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為什麽發動文革（轉帖）

一些人說，“因為幹部的腐化導致了文革的發生”，毛澤東發動文革是為了“反修防修”，這根本不是事實。文革究竟怎麽會發生的呢？那要從1956年周恩來的反冒進說起。 　　1956年的經濟建設，出現了冒進的苗頭。周恩來、陳雲、劉少奇等多數黨中央領導人，反對冒進，主張從客觀規律出發，根據當時的人力、物力、財力的實際情況，來安排建設，但卻受到毛澤東的反對。毛澤東繼1955年底提出根本達不到的糧食產量高指標後，對於已經過多的基建項目，卻認為不但不能減，還應增加。由於多數人反對，毛澤東一氣之下，離京南下。 　　1958年初，不肯服輸的毛澤東憑借個人威望，利用政治高壓對周恩來等領導人進行壓服，嚴厲批評反冒進給1957年“右派猖狂進攻以相當的影響”，和右派攻擊“兩者是相關聯的”（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第645頁）。之前，毛澤東還拿著柯慶施在上海市黨代會上作的報告，當眾質問周恩來：“這篇文章你寫得出來寫不出來？”“你是反冒進的，我是反反冒進的！”（同上，第639頁） 　　就這樣，毛澤東在強行否定多數人的正確意見後，發動了三年大躍進，結果嚴重破壞了國民經濟的平衡發展，破壞了社會生產力，使國家進入三年嚴重困難時期，數千萬人因饑饉而非正常死亡。事實證明，周恩來、劉少奇反冒進是正確的，毛澤東批評反冒進、搞大躍進是錯誤的。毛澤東最後不得不停止了大躍進。 　　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作了自我批評，一些幹部也對毛澤東發動大躍進指名不指名地進行了批評。劉少奇實事求是地指出，三年嚴重困難的原因，在一些地區，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中央文獻研究室的《毛澤東傳（1949-1976）》在談到劉少奇講話時指出：“劉少奇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向全黨這樣尖銳地提出問題，特別是關於‘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這種在當時聽起來頗有些刺激性的話，對毛澤東來說不會是愉快的。”（第1196頁） 　　隻有林彪一人作了為毛澤東發動大躍進辯護的發言。 　　1967年2月3日，毛澤東在接見阿爾巴尼亞代表團卡博、巴盧庫時說：“1962年1月，我們召開了七千人的縣委書記以上幹部大會，那個時候我講了一篇話。我說：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在那個時候已經看出問題來了。”（《毛澤東傳（1949-1976）》，第1469頁） 　　很明顯，這裏所謂“修正主義”，就是指七千人大會上一些領導人對毛澤東發動大躍進錯誤的正確批評，特別是指劉少奇關於“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正確判斷。 　　江青在文革中說，毛澤東對七千人大會“心裏憋著一肚子氣哩”，隻對林彪為他辯護的發言，“內心是感激的”。（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簡史》，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年7月北京第1版，第16頁）這說明，毛澤東確實是把黨內正確意見說成“修正主義”了。這也是毛澤東最後發動文革，用林彪來代替劉少奇當接班人的的遠因。 　　1970年12月18日，毛澤東同斯諾談話時，在被問到“什麽時候明顯地感覺到必須把劉少奇這個人從政治上搞掉”時，毛澤東的回答是：“1965年1月，二十三條發表。二十三條中間第一條就是說四清的目標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當場劉少奇就反對。在那以前，他出的書黑《修養》不觸及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國民黨”，“說不要奪取政權”。 　　事實是，在毛澤東提四清的目標是整走資派時，劉少奇沒有當場反對，而是當場支持的。當毛澤東提出“不要提階層”，“隻提黨、黨委”時，“劉少奇表示同意：‘不提階層，不提富裕農民階層，特權階層。就是有這麽一些在農村裏麵掌權的人（走資派），反群眾，剝削群眾，壓迫群眾。’”（《毛澤東傳（1949-1976）》，第1369頁） 　　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也並沒有“不觸及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國民黨”。《修養》中明確提到當時民主革命的敵人是“侵略中國的帝國主義以及和帝國主義相勾結的封建買辦勢力”，“我們黨同國民黨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修養》沒有“說不要奪取政權”，而是明確指出，“對於無產階級，則在政治上獲得解放，獲得勝利，還僅僅是革命的開始，極大的工作還在革命勝利以後，還在取得政權以後。” 　　1965年2月，毛澤東背著黨中央，背著中共中央政治局，支持江青在上海組織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對劇本《海瑞罷官》的批判，是文革的序幕，矛頭直指北京市委，背後涉及更多的中央負責人。可是從文章起草到發表，毛澤東卻向中共中央保密。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中宣部負責人，全都不知道，都由毛澤東個人決定。（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簡史》，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年7月北京第1版，第37頁） 　　1966年11月10日，署名姚文元的《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在保密了八個月之後，由上海《文匯報》拋出，編造謊言，捏造罪名，攻擊北京市副市長吳唅，欲以此作為打倒劉少奇的文革的切入點。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兼市長彭真質問上海方麵：發表姚文元的文章為什麽不向中宣部打招呼？上海市委的黨性到哪裏去了？ 　　1966年3月下旬，康生向毛澤東透露了此事，說“這是整到毛主席頭上了。”毛澤東說：“再不發動文化大革命，老的、中的、小的都要挨整了。”（陳明顯：《晚年毛澤東》，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第444頁）兩個月後，文革就爆發了。 　　綜上所述，毛澤東發動文革，有著諸多環環相扣的必然因素。 　　由於抗美援朝、恢複經濟、三大改造這一係列大事都取得勝利，毛澤東驕傲了，不謹慎了，逐漸脫離實際、脫離群眾、脫離集體領導了，官僚主義滋長了，這就必然犯錯誤，這個大錯誤就是大躍進。 　　大躍進帶來災難性後果，毛澤東雖然也對已經認識到的失誤作了自我批評，但對別的領導人的批評和正確意見，卻不能容忍，就說那是修正主義進攻，提出“以階級鬥爭為綱”作發動文革的輿論準備，並以批判《海瑞罷官》拉開文革序幕，對被他稱為修正主義的黨內健康力量進行反擊。 　　由於毛澤東從大躍進到文革，一個大錯接著一個大錯，必然在黨中央處於極少數地位，甚至無人支持，這就是毛澤東自己說的“當時多數人不同意我的意見，暫時隻剩下我自己”（《接見阿爾巴尼亞軍事代表團時的講話》，1967年5月1日）。既然無法用黨的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集中製原則來達到目的，就必然背著中央政治局組織這種反擊。而當這種反擊遭到黨內健康力量抵製和質問時，毛澤東隻能冒著“準備跌得粉碎”（《給江青的信》，1966年7月8日）的風險孤注一擲，利用個人崇拜的能量，私自調軍隊進京駐守要害部門，並訴諸紅衛兵暴力，全麵開展文革，先發製人，把批評他錯誤、了解並有可能揭發他錯誤以及支持他不力的人先行統統打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