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發芾
新華社前記者楊繼繩，寫了一本書，在香港出版，在大陸遭禁。這本書的名字叫做《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作者的父親，在那次的大饑荒中餓死了，因此他執著了寫了這本書。作為新華社記者，楊繼繩有很多采訪和查找資料的方便處，因而用讓人震撼的血淋淋的事實，給世人展示了共和國曆史的本來麵目。
這本書的電子版，我在一些地方看到過，但是都被刪除了，無法下載。
感謝博友波斯·小昭http://bosixiaozhao.blog.sohu.com/，我昨天在她的博客中下載了這本書的電子版，是ＴＸＴ格式的。
今天，在新浪的共享資料http://ishare.iask.sina.com.cn/cgi-bin/fileid.cgi?fileid=4436654下載了另外一種格式的《墓碑》，是ＥＸＥ格式的，看起來稍微方便些，不過比起ＴＸＴ格式來，表格的數字不方便看，因為沒有對齊，很難弄清楚互相對應的關係。但新浪共享資料的下載需要１分 的積分，可能許多人無法弄到積分。
在牛博網，有一位網友把《墓碑》改名為《相約１９５８》http://www.bullog.cn/blogs/vip94me/，連載，尚未被和諧，也許可以一看。
１９６０年前後的事， 我自己還沒有生下來 ，沒有記憶，但是，我的父母，我的哥哥姐姐，都對於當時的苦難，有刻骨銘心的記憶，他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當年死裏逃生的劫難。在我們村裏，一百人的小村在，有大概十來個中年人被活活餓死。據父母講，那時候是集體食堂，而食堂隻有清湯寡水，後來是清湯苦菜也沒有了。家裏沒有任何吃的東西。榆樹皮被吃完，苦菜根本等不及長出地皮，牽牛花的根子也是被掘地三尺挖得一點不剩，平時給豬吃的草，糠，甚至建築用的石膏都吃了。那時候，根本不是什麽自然災害，因為那幾年風調雨順，之所以根本沒有糧食，一是大量的糧食被國家強行調走，官府成立了窮凶極惡的搜糧隊伍，任何藏匿糧食的舉動都被認為是階級敵人的破壞，是現行反革命行為，有被立即處死的可能；二是大搞引洮工程，農村大量勞動力被拉到工地去了，沒有勞力收割；而著勞民傷財的工程，卻根本任何效益，不得不在造成巨大的損失的情況下下馬。
《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的第二章寫的就是我們甘肅的事，題目是《甘肅不甘》。大饑荒中，甘肅餓死了多少人，誰也弄不清楚。我記得，在十多年前，我在《甘肅經濟日報》當編輯的時候，當時的甘肅省副省長員小蘇曾經署名在《甘肅經濟日報》上發表文章談甘肅的農業問題，其中有一句說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甘肅餓死百萬人等等。追蹤甘肅大饑荒餓死人數的杜博智老先生，是我們的校對，敏感地保留了這份報紙。但是其他公開的材料都不會談及這些敏感的數字。
大饑荒到底餓死多少人，可能永遠隱沒在曆史的迷霧之中。楊繼繩估計是３０００萬人，而新老左棍們則極力否認，認為一個人也沒有餓死。相關的檔案材料已經被篡改。《墓碑》記載說，對於甘肅通渭餓死大量人口，造成人吃人慘劇富有重大責任的某位大人物，當後來《通渭縣誌》編纂出版的時候，利用手中職權，強行修改，致使一個曆史的罪人，在《通渭縣誌》中被改成積極向上級反應情況，帶領幹部教師深入農村救人的救世主，活菩薩，大救星。
餓死的已經永遠死去，不會開口說話；幸存的也逐漸死去，不會再作為證人；當局守口如瓶，諱莫如深；國家的檔案永無公開的時候，即使公開後也一定是麵目全非；而一幫左棍為了論證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優越性，仍在極力否認大饑荒的存在；無論是餓死的人的家屬還是虎口逃生的幸存者，都是這個世界上最弱勢的農民百姓，無力也無法為自己遭受的不公正發言。城市居民沒有遭到那樣的滅頂之災，國家幹部尤其高幹更有特供，所以，當迫害了老幹部的文革隨著強勢的老幹部被解放很快被否定，迫害知識分子的反右運動也因知識分子具有的有話語權被不斷地揭露的時候，造成數千萬人被餓死的慘劇，卻仿佛不曾發生。因為餓死的是種糧食的農民，是用自己的血汗養活這個國家的最弱勢無助的農民，他們沒有話語權，也沒有代言人，他們隻能這樣靜悄悄地在曆史上消失。
下麵是該書中涉及甘肅一些地方的慘狀（甘肅是我的家鄉）的一些記述：
不少地方發生人吃人的事件。臨夏市全市10個公社，41個生產隊，588人吃掉337具屍體，其中，僅紅台公社就有170人，吃掉屍體125具、活人5名。小溝門生產隊8個作業隊，有6個隊發生吃人的情況。23戶吃掉57人。有的父子、母女、夫妻、兒女、姐妹相互殘食。有的吃剛死的人，有的吃埋了7天的人，甚至埋了一個月的人也被吃了。癿（讀qie）藏錦光生產隊，馬希順吃了病人的屍體，自己死了，全家11口人也全部死掉。社員白一努先後吃了8個死人，其中有父、妻、女、三代人。癿（讀qie）藏公社貧農社員馬阿卜都，餓得奄奄一息時，囑咐其女馬哈素非說：“我身上的肉沒有了，我死後可把我的心挖出來吃。”馬死後，其女就把他的心挖出來煮了吃了。癿（讀qie）藏公社團結生產隊貧農社員馬一不拉夫妻二人把自己14歲的女兒活活吃掉，馬死後又被其妻吃掉。紅台公社小溝門作業隊李尕六吃了自己的兩個死孩子。李尕六死後又被社員胡八吃了，胡八死後，又被肖正誌吃了。
除了餓死以外，還有打死的。在農村，幹部不僅掌握著“印把子”、“刀把子”可以對不聽話的群眾施以種種酷刑。甘肅省對農民的刑罰有100多種，如：臉上刻字、拔頭發、剪耳朵、砍指頭、頭上澆開水等。幹部還掌握著勺把子，秤把子，可以隨時剝奪農民的吃飯權。對不聽話的可以扣飯、扣糧，讓他活活餓死。被揭露出來的清水縣的問題就比較突出。1962年12月3日甘肅省委三屆四次會議上通過的《中共甘肅省委關於兩年來貫徹執行西北局蘭州會議精神若幹問題的檢查報告》中寫道：“清水縣白駝公社黨委書記王榮親自指揮總支書記王秉振打死生產隊長馬春生。黨委副書記張世秀，酷打社員30多人，給有些被鬥群眾嘴上戴驢籠頭，身上駕著馬鞍子。總支書記文五美，親自組織撞鬥、捆綁社員40多人，並私設牢獄，把三個生產隊幹部非法關押了40多天。總支書記李文生，捆打社員20多人，致死2人。生產隊長南維正，打死逼死社員6人。有的社隊比白駝的情況還嚴重，那裏成了壞人統治的天下。”
……
一方麵睜眼不看餓死人的事實，一方麵向上級說假話。碧玉公社趙河生產隊已死亡50多人，生產已經停頓，（通渭縣委第一書記）席道隆等卻在向上級報告中寫道：“社員情緒飽滿、牲口體力壯，生產搞得較好。”
在隴川公社召開了一次整社征糧的千人現場會，席道隆在講話中強調說：“要繼續反右傾，鼓幹勁，特別是在糧食問題上，無論阻力有多大，困難有多少，糧食征購任務一定要完成，對於那些頑固不繳的，要想盡一切辦法迫使其繳出來，必要的時候，我還是那句老話，要政治掛帥。政治就是革命，革命就不是請客吃飯，不能文質彬彬，要有革命的鐵的手腕和鐵的行動。” 縣裏向公社下達命令：“完不成糧食任務，提頭來見！”常河公社書記趙殿京聽完全縣電話會議以後，已經是淩晨兩點了，還坐在床邊不說話。縣團委書記孫毓業看他神情不對，問道：“怎麽啦？”趙殿京說：“明天完不成任務，讓我提兩個人頭來見。我趙殿京隻有一個人頭，哪有兩個人頭！”他們隻好連夜下鄉搜糧食。
會後，縣裏成立了“萬人整社團”，到各生產小隊和農民家裏搜糧食，挨門挨戶，翻箱倒櫃，普遍搜查，斤兩不留，有的地方挖地三尺。搜查中見什麽拿什麽，連婦女的針線包也拿走了。如隴陽公社搜查了637戶，無償拿走了農民雜糧43833斤、麵粉3235斤，洋芋31089斤，菜150斤，銀元272枚，銅404斤，布30匹。農民說，“萬人整社團”實際是“萬人搜糧團”、“萬人搶劫團”。
在搜糧食過程中，對群眾采用各種殘酷的刑罰。當時的口號是：“寧欠血債，不欠糧食。完成糧食任務就是血的鬥爭”，“決心要大，刀子要快，哪裏擋住，哪裏開刀”，“向小隊長要糧食，向資本主義要糧，為全縣爭光，為公社爭光”。為了搜糧食，把生產隊幹部集中起來算賬，逼著他們交待糧食藏在哪裏。他們提出“一個會議，十個戰場”的口號，把逼糧食會當成對敵鬥爭的戰場。有的公社開萬人鬥爭大會，民兵帶上機槍、步槍、馬刀警戒助威。馬營公社黨委書記張學聖親自主持鬥爭，毒打群眾160多人，當場扣押勞教的66人。在這些鬥爭中，對被鬥的幹部和社員實施各種酷刑：竹簽子插指頭、站冰塊、雪埋人、打夯、拔胡子、戴紙帽子遊街、男女脫褲子互相戴在頭上、用包穀棒子和先麻（一種毒草）塞陰道、用繩子來回拉陰戶等120多種。在全縣大搜查中，搜出糧食1100多萬斤（大部分被“萬人社團”的人吃喝揮霍掉了），打死、逼死1300多人。群眾將這些惡行比作為“秦始皇”、“活閻王”、“黃世仁”、“狼狗”等。搜糧活動一共搞了40多天。
1959年11月3日，通渭縣委第一書記席道隆向各公社發布指示：“凡被批鬥的人，一個也不準回家，編入勞教隊，配備幹部民兵持槍看管”。全縣以公社為單位，組織了14個勞教隊，集中勞教1637人。這些人白天勞動，晚上鬥爭逼審，遭受到種種折磨。
1960年春天省、地委工作組據揭發材料統計，全縣50個公社黨委書記當中，有11人有人命案件，共打死、逼死了79人。42個公社主任中，有3人有人命案，共打死、逼死22人。他們的口號是“立場穩”、“心狠”、“手快”、“刀子利”。隴陽公社黨委書記李生榮打過53人，打死逼死12人。馬營公社書記張學聖主持召開了千人鬥爭大會，民兵架起輕機槍12挺，步槍和土槍50多枝助威。他在會場主持鬥爭、拷打群眾160多人，其中，當場被縛送勞教的66人當中因傷致死4人。
農民正在大批死亡的時候，幹部卻大搞特殊化。據定西地委擴大會議1961年1月13日的簡報記載，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到臨洮縣店子街搞試點，不吃農民的苜蓿飯，從蘭州飯店用專車送吃的。定西地委書記竇明海僅1960年就從商業、糧食部門要去肉339.7斤，油23斤，雞蛋260多個，糧食473斤，糖及糕點62斤，紅棗320斤，還有火腿、雞、罐頭、粉條、茶葉、水果等。
其實，席道隆也不是完全不顧農民死活的幹部，眼看著大批人餓死，席道隆也允許農民自找生路，1959年春，借中共中央一些向農民讓步的政策出台的機會，將一部分土地分給農民，實行誰種誰收；將牲口分戶喂養；給生產小隊下放權力；等。1960年1月上旬，隨著餓死人數的增加，席道隆連夜去地委匯報糧食情況和人口外流、死亡等問題，受到批評而回。他的這些良心發現以後的表現，後來為他帶來了災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