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年真實的中國，論不抵抗政策出台的背景 （轉帖）

                                  31年真實的中國，論不抵抗政策出台的背景

　　要說1931年中國，就不能不提在此之前發生的中原大戰對中國的影響。“1929年蔣介石以各個擊破策略打敗李宗仁、 馮五祥後，隻有閻錫山的第 3集團軍還保持著完整的實力，有20多萬人，控製著河北、山西、綏遠、察哈爾和京、津地區。閻錫山預感到下一個打擊將落到自己頭上，於是主動於1930年2月10日給蔣發電，建議第1、第2、第3、第4集團軍總司令同時下野，脫離部隊，將軍權交給黨，由國民黨中央征求全體黨員意見， 以總投票方式決定如何解決黨爭。蔣介石當然不接受，於2月17日複電， 指責閻割據稱兵，威脅中央，製造內亂。但閻的建議在國民黨內得到廣泛響應，各派代表雲集太原，對閻表示支持，向閻獻策。一時間，閻錫山成為各派聯合反蔣的核心。

　　3月14日，第2、第3、第4集團軍57位將領聯名通電促蔣下野，15日，這57位將領又通電共推閻錫山為中華民國陸海空軍總司令，馮玉祥、李宗仁為副總司令，否認蔣介石的地位。4月5日，蔣下令討伐，大戰爆發。雙方都想拉張學良以壯大聲勢，張則表示中立，不參與任何一方。閻、馮的部署是：以第 3集團軍主力在津浦路北段作戰，目標是奪占濟南、徐州；以第2、第3集團軍各一部在隴海路鄭州以東作戰，奪取徐州，然後與第3集團軍主力會攻南京；以第2集團軍一部在平漢路南段作戰，目標為奪取武漢；同時李宗仁部由廣西出湖南，協同馮軍會攻武漢。閻錫山設大本營於津浦線，馮玉祥坐鎮鄭州指揮。蔣介石也擺出決戰架勢，命何應欽為武漢行營主任，節製平漢、粵漢兩方麵作戰；蔣則親到徐州，指揮津浦、隴海兩線戰事。 大戰開始後，閻、馮軍5、6月間頗有進展：在津浦線，閻軍攻克濟南，直下兗州；在隴海線，馮、閻軍占領河南歸德(今商丘)、安徽毫縣，逼近徐州；在平漢線，馮軍攻占河南漯河；在南方，李宗仁也很快占領長沙、嶽陽。但正當反蔣軍在各線推進時，蔣又收買馮部將領劉茂恩在隴海前線倒戈，打亂了閻、馮部署，使其攻勢頓挫；又令粵軍將領陳銘樞攻占衡陽，切斷李宗仁後路，逼李撤回廣西，戰局逐漸轉為對蔣有利。

　　在此期間，蔣又多次派人向張學良遊說，任命張學良為中華民國陸海空軍副總司令，許以華北和青島地盤。9月18日，張學良發出擁護中央的通電，隨即率兩個軍11萬人入關，進駐察哈爾省會張家口和平、津一線，實行武裝調停，使閻、馮全盤陷於不利。10月中下旬，閻、馮軍全線撤退。11月4日，閻、馮通電下野。蔣再次獲勝。

　　這次大戰，反蔣軍兵力約70萬，蔣軍兵力約30萬，張學良東北軍11萬，總計各方投入兵力在100萬以上，曆時半年，傷亡約30萬人，財產損失不計其數。因戰場主要在中原地區，所以曆史上稱為中原大戰，或蔣馮閻大戰。”

　　根據上麵的引用資料相信大家可以看出，中原大戰給北方主省帶來的傷害不是短短一年就可以平複的，何況連一年也沒有,很難相信滿目創痍的北方能成為抗日的後勤基地。

　　而中原大戰除了造就蔣以及南京政府的權威以外就是北方勢力的大洗牌。韓複渠等一批新軍閥開始執掌一省大權而閻西山等老軍閥們也在自己的地盤舔著傷口，休養生息。而在中原大戰時取得重大利益的張學良正在整和自己新得到的地盤。而蔣以及南京政府才剛剛開始啟動軍隊、政府、金融等各個方麵現代化建設。可以說上上下下對於日本都沒有任何防備，也沒有人會知道日本將在31年9.18日吹響侵略中國的號角。

　　東北軍的領袖張學良將軍在已經調了11萬軍隊入關的情況下（其中包括東北軍僅有的三個炮兵旅）為了平息河北石友三的叛亂又調了2個旅進入關內。實際上東北軍30萬大軍中的精銳以及半數部隊在9.18爆發時已經不在東北了。

　　大家也不要忘記東北幅員遼闊的邊境線也需要部隊鎮守，實際留在東北軍軍事以及後勤基地沈陽部隊可想而知會有多少。

　　而此時在北方的軍閥們又會有多少人支援張與東北軍呢？首先閻西山剛剛因為張學良而輸掉中原大戰，恨不能食其肉，可想張與日本一旦起了衝突，閻隻會火中取粟決不會雪中送炭。而韓複渠執掌山東不久加之日本在青島等地駐軍，並且根據韓在抗日戰爭時期的表現幾乎可以肯定，韓不會也不敢出兵幫助張學良抵抗日寇。

　　而日本軍隊的戰鬥力到底如何呢？根據抗日戰爭中中日陸軍傷亡比例，中日陸軍之間綜合戰力比為3：1應該不會是亂說。如加上日本空中優勢，這種差距更明顯。可以說日本一個師團與6、7萬東北軍戰鬥力相當。如張決定對日作戰，毫無疑問，關內東北軍精銳將會遭受日本航空兵空中轟炸。其他損失不敢說，那三個炮兵旅的火炮十有八、九是保不住的（東北軍有防空訓練？懷疑中），加上東北軍的後勤以及軍工企業集中在沈陽，日軍占領沈陽幾乎意味著東北軍的補給被斷，根本沒有短時間消滅日本師團或者說將日本人驅逐離開沈陽的能力。而一旦曠日持久，朝鮮以及日本本土的日軍必定會支援沈陽。（也許戰鬥結束後日本政府會懲罰擅自發動9.18事變的軍官，但是絕對不會願意看到中國軍隊戰勝日本軍隊，所以增兵是必然的）。從朝鮮、日本本土經海路援助沈陽日軍實際用不了多久。而失去後勤基地的東北軍拿什麽來戰勝日本軍隊？

　　也許有人會提出國民政府支援，可是根據31年中國現狀，國民政府幾乎沒有能力在31年與日本開戰。

　　“在這個曆史背景之下，以中國的整體的環境與狀況而言，到了九一八事變發生的一九三一年，可以說是到達一個曆史危機的高點：當時的中國正陷在最為嚴重的分裂、內戰與嚴重的天然災難之中，她共有三個政府（南京、廣州、瑞金）、兩個國家（中華民國與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以及十幾個分裂的軍政係統（中央軍、東北軍、西北軍、晉軍、川軍（又分三個係統）、粵軍、桂軍、湘軍、滇軍、黔軍、紅軍，以及實際接近獨立的邊陲地區，新疆與西藏），在這些的分裂勢力之間，不斷地爆發軍事衝突以及地盤爭奪，嚴重的耗損國力，也妨害了國家的建設與經營。

　　當時南京的國民政府，表麵上號稱中國的中央政府，實際上直接掌管的地區，隻有長江中下遊的幾個省而已，這個地方型的中央政府，還需要負擔從滿清、北洋軍閥政府所有欠下、有如天文數字的外債與國債。同年一場空前的水患，幾乎把中國長江流域的精華地區，全都泡成水鄉澤國，上億的災民流離失，國民政府為了救災與財政負擔，正弄得焦頭爛額。這就是日本關東軍堅持選擇在一九三一年，作為最佳發難時機的主要原因。

　　因此當時麵對九一八事變的中國政府，其狀況甚至要比滿清時代甲午戰爭前夕的局麵，還要危急。因為當時的滿清政府，至少還是個統一的朝廷，但是此時的南京國民政府，實際上隻是一個管理長江中下遊的地方政府而已，麵對中國內戰與分裂的挑戰，經常連政府自己是不是還能維持下去，都充滿了不確定性，還能拿什麽力量跟當時世界一等的軍事強權，日本，拚命？”

　　首先這些割據勢力眼中是隻有“家恨”沒有“國仇”這個概念的。當時的廣州國民政府居然會為了“倒蔣”而跑到日本去尋求日本的支持，實在是大大的鼓舞了日本滅亡中國的決心。

　　“因此在一九三一年，國民黨高層派係，為了是否應該製定約法、實施訓政的問題，再度爆發水火不容的政爭。這次政爭激烈的程度也是前所未見的，蔣介石竟然采取軟禁黨國元老胡漢民的強硬手段，因而激起國民黨中的粵、桂係統，正式的叛離南京國民政府，而在廣州成立另一個國民政府，並且開除南京國民政府所有領導人的黨籍。他們特別憤恨張學良的迅速興起，因此廣州的國民政府，進一步的準備聯絡其它割據的軍政勢力，再度發動討伐南京國民政府的內戰。當時廣州國民政府的外交部長陳友仁，竟然到日本進行活動，要求日本政府以軍力，支持廣州政府討伐南京國民政府。這種做法，雖然當時沒有被日本政府接，但是給與日本政府相當大的鼓舞，認為中國事實上已經陷在分裂與亡國的邊緣了。 ”

　　如果說這些分裂勢力還不能作為南京國民政府不對日宣戰的理由的話，那麽發生在1931年的長江特大洪水就基本斷絕了蔣以及南京國民政府在31年對日宣戰的可能性。

　　“1931年發生長江全流域特大洪水，災情遍及川、鄂、湘、贛、皖、蘇6省，淹沒農田4620萬畝，死亡14.5萬人”雖然南京政府其實是一個地方型政府，但是作為名義上代表中國的政府，他不可能對災民無動於衷，事實上南京政府的確也做了他所能做的全部。

　　“據8月6日《申報》報導：潯關浩渺，火車、飛機、電報均停。圩堤衝塌，田野悉成澤國，房舍牲畜農作物盡遭淹沒，災中有2000多人被淹死。80%以上災民因饑餓四處逃荒；又疫癘流行，病患者占災民人數的11%以上。國民政府救災委員會，委托中國華洋義賑救災總會給江西包括九江、德安、星子、湖口、彭澤、瑞昌、永修在內的一等水災區共12縣，運糧撥款。各縣分別舉辦了施粥場。”

　　在這種內有水患外、國力貧弱；外有強敵的情況下希望國民政府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無疑於妄想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這麽說是不是認為國民政府、蔣本人對日本人的侵略無動於衷甚至是“以我國之物力，結彼邦之歡心呢？”雖然很多人願意這樣認為，但是這是和事實不相符合的。

　　“國民黨軍隊近代化，首先把重點放在陸軍。國民黨政府成立伊始，即把整頓當時多達兩百萬的臃腫軍隊、統一軍令事項作為當務之急。1927年4至5月間，頒布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組織大綱》、《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組織大綱》，規定全國陸、海、空軍的最高指揮機關的職能；8月，軍事委員會決定裁並軍隊，裁撤非緊要的軍事機關，整頓兵站；10月，軍委會決定軍隊編製案，審定全國陸軍以軍為單位，每軍三師製。這些工作，為全國陸軍整編作了必要的準備。

　　1928年11月，南京政府下令改組陸軍中央機關，重建指揮係統，並頒布了一係列陸軍規章製度。次年1月，又召開編遣會議，製訂陸軍編製方案，但由於軍閥混戰而未能付諸實施。1930年10月中原大戰結束，蔣介石在擊敗國民黨內部其他各派係軍閥後，全麵開展了陸軍建設的各項工作。其中包括進一步調整陸軍的中央指揮係統，規範陸軍的編製及其行政製度、後勤供給製度、軍事教育製度等。1933年6月，公布了中國曆史上第一個兵役法，改中國傳統的封建募兵製為征兵製，實現了中國兵役的近代化。這期間，南京國民政府又先後籌建和整頓了裝甲兵、炮兵、工兵、通訊兵、輜重兵、鐵道兵等特種兵種，籌設了步、炮、工、騎及輜重兵等軍事學校。在此基礎上，國民政府擬定於1936至1938年三年中調整60個師作為甲種常備兵師和乙種預備役師。並向西方購置了大量先進武器，調換部隊裝備，劃一武器種類，改革訓練方法，充實和提高了部隊戰鬥力。

　　在陸軍近代化的同時，國民政府也加強了海空建設。中國海軍在甲午戰爭中遇到了毀滅性打擊，從此一蹶不振。辛亥革命後，除清未遺留下來的幾艘艦船外，在北洋軍閥統治時期，海軍幾乎沒有發展。1929年6月，南京國民政府成立海軍部，下設四個艦隊。此後，海軍部曾提出造艦60萬噸的方案，並向德、英等國購買艦艇，整頓海防、江防要塞。至抗戰前，海軍共有大小艦艇120餘艘，總噸位達62800噸。

　　中國空軍起步較晚。辛亥革命後，第一批飛機才進入中國領空。1914年，袁世凱曾出動飛機鎮壓白朗起義。1911年11月，北洋政府雖設立了航空事務處，統管全國航空行政，但空軍仍隸屬於陸軍部。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空軍才作為一支獨立的軍種，與陸軍分開。1928年11月，國民黨軍事委員會航空處改組為航空署，隸屬於軍政部，管理全國軍民用航空事務。1934年5月，又改航空署為航空委員會，建立航空隊，設置空軍總站，購買飛機，開辟機場，創辦航空學校，培養飛行人員。至杭戰爆發，國民黨空軍共有9個大隊，5個直屬中隊，4個運輸隊，擁有314架戰鬥機，300餘架運輸機、教練機，有飛行員3000餘人，機場262處。當然，國民黨海、空軍無論在數量或質量上，都遠遠遜色於當時包括日本在內的各帝國主義國家。如海軍的總噸位，在抗戰前僅為日本海軍總噸位的1/30。但是，同陸軍一樣，國民黨海、空軍建設，都大大超越前輩，進入了地主，資產階級軍隊建設的全盛時期。

　　毋庸諱言，國民黨軍隊的近代化，有其一定的曆史地位。國民黨軍隊之所以能夠在民族戰爭中起過必要的作用，給日本侵略軍以應有打擊，究其原因，接受近代化熏陶，可以說是最主要的環節之一。”

　　上述資料很客觀的告訴我們，中國軍隊現代化建設在1931年以後幾乎是全程提速，這是和日本對華侵略分不開的。國民政府以及蔣都看見了日本對華威脅，加緊了國防建設。當然現在大家可以指責國民政府在國防建設中的失誤，但是綜合當時的國情，實在沒有指責國民政府賣國的理由。

不但在軍事上改革，在經濟上中國也是在31年後加速完成了“廢兩改元”、“統一貨幣”、建立中央銀行等改革的。雖然宋子文經濟政策錯誤很多，但是對於中國經濟現代化改革他也是做了貢獻的。

　　可以說31年9.18事變對於全體中國人來說都是一個刻骨銘心的轉變，對於國民政府以及蔣本人來說刺激更大。國民政府以後一係列政策都是圍繞在“如何不亡國滅種”這一基礎上的。

　　至於遭受廣泛質疑的“黃金10年”，我個人還是認為這10年對中國能堅持與日本周旋8年之久起了很大的作用。

　　“拿破侖曾經說過：“決定戰爭成敗的三大要素，第一是錢、第二是錢、第三還是錢。”沒有現代化穩健的財政基礎，要想進行現代化的戰爭，以抵禦外辱，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沒有糧餉的軍隊，不但不會保家衛國，甚至會造反劫掠。因此國民政府麵對日本自從一九二八年的濟南慘案的挑釁，一直忍辱負重的原因之一，就是要以“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的精神來理財練兵，國家才能達到足食足兵的境界。

　　這段時期的國民政府，在理財上，可以說是從無到有，建立了現代化的財政製度。北洋政府時代的國家財政，可以說是一筆爛帳的無底洞，國民政府北伐之後，被迫接下這個財政的爛攤子。當時國民政府必須應付內戰不斷的軍費開支，債台高築的外債，整軍經武軍隊現代化的經費，以及投資在教育、工業與農業上的費用，而負擔這項改革任務的主要領導人是宋子文與孔祥熙。

　　國民政府在宋子文的努力之下，直到一九三年才開始引進政府的預算製度，同年也才收回中國關稅自主的權利；在次年，又正式廢止清朝中葉以來各省分立的厘金製度，這一係列的大變革，都是在內有阻攔，外有壓力之下完成的。接著國民政府整理與廢除從清朝留下，經過各個軍閥“發明”的各種落伍與強加之稅捐項目（名目高達一千七百多種），這樣中國的財政才能進入一個利於工商投資，並讓人民休養生息的新時代。 當時中國政府的預算支出，一九三年為四億三千萬元1，到一九三七年增加到十一億六千萬元，而政府的歲入在一九三年為三億三千萬元，一九三七年為八億七千萬元，政府的歲入成長相當的穩健，但是政府的支出的幅度更是驚人（政府預算的赤字在七年裏，由一億多元，增加到三億多元）。政府預算的主要支出是軍費與償還債務，約占預算支出的三分之二以上，沉重的軍費負擔是因為中國的內戰不斷，以及準備抗日的建軍，而債務是加上必須償還自從清朝以來，中國所積欠的各種外債與內償，因此國民政府的預算，一直是就在透支的狀況，幸而中國有極高的民間儲蓄率，才能長期挹注這個財政上的缺口。

　　而宋子文設法將多如牛毛的各種內外債務加以整理，製定償債的計劃，因此大幅減輕了政府利息負擔，從而建立政府的債信。國民政府從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之間，政府總共所借的債務高達三十五億六千萬元，而償還的債務的總金額為三十一億元，這些龐大的預算赤字全靠國民儲蓄以及外資流入來挹注。由於宋子文的財政運作手法高明，國民政府的債信評等不斷的提升，不但銀行樂於借錢給政府購買公債，國民政府所發行的外債評等，在國際市場中，竟然比日本的債卷還要高。

　　在教育方麵，國民政府仍然設法在不足的總預算中，投入教育、文化以及建設的經費，一九三四年的教育文化預算金額為一千三百萬元，建設經費為七百萬元，到了一九三七年，國民政府的教育文化預算增為四千二百萬元，建設經費為五千四百萬元。另外公營事業資金，也從零提高為二千九百萬元，這些經費的支出，若是和軍費與償債支出相比，雖然不成比例，但是已經產生了不少的成效。例如國民義務教育的入學比例，從一九三一年的十七％，增加到一九三七年的四七％，中國開始大幅減少文盲的人數。另外大學以上的高等教育，也維持量與質的增加，特別是實用的理、工學係發展很快，從一九三二年起，國民政府對於教育經費，一直維持正常撥發，中外教育合作基金，也對高等教育的研究，產生相當具體的獎勵作用。

　　民國建立以來，中國的金融體係，仍然處在落後的農業時代，除了幾個對外通商的大都會，有些比較現代化的銀行之外，其餘全是錢莊與票號，很難發揮現代化工商社會的資金調度功能，而宋子文首先在一九一六年的廣州國民政府，成立中央銀行，開始負責政府金融政策的運作，以及各種政府收支的金融調度。由於宋的掌控得宜，才使北伐所需的軍事費用，得到源源的融通，成為國民政府北伐勝利的主要因素之一。

　　在國民政府北伐成功之後，當時中國境內的貨幣流通，仍然是以銀元為主、銀兩為輔的狀態。由於各省又有自己所發行的貨幣，而流通最廣的銀元，因為不同時期政府的發行，其含銀的成色不一，而貨幣幣值更是沒有合理的匯、兌標準，因此造成貨幣流通與兌換的困難，這對投資發展與工商交易，都非常的不便。要想在這種混亂與落後的金融環境下，發展現代化的工商業，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國民政府首先在一九三一年鑄造新的銀元，宣布“廢銀兩改銀元”的政策，中國內部一切的財政稅收與經濟交易活動，都以政府新鑄的銀元標準。這樣貨幣有了統一的標準，不但稅收運作方便，也使得工商投資與經貿活動可以便利的運作。

　　但是廢兩改元政策，隨即遭到一九三三年全球銀價波動的衝擊，在國際銀價高漲的吸引下，中國白銀大量的外流，引起金融市場貨幣流通不足的危機。因此宋子文決定推行以外匯準備為基礎的“法幣政策”，以建立現代化國家的貨幣製度。宋子文到英美等國政府遊說，希望他們支持中國即將實施的法幣政策，因為中國實施現代化的法幣政策，會有利於這些國家在華的經貿與投資。不過日本則是強烈的反對，因為國民政府一旦擁有現代化國家調度財政的能力，就更能因應對抗日本的戰爭的財政需要；各地的割據勢力也拒絕合作，因為他們擔心中央政府有了通行全國的發鈔權力，那麽中國在經濟上，就完成了統一，國民政府將成為名副其實的中央政府。 不過宋子文仍然設法克服各種的困難，在英、美等國的支持下，宋又爭取到上海、江浙等的銀行團支持，終於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排除萬難，在國民政府正式實施法幣政策。法幣的發行數量，是以中央銀行所掌握的外匯數額，作為發行的擔保，由中央、中國、交通三家銀行印製的鈔票作為法幣（後來又增加農民銀行的發鈔權），以取代過去的銀元。法幣的發行，非常順利地受到整個社會的接受，因為工商業者早就期待中國應有現代化貨幣的流通與兌換，社會大眾也對國民政府穩定的權力基礎產生了信心，這是中國財政與經濟現代化革命性的成功。這代表中國國民開始認同國民政府的統治威信，也代表了國民政府有了足夠的國內外信用，來維持貨幣幣值的運作，這樣中國才能麵對未來對日作戰的財政與金融運作。

　　中國法幣改革的順利，對日本而言是極大的震驚，因為這代表中國已經有了一個人民支持與信任的中央政府，同時中國有了自主的財政與發展現代化經濟的基礎，中國終於開始進入現代化的發展時代了。”

　　“民國以來，中國的農業仍然處在傳統的架構之中。由於人口眾多，農民平均的耕地嚴重不足，農業生產根本不足以養活農家，因此農民收入有限，農村經濟凋敝。在沉重的農村借貸利息壓力之下，農業現代化的投資幾乎不存在，而農村過多的勞動力，成為軍閥部隊以及地方性叛亂的主要根源所在，直到一九三年代，國民政府才能開始有能力針對農業問題，進行實際的投資與改革。

　　國民政府先後成立農業複興委員會以及農本局，以推廣現代化的農業生產技術，協助建立產銷體係，並且鼓勵普遍設立減輕農民借貸負擔的農業合作社，合作社的數目從一九三三年的五千三百三十五個，增加到一九三七年的四萬六千九百八十二個，相當改善了農民沉重的金融負擔，與增進了農業的生產。雖然中國主要的糧食與衣服等原料，仍然需要進口，但是到了一九三六年以後，進口數量已經明顯地減少，中國的農產品開始接近自給自足的目標。

　　清朝以來，中國的工業發展，隻是局限於沿海通商的港口，以及內地幾個交通要地而已，在中國五億多人口之中，真正的勞工人口，隻有一千多萬。當時中國工業結構的主體，主要是勞力密集的輕工業，就連多數的民生工業產品，都要依賴進口，連自給自足的條件都不存在，至於與國防有關的重工業，更是隻有零星的發展而已。因為要發展現代化的工商業，主要條件是需要安定與統一的政治環境、幣值穩定的貨幣、受過基本教育的勞工，以及四通八達的交通係統。這在當時的中國，不是剛剛開始具備條件，就是還在形成條件之中。缺乏工業化的生產力，中國就無法在與日本的正麵作戰中，取得戰爭與後勤的供應。

　　國民政府在一九三年代，大力的推展交通建設，隨著國民政府的軍政力量，開始進入西南地區之後，中國主要的交通幹線以及通訊設備，才開始有了初步的發展，國際列強也才開始願意在中國進行大量的投資。中國直到一九三七年盧溝橋事變爆發之後，才終於達成粗略的交通幹道，勉強地完成連接中國主要的戰略要地。國民政府基於未來戰略設計的需要，因此將交通建設的重點，放在拓展西南與西北的交通路線，以及連結華南與華東的鐵路運輸，並且打通中國與蘇聯以及緬甸的陸路交通，成為抗日戰爭中，最為重要的對外聯絡生命線。

　　總之，中國從一九三六年以後，才由國民政府解決了多年內戰的問題，中國有了較為穩定的中央政府之後，理財練兵與教育建設，才有全麵的規劃及複興的活力，這樣的國民政府才有了一個中央政府的架構，中國各地也才逐漸地在實質上與精神上，形成一個國家整體的連係與運作。中國這時才能勉強拚湊出與日本進行民族戰爭的架式。但是中國這個統一與現代化的發展，實際隻推展了二年左右，中日關係就走到了最後關頭。

　　七七事變的爆發，使得中國根本在還沒有完成準備的狀況下，被迫與日本進行曆史決戰。假如再給中國五到八年的時間發展，讓中國的農業能夠改造，工業能夠建立基礎，社會能夠產生更大的國家共識，現代化的軍隊能夠整編完成，那麽中日戰爭應該就會出現極大不同的發展。當然日本更為了解這一點，因此先發製人，提早引爆中、日全麵戰爭，以摧毀中國剛剛開始的凝聚力，也就成為日本在戰略上的政策了。”

　　而在國際上31年時我們能獲得像37年那樣世界各國的支持嗎？答案是否定的。從27年—33年西方爆發的經濟危機使得世界各個強國把注意力轉移到恢複國內經濟上。而不是關注日本在遠東的擴張。事實上日本在31年對中國的侵略實際上也沒有侵犯各國在中國的利益。

　　而真正能在遠東對我們有實質性支持的蘇聯（蘇聯在東北也有特殊利益）也因為中東路事件與國民政府、東北軍交惡加上蘇聯國內肅反，沒有精力也沒有意願對31年時的中國提供支持。況且日本人聰明的沒有觸犯蘇聯在東北“特殊利益”。

　　而以美國駐華武官史迪威為代表的西方在華軍事人員普遍認為中日開戰，中國最多能堅持3個月。因此沒有必要對華援助，因為這些援助最後隻能便宜日本。 而日本的“三月亡華”論也不是村夫狂言，而是有按照西方流行的軍事觀點科學理性的分析而得出的結論。這和中國軍事專家在第二次伊拉克戰爭中屢次預言美國將遭受重大損失是一樣的。隻不過他們不知道，在民族與國家到了真正危機存亡的緊要關頭一切理性、科學都不是決定戰爭勝負的關鍵，關鍵是這個民族有沒有不屈的精神！

　　最後說說中國共產黨，的確中共是中國無可爭議的第一個公開提出抗日口號的政治勢力，但是值得玩味的是中共抗日口號的變化。當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興旺時，口號是：抗日必先反蔣；而當國民政府與蘇維埃政府實力發生變化時，口號就變成：逼蔣抗日；而當中共軍事勢力大大受損，已經到了危急關頭時，口號又變成：聯蔣抗日。 口號的變化，其中奧秘頗為引人聯想。

　　要是國共雙方能在31年就展開“第二次國共合作”那麽中國也許不會在抗日戰爭中損失那麽大。可惜，曆史就是曆史，是沒有也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