運動中，非正常死亡四千一百十七人。
反右鬥爭真如鄧小平所說，反右是必要的嗎？是正確的嗎？中共實在不能自圓其說，這正是幾十年來右派總數保密的原因所在。反右過去五十多年了，還沒有一個中共的禦用史官能寫出一本反右史書來，也正說明中共的難言之隱。
3、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常識，當然不能說反右是必要的。
“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反動派”，五十多萬劃為右派分子之前並沒有資產（工業生產資料領域、商業流通領域的財產）、而在劃為右派分子之後進入赤貧狀態的人，居然長期被冠於資產階級反動派右派分子，完全違反馬克思主義的常識，實在荒唐透頂。
反右是必要的嗎？從平反人數占右派總數99.98以上，當然不能說反右是必要的。“反右派”二十二年後“改正”時，故意留下十萬分之一的尾巴，以證明“反右運動本身沒有錯，隻是擴大化了”。而這十萬分之一“不予改正”者有何彌天大罪，又秘而不宣。此種行徑，且不說它於法於理於情都悖謬，而且首先與馬克思主義哲學一個重要原理直接衝突。馬克思說：“任何質量都通過數量來體現。數量和質量的統一叫做‘度’。任何科學隻有當它能夠運用數理方法來分解和證明自己時，它才成為真正的科學”。這個重要原理寫進過無數本哲學教科書，使之成為普通常識。既然把99.98%（以552,973人為基數）以上的人都整錯了，作為副帥的鄧小平怎麽會說，“反右本身沒有錯”呢？難道他真的連這點馬克思主義的常識也沒有了嗎？顯然不是。誠如前述，否則，他就不會在《小平文選（第一卷）》中不收入1957年反右的那篇《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以及一係列與反右有關的文章和文件了。不過，萬分之一與萬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相比，不是一個數量級，而是四個數量級；兩者相差幾乎不成比例。怎麽能從中派生出“擴大化”的結論來。講這樣常識性的錯話，並且作為中央指示下達，在公開出版的《鄧小平文選》中發表。白紙黑字，還是不能不使人笑話，大大有損於總設計師的形象。
我們再來看運動的起因。毛澤東在《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一文中說：“整個春季，中國天空上突然黑雲亂翻，其源蓋出於章羅同盟。”曆史已經給出明確答案，章羅同盟也是子虛烏有的，怎麽還能說反右是必要的呢!
人們萬萬沒有想到，毛澤東甚至說：“魯迅要在今天，他或者徹底沉默，或者關在監獄裏繼續寫”。這話使當時在場的羅稷南、黃宗英等人臉色霎白，知道魯迅也被列入蛇類。可是，我們都還記得，他在《新民主主義論》裏卻對魯迅作了很高的評價：“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著敵人衝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此一時，彼一時。說明在思想控製方麵，毛澤東比起蔣介石來要厲害得多。在蔣管區，魯迅、宋慶齡、巴金、郭沫若等民主人士敢於公開反對蔣的獨裁專製，出版了他們的大量著作。解放後，能出版反對毛的著作嗎？魯迅也不過是毛棋局中一顆棋子而已。朕以為隻有朕的話才是真理，如有不信，王實味、胡風、章羅同盟、劉少奇等就是前車之鑒。
4、“反右派”運動是國家犯罪，應給予國家賠償。
反右運動是對民主自由的反動，非但不必要，而且是違憲侵權的一大罪錯。
胡平在《一九五七·苦難的祭壇》一書中，指出：“從現代法理上講，反右運動實際上是一次由國家實施的犯罪，由國家有組織誣陷公民、侵害公民基本人權，直至非法拘禁濫用刑罰。‘改正’反右運動，首先就必須涉及國家罪錯問題。但在中國的政治話語中，國家罪錯從來就是一個巨大的、‘理所當然’的空白，更不會有任何一位國家領導人對國家曆次罪錯承擔半點責任”。
胡平的論斷所依據的現代法理，至少涉及三個要點：
（1）“反右” 運動上距1949年《共同綱領》僅僅8年，距1954年第一部《憲法》僅僅3年，這兩部法典是建國立國的根本法，是中國社會政治生活的最高法理依據，從中找不到任何文字可以作為發動和推行“反右”的理由，因此“反右”是非法的；
（2）“反右”運動的實施內容是直接違反《憲法》對公民基本人權的保障原則的，因此“反右”是違憲的；
（3）任何法治國家，對於動用國家機器大規模違法殘害公民這樣嚴重的國家罪錯，都沒有理由回避和開脫其責任。中國作為一個共和國，作為聯合國的會員國，而且還是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當然更不應該在這樣最基本的現代法理依據麵前不認賬。
1957年前後，國家立法機構並沒有製定和頒布任何一部“反右派法”。所謂右派，根本不是一個法律名詞，也沒有一個合法的定義；對右派沒有法律審判，更談不到審判的法定程序；右派辯護、申訴、上訴等權利全被剝奪；右派定罪沒有證據，隻有專案組打手們羅織罪名的一紙“材料”；懲辦也沒有法定的量刑尺度。總之，一切都是利用國家機器強製執行，由執政黨各級頭頭說了算。
應當指出，中共中央整風反右領導小組及其以下各級領導小組，既不是立法機構，又不是司法機構；它們既沒有劃定誰是右派的權力，更沒有懲治右派的權力。僅憑毛澤東所謂的非常抽象的六條標準給右派定罪判刑處罰，是對國家憲法和法製的踐踏和破壞。
當年被劃右派有一個共同罪名，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亦即批評了執政黨的政策、工作和作風，就被說成是“向黨進攻”，“否定黨的領導”，“妄圖否定社會主義道路”之類。這算什麽罪？對執政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方向表達讚成或不讚成是公民言論自由的權利，是完全符合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國家和法律隻有保護之責，而沒有懲治之權。世界上有哪個文明國家的執政黨不能批評？而批評了就是犯罪？
反右是徹頭徹尾違憲違法的，是完全非法的，應當徹底否定。
現在否定反右，不僅可以平民憤，順民意，促進社會和諧和長治久安，還將使國家的法治得到彰顯，增強民眾對法治的信心。這樣有利於國又有利於民的事，為什麽不樂而為之？
54年憲法第97條規定：“由於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侵犯公民權利而受到損失的人，有取得賠償的權利。”黨內走資派糾錯平反後，就是根據憲法這一規定獲得賠償、工資全部補發的，而右派糾錯改正後，卻不按憲法這一規定，這合理嗎？57年“反右派”運動是國家犯罪，自然應給予國家賠償。能否對右派分子徹底平反並作出賠償，考驗著中國共產黨的社會良知、責任感和執政能力。
1995年我國製訂了國家賠償法，按此法律共產黨理應作出國家賠償。又有人借口反右鬥爭是1957年搞的，國家賠償法是1995年頒布的，一口咬定國家賠償法對反右受害者不具回溯力。
往事微痕浙江專集之二中的一篇文章對此進行了有力的反駁(維權·索賠――敬致全國人民的公開信，葉孝剛執筆)，文章說：
⑴、政治上的錯案，從案發到糾錯的過程是無法預測的，是需要時間的。德國納粹製造的排猶案，賠償至今尚在繼續執行。希特勒發動侵略戰爭，禍害人民，時至今日，德國總理施洛德還真誠認錯，下跪致歉。1885年加拿大通過《華人入境條例》，華人入境必須交納人頭稅，時隔121年，加拿大政府就人頭稅向全加華人致歉，並予賠償。按照國際慣例，政治上錯案的賠償是不設時限的，我國國家賠償法應當跟世界接軌。
⑵、1946年2月28日，台灣國民黨武裝鎮壓愛國民主運動，人民倍受迫害，慘遭巨大損失，當時國民黨死不認錯，拒不道歉，更不賠償。時隔48年，國民黨認錯、道歉、賠償，並做好善後工作。這件事，共產黨應當向國民黨學習。
⑶、懲治反革命條例是解放後公布的，政府卻對犯有曆史罪惡的反革命實施捕辦。鎮壓敵人的法律具有回溯力，保護人民的法律更應具有回溯力。
⑷、抗日戰爭已經過去70多年了，中國政府還是支持中國民眾向日本政府索賠，這表明中國政府是承認回溯力的，政府也應承認國家賠償法對反右受害者是具有回溯力的。
⑸、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賠償法》溯及力和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受案範圍問題的批複（1995年1月29日，法複[1995]1號）明確指出：“……；屬於1994年12月31日以前應予賠償的部分，適用當時的規定予以賠償；當時沒有規定的，參照《國家賠償法》的規定，予以賠償。”最高人民法院這一書麵批複，和“一口咬定國家賠償法對反右受害者不具溯及力”是自相矛盾的。國家賠償法到底對反右受害者有否溯及力的問題，當以最高人民法院這一書麵批複為準。最高人民法院發言人是代表最高人民法院的，但有了最高人民法院上述書麵批複，他的一口咬定，即口頭解釋，不得為準，也不足為憑。
5、必須澄清“改正”與“平反”的政治定義
李曰垓在《“反右派”半世紀祭》中指出：
另一個模糊空間是“改正”與“平反”的政治定義，幾十年來在宣傳上和具體對待上存在著人為的混沌，反映出權勢人物極不光明的心態。如果是同義詞，改正就是徹底平反，則應該明確使用平反一詞，以準確文字形諸於正式決議，同時作出相應經濟賠償和精神損害賠償，表明真正與嚴重曆史罪錯告別，這就能夠開啟政治文明的重要一扇窗扉，證明代表先進文化和代表人民根本利益不是謊言。如果改正不是平反，不該平反，則須以法理和事實為據，向全國全世界作出令人無可置辯的闡釋。如果“改正”二字是企圖淡化二十二年的殘害，回避國家賠償，忍心坐視受害者死、殘、枯、竭，忍心坐視受害家庭已經陷入的特殊弱勢群體的困境而無動於衷，則是在延長和加深這場政治迫害的惡果。有風涼話稱，“國家賠償法是後來才有的，不能據此給右派補償”。那麽1954年憲法第97條關於國家賠償的規定出台於反右之前三年，……這個與國際一致的重要條款該如何解釋？至於“後來才有的”，說得正好，劃右派的“六條標準”才真是在大鳴大放之後，在“言者無罪”這個釣餌縮回去之後，才按照整人的需要添加進了《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中去的。這篇遲遲發表並刪改得麵目全非的東西，假裝忘記了他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講的原話，用事後安設的陷阱來殘害公民，而且是撇開國家司法機關和司法程序，由一個政黨直接處理黨外人士和普通公民，它有什麽法理依據？憲法中又有哪一條授權以個人名義的講話或文章來代替法律施加刑罰？還應該問：“文革”剛剛收斂的七十年代末，國民經濟和國家財政極度困難之時，就及時全額補發了所謂“走資派”受衝擊期間被克扣的工資，當時又有什麽國家賠償法呢？同是違法克扣公民工資，同是民族災難，而且反右的災難更深、時間更長，更應善後補償，為什麽要顧此而棄彼，人為地加深社會的不公呢？人類良知還有權利問：“改正”之後一直回避實質性問題，又找不出稍為像樣的遁辭來正麵回答，老是用回避、拖延、賴賬和壓製手段捂蓋子，不願承擔曆史責任和道義責任，是否意味著還想保留以同類手段“由國家實施犯罪”這種法西斯特權呢？這倒確實提醒了人們聯想到此種法西斯特權在反右“改正”之後再次製造的慘劇。我們共和國的哪一部法律，哪一個權威機關，進行過這種反憲法反道義的授權呢？二戰後的1945至1948年，中共代表董必武參加過聯合國的籌建和《世界人權宣言》的製訂，1997年和1998年，我駐聯合國首席代表秦華孫代表中國政府在《公民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和《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上莊嚴簽字，這是我國向世界鄭重表明，承認並決心履行這兩個體現人類主流意識、體現人權法理依據的重要國際公約，但為什麽對“反右派”惡果這一大筆無法抵賴的曆史欠賬，諱莫如深呢？自己簽署的人權宣言和兩個公約至今不敢向全國人民公布，難道是偶然的嗎？那些堂皇的簽署僅僅是為了蒙蔽世界輿論嗎？
6、改正了的右派果然無罪，章羅等又何罪之有？
中央一級不予改正的摘帽右派5人，他們是章伯鈞、羅隆基、陳仁炳、彭文應、儲安平。他們犯了什麽不赦之罪呢？
1957年5月21日章伯鈞在統戰部座談會上作了關於“政治設計院”的發言：
過去，做了許多轟轟烈烈的好事，但是，有些事情也給國家帶來了損失。如果在工作進行之處，就多聽人大常委會、政協、民主黨派的意見，就可以少走彎路。如掃盲運動、五年一貫製、推廣雙輪雙鏵犁等問題，如果事先經過國務院的部長們，根據材料，多方麵地進行討論，或經過民主黨派、高級知識分子、專家討論，就會減少損失。如果黨內一決定，就那麽幹下去，是不能達到預期目的的。
現在工業方麵有許多設計院，可是政治上的許多設施，就沒有一個設計院。我看政協、人大、民主黨派、人民團體，應該是政治上的四個設計院。應該多發揮這些設計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設，要實現交給他們討論，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現在大學裏對黨委製很不滿，應該開展廣泛的討論，製度是可以補充的，因為大家都是走社會主義的路，這樣搞民主生活的內容就會豐富起來。
這就是被指為要推翻共產黨領導的頭號“大右派”反黨言論的核心部分。還有一句分量很重的話是所謂“輪流坐莊”，這本是程潛發言時上綱上線批章的話，不是章伯鈞說的，大家重複來重複去就變成章伯鈞的反黨言論了。章伯鈞提議“政協、人大、民主黨派、人民團體，應該是政治上的四個設計院。”無非是開放民主，擴大民主，並無惡意。通觀其全篇發言，完全是共產黨的諍友，絕無反黨的意思。如果毛澤東能納忠言，把自己設計的大躍進方案和人民公社方案交四個設計院論證一下，征求一下人大和政協的意見（按照憲法他本該這樣做的），而人民代表大會像民主國家議會那樣有權否定總統提交的議案，毛澤東完全可以避免犯那樣全局性的、曆史性的大錯誤，這兩個大錯誤所造成的後果，嚴重地損害了他的彪炳功業、半世英名。
羅隆基在1957年5月22日的座談會上發言，開頭他說：“最近有兩個外國記者到我家去，讓我談談對於‘鳴’和‘放’的印象，特別是對馬寅初、張奚若發言的意見。我說這次爭鳴是很健康的。大家雖然提了不少意見，但是沒有人反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這是一。第二，‘鳴’和‘放’是在黨的領導下進行的，根據黨中央的整風指示。集中批判三個主義。”發言的最後，提出成立“平反委員會”，建議：
由人民代表大會和政治協商會議成立一個委員會，這個委員會不但要檢查過去三反、五反、肅反運動中的偏差，它還將公開聲明，鼓勵大家有什麽委屈都來申訴。這個委員會包括領導黨，也包括民主黨派和各方麵人士。我以為這樣做有三個好處：1、可以鼓勵大家提意見，各地知識分子就不會顧慮有話無處說，而是條條大路通北京了。2、過去的三反、五反、肅反雖然有很大的成績。但是也發生了副作用，使人不敢講話。有人擔心在這次“放”和“鳴”之後會有“收”和“整”。在過去運動中受了委屈的，要給他們平反，使他們減少同黨和政府的隔閡。平反的機構一定要同三反、五反、肅反的原領導機構分開。3、現在誰都不能保證在下級機關裏不發生打擊報複事件，有這個機構，敢於打擊報複的人知所畏懼；受到打擊報複的人就有路可走，他們可以提出控告。這樣既檢查了肅反中的遺留問題，又配合了整風。地方人代會和政協也應該成立這樣性質的委員會，使它成為一個係統。
羅隆基關於成立平反委員會的建議，當時受到“一棍子打死”的批評，中共黨內多數均認為是“反黨言論”，同仇敵愾。但在20年後，有胡耀邦領導的中共中央組織部成了名副其實的“平反委員會”，在鄧小平、葉劍英等人的支持下，平反了大量冤假錯案，做了一件功德無量的事情。中共自己認識平反冤假錯案的必要是付出了慘重代價的。由於毛澤東個人獨裁，無法無天，以言代法，自1957年反右派以後，特別是1958年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失敗，他犯了全局性、路線性的錯誤以後，為了文過飾非，壓製不同意見，發動了一次又一次的黨內鬥爭，抓“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抓“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抓“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等等，這些罪名，和“右派分子”的罪名一樣，沒有法律上的界定，也不經過任何司法程序，毛澤東一句話，省委第一書記一句話，各級第一把手一句話，就可把管轄任免的幹部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或“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停職、罷官或送入監獄。1978年中央組織部統計，全國脫產幹部1700萬人，立案審查的占17%，即289萬人，到1982年全國大規模平反冤假錯案基本結束，實際得到平反的幹部是300萬人，經中央批準平反的重大冤假錯案30萬件。
陳仁炳是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委員，民盟上海市副主任委員兼秘書長，上海市政協副秘書長兼政法委員會副主任，複旦大學曆史係教授。他是作為“章羅聯盟”在上海的首要分子被定為右派的。據1957年7月13日《人民日報》報道：
陳仁炳承認他是羅隆基反黨集團在上海的首要分子。他說，他從1947年起就靠攏了這一集團，1948年—1949年起完全參加了這個集團。1949年民盟召開四中全會，羅隆基提名他當選了中央委員。在那次會上，羅隆基打擊史良等盟內進步人物，陳仁炳為羅隆基作打手。那時，羅隆基經常邀集他和潘大逵、張東蓀、費孝通、曾昭倫等在範樸齋家裏開會研究策略。在1951年的民盟組織宣傳工作會議上，陳仁炳和羅隆基小集團的其他成員激烈反對民盟的階級聯盟性質，怕有非資產階級分子參加進來。羅隆基和陳仁炳、潘大逵一起研究過潘大逵的工作問題。最初他們認為潘大逵在四川同楚圖南的關係搞得不好，工作不順利，準備把他調到北京搞民盟中央宣傳部，繼而一想中央宣傳部已有曾昭倫，同時四川非常重要。羅隆基認為潘大逵在四川比總不在好，先抓一個副主委也好。此後，羅隆基、浦熙修到上海來，和陳仁炳都有密切來往。陳仁炳還說，他在羅隆基心目中的地位逐漸增高，同為他比彭文應更加“埋頭苦幹”。羅隆基原想把彭文應搞上一個上海市副市長的職位，後來又想改變以陳仁炳代替彭文應……
陳仁炳又說：這個反黨集團在上海的成員除他以外，還有彭文應、趙文壁、孫大雨、孫斯鳴、韓鳴等近二十人。他們的活動策略，是特別針對知識分子對黨不滿的三種情況，即有職無權、外行領導內行和失業問題，到處挑撥，到處放火。
由此報道來看，陳仁炳並沒有什麽反黨的言論和活動，完全是受了羅隆基的牽連。說陳仁炳1948-1949年靠攏羅隆基就是為了反黨，實在是冤枉人。那時的陳仁炳正在演出自己人生中的最壯烈的一幕。1948年5月，中共地下黨組織上海學生在交通大學召開抗議美國扶助日本軍國主義大會，指定幾位左派教授發表主題演講，複旦大學曆史係教授是演講人之一。大會有15000餘人參加。上海國民黨當局聞訊派來大批軍警特務。臨開會時，其他幾位演講人為肅殺氣氛所震懾逃避了，隻有陳仁炳挺身而出躍上講台，贏得了山呼海嘯般的掌聲，演講完畢，他被地下黨掩護安排從後門離去。雖然當場沒有被捕，但上了軍統特務的暗殺名單，東躲西藏，直至1949年4月他轉移到南京去才躲過這場劫難。
彭文應是民盟中央委員，民盟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員，上海市政協常委，1957年8月11日《人民日報》介紹他的文章標題是《為章羅聯盟打天下—彭文應是羅隆基的一等功臣》。他在大鳴大放中的主要言論如下：
學習蘇聯不一定好，學習美國不一定壞。
近年來，上海各報紙所登載的新聞，有報喜不報憂，小文章標大題目，大文章標小題目，而且不是把新發生的事情及時向讀者報道出來。
去年上海某公司因不善經營大量死亡豬的事實，報紙從未提及隻字，直到事情已經全部處理，報紙才發表了消息。這樣來處理新聞，就失掉新聞的價值，大有明日黃花之感。
斯大林發生錯誤的原因之一，即報紙長期沒有揭露錯誤，報紙應當敢於揭露錯誤，不要報喜不報憂，也不要隻打蒼蠅蚊子。
我們的國家對創造發明、合理化建議的獎勵隻不過是毛巾、茶杯、汗衫、獎狀。而資本主義國家的獎勵一下子就可以成為百萬富翁。要很好理解“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的道理……
彭文應沒有什麽過激的、出格的言論，早就應該摘帽和改正。然而他摘帽最遲，至死未得到改正，其原因據說是他是“死硬派”的代表人物。彭文應是55萬右派中唯一的一位拒不認錯、抗拒到底、沒做過一句檢討的人。他也絕口不提自己的光榮曆史：1933年4月15日在王造時主編的《自由言論》第一卷第六期上，彭文應著文《剿匪呼？剿民呼？》公開抨擊蔣介石對朱毛紅軍的圍剿；三十年代，他慷慨解囊給周恩來去救贖被上海警備司令部逮捕的共產黨員，周總理對此一直念念不忘；他因支持上海學生的反蔣鬥爭，1848年5月初，上海警備區司令湯恩伯下手令：“不擇任何手段，立即逮捕史良、彭文應。”解放初，他積極協助軍管會工作，被任命為華東軍政委員會文教委員會委員。由於他拒不認錯，生活陷入了窘境。他是以市政協常委的官方身份領工資的，每月180元（相當於司局級工資）。被撤銷市政協常委後生活斷了來源。由於交不起房租遷出原來的寬敞住所，帶著6個孩子（妻子在他被批鬥時亡故）住進一間15平米的房子。後來家裏窮到揭不開鍋的地步。小女兒跪倒在他麵前：“爸爸，為了女兒，你就承認下來吧。”市委統戰部的一位副部長登門造訪說：“你們家的門檻都給我踏壞了，隻要你承認下來，寫幾十個字，什麽都解決了，帽子就摘掉了。”彭文應說：“我是你們的朋友，你們把我當成敵人。我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我沒有錯。”彭文應真正做到了威武不屈，貧賤不移。上海市委統戰部既有意照顧彭，為什麽不能對這位“拗相公”再靈活一點？原來有毛澤東的麵子問題。1957年7月9日，毛澤東在上海幹部會議上點了彭文應的名，彭文應一句話不檢討，那就是毛澤東錯了。毛澤東麵子問題的重要性在千百萬人的死活之上，毛澤東要錯到底，彭文應要抗到底，悲劇就這樣注定了。
在1957年6月1日的座談會上，各民主黨派機關報《光明日報》總編輯儲安平，以“向毛主席、周總理提些意見”為題發言，他說：
解放以後，知識分子都熱烈地擁護黨，接受黨的領導，但是這幾年來黨群關係不好，而且成為目前我國政治生活中急需調整的一個問題。這個問題的關鍵究竟何在？據我看來，關鍵在“黨天下”這個思想問題上。我認為黨領導這個國家並不等於這個國家即為黨所有；大家擁護黨，但並沒有忘記了自己也是國家的主人。政黨取得政權的目的是實現他的理想，推行他的政策。為了保證政策的貫徹，鞏固已得的政權，黨需要使自己經常保持強大，需要掌握國家機器中的某些樞紐，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國範圍內，不論大小單位，甚至一個科一個組，都要安排一個黨員做頭兒，事無巨細，都要看黨員的眼色行事，都要黨員點了頭才算數，這樣的做法，是不是太過分了一點？在國家大政上，黨外人士都心心願願跟著黨走，但跟著黨走，是因為黨的理想偉大，政策正確，並不表示黨外人士就沒有自己的見解，就沒有自尊心和對國家的責任感。這幾年來，很多黨員的才能和他所擔任的職務很不相稱。既沒有做好工作，使國家受到損失，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劇了黨群關係的緊張，但其過不在那些黨員，而在黨為什麽把不相稱的黨員安置在各種崗位上。黨這樣做，是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樣的思想，從而形成了現在這樣一個一家天下的清一色的局麵。我認為，這個“黨天下”的思想問題是一切宗派主義現象的最終根源，是黨和非黨之間矛盾的基本所在。今天宗派主義的突出，黨群關係的不好，是一個全國性的現象。共產黨是一個有高度組織紀律的黨，對於這樣一個全國性的缺點和黨中央領導有沒有關係？最近大家對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見，但對老和尚沒有人提意見，我現在想舉一個例子，向毛主席和周總理請教。解放以前，我們聽到毛主席倡議和黨外人士組織聯合政府。1949年開國以後，那時中央人民政府六個副主席中有三個黨外人士，四個副總理中有兩個黨外人士，也還像個聯合政府的樣子。可是後來政府改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副主席隻有一位，原來中央人民政府幾位非黨副主席，他們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會去了。這且不說，現在國務院副總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沒有一位非黨人士，是不是非黨人士中沒有一個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沒有一個可以培植來擔任這樣的職務？從團結黨外人士、團結全國的願望出發，考慮到國內和國際上的觀感，這樣的安排是不是還可以研究？隻要有黨和非黨的存在，就有黨和非黨的矛盾，這種矛盾不可能完全消滅。但是處理得當，可以緩解到最大限度。黨外人士熱烈歡迎這次黨的整風。我們都願意在黨的領導下盡其一得之愚，期對國事有所貢獻。但在實際政治生活中，黨的力量是這樣強大，民主黨派所能發揮的作用，畢竟有其限度。因而這種矛盾怎樣緩和，黨群關係怎樣協調，以及黨今後怎樣更尊重黨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樣更寬容，更以德治人，使全國無論是才智之士抑或孓孓小民都能各得其所，這些問題，主要是由黨來考慮解決。
儲安平成為全國聞名的大右派，說他代表資產階級和共產黨爭天下，在全國大張韃伐。民主人士向往開國時期共產黨和黨外人士和衷共濟的團結局麵，這難道錯了嗎？說造成那種團結局麵的毛澤東是偉大的，又說向往那種團結局麵的儲安平是反動的，這不是拿自己的左手打自己的右臉嗎！
7、“反右派”運動後，右派處境慘絕人寰
反右鬥爭對青年知識分子的摧殘是毀滅性的。1957年的北京大學，師生之中有1500人在反右派運動中蒙受不白之冤，很多人被開除了公職與學籍，發配於窮山惡水、荒原大漠了此一生。22年後，又把這1500人全部平反，就是說這些思想敏銳、頭角崢嶸的有為青年本來就不是右派。
特別令人扼腕的是有些風華正茂的學子被殺害了。
1958年哲學係的學生黃宗羲被綁赴刑場，臨行前對妻子說：“我死後你不要守著，早一點找一個家，好好教育孩子跟著黨、跟著毛主席走社會主義道路。”
西語係英語專業的學生顧文選，1966年夏自河北某勞改農場逃走被抓回處死。
化學係學生張錫琨，企圖越獄而被處死，時間已是“四人幫”垮台後的1977年。他的遺體由他妹妹領走。
中文係新聞專業1954級女生林昭，則是被慘殺的才俊之士的代表人物。
林昭，原名彭令昭，1932年生於蘇州，1949年就讀於蘇南新聞專科學校，以後曾在《常州民報》當記者。1954年她以江蘇省最高分數考入北京大學中文係新聞專業。1957年反右運動中，因為替打成右派的同學鳴不平而被打成“右派”。但她被送去勞動改造時，致信學校領導質問：“當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教時，曾慨然向北洋軍閥政府去保釋‘五四‘被捕的學生，你們呢？！”
1968年4月10日在上海提籃橋監獄難友丁芸女士記載了林昭的一次談話：
我關押在這裏，已經快八九年了。一提起我的案情，就要氣憤，所謂罪名，都是強加到我頭上的，完全是毫無法律根據的荒謬絕倫之事。1954年我在北大新聞係讀書，在這座素稱民主搖籃的高等學府裏，我為北大《自由論壇》編過牆報，將魯迅先生著作《傷逝》改編成話劇演出，為瞎子阿炳寫了一部傳記，我那時懷著多麽大的信心，要為祖國的文化事業做出些貢獻啊。可是，到了1957年整風期間，為了響應黨的號召，根據毛主席說的“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精神，向黨提了一些意見，但是，真想不到這些由衷之言竟成了罪狀，結果被押到勞改場所進行勞動教養。我因病保外就醫，押回上海家中。嗣後，一批北大同學到我家裏來探望我，並一起到打工妹咖啡館聚談，談了一些南斯拉夫的情況，表示對《南共綱領》有較大的興趣和讚同的看法，結果被人誣陷告密，說我們組織“反革命集團”進行反黨活動，隨後我又被捕了，不明不白地被判了20年，押到上海提籃橋監獄執行。這樣，就成了一件不白之冤的冤案，然而我是永遠不會屈服的。
就憑這些事情，1968年4月29日上午10時，對林昭一案重新審判，法庭就設在提籃橋監獄裏，沒有陪審員，沒有律師，沒有記者，更不準家屬旁聽，法官宣判：林昭由二十年徒刑改判死刑，立即執行。林昭沒有哀號、沒有恐懼，她當即刺破手指，用鮮血寫下了：“曆史將宣告我無罪！”從容就義。
林昭被處決後，30日下午2時，上海茂名南路159弄11號林昭家門前，有人呼叫林昭的母親許憲民，林昭的妹妹彭令範應聲開門。來人說：“我是上海公安局的。林昭已在4月29日槍決。家屬要交五分錢的子彈費。”林母昏厥於室內。令範交了子彈費，詢問：“屍體現存何處？”來人拒不回答，揚長而去。
1980年12月11日，隨著全國右派的改正，上海市高級法院宣布為林昭平反。
2000年4月22日，林昭的親友同學56人為她舉行骨灰安葬儀式。墓地在蘇州靈岩山南麓。墓碑後麵刻有林昭1964年2月寫下的遺言：“自由無價，生命有涯；寧為玉碎，以殉中華。”
一九五七年開始的大規模反右運動給右派帶來了深重的災難，以天津作家楊顯惠的《夾邊溝記事》為代表，部分摘錄如下：
從酒泉出發，乘車駛向酒泉至金塔的公路，在第28個裏程碑處，左拐，再向北走數公裏，有一片連綿的沙丘，散落其間的，是一些半截的土牆框。這裏就是夾邊溝，那些零散的牆框，就是當年右派們住的地窩子。夾邊溝農場成立於1954年3月，科級單位，它的行政名稱是甘肅省第八勞改管教支隊，原本就是一個關押犯人的勞改農場。1957年反右之後，勞改犯被轉移別處，夾邊溝農場變成勞教農場，專事"收容"右派分子。
這些右派來自甘肅省的機關、企業和學校，他們是反右中揪出來的極右分子、出身剝削階級家庭或者曾有過其它錯誤的右派分子、"大鳴大放"期間有右派言論的"曆史反革命"、以及工人當中因右派言論而獲罪的"壞分子"。
1957年，甘肅省共揪出右派一萬兩千多人，其中"罪行深重"、被開除公職並判以勞教的極右分子約有三千人。陸陸續續地，他們從全省各地（主要是蘭州市）先後來到了這個巴丹吉林沙漠邊緣的荒涼之地。除了風大沙多，夾邊溝有限的農田多為鹽堿荒灘，這個小型農場自開辦時起就隻能接收四五百名勞改人員，因為它隻能養活這麽多人。夾邊溝農場貧瘠而嚴重鹽堿化的土地的收獲物，根本無法使3000多勞教分子果腹。從省上到張掖地區到農場，堅決貫徹執行的是對勞教分子的改造與懲罰，這兩三千人的生存條件如何，以夾邊溝的土地麵積、生產條件，能不能讓3000多勞教分子憑靠種田養活自己，從以後的結局看，那時並沒有人想及。
直接威脅夾邊溝右派生命的，除了勞累和寒冷，更為致命的是饑餓。夾邊溝農場從1957年4月開始接收右派到1960年12月底"搶救人命"，三年半時間裏，前一年半是右派們的勞累史，後兩年，也就是1959年初到1960年底，則完全是三千右派的饑餓史。據幸存右派的介紹和楊顯惠的調查，右派們剛到夾邊溝時每月定量是40斤糧（一斤為十六兩），在天寒地凍的河西走廊，充當苦力的右派可以籍此活命。但是1958年以後，糧食供應降為每月26斤，再降為20斤，每天隻有七兩糧食，體力嚴重透支的右派們開始挨餓。隨著1958年冬天的到來，死神也隨之而至，一批體弱不堪的右派最先命赴黃泉。1960年的春天播種的時候，農場右派有一半的人累垮了，下不了地，成天在房門口曬太陽，躺著，死亡開始了，每天有一兩個兩三個人從衛生所的病房裏被抬出去。
就在這年冬天，被堂哥傅作義寫信從美國勸回國內的水利專家傅作恭，在場部的豬圈邊找豬食吃時，倒下了，大雪蓋住了他的身體，幾天後才被人發現。生前他曾經給哥哥傅作義寫信求救，據說傅作義無法相信弟弟信中的描述而沒有郵寄錢物。在死神麵前，右派們開始了本能的掙紮求生。夾邊溝生存條件極為慘烈，右派們的自救更是令人瞠目結舌、驚詫莫名。在每天吃過了食堂供應的樹葉和菜葉子煮成的糊糊湯後，他們蜷縮在沒有一點熱氣的窯洞和地窩子裏，盡可能地減少熱量散失，等待一下頓的糊糊湯。如果有了一點力氣，就到草灘上挖野菜、捋草籽，煮著吃下。體質稍好的，到草灘上挖鼠穴，搶奪地鼠過冬的口糧；看到晰蜴，抓來燒著吃或者煮了吃，有人因此中毒而亡。到了寒冬臘月，野菜無跡可尋，右派們隻能煮幹樹葉和草籽果腹。草籽吃了脹肚，樹葉吃了也便秘，無奈之下，隻好趴在洞外的太陽地上，撅著屁股，相互配合掏糞蛋。一天的放牧結束後，農場的羊群中偶爾會有一兩隻羊的腸子露在外麵，第二天它才死亡，它的內髒被饑餓的右派偷吃了。
據和鳳鳴回憶，因為夾邊溝的死難者掩埋得過於草率，屍骨暴露於荒野，累累白骨綿延兩裏多路，後來當地的農民多有怨聲，直到1987年才由酒泉勞改分局派人重新集中埋葬。1960年的冬天，來到明水的夾邊溝右派們真正進入了生命的絕境，也就是在這時候，夾邊溝事件中最為驚世駭俗的一幕出現了：活人吃死人。“鑽沙包”的死者都是餓死的，身上皮包骨頭，於是，他們的胸腔經常被劃開，內髒被取出。也就是在這時候，甘肅全省餓死上百萬人的慘劇震動了中共中央，以監察部部長錢瑛為首的檢查團來到了甘肅。1960年12月2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劉瀾濤主持召開著名的蘭州會議，將執行極左路線的甘肅省委書記張仲良當場免職，並迅速采
取措施"搶救人命"。1960年12月31日傍晚，來到夾邊溝的省委工作組作出決定：明天開始分期分批遣返所有右派。1961年10月，臭名昭著的夾邊溝農場被撤銷。夾邊溝三千餘右派幸存下來的僅一百三十餘人，餘者皆餓斃了、累死了、遭折磨而填溝壑了。
又例：青海省地處高寒地區，嚴寒缺氧，加上饑餓，還要進行重體力勞動，大批勞教人員被餓死、凍死、虐待至死。3年中死亡勞教人員4159人，占勞教人員總數的26.5%，其中3000多人是右派分子，他們沒有能活到“改正”的那一天。
遼寧省淩源縣新生焦化廠的一個右派勞改中隊300人中，餓死、累死、病死、打死、自殺死227人，死亡率達75%。
遼寧省錦西煤礦勞改隊，經過大饑荒後，1,200名右派、犯人餓死1,000人，沒有餓死的200人中的198人，都已骨瘦如柴或全身浮腫、臥床不起，成了還剩一口氣的殭屍；另兩個人靠吞吃活剝青蛙、蚱蜢和蝴蝶，才能下床走動走動。(戴煌：《九死一生》)顧雪雍（1957年的遼寧省《旅大日報》文教部主任）在2009年證實，這剩下的200個後來也全部餓死。
8、馬克思(斯大林)加秦始皇是“反右派”犯罪的根源
毛澤東說自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 “比秦始皇還秦始皇。”
青年時代起，毛澤東就形成了他的道德觀和倫理觀。24歲時，毛澤東得到了一本德國哲學家泡爾生（FriedrichPaulsen所著《倫理學原理》（System der Ethik ）中譯本。猶如毛一貫的讀書習慣，他在閱讀中，在書上作了大量筆記和批注，部分摘錄如下。
“道德之價值，必以他人之利害為其行為之動機，吾不以為然”。 “吾人欲自盡其性，自完其心，自有最可寶貴之道德律。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 “吾人唯有對於自己之義務，無對於他人之義務也”；“吾隻對吾主觀客觀之現實者負責，非吾主觀客觀之現實者，吾概不負責焉。既往吾不知，未來吾不知，以與吾個人之現實無關者也”；“吾自欲遂行也，向誰負責任？”泡爾生說：“毋殺人，毋盜竊，毋欺誣，皆良心中無上之命令。”毛不以為然，說：“此等處吾不認為良心，認為人欲自衛其生而出於利害之觀念者。”照毛的意思，人不幹這些壞事，隻是出於個人利害考慮，要是幹了不受懲罰，那就要幹。毛對身後名的看法是：“非吾之所喜悅，與其屬之後來，非吾躬與之現實也。吾人並非建功業以遺後世。”原來他不追求身後流芳千古，對遺臭萬年也管不著。所以才會有後來的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之舉。
鍾波先生《毛澤東的假象與真相》中也引用該書中的筆記分析說：『“蓋我即宇宙也”、“宇宙間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從者惟我也”，實際上就是毛澤東最直白的惟我主義宣言。從“我即宇宙也”，很容易引申出“我即黨也”、“我即軍隊也”、“我即國家也”、“我即人民也”，有了禍根“宇宙間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從者惟我也”的思想，隻要有機會就實行“中國共產黨內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從者惟我也”、“中華大地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從者惟我也”、“地球上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從者惟我也”，隨意踐踏一切人間規則，就一點都不奇怪了。
看透了毛澤東是惟我主義者，那麽對他一些不可思議的行為就一目了然了。
為了實現惟我主義者的世俗理想——惟我獨尊，毛澤東推行心照不宣的“以崇拜毛澤東為綱”，為了方便打擊不夠馴服的人，毛澤東推行廣而告之的“以階級鬥爭為綱”。
以崇拜毛澤東為綱，其餘都是目，綱舉目張，這就是毛澤東時代支撐社會的脊梁。以階級鬥爭為綱，其餘都是目，綱舉目張，則是毛澤東時代麵對世人的臉麵。無論是臉麵以階級鬥爭為綱，還是脊梁以崇拜毛澤東為綱，都是禍國殃民的。
毛澤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惟我主義者。他實行“宇宙間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從者惟我也”的惟我主義，卑鄙無恥地肆無忌憚禍害人類二十多年。』
毛澤東也和秦始皇一樣，無比仇恨知識分子。早在1926年2月1日《中國農民》雜誌上就說過，“一部分東西洋留學生，一部分大學校專門學校的教授，乃極端的反革命派，乃民族革命運動之死敵”，“大部分東西洋留學生，大部分大學校專門學校教授和學生，一定變為完全的反革命，一定要成為我們的敵人”。1958年5月毛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甚至說：“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罵我們是秦始皇，是獨裁者，我們一貫承認”。
馬克思主義認為，內因和外因的關係是：第一，內因是事物發展變化的根據，它規定了事物發展的基本趨勢和方向；第二，外因是事物發展變化的不可缺少的條件，有時外因甚至對事物的發展起著重大的作用；第三，外因的作用無論多大，也必須通過內因才能起作用。
毛澤東獨特的倫理觀、“和尚打傘、無法無天”、 “比秦始皇還秦始皇”、“惟我獨尊”等，這些都是他的內因。以下再談談外因。
毛澤東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主義”。毛自稱是斯大林的學生。其實，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送來的正是列寧斯大林主義。無獨有偶，通過斯大林的強製農業集體化導致的饑荒中，烏克蘭在30年代初葉付出了1,100萬人生命的代價。根據俄羅斯秘密警察機關ＫＧＢ的統計資料，在1936年到1941年的恐怖浪潮中共有700萬人喪生。這類屠殺曾一直持續，斯大林一共至少應對2,500萬人，甚至可能達4千萬人的喪生負有責任。
“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實際上隻是一場搶劫二月民主革命成果的政變，除了暴力屠殺政敵外，並沒有任何針對封建帝製的流血鬥爭。那些所謂“炮轟冬宮”等等革命業績全是靠電影編出來欺騙世界的謊言。迷信權力的列寧在嚐到了槍杆子的甜頭後，不但用暴力在全俄建立起了封建極權的領袖獨裁體製，而且在1919年公開與恩格斯遺訓指導下為社會民主主義奮鬥多年的第二國際決裂，夢想用同樣模式把統治權推廣到全球。這一年成立的第三國際即共產國際，就是一個以輸出“革命”為根本宗旨，以顛覆各國政權為職能的總指揮部。共產國際教唆的就是“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教義，1920年成立了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由舒米亞茨基主管，維經斯基做副手，專門負責籌建中國共產黨。列寧在回答西班牙工人代表團的提問：“馬克思名言‘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該怎麽理解？”列寧說：“我們從來都不講自由而隻講無產階級專政！”正是這個專政造成了俄國政治、經濟、文化的曆史大倒退。中國共產黨就是在共產國際籌建和扶助下成長起來的。毛澤東在滿足自己的權力欲、獨裁、殺人等方麵是惟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命是從的。毛開創了為權力而殺人立威的整肅AB團的運動。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樹立了榜樣。各根據地大規模肅反，結果殺了“AB團”七萬多人、“社會民主黨”六千二百人、“改組派”兩萬多人。
俄國和中國先後在1917年和1949年以武裝革命奪取了政權，社會主義代替了資本主義。斯大林、毛澤東執政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的空間不是多了，而是沒有了。實際，在蘇聯和中國隻有斯大林和毛澤東這兩個大獨裁者是自由的，在最高層領導中也無自由可言；蘇聯和中國像兩個大集中營，全國人民，上至國家最高領導人，下到平民百姓的生死命運，都掌握在斯大林、毛澤東這兩個大獨裁者手中，他們想整死誰就整死誰。他對劉少奇說“我隻要動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把你扳倒！”；他威脅周恩來說“你離右派隻有50步了！”。這就是毛澤東一手遮天情況下的中國共產黨。
解放後，毛澤東親手製造的鎮反、三反、五反、反胡風、肅反、反右、大躍進、文革這一連串災難。所不同者，斯大林對異己是大規模直接屠殺，毛澤東把可能有民主意識的知識精英、奴化得不徹底的幹部、工人、學生乃至市民、農民侮辱夠了人格、扭曲夠了人性之後，再榨幹其全部體能、全部青春、健康和尊嚴，然後非正常死亡。這與斯大林方式相比，誰更殘忍？這難道不是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麵地發展了斯大林主義與暴力社會主義？
毛澤東還是一個十足的法盲。他在討論人治還是法治時，竟信口胡言：“憲法這麽多條，誰能記得住？”誰要求把憲法的每一條文都記住呢？須知，毛澤東的用意是，有我的“一句頂一萬句”，要憲法還有何用？爾等不是有意要用它來限製我的胡作非為嗎？毛澤東還說：“世上本無事，洋人自擾之。沒有憲法的社會，是最好的社會。中華五千年，從來沒有憲法，也沒見什麽損失嘛！漢唐強盛，有憲法嗎？滿清準備玩憲法，結果亡的更快。教訓是深刻的嘛！可我們有不少同誌，就是迷信憲法，以為憲法就是治國安邦的靈丹妙藥，企圖把黨置於憲法約束之下。我從來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憲法，我就是要破除這種憲法迷信。國民黨有憲法，也挺當回事，還不是被我們趕到了台灣？我們黨沒有憲法，無法無天，結果不是勝利了嗎？所以，迷信憲法的思想是極其錯誤的，是要亡黨的。我們偉大光榮正確的黨也是曆來不主張製定憲法的，可是，建國後，考慮到洋人國家大都製定了憲法，以及中國知識分子還沒有完全成為黨的馴服工具的情況、人民群眾還受國民黨法治思想毒害的悲慘國情，為了爭取時間，改造和教育人民群眾，鞏固黨的領導，還是要製定憲法的嘛。製定憲法，本質上就是否定黨的領導，在政治上是極其有害的，在不得已而為之的情況下，我們一定要化害為利，最大限度的縮小憲法的約束，堅持黨的領導。當然啦，將來如果有一天，條件成熟了，有人提議廢除憲法，永遠不要製定憲法，我會第一個舉手的，不舉手的肯定是國民黨。”1958年的一次會議上，毛澤東幹脆公開否定製定、遵守《憲法》的必要。他說：“憲法是我參加製定的，我也記不得”，“我們每個決議都是法，開會也是法”，“主要靠決議、開會，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來維持秩序。”劉少奇也插話說：“到底是法治還是人治？實際靠人，法律隻能作辦事的參考。”於是，中央政法小組向毛澤東、劉少奇打報告說：“刑法、民法、訴訟法，根據我國實際情況來看，已經沒有必要製定了。”所以，凡在鳴放中批評中共不依法行事，而按其隨時變更的“政策”處理事務的做法表示了不同意見的人，都當上了右派。
我真懷疑這些竟是“偉大領袖”毛澤東講的話。我完全讚同謝韜的說法：毛在曆史上的定位，卻扮演了人民懼怕的梟雄，是暴力社會主義時代的代表人物，是使幾千萬人民受苦、受難、餓死、橫死、慘死的暴君。
9、“反右派”犯罪，後患無窮
（1）敗壞了民族道德
“反右派”以禦筆親書“引蛇出洞”和“陽謀”這類肮髒語言，宣告了中華美德之首誠信的徹底淪亡。爾虞我詐、背信棄義、羅織誣陷、告密有功、賣友求榮、落井下石、人人自危，以幾何級數泛濫成災，毒化民族心靈，從根本上摧毀了民族道德積累。今天倍覺這個苦果的荼毒之烈，而且看不到消退的盡頭。開國之君的言行秉性曆來是順民們萬眾追摹的範本。劉邦狡詐故西漢世風奸猾，劉秀誠篤而東漢信義高張。百姓的心理習慣崇拜一把手，由此形成了民族劣根性。中國社會何時才走得出“反右派”的陰影？
在撒謊已成習慣的“君王”和“百官”的“教化”下，一個宗教感相當薄弱的族群，就有了“水稻畝產十三萬斤”，有了人人饑饉的“糧食吃不完”，有了全國大煉鋼鐵，普遍“放衛星”，有了餓殍遍野式的“鶯歌燕舞”，有了假酒假藥遍地的“繁榮娼盛”……人人習以為常，熟視無睹。幾乎是全體國人都陷入了道德淪喪，禮崩樂壞，文化崩頹的倫理沙漠地帶。
對毛氏赤裸裸的謊言政治、言行不一的“上行下效”，使共產式政教合一的社會在價值規範方麵呈現了全麵分裂的境地：實際行為和宣傳口號的二元分裂，隱蔽行為和公開行為的二元分裂，上層標準和下層標準的二元分裂。這多重分裂，摧毀了它公開宣揚的道德規範，導致了“君師合一”的當代後果：“風行草偃”，天下糜爛！
2007年在洛杉磯舉行的紀念反右運動五十周年的國際學術討論會上林培瑞（哈佛大學博士，普林斯頓大學教授，著名漢學家）先生說了這樣一段話：“……我們為什麽覺得反右那麽重要，那麽‘關鍵’？我覺得是因為反右毀滅了一代人的語言和信仰。也許是因為我是個外國漢學家，從局外看覺得中國的文化特別看重語言和價值觀的關係問題。在古代中國，語言‘正’是道德的根本，道德語言一顛覆，禍害便會來臨。我覺得從‘百花齊放’的揭露真相過渡到‘大躍進’的謊言就是這麽個過程……在反右和大躍進期間，理想語言變成語言遊戲，而且是一種非參加不可的遊戲。以前，你也許不能說真話；以後，你不能不說假話”。這些假話，刺激著13億中國人的神經，在每一個人的頭腦中形成通路，人，大寫的“人”都變成了重複謊言的機器人，根本不會認為自己是錯的。這便是中國人不能反思，不會懺悔的根本原因。
反右運動“是對忠誠的詆毀，對人性的踐踏，對信念的摧殘，對人生最寶貴的青春年華的葬送。”尹華春記述的一篇悼詞裏的說法則是:“對人權的踐踏,對生命的漠視,對人性的摧殘,是對真理的背叛,是對曆史的奸汙,是對人類的犯罪.”冰眉引用一位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的話說：“隻要我們麵對暴行沉默不語，我們就是間接地助長了暴行。”
“要建設民主法治新中國，首先必須全麵徹底否定萬惡的反右鬥爭。”這就是說，批判、揭露這個罪惡的政治運動，不僅是一個平反賠償的問題，而且是“建設民主法治新中國”的一個前提條件，是現階段民主革命的一個重要環節。誠如西歐啟蒙思想家伏爾泰所言：“我可以不同意你的意見，但我要誓死維護你發表不同意見的權利。”這個觀點真是好極了。對一個國家來說，有了那個對立麵，就有了優勝劣汰的民主競選。
科學的發展觀必須是建立在科學的曆史觀上，沒有正確的曆史觀就不可能有科學的發展觀。所以，總結、反思曆史是我們中國人民今天的主要任務。
有個同誌曾經講過兩句話，毛澤東時代對中華民族的最大損害：一是使全民族喪失了思考，全中國當時8億人，隻有一個腦袋會思考；二是道德的破壞，使每個人變成了二重人格，當麵一套背後一套，成為常態。鄧小平時代使全民族失去記憶：反右不能談，大躍進不能談，文化大革命不能談，××不能談。鄧小平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粗暴地切斷了這個大好趨勢的發展。長期以來，不許揭露重大曆史事件的真相，不許反思、研究、總結引起巨大災難的教訓，已經成為當局拒不改變的既定方針。如導致胡耀邦被迫辭職的“自由化”高潮，高舉民主大旗的八九民主運動，都遭到鎮壓而告失敗，就是執掌國家權力的最高當局繼承毛澤東的專製獨裁傳統的結果。喪失記憶的結果是舊的愚民政策出台，還以為是體現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朱厚澤先生說過：“一個失去記憶的民族，是一個愚蠢的民族，一個忘了曆史的組織，隻能是一個愚昧的組織，一個有意磨滅曆史記憶的政權，是一個非常可疑的政權，一個有計劃地自上而下地迫使人們忘卻記憶的國家，不能不說是一個令人心存恐懼的國家。”
（2）堵斷中國民主化、法治化、現代化的曆史進程。為此，不惜把中國社會拉回到封建極權專製最凶殘的文字獄時代、焚書坑儒時代。
反右後五十年來社會所有惡行，所有社會弊端，都可以在“反右派”災難中清楚地找到它們的源頭。如果沒有“反右派”，會有大躍進――大饑荒，餓死四千萬人嗎？它的更大翻版“文革”會在漫漫十年內把神州大地變成瘋人院，搞得滿目瘡痍哀鴻遍野嗎？
毛澤東把暴力革命、軍事鬥爭中的經驗絕對化，用來對待黨內、人民內部一切領域，尤其是用於文化學術領域，這就必然造成壓製民主，踐踏人權。
反右大規模大量地摧毀了從事腦力勞動的社會先進生產力，直接嚴重地阻礙和破壞了我國社會的文明和進步。55萬多知識分子，其中不少是科學技術、文化教育、文學藝術、新聞出版、社會法製、哲學理論等各領域的佼佼者，有些還是海外學成，放棄優越條件回國報效的專家學者，他們有文化，有學識，有技術，有能力，他們思想活躍，是中國社會稀缺的先進生產力，是國家民族的寶貴財富。其中還有一大批優秀大學生和縣以上至中央機關的實事求是、正直敢言的黨內外各級幹部。他們都無辜被打入十八層地獄，受迫害，受屈辱，受苦受難，許多人妻離子散，家破人亡，被餓死、病死、凍死、工傷而亡、過勞致死，乃至自殺者，不計其數。數百萬家屬兒女受株連，受岐視，不許升學，低人一等。右派原有工資，有的全部被取消，有的被扣減，生活困苦異常。禍害之深，時間之長（長達二十二三年），為中外曆史所罕見。反右扼殺了多少有用的人才！
更為嚴重的是，反右摧毀了一大批現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從而摧毀了中國的社會良知和社會道德的主要力量，消滅了政治上對封建獨裁專製權力具有製衡作用的一支社會民主力量，造成全社會對政治壓力的普遍恐懼，人人自危，鴉雀無聲。
在美國舉行的兩個紀念反右五十周年的會議上，林希翎在“反右派鬥爭後中國青年一代精神素質退化”的發言中指出：反右派運動所造成深重的曆史悲劇和後果是：
——反右派運動喪心病狂地摧殘老中青三代精英，尤其是青年人才，致使經濟建設的各類人才即刻短缺，更使民主思想的承傳斷代；
——反右派運動的政治高壓使“謊言政治”成為主流，如林彪、鄧小平等領導人的“不講假話辦不成大事”、“永不翻案”等的“以身作則”，給廣大民眾，尤其是青年人樹立了極為惡劣的榜樣，造成民族精神素質的退化；
——反右派運動以後，中共千方百計掩蓋曆史真相，淡化民族的集體記憶。這使得在1957年湧現出的許多寶貴民主思想，未被傳承，更使後來的民主進步思潮無法超越1957年的水準。
作為反右鬥爭的“勝利者”的毛澤東，通過反右，成功恢複了個人在黨內外的絕對權威，使他更驕橫專斷，大行“馬克思（斯大林）加秦始皇”之道，導致“大躍進”、大饑荒和文化大革命的大浩劫，“四個偉大”的絕對權威也必然走向反麵，這也是他個人的悲劇。
10、隻有政治改革才是中國的惟一出路
至於在現代曆史條件下專製極權將會落得什麽結局，這裏有一個最有說服力的實例。現俄羅斯共產黨主席久加諾夫作為當事人和曆史見證人，有句沉痛反思的話。他說：“蘇共亡黨最基本原因在於‘三個壟斷’——即對思想言論壟斷的意識形態體係，對權力壟斷的政治法律體係，對財富壟斷的特權官僚體係。”如果對照中國實際，難道看不出中國的“反右”恰恰是為了建立和加強這三個壟斷體係？
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理就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要適應經濟基礎，有什麽樣的經濟基礎就應有什麽樣的上層建築。
毛澤東時代的製度甚至不如清朝。隱瞞災情、說假話成了對領袖忠心、黨性強的表現。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民國，曆朝曆代因災荒餓死的人數加在一起是多少呢？2900多萬，不到3000萬人。封建王朝是不允許隱瞞災情的。大清律規定：總督和巡撫要向朝廷“飛章奏報”災情，晚報一月官降一級，晚報三月革職。在我們的社會主義體製下，毛澤東時代三年餓死的人數比曆朝曆代餓死人的總和，還要多1000多萬人。
基於毛澤東前三十年的專製獨裁統治給中國人民帶來的災難，才有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和隨後的經濟發展。隻有改革，中國才有出路。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經濟基礎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市場化，而政治體製還基本是計劃經濟時那一套，因此，必須啟動政治改革，實現“計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轉型，使之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
“政治體製改革的目標是什麽?” 前廣東省委書記任仲夷的回答非常明確：民主。他說：“政治改革的最終目標就是建立民主的政體，這是毛澤東當年在延安回答黃炎培時向人民莊嚴的承諾（在回答黃炎培關於共產黨政權如何擺脫“興勃亡忽”的曆史怪圈時，毛主席堅定地說：“我們找到了新路，那就是民主！”）。這是中國共產黨還未完成的曆史任務，還未兌現的曆史承諾。
民主是“具有普世價值”的“人類政治文明”。民主是類同的，專製則各有各的不同，也就是說，天底下的民主都是大同小異的，沒有什麽本質的區別，都是人類創造的文明。任仲夷說“西方民主製度的這些形式我們不需照搬,也照搬不了，但那些具有普世價值的民主原則恐怕不能違背。”早在20世紀20年代陳獨秀就認為：“世界上沒有資產階級民主這個東西。”“民主是人類創造的文明。”
愛因斯坦說，“發現問題比解決問題要難一萬倍!”其實發現問題也很簡單，隻要國家擺脫對媒體的壟斷，摒棄“輿論一律”，實現言論自由，中國什麽問題都就發現了。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案也很簡單，隻要言論自由，什麽樣的智慧就都出來了。因為大智慧來自民間，隻有人民的智慧才是無窮的。怎麽樣發現問題和怎麽樣解決問題，隻要讓人自由講話都就解決了。剩下的事情就是怎麽做，由誰來做的問題了，這就涉及到用人機製，涉及到權力如何分配，權力如何交接的政治體製問題了。希特勒說：“利用報紙，可以使人民視地獄為天堂。”“輿論一律”做到了這一步，但這是執政黨的成功呢？還是執政黨的墮落呢？“輿論一律”不是幫了共產黨，而是差一點毀了共產黨。所以必須摒棄“輿論一律”，放開輿論，讓老百姓都關心自己國家的政治，才是富國強民的根本所在啊！
中國必須深入變革。中國的改革應該以政治體製改革為主，為先。建立一個合理的政治體製，這是解決中國各種問題的根源。有了好的政治體製，才有好的用人機製，才能解決各種複雜的問題。才有好的政治環境，才能穩定的發展經濟和科學。而如何成功的進行政治體製改革，這應該引導輿論關注，要言論自由。言論自由是發掘天下智慧，解決天下難題的最好方法。更是解決政治體製改革的前提，借助天下人的智慧進行，而不是簡單的憑借一個人，一個群體的智慧。如何順應時代的潮流，如何能夠使改革成功，這必須保證核心權力的穩定，確保駕馭改革的能力。言論自由也是國家發現不穩定因素，建立和諧公民社會的關鍵。
11、右派的許多主張超越了當時的時代，是我們的民族的寶貴財富。
如：馬寅初的“新人口論”是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的理論基礎。
政法界的名家、救國會“七君子”之一王造時教授，1957年在上海市政協會上提出了必須“進一步建立社會主義的民主法治秩序”的目標，指出“社會主義民主是法製的指導原則，而社會主義法製是社會主義民主的體現與內容。我們要擴大民主，就必須健全法製。”這是最早最完整地闡明了民主與法製的辯證關係，與現今的提法幾乎完全一致，卻被誣指為“大肆宣揚資本主義民主和法治，實際上就是企圖用資本主義製度來代替社會主義製度，從而達到複辟資本主義的陰謀。”
在那個時代，林希翎提出的三個問題“黨（法）大還是法大”、“胡風不是反革命”、“中國現在實行的是封建主義的社會主義”，這在中國可說是振聾發聵的。林希翎作為一個青年學子第一個公開提出了這樣三個嚴肅的政治問題，的確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她提出的這三個問題現在都證實是完全正確的，她不僅思想超前，其政治觀察力之敏銳也是驚人的，因此她成了當年右派學子的一麵旗幟。
“章羅聯盟”是子虛烏有，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章羅在民盟的矛盾由來已久，由來甚深，勢如冰炭，盡人皆知。故羅隆基得知毛澤東給他與章伯鈞亂點了這一鴛鴦譜時，為了表達憤懣之氣與示決絕之情，平素不持手杖的他，特意帶上一根細木手杖前往章伯鈞家，進門便怒顏相對，厲言相加，站在客廳中央咆哮不已：“章伯鈞，我告訴你，從前，我沒有和你聯盟！現在，我沒有和你聯盟！今後，也永遠不會和你聯盟！”遂以手杖擊地，折成三段，拋在章伯鈞麵前，拂袖而去。
羅隆基在民主、人權理論上的另一精辟見解至今閃耀著奪目的光輝：“言論自由是人權”。
“做唐太宗固然不易……做魏征……更易憂讒畏譏……黨外象魏征的倒還嫌少。”
“我們……始終沒有完全擺脫掉一向重人治而輕法治的殘餘封建傳統。……務必使每一個人都認識到憲法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國家根本大法，大家必須按照法律行事。全國人民在法律前麵是平等的。”
“黨固不可以黨代政，也不可以黨代法。這不僅對於人民是一種保障，對於黨的威信也是一種保障。”
“憲法裏麵有二十幾次提到‘依照法律’、‘根據法律’、‘服從法律’、‘法律的保障’等等字樣，但這些有關法律大部分都沒有製定出來。……什麽是合法的，什麽是違法的，什麽是犯罪，在什麽範圍內自由，在什麽範圍之外沒有自由，如何審判，如何處罰，在許多地方還缺乏明確的規定。人民在享受自由之中，仍有不夠安全之感。”
“中國古代的禦史製度享有獨立和公開的彈劾權，在曆史上曾經起過作用，也許我們可以考慮把政治協商委員會已有的視察工作擴大為類似禦史的彈劾權。這不但可以具體而鮮明地充實互相監督的作用，而且還可以培養和發揚中國曆來士人氣節的優良傳統。”
“民主的真義不僅僅是為廣大人民謀幸福，而是要人民真正起來當家作主。民主集中製是我們社會主義的民主特點。從革命的發展的過程來看集中或許是先行於民主；但從製度的本質上說，民主究竟是第一性。隻有在民主基礎上談集中，這集中才是健全活潑的。缺乏民主基礎的集中是滋長官僚主義的溫床。”
由北大校園的學生運動開始的“五七民主運動”，也必像“五四”運動一樣被載入學生愛國運動的史冊。
右派為他們的理想所進行的可歌可泣的鬥爭，永遠值得我們懷念。
如林昭在服刑期間，先後以絕食、寫血書、詩歌、日記及呼喊口號等方式表示不服。她曾經對同監的難友說：“他們能夠消滅我的肉體，決不能消除我的意誌。我的路似乎走到盡頭，但是曆史最終會給我公正的審判。這個黑暗的年代，最終總要被人民消滅的……”
馬寅初、彭文應、章乃器、羅隆基、林希翎、林昭和《人民日報》資深記者劉衡等都表現了一個知識分子應有的氣節。
12、反右的反思與感悟
（1）“寧肯亡黨，不肯民主化”，由此導致1991年蘇共的徹底崩潰，這就是共產國際所轄各“支部”的共同軌跡。東歐共產國家也是這樣，中國如不盡速進行政治改革，將也會是這樣。
（2）古今中外的曆史和現實證明，沒有一個執政黨，包括共產黨，能夠超越“權力趨向腐敗，絕對權力絕對腐敗”這一鐵的法則。專製是腐敗之根，腐敗是動亂之源，指靠幾個清官、英主的人治，決改不了這鐵的規律。除非有超越執政權力的憲政製度能確保自下而上的民主監督，否則必將落入“興勃亡忽”的周期律。但執政的各國共產黨，沒有一個建立這種製度。如果沒有民主政治的保證，任何人在專製政府中都將成為昏君、貪官，這甚至與個人品質無關。最卑鄙的政治家也無法在民主政治中為所欲為，而最高尚的政治家在專製政體中也將為所欲為。沒有憲政製度的保證，任何掌權者都將走向獨裁，走向腐敗。
（3）一個始終以知識分子為敵人，用各種運動圍剿知識分子的國家，隻能是封建專製的國家。曆史證明，她不可能完成經濟長期持續躍進的任務，更不可能建成社會主義。
黨和政府對“反右”、 “三年大饑荒”、“文革”與“六四”事件等運動中受害者，應該賠罪與合理的補償，對社會主義改造與過去過左的宗教政策所造成的後果也應作出必要說明，針對具體情況給予賠禮道歉和補償。總之，要為曆次政治運動中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士及其家屬，恢複名譽，給予國家賠償；對於一切冤假錯案都應給予無條件平反、賠罪、賠禮道歉、補償。平反並不會絲毫損害黨在人民中的形象，而隻會增加黨的光榮和在人民中的信譽。胡耀邦不是為黨爭得了許多榮譽嗎？對一九四七年台灣的“二二八”愛國民主運動，國民黨尚且能徹底平反，甚至樹立紀念碑，建立紀念館。國民黨能做到的，共產黨就不能做到嗎？
“我們的責任是向人民負責”，同樣，對毛澤東的評價也要向人民負責，特別是對人民的生命財產負責，我們都希望毛澤東“功大於過”，但是這樣的結論是否太輕率了？我們把七八千萬無辜人民的生命財產又置於何處呢！毛澤東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了嗎？三年人禍，餓死四千多萬人，損失1200個億（人民幣），這是曆史上最昏聵無道的暴君都不能望其項背的暴政。毛澤東給中國人民帶來民主自由了嗎？從建國之初，就為知識分子人為製造冤假錯案，五七年又把五十五萬(據2006年第1期《爭鳴》雜誌和網上披露的數字，1958年5月3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宣布的是3,178,470人。其中，右派集團22,071個，黨員右派278,932人，高校教職員36,428人，高校學生20,745人。另有中右分子為1,437,562人不在上述總數之內。)無辜知識分子打成右派，文化大革命中更是“最高指示”“最新指示”牛過“聖旨”。毛澤東尊重中國的文化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革文化命，全盤否定中國傳統文化，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了史無前例的摧殘。有人說毛澤東隻是在晚年才犯了錯誤，這是鬼話。“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隻識彎弓射大雕。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就是他解放前寫的。他在上述詩詞中表達的思想決定他一生的奮鬥目標、一生的行為軌跡。他的一生就是要依靠農民革命奪取王權，繼而當皇帝，曆史不正是這樣證實的嗎！即便是民族危亡的抗日時期他也全然不顧民族大義，製定並實施了“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發展”的總方針，還說日本皇軍是我們中國共產黨人的好教員，也可以說是大恩人，大救星。一九七二年，中日建交的時候，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就向毛澤東道歉，“啊，對不起啊，我們發動了侵略戰爭，使中國受到很大的傷害”。毛反而感謝田中角榮說：“我們如何感謝你們？我們不要你們戰爭賠償！”。如此出賣民族利益，儼然一個典型漢奸、賣國賊的咀臉。趁著中央政府忙於守土抗戰，壯大了自己的實力，(毛澤東在一九五九年七月三十一日在廬山會議上的講話還說“讓日本多占地，才愛國。”)終於在1949年實現“改朝換代”，登上了“共和國”的“萬歲”寶座。
蒙古的獨立，也是毛澤東出賣民族利益的罪證。中華蘇維埃憲法大綱規定：十四、中國蘇維埃政權承認中國境內少數民族的民族自決權，一直承認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國脫離，自己成立獨立的國家的權利。........這表明1931年中國國內就已經有一個割據的國家承認了蒙古的獨立了。並且還要承認所有的少數民族的獨立，我們知道那個時候，除了蒙古外，新疆的東突勢力正在蘇聯的支持下大搞獨立，大搞分裂中國的活動。這比1946年早了15年。1939年毛在給延安的中共幹部編寫教科書《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其中第一章第一節的內容中是這樣寫的：“現在中國的國境：在東北、西北和西方的一部，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接壤。正北麵，和蒙古人民共和國接壤。”在這裏蒙古已經被當作一個獨立國家了，被正式的寫進了教科書，在向自己的幹部灌輸這樣的思想了。蒙古從1946開始12次派代表團到中國談判要求簽署友好協議承認蒙古獨立，中國行政院蒙藏工作委員會拒絕了他們的獨立要求，也拒絕了他們交換地圖的要求。從1946年到1949年，外蒙古一直在中華民國的地圖裏。1947年行憲，國民黨明確規定蒙古是中國的一部分。1949年10月16日，毛澤東宣布與蒙古建立大使級的外交關係。當時隻有蘇聯、中國和蒙古建交。從1946年開始，蒙古申請成為聯合國成員，一直遭到以美國為首的國民黨盟邦的徹底否決。但是毛卻鼓動亞非拉盟邦在聯合國投票協助蒙古加入聯合國，1962年，由於美國棄權，蒙古成功進入聯合國。總而言之，毛為了建國登基當皇帝，任什麽賣國勾當都可以幹得出來。
人為製造“紅色恐怖”，“恐怖創造神”。是他奪取王權、鞏固王權、維係王權、不斷掀起個人崇拜造神的不二法寶：從蘇區的“肅AB團”大鎮壓，延安整風，策動整肅全黨幹部的“搶救運動”，放任恐怖政治，直到解放後的土改、肅反、反右、文革等運動無一例外。革命一勝利，就迫不及待地自封“萬歲”。進入社會主義革命階段，極力鼓吹社會主義革命愈深入，階級鬥爭愈劇烈，又一次次製造“紅色恐怖”，利用人性的軟弱，使知識分子和黨內的其他同誌都屈服於他的腳下，成為他的馴服工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更是實現毛氏王朝的大演習。“紅色恐怖”，始終是他實現黨天下、家天下的最好保障。毛澤東利用“紅色恐怖”，不斷使用“指鹿為馬”的手段，製造冤假錯案，也是超越曆代專製君王的特色吧!毛澤東時代的曆史同樣證明：農民革命固有的封建專製性是曆史的客觀存在，是不以人們的意誌為轉移的。總之，毛澤東所領導的農民革命是對辛亥革命的反動，是毛氏秦政製封建專製王朝複辟的大實現，是中國曆史的大倒退。
有文章指出：中國革命不但打上曆史上農民革命的印記，而且名副其實的是曆史上農民革命的二十世紀翻版。毛美其名曰“新民主主義”。“新”在哪裏?據說從1917年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誕生起，中國革命就進入了一個不同於舊資產階級革命的“新民主主義”範疇，它的“新”，第一是工人階級領導；第二是走社會主義道路。而正是在這兩點上，經過了近百年的發展，已明白地向世人表明∶所謂的“新”，隻是虛妄、空想的披上革命外衣的騙局。蘇聯所許諾平等待我的慷慨宣言，不但半點不見兌現，倒是在宰割中國領土上，遠遠超過列強；並且還給中國帶來了遷延近一個世紀，現在仍遠不見結束的內戰和分裂。社會主義的蘇聯自己也已經崩潰解體，不過是二十世紀曇花一現的佛光。在當時窮鄉僻壤的延安，奢談所謂工人階級領導完全是無中生有的概念玩弄。對所謂社會主義，毛澤東不但在當時，甚至至死也沒有真正的認識與了解。他的社會主義構想始終是封建的、小農的平均主義。就是抱著這個構想，在全國一解放，他就急不可耐地開始了向社會主義躍進。終於，這種超越社會經濟發展的狂暴的幻想讓自己碰得頭破血流，聲名掃地。而現在，工人階級領導已變成了“三個代表”的領導；社會主義已退回到資本主義的補課，“辛辛苦苦幾十年，還是回到解放前”。試問這個“新”，又新在哪裏呢?整整一代的高尚理想主義者與純真的抗日救國誌士們是被欺騙了。他們才是真正的愛國者和民主主義者，他們為國獻身、流血犧牲所盼望的真正的民主主義新社會在新中國成立後不及三年，完全落空。
正如何家棟所說：“都說辛亥革命失敗了，但辛亥革命還解決了國體問題，毛澤東的革命解決了什麽呢？把國體也給敗壞了，四個階級被他打倒了兩個，另外兩個又被剝奪了一切自由！若問新民主革命和舊民主革命有何區別，恐怕隻能說舊民主革命是假洋鬼子不許阿Q革命，新民主革命是阿Q不許假洋鬼子（知識分子）革命。從製度創新來說，新民主革命還不及舊民主革命，舊革命打倒的皇帝再沒起來，新革命卻屢出強人，製度創新，一無所成。蔣介石逃出大陸前，還搞了一回普選，共產黨至今不敢說還政於民”。
社會上總有些人，是為毛澤東思想而毛澤東思想的，為了毛澤東的功勞而功勞的。究其原因是他們深怕否定了毛澤東，也否定了他們自己或者會損害他們自己的既得利益。他們無端提出“二次革命論”，先進行政治革命，再進行經濟革命。難道革命的目的不是為了發展生產力嗎？不是為了經濟建設嗎？不是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嗎？難道政治革命與經濟革命要分開進行嗎？難道政治革命不是為了經濟革命嗎？!難道世界上真有為了政治革命而政治革命的單純的政治革命嗎！？這些人不是用理論來指導革命與建設，更不想通過自我批評來總結教訓，而總是想製造一種理論來文過飾非。更不願認識並理解毛澤東領導的政治革命實質上是一場農民革命，帶有濃厚的封建專製暴力或半封建專製暴力性質。順便提一下，建國前劉少奇強調隻要第三次世界大戰不爆發，“我們的任務就一直是經濟建設。”建國後，劉少奇進一步明確提出：“現在全國人民的基本任務，是在全國範圍內進行經濟建設”，“經濟建設現已成為我們國家和人民的中心任務。”劉少奇明確提出革命的目的是為了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並強調建國後共產黨的任務已由解放生產力轉變為保護和發展生產力。為什麽六十年後反而說什麽二次革命呢？中國共產黨自稱是馬列主義的黨，列寧說：“共產黨的最主要、最根本的任務就是提高社會生產力。”請問那些二次革命論者為什麽要把政治革命與經濟革命機械地分割開，居心又何在呢？對毛氏封建專製王朝徹底批判、否定的政治改革不進行，隻會葬送經濟改革的成果。
有人說對毛澤東的評價，不應歸咎於個人品質，應該從製度上尋求毛犯錯誤的原因，這話有一定道理。毛澤東如果不是滿腦子的帝王將相思想，他完全可以成為改革製度的偉人。機遇與權力都掌握他自己手裏。比他早二百年的偉大的政治家、現代民主製度的傑出代表美利堅合眾國第一任總統華盛頓在幹了兩屆以後，怒斥了部下勸進，悄然隱退弗農山莊，為人類文明樹立了光輝典範。此後美國曆屆總統都是蕭規曹隨，不敢越過雷池一步，可這正是一個封建專製獨裁統治者所最不願意的。此後，僅二戰時期，羅斯福是一特例，幹了三屆多，病逝於第四任上。美國人民深恐在他們這塊土地上會有暴君降臨，故讓憲法明文追加規定：每一個總統最多隻能幹兩屆。民眾的憂慮才得以解除。
社會上總有些人，是為社會主義而社會主義的，究其原因是他們深怕否定了社會主義，也否定了他們自己或者會損害他們自己的既得利益，盡管他們自己連什麽是社會主義也不甚懂得。看了毛澤東的《論聯合政府》和《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等著作，應該說毛對新中國成立後的革命任務是有所認識的。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裏指出:“隻有經過民主主義，才能到達社會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裏，他還說過：“民主主義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準備，社會主義革命是民主主義革命的必然趨勢。”毛澤東自己違反了這個“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沒有“經過民主主義”，沒有完成“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準備”，便想到達“社會主義”。
鑒於蘇東、中國的封建專製社會主義慘痛曆史教訓，沒有民主是不會有真正的社會主義的。而不拋棄階級、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製度，則根本不可能實行真正的民主法治。要實行憲政民主就必須借鑒西方民主法治的成功實踐，承認其“普世價值”，是人類文明的共同成果。毛澤東在延安就曾多次強調中共要建立“自由民主的中國”，“它將實現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它的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無記名的選舉所產生，並向選舉它的人民負責。”（毛澤東答外國記者提問）時隔半個世紀後的今天，要求中共實現這些承諾，怎麽會變成“資產階級自由化”，甚至成了“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名呢？！如不是當年毛澤東搞欺騙宣傳，那就是今天的中共當局背離毛澤東當年代表中共所作出的建國理念與民主承諾，要維持逆時代民主潮流而動的專製製度了。
遺憾的是農民的階級局限性，與他本人的封建專製統治觀，使他背叛了原先的主張。他至死都沒有懂得(或者是不願意懂得)，什麽叫“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也沒有懂得社會的發展規律是不會以他毛澤東的意誌為轉移的。其實我們每個人都要服從社會發展規律，服從“科學發展觀”。如果社會發展規律或“科學發展觀”規定現階段是“資本主義”，那麽就叫資本主義或者共產黨領導的資本主義，這又有何不可呢？為什麽非要貼上“社會主義”的標簽呢？!我個人以為隻有資本主義得到充分發展，才有可能不斷創造進入社會主義的條件，並且在相當長的一段曆史時期內中國就是要發展資本主義，這是不能超越的經濟規律。這個道理要正麵地、理直氣壯地向全黨和全國人民說明。馬克思主義也是與時俱進的，馬克思主義並不等同暴力革命。恩格斯就是第二國際民主社會主義道路的開拓者，是民主社會主義思想的奠基人。恩格斯在《卡爾·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法蘭西階級鬥爭〉一書導言》中論證了：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和平轉變——民主社會主義道路是曆史發展的必然，是社會民主黨人在新的曆史時期必須遵循的新的鬥爭路線。所以隻有首先搞清什麽是“社會主義”，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其實，不隻毛澤東不懂什麽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社會上很多人都不懂什麽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鄧小平不是也說自己不懂社會主義，所以提倡“貓論”，“摸著石頭過河”嗎？)，才能斷言目前的社會性質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或是“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或是“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就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甚或是“官僚權貴資本主義”。
鄧小平1987年說：“講什麽馬列主義，我們隻要把經濟搞上去了，老百姓擁護了，講什麽主義都可以。”說明鄧自己既不懂也不相信社會主義。
為什麽要搞出個“二次革命論”呢？毛澤東在中國絲毫不具備社會主義因素的條件下，硬要推進以反對資本主義為目標的社會主義，就隻能召喚資本主義的天敵——中國特色的封建專製主義的現代形式，那就是混合了封建專製主義的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經過“社會主義改造”的中國社會，建立起“一黨專政”的“朕即國家”的封建專製體製，必然要在“經濟上壟斷生產資料所有權，政治上壟斷國家權力，文化上壟斷真理(壟斷話語權)，社會上剝奪公民的自由權利”。這是民主主義的大倒退，專製主義的大複辟。因此，改革開放的任務，就是要使中國人民從四大壟斷的新專製主義體製下解放出來，真正實現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闡明的“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可惜馬克思主義這個關於自由的學說到目前為至仍不能被中國共產黨所接受。例如，鄧小平就隻進行經濟改革，口頭上也說過要進行政治改革，實際行動上卻反對政治改革。
眾所周知，二次革命革的不是60年前的國民黨時代的體製，革的正好是革命的成果，革的就是30年革命的計劃經濟、人民公社、公有製。換句話講，二次革命其實是對毛澤東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否定。再進一步看，60年走下來的結果是中國在經濟體製上回到了原點，回到了1949年以前。今天中國講改革開放取得巨大的成就，中國初步建立了市場經濟體製。可是，我們要問一個問題，1949年以前中國什麽體製？那時候就是市場經濟體製。那時候也對外開放了，那麽為什麽中國要用革命去把市場經濟體製消滅了，花了30年時間，然後再花30年再把它從新建立起來？其實，後30年的改革開放（即二次革命）不過是將功補過，補的是前30年社會主義革命的過。如果把這兩者放在一起來看，前30年、後30年合在一起，其實沒什麽成就啊！無非是把中國人民折騰了60年。
有文章指出：就製度建設上，中國隻不過是回到了原點，花60年時間折騰了幾代人，中國執政黨才明白，原來經濟體製是不能胡折騰。毛澤東錯了，陳雲也錯了，當然鄧小平當年也是錯的，因為他也是毛澤東推行大躍進的主要的一個得力幹將。當時毛澤東說了，大躍進他是主帥，鄧小平是副帥，那麽今天如果追究大躍進的責任，鄧小平難道不應該承擔很大的罪責嗎？
中共從前30年的革命到後30年的二次革命，經濟製度上等於是走回到了原點，而財富卻被腐化到登峰造極的紅色貴族、官僚所掌握著。
其實，提出“二次革命論”，其目的是：既可以把毛澤東打扮成領導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功臣，又可以把自己打扮成社會主義經濟革命的功臣。改革開放的確采取了一些經濟改革的舉措：如把那些“社會主義改造”中沒收的私人企業轉手賣給私人，由計劃經濟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忘不了加上社會主義的招牌)。那麽我們首先要提的問題是，毛澤東搞的是社會主義嗎？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嗎？作為大專院校政治課本的《毛澤東思想概論》中，鄧小平談到過去黨在工作中犯了許多錯誤的原因之一，是不懂什麽是“社會主義”。正因為不懂什麽是社會主義，才會有一九五六年的社會主義改造和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二次革命其實就是革毛澤東他們自己在所謂的社會主義革命中所犯的錯誤及其後遺症的命。“二次革命論”其實是在革專製經濟體製的命，至於如何革專製的政治體製的命甚至都還不敢提。不論是革封建專製的政治體製的命或是革封建專製的經濟體製的命，都屬於資產階級革命的範疇，那麽把今天的中國社會叫做“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共產黨領導的資本主義”或“官僚權貴資本主義”，更符合中國的實際。
在某次活動中，有記者給在主席台上的杜潤生遞紙條問道：中國的改革最需要警惕的是什麽？這位年過九旬、有“中國農村改革之父”的老人不假思索，用洪亮的太穀口音說：權貴資本主義！
杜潤生這種擔憂是有實證的——在一些東亞國家，與政府領導層有密切聯係的利益集團控製著經濟命脈。這些家族依靠與政府的密切關係牟取暴利，從而妨礙了經濟的長期健康發展。如全鬥煥、盧泰愚、金泳三的兒子、蘇哈托的子女等權貴，就是利用各種配額、優惠、補貼、減免稅、政策性貸款、大型工程以及各種收費、證照等紛紛介入市場。而菲律賓前總統馬科斯執政期間，其家族及與其過往甚密的幾個大財閥，竟然壟斷了菲律賓國民生產總值的80%……
《時代周報》一篇名為《中國91%億元戶為高幹子弟社會貧富懸殊受關注》的文章，援引一篇調查報告稱：“截至2006年3月底，中國內地私人擁有財產(不含在境外、外國的財產)超過5000萬元以上的有27310人，超過1億元以上的有3220人。在超過1億元以上的富豪當中，有2932人是高幹子女。他們占據了億元戶的91%，擁有資產20450餘億元”。有人對此組數據的嚴謹性和準確性提出了質疑，但這無法抹殺一個事實：那就是官家子弟對國家政經資源的把控。
中國必須回到新中國剛建立時的綱領：搞新民主主義，將民主革命進行到底。即是發展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吸收世界文明，與國際接軌，政治上必需搞民主政治。徹底批判毛氏農民革命建立起來的專製獨裁秦政製，隻因專製獨裁的政治體製是最落後的體製，不進行政治體製改革是死路一條。
六四之後，中國進入了新的時期。腐敗越來越嚴重，權貴資產階級形成，中國不敢再實事求是，不敢正視曆史，不敢讓人民說真話，不敢麵對社會嚴重兩極分化，采取有力的改革。凡是與權貴有關的改革都進行不下去，如讓官員報財產這樣國際上都能做的事，我們號稱代表人民利益的黨竟不能做到！欺壓百姓因而引起人民的反對和反抗，工農大眾成了弱勢群體；執政者害怕真實聲音，便隻允許歌功頌德。中國向何處去，成了有誌之士不得不思考的問題。
如果非要掛上“社會主義”的招牌，像瑞典、瑞士、德國、英國、加拿大和北歐的一些國家，他們都曾經參考馬克思的理論認真地做過經濟和政治改革，這些國家的工人工資與福利遠遠超過我們中國，社會的貧富差距也沒有目前的中國大，國家的政治民主化程度也大大超過中國，是不是我們更應該把這些國家都叫做社會主義國家呢？!社會主義不僅是指生產資料的社會化，而且必須包括社會各階層普遍地參與解決各種社會問題和國家事務，民主、多元化和社會主義是有機結合起來的一個整體。社會主義應是在憲政民主道路逐步形成的一種製度，而且民主、法治、自由被普遍地得到尊重。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保障製度不是確立了，也不是正在建立中，而是在完善。上麵這些國家都是社會民主黨領導的社會民主主義國家。走的是恩格斯倡導的正統的馬克思主義道路。
為什麽有些人總是把毛澤東或斯大林的封建獨裁專製充當馬克思主義呢？把斯大林統治的前蘇聯叫做社會主義國家呢？把前蘇聯叫做社會主義國家是基於人們把國有企業說成是社會主義公有製企業，其實這完全是違背馬克思主義的謬論，所謂全民所有製，更是斯大林以來的欺人之談。所有製是通過所有權表現出來的，在國有企業裏，沒有一個職工（更不要說普通老百姓了）享有生產資料所有權，因而也沒有管理權、參與權和對資金、利潤的支配權，哪裏談得上什麽“全民所有”呢？因而，蘇聯不能算是社會主義國家，按照蘇聯經濟模式複製出來的中國，也不可能是社會主義國家。乾隆曾經作過將京城商業收為國有，給店主以官銜的嚐試；滿請政府也曾經壟斷資源，重要項目寧與外商，不與國人；俾斯麥的國有化為國家聚斂財富；爪哇的國家社會主義為荷蘭提供掠奪。馬克思恩格斯批判過的粗陋共產主義的反動社會主義，在恩格斯逝世21年後卻成了傳統社會主義的現實。原蘇聯社會主義官員的墮落和腐敗就是以這種國家公有製為經濟基礎的。也正是這種粗陋共產主義的國家公有製的土壤孽生了中國的官僚權貴者階級。
所謂“國有”實際就是“官有”。正是“生產資料所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把中國推向了無可挽救的貧困與落後危機。直到毛澤東死去，才不得不回頭再走改革開放的道路。恩格斯早就指明，用空想的平均主義思想所激發的農民革命，“隻能是蠻幹的超出，空想的超出，而在第一次實際試用之後就不得不退到當時條件所容許的有限範圍以內來。”(《馬恩全集》第七卷第405頁)曆史的進程無情地證明，毛澤東所領導的革命，的的確確是曆史上農民革命的現代翻版。這個農民革命以封建或農民的社會主義為指導，打敗了蔣介石，建立了新中國，但是封建或農民的社會主義並不代表進步的生產力，因此，雖然可以推翻舊政權，建立新中國，但最終還是不能不從狂暴的幻想退回到現實所能允許的範圍來，老老實實補走資本主義生產發展的這條路。這正是曆史上的農民革命與農民戰爭所一再重複的道路。
“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即官僚權貴階層當權派的形成，是由於共產黨的經濟政治壟斷所造成，毛澤東鄧小平他們自己就是這個壟斷的始作俑者和這個特權集團的總後台。因此他們當然沒有可能來糾正和禁絕。
天主說：“讓我們照我們的肖像，按我們的模樣造人……”(創1：26)人都是天主的子女，天生具有平等的權利和尊嚴。美國《獨立宣言》說：“人人生而平等，他們都有從他們‘造物主’那邊賦予了某些不可轉讓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
隨著“社會主義改造”完成而建立起來的中國社會，被稱為社會主義社會，實際上卻是遠比過去的一切專製社會更加專製、而且越來越專製的社會，而且比曆史上任何專製製度具有更大的危害性，因為它的組織無比嚴密。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實際上是“斯大林加秦始皇”，可以說是集中了中外專製、新老專製之大成。毛澤東的禍國殃民統治的最大特點，是不要民主，不要法治。1954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確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是行使國家立法權的唯一機關”。但實際上的“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卻是中共中央，掌握最高國家權力的是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
高華在《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的來龍去脈》一書中指出，毛澤東對《聯共黨史》給予了極高的評價，毛稱讚道：《聯共黨史》是百年來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最高綜合和總結，是理論和實際結合的典型，在全世界還隻有這個完全的典型。
為何毛如此倚重《聯共黨史》，因為《聯共黨史》為毛提供了大量他所急需的開展黨內鬥爭有用的經驗與策略，完全可以用來為毛的政治目標服務，為毛奪取中共意識形態的解釋權輸送彈藥。《聯共黨史》為了維護斯大林一貫正確的形象，任意剪裁曆史，這也適應了毛澤東急欲重寫以自己為中心的中共黨史的政治需要。《聯共黨史》以斯大林的個人意誌作為評判是非的唯一標準，竭力醜化、貶低黨的其它領導人，這又和毛澤東自大、專斷的性格相吻合。在毛的高壓下，絕大多數黨的領導人出於對黨內團結的考慮，都自覺或違心地接受了各種指控，從此，他們的“小辮子”被毛牢牢拽在手心，毛可以隨時根據需要任意處置他們，自己卻永遠立於不敗之地。
世界上的有識之士共同認為，20世紀世界上產生了三大暴君和四大殺人魔王，其中希特勒、斯大林、毛澤東為其中的雙料貨，甚至有人認為斯大林超過希特勒，而毛澤東又超過斯大林，另一位殺人魔王，則為柬埔寨的波爾布特。斯大林、毛澤東、波爾布特先後所建立的所謂的社會主義體製，玷汙了馬克思主義，醜化了共產主義者的形象。
請問中國革命的錯誤，那一條不是反馬克思主義的錯誤呢？!隻不過對這種反馬克思主義的錯誤，有人管它叫做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或者叫做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其實是創造性地發展了斯大林主義或者叫做斯大林主義與中國農民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我以為，如真能按社會發展規律辦事，按“科學發展觀”辦事，中國人民幸甚!
那麽，如何按“科學發展觀”辦事，有文章指出：中國的問題，政治製度是根本問題。政治體製改革是權力和利益的再分配；權力和利益在一個集團、一個政黨內進行分配是改良，權力和利益在全社會進行分配是革命。改革開放就是要繼續完成民主主義革命的任務，在政治領域，改革開放的基本任務是把一黨專政的專製體製，改革成為民主的法治的現代憲政體製。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開辟了中華民族邁向民主法治的康莊大道。但毛澤東在1953年提出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卻打斷了這個曆史進程。
在2008年奧運會上喊出的“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的口號，說明中國也有許多有識之士，相信這個世界上有一些普世價值的東西。比如我們要健全法製，不能效法毛澤東那樣無法無天。雖然民主不是萬能的，但沒有民主是萬萬不能的。隻有言論自由，把事實真相告訴公眾，才能形成健康的公共輿論，使社會保持理性。“政治的真正目的是自由”，胡適說：“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自由隻有與民主結合才能實現馬克思、恩格斯的理想“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總之，沒有自由民主人權的社會主義就是法西斯主義。
改革開放的基本目標，可以概括為四句話：經濟市場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會平等化。實現這四個化，才可以說是“經過”了民主主義，才有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準備”，才有可能到達“社會主義”。
今日世界，無論什麽形式的專製都走到了盡頭，隻有民主才是潮流。民主製度是人類共同創造的財富，不是西方人的專利，“科學發展觀”的目標隻有民主，別無選擇。中國的有識之士認為：工人階級領導的兩個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平等競選製度；實行人民民主憲政的分權製衡；推動國有企業和民有企業的平等競爭——才是政治改革的出路。
毛澤東說：“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政治改革，批毛是關鍵；隻有徹底揭開毛澤東假馬克思主義的真麵目，才會有改革開放的話語權。我們必須徹底清算他的罪惡統治給中國人民帶來的苦難，徹底批判他的封建專製統治思想和封建專製統治手段，徹底完成中國革命的反封建專製任務，決不能使毛澤東時代的悲劇在中國的曆史上重演。決不能像某些人所主張的那樣，在毛澤東沒有得到徹底批判之前，就枉談什麽對他的繼承問題。無可否認，毛澤東的統治給某些人帶來過好處，造就了大批享有高官厚祿的“既得利益者”和官僚權貴階級。當然，改革開放以來所形成的新興資產階級中有一個數目不小的官僚權貴資產階級階層，他們也屬“既得利益者”。對毛澤東罪行的清算和功過的評價，如果不能拋開個人私利和一黨之私是不可能客觀的。當政者為什麽不認真組織一下批判毛澤東呢？而這，對當前的政治改革具有多大的現實意義呀!機不可失，時不再來。1962年七千人大會之後，劉少奇如能抓住時機，作出同意毛澤東辭去主席職務的決定，乘勢召開九大，團結全黨，徹底清算封建專製空想社會主義路線，總結餓死幾千萬人的慘痛教訓，給毛安排榮譽職務養老，廢除個人獨裁的政治體製，實行民主憲政，豈不是可以使改革開放政策提前20年。國家避免一場浩劫，劉少奇也不至於那樣一個悲慘結局。眼下對胡溫政權是個機遇期，必須采取的一個重大步驟是重新批毛評毛。尊毛的意識形態，反毛的經濟政策，這種“打左燈向右拐”的機會主義隻可苟安於一時，但早晚要翻車。當今領導人須知：你們在意識形態領域毛澤東旗幟舉得越高，在經濟政策上的“錯誤”則越大，政治上的“左”凸顯了經濟上的“右”。真要以毛的是非為是非，你們就是“正在走的走資派”。如此尊毛必然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在意識形態領域必須確立改革開放路線的正統地位。改革派隻有行政權沒有話語權是不行的。在當今中國，所謂“話語權”就是對馬克思主義的解釋權。承襲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的解釋權搞改革開放，必然阻力重重，反對聲浪不斷。謹防極左分子高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旗幟，登高一呼，搞起“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不對毛澤東進行徹底的批判，揭穿毛澤東假馬克思主義的真麵目，奪取馬克思主義的話語權，就不會有真正的政治改革。所以開展對毛澤東的批判，對徹底完成中國的反封建專製的曆史任務意義多麽重大!願我們大家都能對人民負責，對曆史負責,並且都拿出自己的實際行動和勇氣來。
馬克思主義的精髓是實事求是，如何評價毛澤東千秋功罪，能不能與毛澤東的罪惡劃清界限，是檢驗真假馬克思主義的試金石。隻有重新評價毛澤東，徹底批判他反對民主憲政，建立封建獨裁的秦政製，把他欠中國人民的血淚賬、經濟賬向人民講清楚，中國隻有從製度高度上批倒批透批臭毛澤東，從根本上揭穿毛澤東偉大馬克思主義的畫皮，奪取“政治改革”的話語權，這才是當今政治改革的首要任務。
2004年7月4日美國國慶節，布什總統向中國網民發表談話。他說：“人類千萬年的曆史，最為珍貴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師們的經典著作，不是政客天花亂墜的演講，而是實現了對統治者的馴服，實現了把他們關在籠子裏的夢想。因為隻有馴服了他們，把他們關起來，才不會害人。我現在就是站在籠子裏向你們講話……。”這些話自然是布什的秀才為其所撰寫，然而所顯示的卻是美國在這一重大問題上的理性思維能力在當今所達到的最高水平。
謝韜站在當今思想啟蒙的前沿，代表有識之士發出時代最強音：“當前曆史已發展到一個關鍵時期，政治體製改革的推進，徹底清理毛澤東思想已是迫切要解決的問題。”大體說來，當我國徹底進行清理毛澤東思想之時，也可能是政治體製改革、憲政民主有根本性的推進之時。
中國共產黨不是自稱是馬列主義的政黨嗎？請聽馬克思、列寧是怎麽說的吧！馬克思說“人類要洗清自己的罪過，隻有說出罪過的真相。”列寧說“吹牛撒謊是道義上的滅亡，它必將導致政治上的滅亡。”諸位怎麽看待馬、列的這些言論？
讓我們永遠牢記馬克思的如下忠告：在科學的入口處，正像在地獄的入口處一樣，這裏必須根絕一切猶豫；這裏一切怯懦都無濟於事。
一個長期靠撒謊來維持統治的政權，怎麽會得到人民的信任？
一個長期靠說假話來謀求生存的國家，如何能受到世界的尊重？
美國第十六任總統林肯放言：“讓人民知道真相，國家就安全。”
20世紀的智慧老人羅素說得好：“人類唯一的曆史教訓就是忘記了曆史的教訓。”我們放棄了重新評毛，就是忘記了慘痛的曆史教訓
當今世界已經有十多個國家，既吸收西方民主憲政的治國理念，又實行社會主義的分配公平、社會公正，保障勞動人民“從搖籃到墳墓”的全民福利。其覆蓋麵之廣及福利項目之多、之周全，遠遠超過於任何封建專製社會主義國家。北歐的芬蘭、挪威、丹麥、瑞典的模式，就是實現了這種民主社會主義的典型代表。
據說十七大對建設社會民主主義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有過爭論，江澤民和李鵬堅決反對提社會民主主義，他們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鄧小平提出來的，還是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好，不采用社會民主主義。真可謂是認人不認理。鄧小平一方麵叫人不要問姓資姓社，一方麵又鼓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完全是自相矛盾的。中國的基尼係數遠超警戒線，事實證明共同富裕是假，讓一小部分人富起來才是真。
我個人以為，采用社會民主主義遠優於采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由如下。
第一：恩格斯是第二國際社會民主主義道路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中共既自稱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就應該使用社會民主主義。
第二：可以先提新民主主義再轉向社會民主主義。因為新民主主義是毛澤東提出的，是劉少奇一貫堅持的，符合中共的正統。也便於向全國人民作宣傳。
中國的改革開放，打開天窗說亮話，就是改弦易轍，走資本主義道路，不過我們的資本主義是共產黨領導的，是新資本主義。新資本主義這個詞是毛澤東發明的。早在1941年，毛澤東就有了新資本主義和老資本主義的概念。他說：“現在我們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性質是資本主義的，但又是人民大眾的，不是社會主義，也不是老資本主義，是新資本主義，或者說是新民主主義。”
曆史實踐證明實行資本主義性質的新民主主義是符合中國國情的。共產黨就是用“新民主主義”打敗了國民黨，奪取了國家政權。鄧小平隻不過恢複了解放前部分經濟自由化製度取得了改革開放的勝利。需要吸取教訓的是：正是毛澤東拋棄了資本主義性質的“新民主主義”，實行“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使國家的政治、經濟都遭到巨大的損失。“新民主主義”適合中國國情。什麽“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隻是一塊掩蓋中共所謂的“社會主義”失敗的遮羞布而已。重新回到“新民主主義”的道路上又有什麽可以丟人的呢？!理直氣壯地提倡“新民主主義”比“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符合改革開放至今中國的社會實際。
第三:我個人認為,新民主主義也可以叫新三民主義，以示繼承孫中山三民主義革命的傳統。如果能這樣宣認，可以在法理法統上、在國家和平統一上都占據有利的先機。
第四：在十七大上把“四項基本原則”，歸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十分荒唐。連鄧小平、趙紫陽這些總書記們，都承認自己不懂或說不清什麽叫社會主義，不懂或說不清什麽叫社會主義怎麽堅持社會主義？這說明過去我們走的根本不是社會主義道路，那有什麽社會主義道路可堅持？!
“人相食”當然不是社會主義。難道我們真要堅持“人相食”的“社會主義”不成？!我個人以為，毛澤東走的是封建專製暴力空想社會主義，蘇聯是官僚社會主義，顯然都不是我們應該堅持的，是應該堅決予以唾棄與批判並總結慘痛教訓的。在四項原則中還有“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如果指的是“共產黨一黨專政”那就把政治改革、民主憲政的道路完全堵死了。那就不僅不應該堅持，還應該堅決反對。其實，早在1946年3月20日，中共《新華日報》社論說得好：“一黨獨裁，遍地是災！”為什麽過了60多年，居然還有人堅持自己堅決反對過的東西呢？!這不完全暴露了既得利益集團的反動立場。至於堅持馬列主義［馬列主義就是列寧主義，是列寧對馬克思主義的修正，也稱為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是一種暴力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實質上是個人或幾個人的獨裁專政)］。毛澤東思想［實踐證明是暴力空想專製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實質上是個人獨裁專政)的理論］。前蘇聯和蘇東的巨變、中國封建專政的空想社會主義的失敗實踐，都雄辯地證明，不僅不應堅持，還要堅決徹底批判。
中共八大就把毛澤東思想從黨章中刪除，對“個人崇拜”，在黨的“八大”已作了徹底的批判，認為這是“封建的腐朽遺產”，毛澤東都死了幾十年了，為什麽現在反而要倒退呢!依然把“毛澤東思想”這一被“八大”拋棄了的曆史“腐朽遺產”，重新加以“兜售”，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無非是要把毛澤東思想塞進黨章，九大上完成了毛的宿願。現在居然把毛澤東思想再次塞進黨章，這不能不說是給黨的臉上抹黑，真叫人哭笑不得。人們不得不問，中共還是那個毛澤東領導的封建法西斯黨嗎？恩格斯在《1891年社會民主黨綱領草案批判》就提出用民主共和國代替無產階級專政即用憲政民主、政黨輪替、三權分立代替無產階級專政。想不到，自稱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中共的十七大還在與恩格斯唱對台戲(見辛子陵：恩格斯對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三個重要修正)。
第五：把四項基本原則當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大特色，隻能說明中國走的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道路。有人粗暴地把四項基本原則塞進憲法，是對恩格斯主張的社會民主主義的汙辱，是對憲法原則的踐踏，也是對人民的愚弄。
第六：曆次黨代會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有過說明，但不能說下過準確的定義，國人對其理解差異過大。至少有以下幾種不同的理解：
1、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
2、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利用社會主義的名義，實行資本主
義；
3、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特色的資本主
義；
4、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官僚資本主義；
5、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權貴資本主義；
6、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官僚權貴資本主義。
7、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專製獨裁官僚權貴資本主義。
當然，還可以有其他的理解。堅持使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有對中國人民實行誤導與欺騙的嫌疑。為了消除誤解，防止誤導，宜采用社會民主主義。而社會民主主義世界上有現成的模式和樣本。經濟發展自有它特定的普世規律，各國都有自己的國情，但沒有誰強調本國特色，世界各國凡實行該製度的都稱社會民主主義。強調中國特色，還真沒有人舉出上得了台麵的特色。隻是為了偷運中國的專製獨裁、一黨專政、腐敗、貧富懸殊等特色而已。如果一定要強調特色，毛澤東時代實行的還真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人相食、無法無天、專製獨裁、扼殺民主自由、文字獄、一黨專政等”，我們真要繼承這些特色嗎？!鄧小平說“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說穿了，就是要繼承毛澤東式社會主義的全部政治特色豈不非常錯誤、荒謬嗎？!總之，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相食、無法無天、專製獨裁、扼殺民主自由、文字獄、一黨專政等”，顯然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封建專製暴力空想社會主義當然也不是社會主義。同樣兩極分化、貧富懸殊、官商勾結、貪腐成風的官僚權貴資本主義也不可能是社會主義，而隻能是毛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第七：采用社會民主主義，就是向中國人民表明黨已經揚棄“暴力社會主義”或“專製社會主義”。表明了中國共產黨政治改革的決心和明確了改革的政治方向。
對於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有民諺雲：“模模糊糊的社會主義，羞羞答答的資本主義，實實在在的封建主義。”可謂一針見血。民諺的成因就是黨與政府始終沒有或不敢向人民承諾政治改革的決心與明確指明政治改革的方向。
第八：蘇聯和東歐暴力社會主義國家的垮台，中國暴力社會主義的失敗實踐都曆史地證明，社會民主主義在與暴力社會主義的百年競爭中取得了完全的勝利。
時代提醒中國共產黨是應主動拋棄暴力社會主義(封建專製空想社會主義)及其理論(毛澤東思想)的時候了。
第九：馬克思主義學說為人類指明了最美好社會的理想，社會民主主義才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馬克思、恩格斯的理想正在瑞典、挪威、荷蘭等國家實現。
社會民主主義不僅不是修正主義，而是恩格斯倡導的正統馬克思主義。列寧、斯大林、毛澤東才是最大的修正主義者，他們把恩格斯擯棄的“一八四八年的鬥爭方法”當作旗幟揮舞，從“左”麵修正了馬克思主義。
第十：有利於與國際接軌和與其他社會民主主義國家的交流對話(現在社會黨國際有各類成員黨和組織168個，有50多個成員黨在其國內執政或參政)，有利於社會民主主義的全球化。同時，建議中國共產黨改名為中國社會民主黨，參加社會黨國際，更有利於中國社會民主主義的發展。
第十一：鄧小平說：“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又說：“如果產生了什麽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小平同誌在８０年談到鄧力群同誌做了一個夢：他說他夢到中國會出現遍地貪官。胡扯！我們的幹部都是***人，是我們親手提拔的，即使有點官僚主義，也到不了貪官的份上，再說，還有公檢法麽。
現實的情況是，六四之後，中國進入了新的時期。腐敗越來越嚴重，權貴資產階級形成，社會嚴重兩極分化。凡是與權貴有關的改革都進行不下去，如讓官員報財產這樣國際上都能做的事，我們號稱代表人民利益的黨竟不能做到！工農大眾成了弱勢群體；中國向何處去，成了有誌之士不得不思考的問題。
第十二：社會民主主義國家，如以瑞典為例，沒有明顯的兩極貧富分化，個人收入差異本來高達300多倍，但經過國家稅收的平衡，下降到4：1，基本實現共同富裕。也沒有腐敗，三十多年沒有貪官。不僅瑞典如此，北歐其他社會民主主義國家也是類似。
王震1980年訪問英國時說的：“我看英國搞得不錯，物質極大豐富，三大差別基本消滅，社會公正，社會福利也受重視，如果加上共產黨執政，英國就是我們理想中的共產主義社會。”……
曆史證明：人類的前途不是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也不是資本主義的最終勝利，而是兩者的結合、交融，成為一種新製度，這個新製度就是民主社會主義。
根據以上理由，我誠摯地希望黨能把《社會民主主義》作為自己的綱領提到議事日程上來。鄧小平1987年說：“講什麽馬列主義，我們隻要把經濟搞上去了，老百姓擁護了，講什麽主義都可以。”鄧又說：“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要搞社會主義，關鍵是民主。如果鄧老健在，也一定讚成社會民主主義的。當社會民主主義取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時，我們就可以告慰鄧老，我們黨和國家並沒有放棄社會主義，仍然沿著恩格斯所指導的正統的馬克思主義道路前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