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為什麽發動文化大革命？（上）（zt）

        一、毛澤東為什麽發動文化大革命？ 

        文革前夕的毛澤東，一方麵對自己的權力和地位有危機感（用張顯揚的話就是：“生前防篡權，死後防清算。”）——這是他發動文革的原因；另一方麵，他的權勢達到空前的高峰——這是他發動文革的本錢.在文革四十年後的今天，有越來越多的人接受了這樣的解釋：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原因是，毛在1958年搞大躍進，搞三麵紅旗，導致三年大饑荒，餓死三、四千萬人，犯下滔天大罪，從此做賊心虛，唯恐大權旁落被別人篡黨奪權，唯恐死後象斯大林一樣被清算。所以毛要發動一場大清洗，以維護自己生前的權力與死後的地位。
      其實，毛的這種意圖在文革發動之初的兩個重要文本裏就已經有所透露。一是姚文元發表在1965年11月10日文匯報上的批判文章《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一是林彪在1966年5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姚文元批判吳晗的劇本是借古諷今，他特地聯係到“連續三年自然災害而遇到暫時的經濟困難”，帝、修、反“發動反華高潮”，“牛鬼蛇神們刮過一陣‘單幹風’、‘翻案風’”。
     這就不打自招，點出了毛的心病之所在，原來就是害怕別人追究三年大饑荒的罪過（毛嫌姚文沒打中要害。毛指出《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我們在廬山會議上罷了彭德懷的官”。這就不但坐實了毛在三麵紅旗問題上的做賊心虛，而且也表明了毛發動文革是為了針對黨內高層同僚）。林彪的518講話強調“反政變”。林彪說：“國內國外，國內是主要的。黨內黨外，黨內是主要的。上層下層，上層是主要的，危險就是出在上層。蘇聯出了赫魯曉夫，全國就變了顏色。”“我們現在擁護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後我們也擁護毛主席。毛澤東思想要永遠流傳下去。毛主席活到那一天，90歲、100多歲，都是我們黨的最高領袖，他的話都是我們行動的準則.”“在他身後，如果有誰做赫魯曉夫那樣的秘密報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壞蛋，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
      在其後不久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林彪明確講到，這次運動“就是要罷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組織上要有個全麵調整。”這就講明文革是一場旨在維護毛的最高權力和身後地位的大清洗。

       二、是權力鬥爭還是路線鬥爭？ 

      文革是一場權力鬥爭，但它不純粹是一場權力鬥爭。如果純粹是權力鬥爭，也就是說，鬥爭的雙方在方針政策或曰路線上並無重大分歧，那就意味著在這場鬥爭中，無論誰勝誰敗，除了對卷入權力鬥爭的人們的命運之外，對一般社會麵貌和普通民眾的生活都不會產生顯著影響。文革顯然不是這種情況。毛劉之間確有路線分歧。不過需要指出的是，對所謂劉少奇資本主義路線的指控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實的，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是“欲加之罪”，是“莫須有”，這是需要認真分清的。劉少奇真的是要走資本主義道路嗎？顯然還談不上。此其一。
         第二，什麽是毛主席革命路線？應當看到，毛在文革中提出的不少主張或理念，有的祇是掩飾錯誤的將錯就錯，有的則不過是權謀或權宜之計。這就是為什麽毛提出的很多主張，要麽大而化之，缺少具體規定；要麽前後矛盾，讓人無所適從；要麽虎頭蛇尾，脫腔走板，不了了之。 譬如在經濟政策上，毛知道他在大躍進時搞的那一套行不通，但他又要證明後來劉少奇搞的是“修正主義”該否定，可是他卻拿不出新的一套來取代，於是他就祇好滿足於提口號，增加政治運動的頻度和力度。在政治方麵，文革初期一再提到巴黎公社原則.毛在肯定聶元梓大字報時就講過這篇大字報是“二十世紀的北京公社宣言”，十六條裏明文規定要象巴黎公社那樣實行全麵的選舉製，可是等到1967年一月風暴，上海造反派奪權打算取名“上海人民公社”時，毛卻表示不讚同。十六條中規定的全麵選舉祇在一些單位成立文革會或革委會時實行過（當然，那還談不上是真正的民主選舉），地區的革委會沒有一個是通過普選產生的（包括奪權樣板的上海市革委會）。就在1967年3月，紅旗雜誌發表文章談到革委會的建立，閉口不談巴黎公社式的全麵選舉，而是提出由革命群眾組織負責人、解放軍駐軍負責人和黨政機關革命幹部“醞釀協商”。等到了1968年2月，紅旗雜誌文章幹脆說“迷信選舉是一種保守思想”。五七指示被認為代表了毛的“立”的主張，可是這一指示並未認真貫徹執行，五七幹校既是以該指示命名，看上去應該是五七指示的試驗田，但到頭來它祇不過是靠邊站幹部的集散地罷了。
     一直有人把毛發動文革說成是為了實現他的平等理想。此說實大成疑問。且不說在516通知等文件中總是對平等嚴辭批判，其實就連毛所盛讚的延安精神也和平等相去甚遠.中共在延安實行的是“一國兩製”，供給製祇惠及中共集團內部，並不包括邊區的普通百姓。再說延安的供給製也是“衣分五色，食分九等”（王實味語），等級分明得很。共產主義理想是要消滅三大差別的，可是偏偏是在中共掌權之後才有了城鄉戶口二元製，擴大了城鄉差別工農差別並使之製度化。這不能不使人想起奧維爾的《動物農場》裏的那句口號——“一切動物都是平等的，但是，有些動物比另一些動物更平等。”再舉一例，文革廢除了高考製度，把中學生全數趕下農村，遇到推薦上大學和招工參軍等機會，由於沒有硬標準，憑藉關係走後門大行其道。在所謂工農兵大學生中，幹部子弟占了極高的比例。在批林批孔運動中，廣大群眾要反對走後門，這時的毛卻說走後門的也有好人。這實在比文革前還更不平等。再者，我們知道，關於平等主義有一個著名的悖論：一場大規模的推行平等的政治運動，需不需要領袖呢？一旦有了領袖和群眾的區分，他們之間還能是平等的嗎？大概沒人會否認，毛時代的最大特點之一就是毛本人享有極大的、不受製約的權力。文革時代的中國，權力的不平等是舉世罕見的。僅此一端，就是對毛發動強調是實現其平等理想這種說法的莫大諷刺。 如果上麵說的大致不錯，那麽我們就可以明白，毛發動文革主要還是為了權力，理想和理念更多的祇是藉口，是手段。
      毛說：“不破不立，破字當頭，立也就在其中了。”但文革給人的整體印象卻是破多立少，祇破不立。其實這正好說明毛並非有自己的一整套成熟成型的東西，他祇是急於否定別人而已。

      三、毛在文革前夕的權勢地位 

       文革前夕，毛澤東是否大權旁落？或許在中共高層，毛的某些講話已不如過去那麽靈光，但在全黨全軍全國範圍內，毛的權勢卻是達到四九年以來的高峰。這無疑是一個十分值得研究但迄今為止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現象：“三麵紅旗”慘敗，導致了人類曆史上最大的人為大饑荒，暴君昏君的毛澤東不因此而垮台已經夠不可思議的了，殊不知三、五年後，毛澤東的個人威望不降反升，竟然還增至最高點，豈非咄咄怪事？ 事實上，在“三麵紅旗”遭到慘敗之後，毛澤東在黨內上層的地位已經嚴重削弱。毛退居二線，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不得不做了點“自我批評”。但是，毛仍然保留了黨主席和軍委主席這兩項最重要的職務；更具實質性意義的一點是，毛澤東依然被尊奉為中共的“教皇”。我們知道，共產黨國家是憑藉意識形態進行統治，誰在意識形態上占據正統地位，誰在實際上就享有最高的權力。也許，劉少奇一派人或許會認為，既然他們已經掌握了處理實際工作的大權，既然毛澤東本人的錯誤，起碼是在中共高層內部已經是心照不宣；那麽，他們便可望借助於他們在組織機關中的某種實力，約束住毛澤東的任意妄為。
       還在1961年，毛就被迫放棄了有關“三麵紅旗”的一係列政策，但是他依然堅持保留了“三麵紅旗”的口號。這後一點絕非無關緊要。從表麵上看，毛不過是在悄悄地糾正錯誤的同時力圖使自己保全麵子；然而，正是憑藉著這個似乎已被抽空的“麵子”，毛就對外維護住了自己一貫正確的神話，並且也為日後的反擊預留下了伏筆.接下來，毛做了兩件事：一是重提階級鬥爭，一是發動中蘇論戰。這兩件事都不難贏得黨內多數的支持。“三麵紅旗”的災難招致廣泛的民怨，各地的所謂“反革命”活動層出不窮.西方人猛烈抨擊，蘇聯人無情嘲笑，在台灣的蔣介石誓言“反攻大陸”，“解民倒懸”（在61年、62年，四川農民竟有過蔣介石的軍隊已經打進成都郊區石板灘的謠言）。不僅僅是毛澤東的個人權力，包括整個共產黨的權力，都處於危機之中。深刻的危機意識強化了中共上層的一體感。在這種情況下，毛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自然會贏得黨內多數的支持。與此同時，毛發動中蘇論戰，擺出一付要爭當國際共運龍頭老大的架式，刺激了、迎合了黨內和一般民眾的那種虛妄的民族主義情緒.於是，毛走出低穀，再度強化了他的領袖地位。再接下來，毛號召學雷鋒，批判文藝毒草；以後又提出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全國學習解放軍以及在城鄉展開四清運動。和這些運動相伴隨的則是規模越來越大的學習毛主席著作運動，如此等等。它們終於在廣大民眾、尤其是在青少年的心目中，樹立起毛澤東的無於倫比的偉大形象。
         正如克拉科夫斯基所說的那樣，毛澤東思想的“主要論點，似乎都是完全與馬克思主義格格不入的。”馬克思強調存在，毛澤東強調意識；馬克思強調經濟基礎，毛澤東強調上層建築；馬克思強調物質，毛澤東強調思想。不過依我之見，毛澤東並非一向如此（至少不是從一開始就走那麽遠）。在很大程度上，毛澤東對馬克思的修正是出於現代化建設受挫的反動。祇因為大躍進遭到慘敗而毛又不甘心認錯，毛才另辟新徑，別出心裁，獨樹一幟。
     其實，毛澤東領導中共贏得政權之初後，本來也是打定主意從事經濟建設，強化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似乎取得圓滿成功，毛澤東求勝心切，說“我們不能走各國經濟發展的老路”，遂發明“大躍進”。當時對鋼鐵、煤炭、糧食和棉花等主要生產項目都提出了產量加番的具體指標，把年產多少鋼多少糧看得比天還重。象“十五年趕上英國”“超英趕美”這類口號，今人祇知道去批評它的不切實際，很少注意去考察它背後的價值標準。所謂趕上英國和超英趕美，無非是指在短時期內使主要生產部門的產量達到英美的水平，其不言而喻的大前提是把物質生產的發達程度視為衡量社會先進與否的標準。中共“八大”決議聲稱，現階段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生產關係與落後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既然生產關係的先進性就體現在它能解放生產力，因此最終還是要落實到生產力的先進或發達上。可是，大躍進遭到慘敗。如果繼續遵循生產力標準，中國的情況簡直是令人沮喪，令人絕望的。就在這時，毛澤東轉移了目標，提出了另外的價值標準。“超英趕美”的口號悄悄收起，“反修防修”的口號取而代之。“向科學進軍”的口號不提了，取而代之的是“政治掛帥”，是“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經濟講得少了，革命講得多了，而且主要是講思想的革命化。物質的指標變成了精神的指標，革命不是為發展生產力的目的服務，革命本身就成了目的，成了標準，成了先進的同義詞.革命也成了人生的目的與意義，那時候人們評判一個人的唯一標準就是“你是不是革命的”。資本主義早就是垂死腐朽；現在的問題，不是我們要如何追趕西方（那意味著我們不如西方先進），而是我們要怎樣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受剝削受壓迫的人民（那意味著我們才是最先進）。蘇聯墮落變“修”，喪失了革命精神，不再是我們追隨的榜樣。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經曆史地移到了中國，毛主席是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紅太陽。中國的經濟固然還不算發達，但那都是先人的錯，洋人的錯.經濟不發達並沒有多大的重要性。列寧不是早就講過“先進的亞洲，落後的歐洲”嗎？林彪更進一步宣布，北美和歐洲好比“世界的城市”，以中國為首的亞、非、拉廣大地區則好比“世界的農村”。今天的世界正處於“農村包圍城市”的局麵，勝利屬於我們不屬於他們。
       在所謂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中國對內部更加嚴厲苛刻，對一切所謂舊文化舊觀念否定得更徹底，更不寬容，說是維護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其實比老祖宗還要左上三分；對外部世界則充滿敵意（幾乎一切境外電台都被視為“敵台”），富於攻擊性——雖然多半還祇是停留在理論上口頭上，美其名曰“支援世界革命”，“解放全人類”。在當年，最為毛的這套思想瘋魔的是青少年，尤其是城市裏的大中學生。 可以想見，毛發動的這一番目標轉移和價值替代也贏得了黨內高層的廣泛支持。畢竟，大饑荒的罪責不僅在毛，也在黨，因此黨也需要文過飾非。然而這種做法在恢複和強化了黨的地位的同時，造成了更強大的毛崇拜。那必然會引起少數高層人士的疑慮甚至某種抵製。這就形成了毛在黨內高層的地位有所下降而在全黨全軍全國範圍內卻達到高峰的奇特麵。
    
     四、為什麽要采取文革這種形式？

        文革前夕，毛澤東曾當著劉少奇的麵說：“我祇要動一根小指頭就能打倒你。”此話或許誇張，不過若祇是為了打倒劉少奇，毛澤東確實沒有必要非搞文革不可。 但問題是，沿用49年以來黨內鬥爭的慣例，很難把劉少奇置於死地，因而也就很難防止劉東山再起。在1967年1月17日，“打倒劉少奇”的口號已經響遍全國，毛在接見馬來西亞共產黨總書記陳平時還假惺惺地說：“文化大革命絕不是打倒一切，對劉少奇、鄧小平，我的意見，在召開下次黨代表大會時，還是應該選舉為中央委員.黨內總有左、中、右，那麽幹淨就不太好。但是很危險，可能紅衛兵不同意。”注意這個“可能紅衛兵不同意”：現在我們都知道，就連“打倒劉少奇”的口號其實也是中央文革小組向紅衛兵頭頭麵授機宜才提出來的。這就是毛要擺脫黨內鬥爭的成規而假借群眾搞群眾運動的原因。
      說黨內有一個以劉少奇為首的司令部自然是沒有根據的，不過在黨內確有不少幹部比較認同劉少奇。劉主持工作以來，頗有成效，勢力大增，毛澤東對開展黨內鬥爭並無把握，八大之後遲遲不敢開九大就是明證.毛的行事風格是一不做，二不休。他要一舉鏟除劉的體係，並借此給其他大大小小的幹部一次震懾。由於要打倒的幹部和陪綁的幹部都太多，不可能通過傳統的黨內鬥爭達到目的。再說，毛還要大力提拔親信和新人，而這些親信和新人原來的職位太低，循常規不可能使他們坐直升飛機占據要津，這也是毛要采取文革這種非常手段的一個原因。 還在1965年毛就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下麵的人就該起來造中央的反。毛發動文革，號召群眾造反，深知共產黨體製是高度中央集權的，上層一變，全黨全國就都變了。他希望造成這樣一種政治局麵，憑著多年來造成的對自己的個人崇拜，使得“下麵”能夠製約“上麵”。這樣，在他死後，就算是赫魯曉夫式的人物上了台，控製了黨中央，因為怕地方大員和革命群眾造反，想搞修正主義也不敢。所以毛要搞文革，要支持小人物造大人物的反。這就是林彪說的：毛百年之後依然是我們的最高領袖，誰要在毛的身後做赫魯曉夫式的秘密報告，就“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 

         五、文革未必是史無前例 

        文化大革命最怪異也最費解的一點莫過於：身為共產黨主席的毛澤東竟然號召和鼓勵群眾起來批判和衝擊他所領導的共產黨.此舉被認為是史無前例。其實未必。 首先，它和古代某些開國皇帝殺戮功臣之事不無類似之處。例如朱元璋，清代史學家趙翼說朱元璋“藉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盡取天下之人而殺之，其殘忍實千古所未有”。分析起來，朱元璋大殺功臣並非祇是其天性“雄猜好殺”，那也和他的特殊情況有關.朱元璋出身微賤（在這一點上他和李淵、李世民以及趙匡胤大不相同），又不是義軍的創始領袖（在這一點上他又不同於劉邦），因此他感到自己做皇帝的權威先天不足；而和他一道打天下的功臣們又多是桀驁不馴之輩（能不是嗎？）。朱元璋殺功臣是為了消除威脅其家天下的隱患，並把官僚集團改造成更順手的工具。我們知道，毛澤東對朱元璋十分欣賞.早在文革時期，就有人私下議論，把毛澤東的文革和古代的殺功臣作類比。應當承認這二者確有相似性。
      其次，像毛澤東這樣，發動廣大群眾對各級黨組織和各級幹部進行批判的做法，可視為古代僭主統治術的現代運用。亞裏士多德指出：“猜疑是僭主政體的特征。君王都由其朋從為之維持和擁護；至於僭主，卻別有他的經綸：他知道全邦的人民誰都想推翻他，但祇有他的那些朋友才真有推翻他的能力，所以朋友們最不宜信任，對他們是應該特別注意的。”為了防範其朋從“篡黨奪權”，僭主有時就要利用下層民眾.僭主有時故意放縱奴隸等地位更低下的人。這些人一般不至於對僭主的威勢不滿，不至於參加反僭主的活動，他們往往更嫉恨主人或其他地位較高的人，因而樂於揭發主人，熱衷於把大人物們扳倒或拉平。這種人也就更會樂於僭主的統治，就像樂於平民政體一樣，而僭主也就樂得作出一副“小人物”保護者和“平民領袖”的姿態.共產極權製度不同於傳統的君主政體而與僭主政體更相似。
       一方麵，最高領袖必須借助於龐大的黨組織或曰官僚係統才能實行對全社會的嚴密控製；另一方麵，黨組織或官僚係統——尤其是其上層——本身又可能成為領袖貫徹自己意誌的某種障礙，甚至成為領袖權力的直接威脅.因此，精明的領袖就使用兩套手法，一會兒利用黨組織去壓迫民眾，一會兒又利用民眾去整治黨組織。毛既是黨主席，是最大的官，又好像是受黨組織、受官僚係統壓製下的人民群眾的領袖，集兩種對立角色於一身，其奧秘就在於此。毛澤東是因為擔心共產黨的各級官員不那麽順從不那麽聽話了，所以才發動和利用群眾起來批鬥當權派，借群眾之手完成一場空前規模的大清洗，然後再重建官僚係統，使官僚係統成為他個人更加得心應手的工具，從而確立自己的絕對權威，走向最高程度的獨裁。

      六、斯大林的大清洗和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 

       正如法國學者福瑞（Francois Furet）在《一個幻象的消亡》（The Passing of An Illusion）裏所言，像文革這種“革命中的革命”（a revolution within the revolution，用林彪的話叫“革革過命的人的命”），像這種“摧毀他們仍是其領袖的黨”，斯大林在大清洗裏就搞過.嚴格地講，說斯大林發動大清洗和毛澤東發動文革是“摧毀他們仍是其領袖的黨”是不準確的。因為在當年，黨是被領袖所代表的。這是列寧主義政黨的一個基本特點，如馬雅科夫斯基在長詩《列寧》中所說： “黨和列寧——是一對孿生的弟兄。 在曆史母親看來誰個更為可貴？ 當我們說到列寧，我們指的是黨；當我們說到黨，我們指的是列寧。“ 整個運動都是以領袖的名義、因而也就是以黨的名義進行的。在整個運動期間，黨和領袖一樣都仍是神聖不可侵犯的。盡管有大量黨的機關和黨的官員遭到清洗，但那都不是以反對黨的名義，而是以保衛黨的名義進行的；被清洗者都被指控犯有“反黨”的罪行（所謂三反分子，即“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另外，軍隊的黨組織基本上未受到衝擊。我們知道，1968年秋天，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發出《關於已經成立了革命委員會的單位恢複黨的組織活動的批示》，毛進而提出“吐故納新”，黨組織廣泛吸收新黨員，並把大批新人提拔到領導崗位。由此可見，文革與其說是摧毀黨，不如準確地說是整頓黨，是對黨的大換血，使黨成為偉大領袖的更加得心應手的工具。 不妨再談談斯大林的大清洗。斯洛文尼亞學者斯拉沃熱。齊澤克（Slavoj Zizek）在他的《有人說過集權主義嗎？》（Did Somebody Say Totalitarianism？）一書中引用了蓋迪與納莫夫（J.Arch Getty，Oleg.V Naumov）在他們合著的《通向恐怖之路》（The Road to Terror）裏的一段話。作者說：“在1933年和1935年，斯大林和政治局聯合各級幹部的中堅份子篩選或清洗無助的普通黨員.然後，地區領袖們利用那些清洗來鞏固他們的機器和開除‘不合時宜的’人們。反過來，這產生了1936年的另一次力量組合，在這次組合中，斯大林和莫斯科的幹部站在了普通黨員一邊，他們抱怨受到了地區中堅份子的鎮壓。1937年，斯大林公開動員全體‘黨員群眾’反對幹部；這為大恐怖者摧毀中堅份子的行動提供了重要力量。但是，1938年，政治局改變了力量組合並加強了地區幹部的權力，作為其試圖在恐怖期間恢複黨內秩序的努力的一部分。” 斯拉沃熱。齊澤克寫道：“當斯大林采取冒險行動時，局麵一發而不可收拾。他直接求助於低層普通黨員，鼓勵他們說出他們對地方黨領導獨裁統治的抱怨——由於他們對政權的憤怒無法直接表達出來，便更加猛烈地向個人化了的替代目標爆發出來。由於上層幹部在清洗中同時掌握著行政權力，便導致了自毀式的惡性循環，實際上每個人都受到了威脅（82個地區黨委書記中，79個被槍斃了）。” 齊澤克指出：斯大林直接對廣大黨員講話，采納他們反對官僚主義的態度的策略是非常冒險的。因為正如蓋迪和納莫夫所說：“這不僅威脅到將上層政治公開交於公眾審查，而且還冒著使整個布爾什維克政權名譽掃地的風險，斯大林本人就是該政權的一個部分……最後，在1937年，斯大林破壞了遊戲的所有規則——實際上是徹底毀掉了遊戲，發動了一次群眾鬥群眾的恐怖行動。”
       按照上麵的敘述，斯大林的大清洗運動實際上可以分為三個階段：首先是聯合各級幹部打壓普通黨員，其次是支持普通黨員反對各級幹部，最後是重新加強地區幹部的權力，恢複黨內秩序。這裏的第二階段不是和文革中的造反運動有幾分相似嗎？正是這第二階段，“為大恐怖者摧毀中堅份子的行動提供了重要力量”。這就如同文革中毛的“炮打司令部”和“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為打倒一大批老革命提供了重要力量。 在《古拉格群島》裏，索爾仁尼琴講到斯大林的肅反運動（即大清洗）時也聯想到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無獨有偶，這兩件事都是發生在共產黨掌權後十七年（斯大林的大清洗開始於1934年）。索爾仁尼琴說：“我們大可懷疑這裏有曆史的規律性”。斯大林搞大清洗也打出“擴大民主”的旗號。按照著名的蘇聯問題專家阿。阿夫托爾哈諾夫在《權力學》裏的描寫：“在報刊上掀起一場‘揭發和鏟除人民敵人’的大運動。《真理報》和地方黨報黨刊所發表的三分之二的材料是談‘揭發和鏟除人民的敵人’的。在每個黨員，每個‘非黨布爾什維克’展開‘布爾什維克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標誌下，要求對‘人民的敵人’提供揭發性材料。‘即使批評祇包含百分之五到十的真情，這樣的批評也是我們所需要的’——為了鼓起人數眾多的告密者大軍的精神，通過口頭和書麵的宣傳一再重複斯大林的這一著名要求。從‘揭發人民的敵人’和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的角度來說，所有的機關、工廠、礦場、鐵路和水路、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各類學校、藝術界、文化界、科學界都牽涉到了。……黨員與黨員，黨委與黨委，州與州，共和國與共和國在揭發人民的敵人方麵展開了競賽。……告密具有瘟疫的性質和斯達漢諾夫運動時的規模。告密督促著所有的人，兄弟告發兄弟，兒子告發老子，妻子告發丈夫，所有的人告發一個人，一個人告發所有的人。……如果說在首都事情還是按照特征表發展的，在地方上告密狂則發展成了告密混戰。” 有一種流行的說法是：毛澤東搞文革是靠群眾，斯大林搞大清洗是靠秘密警察。其實不盡然。斯大林搞大清洗也是要靠群眾的，靠群眾——普通黨員和非黨布爾什維克即革命群眾——的揭發批判。其實稍微想想就會明白，如果不是發動群眾大舉揭發，如果單單靠斯大林和內務部，怎麽可能在短短的一年多時間裏就清洗掉那麽多從中央到地方的黨政軍領導人呢？
       大清洗與文革的區別之一在於，在蘇聯的大清洗中，內務部擁有非常權力，可以逮捕任何地方上的黨的官員，群眾對他們認定的“人民的敵人”沒有直接處置權；而在中國的文革中，群眾組織自己常常就可以把他們認定的走資派等拉下馬，奪權或關入自設的牛棚以及諸如此類。 大清洗對蘇共精英造成空前的災難.蘇共十七大選出的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的70％被槍決；列寧在其政治遺囑中提到的六名領導人（托洛茨基、斯大林、季諾維耶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達可夫），除斯大林本人外，全都死於非命；老布爾什維克幾乎被消滅幹淨；與此同時，斯大林提拔了五十多萬（！）年輕黨員擔任黨和國家領導職務，以填補老革命被清洗後留下的空缺，他們基本上都是在列寧逝世（1924年）後才入的黨（如索爾仁尼琴所說“斯大林正在選拔更順手的人”）。就這樣，蘇聯共產黨成了斯大林的黨.中國的文革與此類似，中共八大選出的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有70％被打倒或靠邊站，祇是大部分人沒有被肉體消滅。通過文革，毛澤東把四人幫等一大批新人安排進各級領導崗位，使得共產黨成為他自己更加得心應手的工具。但是也正像索爾仁尼琴指出的那樣：在蘇共二十大之後，“今天正在製造著新的神話。凡是反映三七年的小說，或者提到三七年的文章，必定是敘述共產黨領導幹部的悲劇。眾口鑠金，我們也不由得跟著以為三七－三八監獄年被關進去的全是共產黨大人物，好像此外沒有別人。但是當時被抓起來的幾百萬人當中，黨和國家的大官們怎麽也超不過十分之一。甚至在列寧格勒排隊探監送牢飯的，多半也是象賣牛奶的女人那樣的普通婦女。”中國的文革也是如此。現在許多人一提起文革浩劫，以為那祇是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的災難，有人甚至還以為文革給普通老百姓帶來了這樣或那樣的好處，甚至把毛澤東還看成普通老百姓的大恩人。實際上在文革中遭受苦難的絕大多數都是普通老百姓。 主張“兩個文革”和“人民文革”的人不妨想一想：如果有兩個文革，是不是也有兩個大清洗呢？一個官方的大清洗，一個人民的大清洗。在蘇聯的大清洗中，難道沒有人趁機揭發和鏟除那些真正的人民的敵人嗎？在被打倒被處決的蘇共官員中，難道就都是好人？難道就沒有很多壞蛋，就沒有大大小小的斯大林分子嗎？再說，狡詐的暴君總是把一切功勞歸於自己，把一切錯誤歸於別人。當暴君意識到自己的某些決策引起廣泛的民怨，他就會把一些忠實執行自己決策的下屬推出去作替罪羊，例如先後主持大清洗的內務部長雅戈達和葉若夫就都是斯大林親自下令撤職並處死的。我們能不能由此便得出大清洗具有某種人民性的結論呢？
 
       七、絕對權力絕對腐敗的絕對標本 

      有人說，毛澤東發動文革是為了“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麵地、由下而上的來揭發我們的陰暗麵”（ 1967年2月3日 毛澤東會見阿爾巴尼亞代表團卡博。巴盧庫的講話）。不對。若說“一種公開地、全麵地、由下而上的揭發陰暗麵的方式”，那本是現成的，早已有之，何須再去尋找？這就是新聞自由。毛對新聞自由的威力清楚得很。毛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講到：“一個高級社（現在叫生產隊）一條錯誤，七十幾萬個生產隊，七十幾萬條錯誤；要登報，一年登到頭也登不完。這樣結果如何？國家必垮台.就是帝國主義不來，人民也要起來革命，把我們這些人統統打倒。”由此可見，毛所要尋找的“公開地、全麵地、由下而上地揭發陰暗麵的方式”，是那種在他一手控製之下，遵循他的意誌，依據他的思想，專門揭發別人的陰暗麵，專門揭發他的政敵們的陰暗麵的方式。這就是文革。 應該說早在1957年毛就做過這種嚐試了。當時，毛號召民主黨派和青年學生給黨提意見，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四大”始於此），“在全黨重新進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義、反宗派主義和反主觀主義的整風運動”。殊不料引出一大堆右派言論，反對個人崇拜，反對黨天下，要求修正主義要求自由化，於是毛展開反擊，整風就變成了反右。我們完全可以說反右是早產的文革，是流產的文革。等到九年之後，黨的思想改造大見成效，毛澤東思想深入人心，尤其是廣大青年學生，這一代青年學生被洗腦的程度堪稱史無前例。當劉少奇們把聶元梓、蒯大富和清華附中紅衛兵們打成右派時，他們顯然大錯而特錯，因為聶元梓、蒯大富和清華附中紅衛兵分明不是右派而是左派，是比左派還左的極左派。他們的立場難道不是和五七年的林希翎、譚天榮們截然相反嗎？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聶元梓大字報，同時發表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直言不諱地宣布：“凡是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反對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指示的，不論他們打著什麽旗號，不管他們有多高的職位、多老的資格，他們實際上是代表被打倒的剝削階級的利益，全國人民都會起來反對他們，把他們打倒，把他們的黑幫、黑紀律徹底摧毀”（這段話在“炮轟”、“火燒”中被無數次引用）。直到今天，仍有人宣稱毛澤東發動文革，鼓動廣大群眾向他自己締造的黨組織和國家機器造反是“偉大的創舉”。然而，這是怎樣的一種偉大創舉啊？毛分明是嫌他的黨、他的國家機器對他還不夠十分地順從（？！），毛分明是要把黨和國家進一步變成自己的百分之百的奴仆和工具。這是古今中外一切獨裁者內心向往但多半不敢公開說出口的最大夢想。這是邪惡的偉大，無恥的偉大。這是絕對權力絕對腐敗的絕對標本。人世間還有比這更狂妄、更邪惡、更無恥的嗎？ 另外，把毛發動文革說成是反對官僚主義也是極大的曲解。毛在五七年整風運動中倒是把反對官僚主義當作主要對象的。文革的目標明明是反修防修，其對象明明是走資派和資本主義路線.毛祇是在個別講話時提到官僚主義而已，從未將之列為運動的重點對象。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