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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島電視台北京分社社長痛批中國官媒：刻意誤導 多維新聞

在國際新聞領域頗有聲望的半島電視台（AlJazeera）的北京分社社長伊紮特15日在其個人在中文博客網站“博聯社”的個人博客上以中文撰文，對中國官方媒體在最近利比亞事件的報道中，偏袒卡紮菲的做法，提出了直言不諱的批評。指出中國啟動450億人民幣推動中國主要媒體向國際擴張的方案，以改善中國的國際形象，爭取更多的國際話語權。但問題是，這些媒體在國內得不到信任，怎麽能在國際上受到尊重？文章轉引如下：

提筆寫這篇小文，我很猶豫，之前我很多次寫到中國媒體，但我認為還有更多的問題比這更值得我和大家在這裏交流討論，但是今天我不得不再把這個話題拿出來談，歡迎大家拍磚交流。

當前發生在阿拉伯世界的革命——我更願意把它稱為變革，因為對社會本質的改變要遠遠重要於革命本身——完全可以被看作是阿拉伯現代化進程中的“一千零一場革命”。在這場波及到所有街道，動員了老少婦孺的曆史性運動中，阿拉伯人得到了正義的支持，卻被中國媒體誤讀了。

阿拉伯革命作為一起全方位多層麵的變革，本身就是最具價值的新聞。而現在，伴隨著阿拉伯革命的發展，中國媒體的報道方式也成為了各國媒體和網民的焦點。一家外國媒體刊登的《中國媒體的鴕鳥政策》一文就指出，大部分中國媒體的報道集中在實際的衝突以及西方是如何“攻擊”利比亞的。與之相比，對於卡紮菲的政權是如何分裂的，利比亞長期以來的政治現狀以及為什麽如此多的民眾對統治者不滿等這些利比亞本身麵臨的政治問題的分析卻寥寥無幾。

每一次看中國媒體對於阿拉伯革命的報道，我感覺我的血壓會升高，我的腎上腺素會分泌加速。同事建議我減少閱讀中國報紙的頻率，“總看這個對身體沒好處”，然而玩笑歸玩笑，我沒有辦法改變。看中國報紙已經成為我每天必做的事情，明知有害卻叫我欲罷不能，就像抽煙和喝咖啡一樣，成了積重難返的“壞習慣”。當然，這種“害”不是說中國媒體本身，而是他們看到阿拉伯問題的立場對民意的一種刻意誤導。

我不理解一家媒體花那麽多錢做那麽周密的準備派自己的記者到危險的利比亞的目的是什麽，如果這個記者每天對著卡紮菲的電視台為國內做同傳，那這種新聞在北京不能做嗎？這不是在浪費金錢嗎？中國記者在連線中不斷強調大部分利比亞人都支持卡紮菲，難道那些整日聚集在廣場和街道上的反對派們都是天外飛仙（或者中國媒體也像卡紮菲一樣，認為這些示威者是“老鼠”）？中國媒體告訴我們卡紮菲的部隊如何如何將反對派擊潰接連收複失地，卻不告訴我們替卡紮菲殺掉他的人民的有幾萬殺人不眨眼的外國雇傭軍；它們告訴我們利比亞人都享有免費的醫療保險，卻不告訴我們卡紮菲在長達42年的統治時間裏在利比亞建了多少所醫院；告訴我們的黎波裏的人民對卡紮菲上校感恩戴德，卻不提在這個每天出口160萬桶全世界最昂貴的石油的國家，600萬平民每人能分上幾杯羹。所謂大阿拉伯利比亞社會主義民眾國，無非隻是張空頭支票。
　　
另外，之所以大多數阿拉伯人接受了多國部隊對利比亞的空襲，無非是迫不得已的選擇，是希望借助多國部隊的軍事幹預給代表阿拉伯民意的利比亞反對派留下最後一條活路。然而中國媒體誤解了，轟炸開始之後，原本不關注阿拉伯革命的中國媒體瞬間亢奮起來，儼然成為一個堅定地反霸權主義鬥士。對於“1973號決議”的斷章取義，對於破壞停火協議的雙重標準，對於外國雇傭軍的緘默不語，對於空襲原因的刻意誤讀，讓懂得綜合各種信源了解真相的中國觀眾很快就意識到了中國媒體的立場與口徑——隻強調西方空襲造成的人道主義災難，鮮少報道卡紮菲對人民凶殘橫暴的鎮壓和屠殺。

我注意到一位中國記者把卡紮菲和薩達姆作比較，我個人認為這兩個人是沒有可比性的。薩達姆下台近10年，他的幕僚如今或早已斃命或身陷囹圄，卻很少有人對他提出批評。而如今卡紮菲的官員我們幾乎一個也見不到了，不是臨陣倒戈就是被卡紮菲扣押，能跑的都跑了，就連卡紮菲最值得信任的外長穆薩&#·庫薩也轉道突尼斯向英國投誠。中國媒體或許不知道它們的故意失誤已經被網友發現，在CCTV援引利比亞電視台的報道稱利比亞前內政部長尤尼斯沒有叛逃（利比亞電視台當時播放了幾年前尤尼斯與卡紮菲在一起的畫麵造假）之後不久，尤尼斯就出現在半島電視台辟謠，表示自己已經加入反對派陣營，然而後者沒有進入到那些中國主流電視台的新聞，這樣的事例不勝枚舉。
　　
中國的學術界和媒體常常誇大所謂革命領袖的作用，卡紮菲也就光榮地成為了“被受益者”之一，甚至有人把卡紮菲的《綠皮書》同中國的紅寶書相比。然而如果你足夠了解阿拉伯社會，你一定會做出相反的結論，《綠皮書》早就成了利比亞，甚至阿拉伯世界的一個大笑話。卡紮菲在書中的言論不但與他實際的執政方式不同，還經常自相矛盾令人費解。誰都不知道卡紮菲為了將這不嘔心瀝血的著作翻譯成全世界各種語言——包括一些我們根本就沒聽說過的語言——這一工程花費了多少錢。這本書中國也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出版過這本書的中文版，我在這裏不再多提，大家可以自己查閱。特別是他關於男女有別的言論，我敢保證，這些言論給你們帶來的快樂不亞於時下最流行的段子。
　　
按照我的理解，全麵報道一個事件是媒體的責任和義務。媒體應該所見所知即所報，不管這些信息是否符合你的價值觀。利比亞電視台可以作為一個信源，通過它你可以了解的黎波裏和卡紮菲陣營的情況，但這絕不是唯一的信源，班加西的反對派也是人，他們也是這場衝突的重要當事人。而我所看到的事實是，中國媒體的記者每天活躍在的黎波裏的賓館和大街小巷，跟著卡紮菲的手下到他們安排的街道、醫院、學校參觀采訪，他們的LOGO時常出現在手持卡紮菲畫像喊著口號的的黎波裏大媽麵前，而在反對派大本營重要的發布會上，你很難看到他們的身影。
　　
信源與信宿，或者說媒體與受眾是以信息為紐帶聯結在一起的，因此信息的可靠性和客觀性就成為了衡量媒體公信力的標準。媒體不是教師爺，它隻是一個行業，一個承擔著信息傳播義務的行業。然而，每每在突發事件發生時，中國公共媒體在第四權力上所發揮的作用遠遠遜於網絡和自媒體，那些懂得獲得多種信源並將它們解構吸收的受眾，它們會同時通過網絡來了解利比亞的局勢。有些敢於挑戰官方媒體權威的人已經開始行動，他們所傳播的信息為中國人開眼看世界提供了極其便利的條件，比如老榕，據我所知，在這次阿拉伯革命中，十七萬中國網民通過他的榕通社觀看了即時的網絡直播，一些中國人已經不再滿足於從單一的信源獲取信息，這直接導致的結果是中國人在利比亞戰爭中的立場再也不像從前的科索沃、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那樣統一了。這一方麵歸功於網絡的發展，另一方麵我們也不得不反思中國媒體不斷淪喪的公信力。
　　
中國擁有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按道理來說，中國媒體理應在國際舞台上具有與之等同的地位和影響。但遺憾的是中國媒體在國際上的聲音並不存在，我認為造成這種現狀的原因就是中國媒體缺乏自身的公信力。在國外，公信力就如同媒體的生命力，沒有公信力的媒體最終會走向倒閉，當然中國媒體就不會有這樣的擔憂。據我了解，中國政府已經啟動了450億人民幣推動中國的主要媒體向國際擴張的方案，以改善中國的國際形象，爭取更多的國際話語權。

但問題是，這些媒體在國內得不到信任，怎麽能在國際上受到尊重？ 埃及、也門等國的官方媒體已經成為了鮮活的例子，正是由於它們的內容失去了民眾的信任，因此這些媒體也間接地為獨裁者的下台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在埃及革命期間，埃及電視台為了號召廣場上的示威者回家，每天的天氣預報就是“今天特別冷，很可能下雨”，還有一個流傳於解放廣場的笑話辛辣地諷刺了埃及電視台，在周四晚上埃及電視台的節目播放完畢後，主持人微笑著向觀眾道別，“今天的節目全部結束了，我們明天星期六見！”，這無非是為了防止憤怒的埃及人在周五休息日將革命推向高潮。這些失敗者的教訓值得所有媒體反思。
　　
我們承認中國目前麵臨著很多內部的挑戰和外部的威脅，在未來的一段時間裏，中美關係可能會經曆一段複雜的時期，摩擦是必不可少的。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中國媒體得不到自己民眾的信任，那麽要如何應對這些挑戰呢？
　　
媒體都喜歡給自己貼上客觀、中立、平衡的標簽，但這些信條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媒體要迎合受眾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要站在人民的一邊，要站在正義的一邊，因此在很多情形下媒體無法做到中立。
　　
我們已經通過中國的媒體同行看到了一些不好的現象，比如在利比亞東部，中國記者已經成為了不受當地民眾歡迎的對象，我本人對這種事情感到憂慮。不謙虛地說，幾年以來，為了能夠讓阿拉伯世界的民眾用阿拉伯的眼睛，不通過第三方去認識、了解中國，我個人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當我看到中國媒體用這樣的報道破壞我們所共同建立起的信任時，我同樣感到痛心。
　　
我們感謝中國媒體對利比亞主權和領土完整是否被侵犯的關切，但是我有很多理由懷疑這種關切的目的是不單純的。一方麵是因為它們對於卡紮菲屠殺平民的視而不見，另一方麵，對於幾乎每天都在發生的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軍事侵犯，它們從來沒有表達出同樣的關切。就好像的黎波裏的平民的人權是人權，班加西和巴勒斯坦的人權就如糞土一般，這和西方國家在人權方麵的雙重標準有什麽本質區別呢？我也沒有看到任何一個關於已經持續了幾個星期的也門數百萬民眾示威遊行的新聞，這些人要求總統薩利和下台的訴求就不需要被關注嗎？誠然，也門和巴勒斯坦沒有蘊藏豐富的石油資源，中國在這兩個國家也沒有太多的經濟利益，但我以為石油和自由不止差一個三點水。也門雖然沒有石油，但這裏地扼紅海要衝曼德海峽，每年兩萬多艘貨輪從這裏通過，約占世界商品貿易運輸的8%，石油運輸的12%；南部的亞丁灣則緊鄰世界海盜中心索馬裏和吉布提，因此也門對於包括中國在內的整個世界都有著非常重要的經濟和戰略意義。
　　
中國媒體不願承認在阿拉伯國家所發生的是革命，這一點我可以理解。我並不因此感到焦慮，因為我知道他們早晚要承認。中國媒體經常把阿拉伯革命稱為動蕩、動亂或者街頭政治。我能理解穩定對於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但我以為流水不腐，戶樞不蠹，穩定也要靜中有變，畢竟醜化別人的形象並不能達到美化自己的作用。
　　
另一個問題是，中國媒體始終不肯將發生革命的這些國家承認為“阿拉伯世界”，這一點讓我不能理解。這些國家的統稱，不是中東，也不是西亞北非。我不需要多解釋這幾個地理名詞的概念和來源，但是我想強調“中東”和“西亞北非”都是西方國家創造的帶有嚴重殖民色彩的名詞，原因是他們要保持阿拉伯世界的分裂，不願看到這些國家成為一個整體，就像他們當年親手比著尺子對這片土地貪婪地瓜分一樣。

中國在該地區的利益與西方國家不同，中國官方也不斷強調中國與阿拉伯是“好朋友，好兄弟，好夥伴”。中國政府已經承認了阿拉伯世界作為一個整體在各種國際事務中發揮作用，中阿之間也建立了中阿合作論壇這樣的長效合作機製。在我和中國百姓的交流中，我也能深切感受到中國人對於阿拉伯團結的期望。在出租車上，當司機問到我的家鄉時，我已經習慣於不說出我的國籍，而說我是阿拉伯人。以前每當我說我是巴勒斯坦人，司機總是無厘頭地把我當成巴基斯坦人，殊不知這兩個國家相差千裏。有一次我告訴司機我是阿拉伯人，司機一句話直截了當地說，你們阿拉伯人最大的問題就是不團結。這個普通百姓一句話正中要害，無疑是向我的傷口上撒了一把鹽。我當時不服氣，很想反駁他說，你們中國人也不太團結。但他的話是事實，忠言逆耳，我無法否認。我同時跟他說，我們的人民都很團結，不團結的原因是我們的那些總統和當權者，也就是你們中國媒體通常把他們稱作“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的那些人。當我正準備告訴他，現在整個阿拉伯世界都爆發了革命，並且已經在團結的道路上走出了第一步的時候，我已經結賬下車了。後來我開始擔心，在中國的媒體上，或許他不會看到這些消息。
　　
伊紮特 2011年4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