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實的曆史資料——【人禍】：第八章 反右傾饑饉蔓延（zt）

                        第八章　反右傾饑饉蔓延　
　
       清除了彭德懷，毛澤東立即著手組織忠於自己的隊伍。林彪自一九五○年毛提名他率兵赴朝鮮作戰時他稱病推辭之後，一直處於「養病」狀態，九年中未做什麽工作。但是十個元帥中，林彪是唯一與彭德懷無私交的（據彭一九五○年至六七年的警衛秘書說，兩人從未有過私人之間的往來），所以毛認為他最可靠，提議由林彪接任國防部長。
　　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九年的解放戰爭中，林彪任第四野戰軍司令時的政委羅榮桓元帥是政治局委員，但未出席廬山會議。當彭真打電話給羅，告以毛擬讓林出山的打算並徵求他的意見時，他立即直言表示林的身體不好，不宜擔任此一職務，建議由賀龍元帥擔任國防部長。彭真向毛轉達此意見，未被采納。這樣林彪便當上了國防部長。 　　
     應該說，林彪的思想同毛澤東很不一樣，林的思想按毛的標準判斷是十足右傾的。譬如，毛澤東主張實行供給製，認為獎金反會使人變懶。林彪則不同。他在古書中找到一段近三千年前薑太公的話：「太公曰：緡微餌明，小魚食之；緡降餌豐，大魚食之。故以餌取魚，魚可殺；以祿取人，人可竭。」並在旁邊用筆批道：「如工資的原理」，「工資之強大作用」。可見他的思想並不脫離實際。毛澤東搞大躍進，他不敢公開唱反調，便在自己的筆記中斥之為「憑幻想胡來」。實際可以說，在眾多中共高層首腦中，林彪可算是頭腦相當清醒的一個。
 　　一九五八年，張春橋為毛澤東的供給製呐喊的文章說紅軍「兩萬五千裏長征，有誰發過工資？」殊不知當年紅軍長征打頭陣的正是林彪的部隊。林彪在和平環境下知道工資有其「強大作用」，足見他與準備實行空想社會主義的毛澤東在思想上並不合拍。他後來的言論越來越左，那是為了向毛獻媚，投其所好而作的表演罷了。
 　　就毛的立場而言，選擇林彪掌握軍隊這一招是做對了。他與林彪互相利用，彼此施盡權術，在文革中達到巔峰。借助軍隊這尊神，毛成功地鎮住了劉少奇等人，並迅速將劉清洗、整死，從而實現了發動文革的主要目的。林彪則借了毛的庇護、縱容，成功地消滅了最有實力取自己而代之的賀龍。文化革命與廬山會議的關係由此可知一二。
 　　基於共同的政治需要，毛、林在廬山會議結束的第二天（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八日）就在北京召開了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一來肅清彭德懷在軍中的影響，二來清除不可靠份子。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這是中共召開最高級會議的場所，會議應當開得很隆重，但是一百四十名與會的軍隊首腦中沒幾個積極份子，會開得冷冷清清。毛的打手康生扭轉不了局麵，便請毛親自出馬。毛看到高層軍人不願同彭劃清界線，便決定利用與彭無直接交往的中層軍人來當打手。他暗示將會議擴大到一千餘人，同時派出十八架飛機將各地的軍人接到北京。
 　　軍人畢竟比政治家秉直、正派，會議仍然開得不順當。大會批判過後是小組表態，總參謀部和軍委辦公廳合起來的那個小組，就沒有人肯當打手。大家都還記得去年軍委辦公廳組織人們到河北安國縣參觀時，曾檢閱公社的「老將班」、「鐵姑娘隊」，可是不到十分鍾光景，接連有幾位瘦弱的老人昏倒在地。他們還發現社員在餓肚子，公共食堂裏隻有幾籠紅薯乾和清如湯水的玉米粥。他們回到自己的車子想吃午飯時，發覺幹糧全被饑餓的農民偷走了。一位老漢帶著一個女孩朝這些「人民子弟兵」的高級將領們跪下，乞求道：「老總，可憐可憐俺這小孫女，行行好吧．．．．」回想起這些場麵，他們誰還願意向為民請命的彭元帥落井下石呢？
 　　主持該小組會議的中共中央候補委員、解放軍總參謀裝備部部長萬毅打破沉悶場麵說：「直說了吧，現在有人盡做好夢，頭腦發昏．．．．．全然不顧地下的老百姓吃苦受窮！我敢說，彭總的『意見書』一點沒錯！．．．．讚成彭總意見的請舉手。」
 　　經他這麽一鼓動，總參謀部的副總長們，各部門的部長們，辦公廳的主任們，全都鼓足勇氣舉起了手。
 　　雞蛋碰不過石頭，萬毅立即被宣布為「彭德懷的狗腿子」關押起來。但不怕死的人還有。當林彪在大會咒罵彭德懷時，北京軍區參謀長鍾偉將軍突然在台下大聲喊道：「胡說！你們完全是無中生有，造謠惑眾！」他大聲為彭辯誣，並大喊：「彭德懷的『軍事俱樂部』已經宣布成立了，那就宣布我鍾偉是這個俱樂部的成員吧！也拿我去槍斃吧！」 　　不出五分鍾，鍾偉被扣上手銬架出了會場。他一路還在喊：「毛主席呀，你可不要上他們的當．．．．你要警惕呀！」（注１：關於此次會議，參見馬輅等著《國防部長浮沉記》。）
 　　殺雞儆猴，殺一隻儆不住，就再殺一隻。中共中央委員、沈陽軍區司令兼副總謀長鄧華就在被「殺」之列。鄧華在一九五○至五三年的朝鮮戰爭中是司令彭德懷的副手。毛既認定彭是「禍首」，沈陽軍區又是最重要的軍區，彭與鄧的關係又那麽好，自然非除去鄧不可。毛一貫善於借他人之手行事，所以他在軍委擴大會議批鬥鄧之前，隻是說「有些同誌對鄧華有意見」一類不痛不癢的話，聽任林彪出麵去做惡人。林主持會議，批鬥、搞倒了鄧華，將鄧逐出了軍隊。鄧華被趕出軍隊時尚不到五十歲，他的照片從博物館中消失，名字也從書中刪去，好像這個人從未存在過。一九六六年底，彭德懷在成都無意中聽說鄧華就在離他住處不遠的地方隱居，便帶了一名警衛去看他，但他到了牆外卻停住了，擔心會麵後給兩人都會帶來政治上的麻煩，他終於悵然離開了那裏，不久彭被抓到北京入獄，一直到死，兩位老戰友都沒能見上麵。
 　　在與彭關係密切的高級軍事幹部中，先後被當作「軍事俱樂部成員」遭清洗的還有中央軍委副秘書長兼總後勤部部長洪學智，瀋陽軍區政委周桓，鐵道兵司令滕代遠，國防部副部長蕭克等上將銜軍人。被整掉的較低級的軍隊幹部不可能一一列明，除了抗戰後國、共、美三方談判時周恩來的助手童陸生少將外（童在「反右傾」後被送北大荒勞改），值得一提的是慕生忠少將。
 　　一九五一年，慕生忠率領一支先遣部隊從青海跋涉到拉薩，曆時幾乎四個月，死了近百名官兵、成千的騾馬，大批糧食拋在千裏無人區。一九五三年，他任西藏運輸總隊政委，又指揮兩萬七千頭駱駝的運輸隊從青海格爾木沿昆侖山腳向南行進。一趟西藏跑下來，駱駝死了四分之一。當時康藏公路（西康至西藏）正在修築，但那條線冬季雪封山，夏季要塌方，不能保持暢通，因此他萌生了一個大膽的、中外探險家聽了都會搖頭的計劃：修築青藏公路（青海至西藏）。國家沒有這個計劃，但彭德懷支持了這個近乎冒險的計劃。吃盡千辛萬苦，他們打通了海拔五千四百米高的唐古拉山口，修築了世界上最高的一段公路。修路時，慕始終在工地上，修到拉薩。通車典禮過後，他又乘車沿公路北上，經蘭州到北京，見到彭德懷，在彭那裏連飲了三杯好酒。五七年十二月，毛澤東曾將他請去，用讚賞的口氣問他，「你當時怎麽敢設想修這條路？」並且留他吃了宵夜，幾天後在政治局會議上還表揚過他。這樣一位立過大功的英雄，在廬山會議後竟成了「彭德懷的黑幹將」。 　　對張聞天的鬥爭持續了好一陣，直到將他身體弄垮，送進醫院才告一段落，出院後，他找總書記鄧小平要求工作，心直口快的鄧小平建議他「研究國際問題」；經驗老到的劉少奇則讓他這個「裏通外國份子」「暫時回避」國際問題，改去搞經濟。國家經委主任李富春表示歡迎，但毛卻將李的請示駁回，結果張隻能到經濟研究所去當個掛名拿工資的「研究員」。
 　　彭德懷執掌過軍隊，毛澤東防他甚於防張，將他軟禁在明末山海關總兵吳三桂金屋藏嬌（陳圓圓）的「吳家花園」（今京郊清華大學和頤和園之間）。為防彭自殺，安眠藥須逐日按量發給。彭看出了名堂，對醫生說：「你放心，我不會自殺，也不會當反革命。」不自殺這點他是做到了，文革中無數性格倔強、不甘受辱的人以死抗爭，他卻在苦痛中挺著，絕不自殺，直到被整死。可是「不當反革命」卻由不得他，一九六七年毛將廬山處理彭的「決議」首次公布，就是為了正式通知全國彭是反革命，隻是彭自己不承認罷了
。 　　彭被軟禁，昔日同事有膽量去看他的不多。朱德元帥當年是軍隊的總司令，雖然在廬山挨過批，會後在九月間的軍委擴大會議上又被檢討，他的檢討甚至被發至全國每一個地方的縣黨委和軍隊的團黨委，他仍然自信毛不能拿他怎麽樣，因此照舊去找彭下棋。李誌民上將怕自己去了會有麻煩，便讓兒子翻牆跳進吳家花園去向彭問好。楊獻珍借口彭是高級黨校的特殊學員，親去看望過彭。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負責高級幹部的生活安排，也去過那裏。除此之外，能鼓起勇氣去看望彭的就隻有前國民黨將領趙壽山了。 　　趙是一九三六年西安事變的主謀之一，當時是楊虎城的副手。事後他造訪紅軍駐地，與周恩來、彭德懷分別長談，並要求加入中共。由於周指示他留在國民黨軍隊中，他直到一九四六年受到懷疑，被撤銷第三集團軍司令職務之後，才設計潛離國民黨控製區，到中共解放軍擔任彭為司令的第一野戰軍的副司令，協助彭解放了大西北。探望彭之後，由吳家花園回到家中，趙悲憤填膺，痛哭了一場。
 　　彭、趙二人的談話內容沒有流傳下來，但我們知道毛澤東已經失去了一切正直的、忠誠愛國的人的心。
 　　由於人心不服，各地一直有人為彭德懷鳴冤叫屈，因而也就一直有人成為新的犧牲品。如江蘇常州有位原本授了大校軍銜的老紅軍，在日記本中寫了為彭鳴不平的話，不幸文革中被抄出，即刻進了監獄。四年後突然得到一份好飯菜，吃完剛放下筷子，看守們就趨前將他捆住，接著宣讀逮捕令，再宣讀判決書：「死刑、立即執行。不準上訴。」他欲抗辯，可是脖子被麻繩勒住，接著就拉出去槍決了。這隻是無數因彭而被冤殺的正直人士中的一例而已。
 　　要將「大躍進」堅持下去，光打倒彭德懷、張聞天數人自然不夠，毛決定清除所有「右傾份子」，在全國範圍內推行了一場「反右傾」運動。
 　　毛澤東每次搞運動時都有冒頭的積極份子，這一回打頭炮、受表揚的是遼寧省委。當時遼寧的第一及第二大城瀋陽、大連，糧食眼見告磬，打電話到廬山向糧食部長告急，省委第一書記黃歐東不可能不知道。對於大躍進給這個中國第一號工業省所帶來的破壞，他應當比誰都清楚。可是他一見到廬山換了風向，便立即緊跟，會還沒開完，他已經把「執行中央反右傾指示的的報告」寫出來了。全國各省的反右傾，遼寧拔了頭籌。毛澤東八月十二日指示將其報告印發各省市，要求各地像遼寧那樣部署「反右傾、鼓幹勁」，把右傾機會主義份子「向黨猖狂進攻」的「歪風邪氣打下去」。此時離廬山會議結束尚有四天。 　　        廬山會議後，按劉少奇夫人王光美的說法，「食堂又被稱為『社會主義陣地』，辦不辦食堂居然成為路線鬥爭的焦點。」《人民日報》九月二十二日發表社論《公共食堂前途無量》，報導「河南三十多萬個食堂越辦越好」，並斥責右傾份子，宣稱「被人民拋棄的將不是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將是他們自己。」其實早在廬山會上，黨內對食堂持異議的人就已經被「拋棄」了。安徽省委書記處書記張凱帆上半年在其家鄉無為縣應農民的要求，開放了自由市場，並卸鍋拆灶，解散了四千多個食堂。八月十日，毛澤東以他為例，說他是「混進黨內的投機份子」，「蓄謀破壞無產階級專政」，「用陰謀手段來達其反動的目的」。隨後，張被當作「反革命」抓了起來
。 　　經濟研究所的專家董謙與助理研究員王紹飛，從一九五八年底到五九年五月的半年間，在河北省豐潤、昌黎深入調查了公社的食堂問題，寫出一份《食堂報告》，送到中共中央宣傳部，在內部刊物中發表。由於發表的是摘要，編輯認為開頭肯定食堂好處的那一段不必保留，隻摘了講食堂弊病的內容。刊物送到廬山，毛澤東大為憤怒，罵作者「攻其一點，不及其餘」，將該報告作為「右傾」的典型，通報全國，董、王二人也就成了「右傾機會主義份子」。（注２：見《人物》一九八四年第一期董謙的文章。）
 　　由於以對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這所謂「三麵紅旗」的態度作為判斷是非、劃分敵我的標準，自一九五八年以來對這些「紅旗」非議過的人便都成了「反右傾運動」的整肅對象。
 　　中共中央高級黨校的楊獻珍在六月間作過「叫花子共產主義」的講話，十一月的一天晚上，毛的打手康生打電話將他叫去核實講話的內容，第二天便召集除了楊這個黨委書記以外的校黨委全體成員去開會，宣布楊「反對三麵紅旗」，隨即布置對他批判。形勢險峻，楊不想做右傾份子被打倒，隻得奉命聽取批判、做檢查。由於一次一次檢討總通不過，彭真看不過去，就說：「楊獻珍檢查了幾次，我看可以了。」康生卻堅持說：「我看還早得很哩！」直到一九六○年七月，身為中央委員的楊獻珍終於寫下「向黨低頭認罪」的保證，康生才批準停止對他的批判。
 　　中共中央農村工作副部長高揚對全民煉鋼持有異議，又寫了一篇文章論證大煉鋼鐵違背科學，廬山會後被定為「右傾機會份子」，撤職、下放到邊遠的貴州省一間工廠勞動改造。
 　　新疆自治區黨委書記武開章在大家發熱時不肯隨波逐流，為此受到批判，以後降調到山東做個副廳長。
 　　一九二四年入黨的塗作潮，資格比彭德懷還老。二八年彭起義時，他已在莫斯科參加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了。他一生坎坷，五九年時還隻是上海電機廠的廠長助理，但位雖卑微，人卻正直敢言。他公開表示不讚成對彭的處置，於是被開除黨籍。
 　　雲南大學校長李廣田在大躍進初期曾積極過一陣，親率學生下鄉去搞「教育革命」，但當他看到問題時卻鮮明地表示自己的看法。他批評黨委「用精神棍子打人」；說曆史係讓大學新生「苦戰三晝夜」編三年級的講義是「誤人子弟、謀財害命」，說「我們這是辦雲南小學，而不是辦雲南大學」；又對市場供應緊張不滿，說昆明是「四季如春無青菜，一年到頭有蒼蠅」。這樣，他便成為「右傾機會主義份子」被降了職。
　　　北京大學副校長、黨委副書記鄒魯風與哲學係的副係主任在一九五八年曾受北京市委的委托，組織了北大和中國人民大學的學生到河南的農村作調查，寫出的調查報告中，有關於吹牛、浮誇、刮共產風的內容。於是二人一並被定為「反對三麵紅旗」的右傾份子，受到撤職和開除黨籍的處分。鄒當時就自殺了。要是那時他不自殺，恐怕也隻能再活不多幾年，文化革命他多半是熬不過去的。李廣田就沒過得了，他在文革初期跳進昆明的蓮花池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反右傾」既搞成運動，「天高皇帝遠」這句話就不靈了，不論多遍遠的地區都有右傾份子可抓。各地的黨組織按照搞運動的慣例，在本部及下級中尋找「彭德懷的代理人」。譬如安微滁縣縣長兼縣委書記陳庭元，在一九五六年合作化時期就主張「入社條件不成熟的，暫時可以不搞」，他看到國家將農民的餘糧征收過多，便在縣委內提醒同事「有些地方農民的糧食賣過頭了」。他的言論被一位有心的縣委幹部一一記在本子上。五八年，他反對將農民調去煉鐵，五九年又為農民缺糧大聲疾呼。這樣，到了五九年年底，本子一攤，「彭德懷在滁縣的代理人」就非他莫屬了。這位年僅三十的縣長被關進了黑屋子，不知道自己將會遭到何等處置，也不甘當不明不白的囚犯，便破屋而逃，打算回到蘇北老家做個種田吃飯的農民。到了鹽城，他與大群被饑餓逼迫、離鄉討飯的農民擠在一堆，同成了天涯淪落人。他頓時醒悟，決心救百姓於水火，於是毅然啟程返回滁縣，打算找當權派擺事實、講道理。但是他雙腳一踏上南京的地麵，就成了布下羅網正在追補他的公安人員的甕中鱉。當權派沒有興趣同他講道理，他也就無計拯救百姓，更救不了自己了。二十年後，鄧小平搞農村改革，向毛澤東的公社製度宣戰，打頭炮的是朱元璋的老家安徽鳳陽縣。該縣縣委書記正是這位當年「彭德懷在滁縣的代理人」陳庭元。
 　　河南省各縣傳達中央反右傾文件的的會議，都變成了鬥爭會。譬如光山縣委批判鬥爭被指為「右傾」的一名縣委書記，由第一書記親動手，眾人一起拳打腳踢，直到打死了才罷休
。 　　各地搜索右傾份子的辦法不一，以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的法子最迅速、最準確。他對十七級以上的幹部（大約正副縣長、縣委書記及地委部長等級別的幹部）作了個「測驗」，將彭德懷在廬山的發言發給他們，讓其表態。由於幹部們還不知中央已將彭畫上了「反黨集團」的圈圈，紛紛表示同意彭的意見，於是紛紛落網。不過李為了保護自己的班底，預先將地委書記以上的幹部召去透了風，所以倒黴的隻是縣一級的幹部。運動搞起來了，各行各業也就無一例外，都得抓人。建國初在英國劍橋大學通過博士論文答辯的第二天即啟程歸國的女科學家李林，是原子能研究所的一個研究室副主任。一九五八年大躍進時，一批在反右時未「犯錯誤」、受到中共信任的知識份子入了黨，其中有她一個。後來大煉鋼鐵，她感到難於理解，在黨小組會上說：「我感到把好好的鋼條拿去煉成了渣子，實在不大合算。」這樣，反右傾時她便由受黨信任的知識份子變成了批判對象，大字報貼得鋪天蓋地，痛斥其「右傾機會主義濫調」，「同彭德懷的言論如出一轍」，宣布「必須批倒批臭」。她的丈夫、當年同在英國留學的鄒承魯一直在上海工作，她孤零零在北京挨批判，一批就是三年，直到她得了神經紊亂的毛病，真的被批倒了為止。
 　　另有一位女知識份子，一九五八年從北京大學中文係畢業，在一家報社做記者。年輕人愛議論國事，她同幾位同學書信往來，評論時事，不料成為「揭發材料」，所有相關的人均受到株連，一並入了「反革命集團」，或被開除公職，或被開除黨籍。
 　　南京第五軍醫大學的女教員陳德蕙，一九五八年時讀報，見天津市有五個姑娘發誓，不達畝產一萬斤絕不嫁人，她衝口便說：「哎呀，那她們大概這輩子也出不了嫁了！」當時人們笑過也就忘了，但是五九年反右傾，有心人將她的這句話翻出來，她就成了「右傾份子」。
 　　中央工業交通部幹部處女處長王竟成，因「右傾」被批鬥後，服安眠藥自殺，幸被救活。但她後來在文中再度服安眠藥，還是死了。
 　　武漢大學有兩位學生，同住一個宿舍，因為議論對彭德懷的鬥爭，被學校黨委定為「為彭德懷翻案」，一起成了「反革命份子」。
 　　武漢軍區衛生學校在傳達廬山會議決議的軍人大會上，一位首長除大罵彭德懷外，又大肆宣揚對毛的個人崇拜。教員唐鏡波疑惑不解，在小組會上發問：「是不是領導傳達錯了？」就因為這一句話，他成了「為彭德懷搖旗呐喊的反動份子。」軍事法庭立即判決：開除軍籍，送地方勞動教養。
 　　一九二五年入黨的文學家王任叔（巴人），在為中共革命工作的同時，出版了數百萬字的文章及譯著，解放後先任駐印尼大使，後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兼黨委書記。剛一反右傾，康生便指他為「資產階級人性論」的代表人物，姚文元聞出腥味，破門而出，以一篇《批判巴人的「人性論」》發難，全國大小報刊隨即響應，批判運動搞了整整一年半。
 　　陝西省有個王為明，先後給毛澤東、周恩來及人大常委會寄出了十幾封信，對大躍進的做法提出異議。縣法院根據這些信件將他定為反革命，判處十年徒刑。他不服上訴，上級的地區法院卻改判為二十年。王被投獄後仍不服，結果更上級的省會西安市法院又加了四年，成為二十四年。他更不服了，索性向最高人民法院寫「控訴書」，控訴中央領導人放縱下級幹部濫用刑法侵犯人權。無產階級的專政機關自然不會任這種信件遞到北京去，西安照例將此「控訴書」扣下，根據「抗拒改造、加重懲治」的原則將其改判成死刑，打算將他一斃了之，免得他多事。幸虧死刑要報請省法院核準，省裏的好心人朱筆留情，改判無期徒刑，救了他一命。他大難不死，一年後遇到了青天。最高法院院長謝覺哉一九六二年視察西安，親自審閱要案案卷，發現了王的冤案，加以幹預，王終於無罪獲釋。
 　　從一九五八年拔白旗、抓大躍進的消極份子，到五九年反右傾、整「反對三麵紅旗」的人，一共整了多少，目前無從查考，但大致數目還是可以估計的。譬如第二機械工業部在北京的機關就「重點批判」了四百七十二人，可見比例極高。
 　　「以中央國家機關、中央直屬機關為例，到一九五九年底，鬥爭中列出的重點批判對象，共占兩個之多的『右傾機會主義份子』和『階級異己份子』」。
 　　浙江省各地．．．．受到重點批判的縣委書記、縣委委員占全省委委員的百分之四點五。」 　　「在學校，主要是批判『黨員專家』．．．．例如，北京大學參加運動的黨員教師骨幹中，被列為重點批判對象的占百分之九點七。」
 　　至於農村，「得來有個文件規定，要把農村重點批判的人數控製在全縣農村人口總數的百分之一以下，可見當時受打擊的麵相當寬。」（注３：《當黨史研究》一九八六年第三期第十二頁。）
 　　全國農村人口的百分之一便是五百萬，這還僅是「重點批判」的，那麽總共究竟整了多少人？
 　　兩年多之後，鄧小平透露了被證明整錯了、已獲平反的人數。一九六二年五月上旬，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現在全國已經甄別平反的地區，是有數目的。譬如河南四十萬，實際不止。全國估計總有一千萬。影響的人總有幾千萬。一個人影響一家人，一家三口人，五百萬人就影響一千五百萬人。」（注４：《黨史研究》一九八一年第四期第二十一頁。）
 　　怎麽能抓出一千萬傾右傾份子批判鬥爭？是不是有這麽多？如果知道當時整人的法子就不會疑惑不解了。農民或者小隊長之類最底層的群眾，肚子吃不飽，卻還要服從指令大幹這個、大幹那個，免不了要說怪話、發牢騷，而這就夠得上「反對大躍進」了。機關、工廠、學校的人，大躍進時倒吃苦不多，但很快經濟就搞得一團糟，出門上街買這沒有、買那缺貨，帶著一肚子氣到工作場所，難免有「攻擊三麵紅旗」的言論出口，如果碰巧讓黨支部書記聽到或被積極份子報告上去，多半會被打成一個什麽「份子」整一通。　一九六二年二月，劉少奇、鄧小平指示中央監委、中央組織部直接去各省搞甄別、平反。其中監委副書記王從吾到河北去，他曾這樣形象地批評河北的「反右傾」運動：「有辮子抓辮子，沒有辮子抓頭發，沒有頭發抓頭皮。」讀了這些話，對於一千萬這個數字也就不難理解了。
 　　這一千萬人中，大多數是對大躍進不滿意，說過怪話，因而被扣上「壞人」、「消極份子」、「反三麵紅旗」帽子的群眾，可稱為「幹部」的約在一百至二百萬之間。（注５：見鄧小平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組織工作會議上的報告。鄧的原話是：「全國平反的幹部有一百萬、二百萬沒有？黨決定：平反，不恢複原職，不補發薪水．．．．」) 　　一千萬，這還不包括未被平反的。譬如作曲家王洛賓，他的許多歌曲，包括幾乎家喻戶曉的《在那遙遠的地方》、《高高的白楊樹底下》，幾十年來一直被人歌唱，曆久不衰。一九六○年他莫名其妙地被捕入獄，一直未被平反，一直關到七五年才出獄。這個優秀的音樂家在監獄中呆了整整十五年，平反了，可是意然沒有一個人能說清當初抓他的罪名是什麽。
 　　一千萬，這個數字已足以告訴世人毛澤東時代是個什麽樣的時代，已足以說明中國人的災難來自何方。為了將中國從災難的泥潭中拔出來，一九六二年時主持中共黨務的劉少奇、鄧小平斷然決定對縣以下幹部和普通群眾的錯案采取「一攬子解決」、全部平反的辦反的辦法，一舉解放了一千萬人。毛澤東對此深惡痛絕。一九六六年八月文革初，毛張貼了以劉、鄧為目標的大字報《炮打司令部》，其中提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傾」，而「平反」一舉正是所謂「右傾」中的一條。毛將平反錯案羅織成罪，以此作為發動文化革命的一條根據，製造了另一場更大規模的災難。即此而言，曆史是非便如白紙黑字一清二楚了。
 　　在全國到處都在批判，鬥爭「右傾機會主義份子」的同時，即從一九五九年九月起，《人民日報》就又不停地大吹躍進的牛皮。江西，說是取得了「亙古未有的大豐收」，農民「生活顯著上升」；河北，「糧棉超產一、二成」；貴州「玉米大麵積豐收」；青海「增產一成到二成以上」；山東、安徽、江蘇，「齊報秋糧豐收」．．．．。總之，從報上看來，全國是一片喜氣洋洋。 　　
      《人民日報》自然是在哄老百姓，問題是毛澤東是否知道實情？他知道。據他當時的衛士長李銀橋回憶：廬山會議結束後才一個月，各地餓死人的絕密電報已經到達中南海中共政治局常委們的辦公室。十月一日是「國慶十周年」，慶典一結束，毛即南下。其「專列（專用列車——作者注）開入山東時，沿途土地龜裂，到處是白花花的鹽堿。進入安徽後，情況更糟糕，大田裏看不到豐收的莊稼，卻插著一堆一堆的紅旗。毛澤東一路凝視默想，吸煙不斷。他長長歎了一口氣，喃喃道：『天災人禍啊！』他的眼圈紅了．．．．」（注６：李銀橋、權延赤執筆《走下神壇的毛澤東》第二五五、二五七頁。）
 　　以毛的睿智，此時他必定已從他那「空想社會主義」的迷夢中清醒過來。但他不肯也不能向彭德懷認錯。以他的倔強好鬥的性格，從不對人低頭的作風，他不承認大躍進運動已經失敗。也許他還想再爭口氣，他拒絕改弦更張，表示「對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決不動搖」。（注７：引自《黨史文匯》一九八九年一月號上韓鋼的文章。）避免大饑饉、經濟大崩潰的最後一個機會就這樣失去了。
 　　「反對大躍進」的人都被整掉了，對毛澤東來說，這個黨也就更「便於領導」了。一九六○年一月，政治局在上海開會，一致認為「反右傾」帶來了極好的形勢，因此六○年應當繼續「大躍進」。毛在會上提出：資產階級都能夠實現大躍進，無產階級為什麽不能實現大躍進？並且再度作了個半點現實的影子都沒有的決定，要在一九七二年生產一億五千萬噸鋼，「把世界各國都拋在後麵」。（注８：《黨史研究》一九八六年第二期。）而六○年的鋼產量則由原計劃的一千八百四十萬噸改為二千零四十萬噸，之後又加碼到二千二百萬噸。這就是廬山會議的成果，會前將五九年的鋼產量指標由三千萬噸降到一千三百萬噸，會後則將六○年的計劃幾度加碼到二千二百萬噸。
 　　在廬山會議前的四月二十九日，毛澤東曾寫過一個《黨內通信》，致全國「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的同誌們」，告誡他們：「在十年內，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可是一年還不到，他自己就率先說起大話、唱起高調來，於是全黨又跟著他發起了躍進燒。
 　　一九六○年一月二十三日，《人民日報》根據上海會議的精神發布社論，宣稱國民經濟進入了以興辦水利，大辦食堂，並特別指明已解散的食堂要恢複，還要普遍建立城市人民公社。更為嚴重的是，會議決定生產資料要由生產隊所有向公社所有過渡，以逐步實現毛澤東的「一大二公」的理想。這樣就刮起了比五八年更為嚴重的「共產風」。
 　　一九五八年幹過的那些荒唐事又變本加厲地幹起來。譬如山西組織了四十萬人的宣傳隊伍，到全省各處去宣傳廬山會議的公報、決議，宣傳反右傾。公社幹部搞「共產」的勁頭又一次高漲起來。他們向下索要物資，攤派家禽家畜，或無價徵收，或低價收買，或有價無款。下麵的幹部不願被共產，便藏東西不讓公社幹部看見，或拆掉機器、膠皮車，或宰殺家畜家禽，吃掉賣掉，總之又造成了一次大破壞。　這一年冬天，全國又有七千五百萬人「大辦水利」。欲知如何辦法，不妨讀讀下麵一小段文字：
 　　周小舟作為「彭、黃、張、周反黨集團」的一員，被撤職派到湖南瀏陽縣的一個人民公社去勞動改造。「一九六○年早春，乍暖還寒，周小舟到一個水庫工地參加勞動。工地上是一種什麽景象呢？男男女女打著赤膊，有的還畫了花臉，跑到前麵的賞飲一杯英雄酒，遲到的罰跪。路過另一處時，他看到那兒集中上千人，在毀掉現成的油茶林、鬆林，開什麽花果山，把男女勞力分開，住在野外搭起的茅棚裏。小舟目睹此情此景，難過得直擦眼淚。」（注９：《周小舟傳》第七十一頁。）七千五百萬民工中，周小舟見到的不過近萬，其他地方未必是賞酒罰跪，但胡幹蠻幹卻是大同小異。
 　　這股浪潮十分洶湧，毛澤東也知道，也覺得勢頭不對。一九六○年二月二十三日，他在一份文件上批道：「共產風、浮誇風、命令風又都刮起來了．．．．貪汙、浪費、官僚主義，又大發作，危害人民。」但他看不到這是「反右傾、鼓幹勁」的必然結果，他不明白在共產黨壟斷權力，又有著「縣官不如現管」傳統的中國，當權派以黨的名義為所欲為幾乎是必然的。所以他一方麵指示各地縣委「以後務要注意改正」，一方麵繼續全力以赴地推動大躍進。在三月份的中央會議上，他又提出新口號，要在全國推動「五大運動」：技術革新運動，公共食堂運動，城市人民公社運動，城市支持農村運動，衛生工作運動。
 　　前鑒不遠，彭德懷、張聞天以及一大批說了幾句真話的人的下場擺在那裏，無人敢出來抵製毛的瘋狂行為，不過此時慘絕人寰的大饑饉已經開始，毛的「五大運動」也隻是雷聲大、雨點小，反正是搞不下去了。當然，也沒有人能把中國從這場浩劫中解救出來了。 　　被軟禁在吳家花園的彭德懷無法了解正在中國大地上發生的全部事情，但他知道形勢的走向。一九五九年十月，他在發行全國的黨刊中陳伯達寫的批判他的文章的空白處寫道：「現在的情況是左傾．．．．堵塞正確意見，一錯再錯。」「左傾者看不出．．．．千萬人將要遭到饑饉，甚至要餓死一些人。」（注１０：《彭德懷元帥豐碑永存》一書第六○○頁。） 　　一九六○年春季的一天，人粗心細的彭元帥發現院牆外的榆樹技上新長出的葉子被人捋光了。他雖來自不長愉樹的南方。可是他知道榆樹隻剩光溜溜的樹枝意味著什麽。十七年前，即一九四三年春天，八路軍總部所在的地區在日本侵略軍的圍剿下幾乎斷糧。有的部隊起床後第一件事就是采野菜。總部所在的麻田村，村外有許多榆樹。在那時，同各種野菜相比，榆樹葉就自是珍品了，老鄉們搶著摘不說，連八路軍的男女戰士也都上樹采摘。當時任副總司令的彭德懷見了，大發雷霆，嗬斥道：「不許與民爭食，懂嗎？」他的妻子當時也在場，為此曾委屈得流了淚。
 　　現在彭元帥被軟禁在吳家花園的院牆之內，院牆外是什麽地方？這是什麽地方？這裏是北京啊！北京大學就在幾步之外，清華大學五分鍾就可走到，頤和園萬壽山抬頭可望，中共中央所在地的中南海不過在半小時的車程內，可是這裏的農民將榆樹葉捋光拿去果腹了，其他地方的中國百姓在吃什麽呢？
 　　彭知道了形勢嚴重，當他的侄女去看望他時，他遞給她一籃子自己在院子裏摘的野菜，說：「你帶回去吧，這都是吃得的．．．．」
 　　一九六○年和四三年，哪年形勢更嚴重，自然很難比較。但有一件小事告訴我們，大致比較一下還是可能的。一九八二年，前述因五九年「右傾」被整肅的前中央農村工作部副部長高揚已平反複出，任河北省委第一書記（一九四三前後，他是冀西地區的黨委書記兼八路軍分區的政委）。有一天，他走訪了四十年前的駐在地，太行山區的一個小村莊，憶及當年缺糧，以野菜樹葉充饑的情形。他問當年房東的女兒李緒書：「你說說什麽樹的葉子能吃？」李反問：「你說什麽樹葉能吃？」高數點著：「杏葉能吃，楊葉能吃．．．．」李接道：「柳葉、柿葉也能吃。」
 　　「柿葉澀呀！」高不表讚同。
 　　「是澀，」李答道，「可六○年也吃了。」
 　　高接不上話了。一九六○年他正在貴州勞動改造，知道當地農民餓死的情形。既然四三年人們還嫌澀不吃的柿樹葉在六○年也被人摘去果了腹，哪年形勢更嚴重也就可想而知了。
 　　河北南部農村也差不多，譬如某縣立中學，學生有糧食供應，不像農民有餓死之虞。但吃的是什麽呢？從公社領來已剝掉玉米粒的光棒子放到鍋裏炒——鍋下燒的也是這個——直到炒糊，磨成麵，與地瓜麵混在一起，百分之七十是玉米棒麵，百分之三十是地瓜麵。蒸成窩頭吃下去之後，大便不易排出，低年級學生蹲在廁所裏拉不出屎，痛得直哭。
 　　首都北京地處河北省，情形也好不了多少。《北京日報》社、新華通訊社北京分社的機關食堂也到了用玉米棒充食的地步。隻是他們的做法比較科學，將光棒子搓成漿液而不是炒成糊，而後摻上玉米麵蒸成窩頭送上飯桌，人吃了還不致拉不出屎。
 　　學生和城市居民吃的是「計劃商品糧」，連他們都吃光玉米捧，鄉下的農民自然隻能拿樹葉來充饑了。如北京東郊的順義縣，農民們把從來避之唯恐不及的臭椿樹的葉子也捋光吃了。　還有一位來自河北北部的人憶述，一九六○年時他的父親曾到造紙廠通過熟人走後門買來造紙用的紙漿（用稻草粉碎而成），摻上一些麵，蒸成窩頭供家人填腹。
 　　一九六○年局勢之嚴重，不僅是河北省從南到北吃盡了樹葉、玉米棒、稻草漿，而是全國幾乎同時都發生了饑饉，無一例外。譬如筆者的一位一九七○年前後的同事，家在東北遼寧省農村，那時家中將用了多年的枕頭裏的填充物——輾去小米後的穀子殼也掏出來吃了。
 　　湖南省漵浦縣，本是一個除了鹽之外什麽都可以自給的好地方。可是人們也沒有吃的了。筆者的一位朋友家在那裏，雖無糧食，但可上山摘彌猴桃、板栗、樹葉充饑。他母親挖來厥根，捶碎、過濾成澱粉，給丈夫、女兒、兒子吃，自己則隻吃過濾剩下的渣，結果大便不通，慢慢成病拖死了。
 　　在湖南的另一個縣——寧鄉，劉少奇的姐姐劉少白早年嫁在地主家庭，五○年代土地改革後失去家產，遵劉吩咐留在鄉中自食其力。一九六○年，她的兒子用米糠充饑，因屙不出屎而活活憋死。
 　　假如我們麵前有幅中國地圖，不妨將目光移到淮河流域的平原地帶，聽聽安徽作家陳登科在他的《故鄉行》一文中是怎樣「話鳳陽」的：
 　　一九四八年年底，國民黨軍隊撤離的第二天，陳登科到了鳳陽。「我所走過的大小村莊，所能見到的除了淒愴、荒涼四字外，便是衣不遮體的病夫。」「在我的印象中，鳳陽隻有一個字：『窮！』」
 　　一九五六年春，正是所謂「高級化前土改後」的黃金時代」，即中國人走進毛式社會主義之前，陳又到鳳陽，「住的時間雖不長，但是，它在我的印象中，那個『窮』字卻被洗刷一清。所到的村莊，豬羊成群，牛馬成行，雞鴨滿塘．．．．誰人不說鳳陽是個好地方呢？」
　　一九五八年秋，陳三到鳳陽。「走馬觀花，參觀了四個大隊，所到的村莊，莊莊紅旗招展，鑼鼓喧天，鞭炮震霄漢，歌聲連天．．．．尤其吃飯不要錢，更受到人們的稱讚。」「當然，也有人暗地在問：『來參觀的人這樣多，一擺就是七八桌，幾十桌，又是酒，又是肉，這筆招待費將由誰來支付呢？』但是，大多數人，吃了，喝了，都說好，都說這就是共產主義萌芽．．．．」
　　一九六○年春天，陳又去了。「跑了好多村莊，所見所聞，又是一番景象」，「房倒屋塌，樹木光光，不分男女，大多數是手柱木棍，歪歪倒倒，滿眼浮腫的病人。聽到的全是哼聲，怨聲，訴苦聲．．．．因此，在我的腦子裏，對鳳陽又恢複了第一次的印象：淒愴、荒涼！」 　　一九四八年的荒涼源自戰爭，一九六○年的荒涼既非源於戰爭，也非源於天災。須知《人民日報》數月前還在刊登各地「齊報秋糧豐收」的報導。
 　　不過，陳登科的文章還沒有告訴後人當時究竟發生了什麽，下麵我們將從「微觀」的角度透視一下，看看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所說過的「一九五八年大躍進之後的可怕的年份」裏，中國人遭受了什麽樣的苦難。

         (第八章　反右傾饑饉蔓延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