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銳：徹底走出毛澤東時代的陰影----《毛澤東執政春秋》序言（轉帖）

徹底走出毛澤東時代的陰影

----《毛澤東執政春秋》序言

李銳

　　在《毛澤東晚年“左”的錯誤思想初探》一文中，我曾談到，1981年通過的《曆史決議》“不是對毛澤東研究的終結,而是研究的真正開始。在毛澤東研究中，過去研究得最少的是他晚年的活動和思想（主要是晚年的“左”的錯誤）。這是剛剛過去的曆史。我們實事求是地回顧這段曆史，主要是為了總結經驗教訓，前人的錯誤給我們的教益並不亞於他們的成就給我們的教益。”這是十年前說的話，沒有聽到不同意見。　
　　以前，人們常說，中國自1949年後進入了“毛澤東時代”。這種說法雖帶有濃厚的個人崇拜色彩，卻反映了一種曆史的真實。因為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將馬克思的理論同中國革命的實際相結合，經過艱難曲折的漫長道路，取得革命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此，他以不容拂逆的個人意誌，開始社會主義建設，隻爭朝夕，追求大同之境，左右了國家的一切，直到人們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真正做到了“係天下安危於一身”或者誰也“跳不出如來佛手心”。我們過去的成就和失敗都同毛澤東分不開，研究他的晚年錯誤，對於我們的現代化建設，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建設，自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　
　　在起草第二個《曆史決議》期間，鄧小平多次談到毛澤東晚年的錯誤，談到“文革”十年是全局性的錯誤，其後果極其嚴重，而且一直在發生影響。當年批判“兩個凡是”時，鄧小平說過：“我們要注意，現在反對黨的政治路線、思想路線的，還大有人在，他們認為中央現在搞的是倒退，是右傾機會主義。他們打著擁護毛澤東的旗幟，實際上是換個麵貌來堅持林彪、‘四人幫’那樣一種思想體係。其中有些人可能轉過來，但不一定都能轉過來。如果讓轉不過來的人掌權，這些人能聽黨的話嗎？他們是一遇機會就會出來翻騰的。”果然，這種人舊習不改，尤其1989年後，又大大出現了這種翻騰，於是1992年初，鄧小平不得不“打招呼”，作南巡講話，告誡全黨上下，“左”的錯誤是根深蒂固的。所謂“根深蒂固”，當然同毛澤東晚年錯誤分不開。　
　　1997年列席十五大時，我在書麵發言《關於防“左”的感想與意見》中談到，在黨的七十六年曆史中，最難改的錯誤是“左”，從馬恩列斯的理論與實踐到中國自古以來封建專製主義的影響，分析了“左”及其難改的根源，並建議總結改革開放二十年來這方麵的經驗教訓。最近，在全國學習“三個代表’高潮中，鄧小平指責過的那種“左”的翻騰又出現了。“左”爺們的“左”是根深蒂固的，他們死抱住教條，無視曆史事實，唯我獨革，還是唱著那些老調子，還是打著擁護毛澤東的旗幟。　
　　因此，研究毛澤東的晚年錯誤，研究毛澤東執政時期的方方麵麵，理清事實，探討根源，仍是不可推卸的長期任務，仍同我們當前的建設和未來的走向緊密相關。我一直認為，不徹底清理毛澤東的問題，不徹底查明前三十年（1949至1978）走過的大大小小的彎路，不徹底弄清“左”為什麽根深蒂固的全部曆史，我們就不能輕裝前進，就還會犯錯誤、走彎路。多年來，經濟體製改革是條長腿，政治體製改革是條短腿，致使我們總不能大步前進。原因何在？關鍵就在我們沒有徹底清算過去的封建專製主義傳統同“左”的結合。毛澤東承認自己是搞“馬克思（實為斯大林）加秦始皇”；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要有點個人崇拜”；追求“君師合一”……。於是才有林彪的“四個偉大”（毛本人特別欣賞“偉大導師”），手搖小紅書，早請示、晚匯報，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文革”十年“砸爛一切”，將人類社會曆史進步所依靠的民主、自由、科學、法治、市場經濟，統統踩在腳下，致使整個國家瀕臨崩潰的邊緣。至今回顧，仍不寒而栗。有鑒於此，1980年鄧小平作了要徹底肅清封建專製主義的報告：《黨和國家領導製度的改革》。可惜的是，報告中講到的種種措施，二十年來未能得到認真落實。我們還是習慣人治，習慣家長製，習慣個人說了算；還是一個權大於法的權力社會，不是一個真正的民主社會、法治社會；有法不依、知法犯法乃至執法犯法的現象，仍普遍存在。這就是腐敗難治、民意難申、言路阻塞、黨的威信日益下降的根本原因。　
　　毛澤東是二十世紀中國最有影響的曆史人物，也是世界有影響的人物。有關他的傳記，國內外已出了多種，最近西方又出了兩種。據說拿破侖身後的傳記有一百多種。相信毛澤東的傳記也會越來越多。出於一種曆史責任感，我五十年代寫過早年毛澤東，八十年代後不斷寫晚年毛澤東，由此認識了不少這方麵的學者專家，老中青三代都有，在中國人民大學哲學係執教的單少傑就是其中一位。　
　　1995年春夏間，單將書稿第一至二篇交於我。在隨後幾年間，他將書稿其餘部分陸陸續續送到我家。2000年1月26日，他又將修改好的全部書稿送到我家，囑我寫一篇序言。書稿過去斷斷續續讀過，但耆耆之人隨讀隨忘，日常雜事又多，現在也不可能再通讀一遍。因此，序言也隻能寫一點浮麵的話。　
　　我從作者寫的“成書過程”中知道，1993年毛澤東百年誕辰時，他寫了一篇關於毛澤東民主觀的文章，前一部分題為“輕諾延安，寡信北京”。這時到處興起一股“毛澤東熱”，並愈演愈烈。作者感到我們這個民族患有嚴重的“曆史健忘症”，忘記了自己剛剛經曆的苦難，於是在1993年底至1994年春，又寫出了一篇關於毛澤東政權暴力背景的文章。他在寫作這篇文章時得到過苗力田教授的指教。苗是古希臘哲學研究專家，主持翻譯過《亞裏士多德全集》。苗既介紹作者讀亞裏士多德《政治學》，又為作者審閱了這篇文章。在一種曆史責任感的驅使下，作者對毛澤東的研究一發而不可收終於用五、六年時間，完成了這部五十餘萬字的著作。單少傑是研究哲學和文史的學者，能夠借鑒亞裏士多德《政治學》來研究毛澤東。亞裏士多德是兩千三百多年前的古希臘思想家，他研究了一些希臘城邦因暴力而興又因暴力而衰的曆史。我沒有讀過西方學者尤其西方古代學者這方麵的著作，但我相信人類社會的曆史發展，自有其共同規律；各個國家和民族的曆史道路，既有相異處也有相同處。用亞裏士多德有關源於暴力的政權易於衰敗的思想，來對比研究毛澤東的執政成敗，會有借鑒啟示，可以順理成章。這種學者思想型的研究，我很是讚成（我自己沒有這種基礎）。　
　　如關於廬山會議，作者指出，彭德懷上書，既對事又對人，對事涉及所批之事的範圍、程度、性質等方麵問題，對人則觸及所批之人的應負責任、實際能力、工作作風等方麵問題。作者進一步指出，無論是彭德懷批評毛澤東的言論，還是毛澤東批評彭德懷的言論，都有一個前輕後重的不對稱結構，先是有條件地肯定對方，繼而很嚴厲地批評對方。不過，毛的言論不僅有談話結構的不對稱，而且有待人待友的不對稱。“他可以負人，人不可以負他，頗有些曹孟德氣度。”關於毛澤東批鬥彭德懷，作者除了作出政治、思想、曆史等方麵的考察外，還作出文化方麵的闡釋，指出毛還承襲了古代君主在整治政敵和駕馭臣民時常采用的一些手段，“不守常規，不講章法，無巧不取，無所不為。”“太史公筆下的漢高祖，既有曠世雄主之風采，又有肖小徒輩之行色，幾分雄才，幾分痞氣。”“明太祖朱元璋則把謀害大臣的事做到極致處。”“毛澤東雖不好與史上名君相比，但作為能奪得天下者，自是有許多過人之處，自是一個在整治人事方麵的長袖善舞者，陰柔之道也是爛熟於肚中的。”
　　作者根據自己熟讀過的經典理論著作，就毛批彭沒有理論思想，乃非馬克思主義的經驗主義世界觀，“言辭間多有對彭的輕蔑與嘲諷，以伶牙欺剛正，以利齒辱厚重”，指出，“實際上，毛所說出的那些大道理本身也有許多問題。他指責別人不懂許多東西，可他自己也未必真懂這些東西。”比如他說，經驗主義“是指馬赫唯心主義經驗論”，“就不準確了。因為，經驗主義是一外延較大的概念，不僅包括馬赫哲學，而且包括其他哲學，上自古希臘普羅泰戈拉哲學，中有英國經驗論，下至本世紀邏輯經驗主義哲學。”毛還告誡彭，“經驗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敵對體係。”作者認為這一說法也有問題：“按毛屢屢引為權威的那些經典作家的說法，在經驗主義哲學中，既有唯心主義派別，也有唯物主義派別，後者至少包括培根、霍布斯和洛克。”他們均被馬克思等推崇為現代唯物主義先驅。過去，人們在談到毛澤東獨斷專行時，對其為所欲為方麵談得較多，而對其遭遇抵製方麵談得不夠。作者在書中強調：在執政黨最高決策層中，除毛外幾乎所有成員都曾先後不同程度地作過努力，來阻止毛一意孤行，呈輪番抗爭之勢，並最終置毛於落孤陷寡境地。作者還比較了毛的黨外反對者與毛的黨內反對者，認為後者的抵製力更大些，骨頭更硬些。對付黨外民主人士，毛隻要搞些“陰謀”，便可打發了事；對付黨內異己力量，他就要處心積慮並傾其全力了。彭德懷在被打倒後，總是不服，今天寫一封自討苦吃的申訴信，明天又寫一封自討苦吃的申訴信，直到被癌症折磨得奄奄一息時，還要求同毛澤東見一麵，把問題談清楚。　
　　作者是教授、學者，這本書所利用的文獻和有關著作，是大量而廣泛的，是經過作者認真地梳理和鑒別的，所引材料比較詳實可靠，是經得起推敲的。作者同我談到，他在處理書中材料方麵，花了很多功夫，寫得很苦。之所以為此，除要考慮寫學術論著所應考慮的那些一般要求外，還要考慮兩個特殊因素：一是，對於書中所寫的人和事，我國四十歲以上的人都有或大或小的發言權，當然說多說少不一。二是，在現今中國文化思想界，不僅“毛澤東餘威”猶存，且有“文革”餘孽和積習不改的文化酷吏及其走卒在活動，其中年紀較大者，過去曾當過“四人幫”的幫凶，如今仍懷有“雞蛋裏挑骨頭”這一習慣性心理。作者認為無法不讓他們在此書中捕風捉影，但應盡量不讓他們從書中找出學術硬傷。　
　　翻讀原稿時，我對作者的感覺是，他將毛澤東嚴厲地擺在曆史天平上，很少顧忌，暢所欲言，敢言人之不敢言。有時還打比方、用典故，有的恰到好處，有的難免使人感到太尖銳了。關於毛澤東性格特征，書中也有所論述。這裏舉三個例子：用一個多動症患者竟拎著一隻裝滿雞蛋的大籃子，來比喻“愛折騰”的毛澤東卻掌管著新中國所有權威資源這一局麵。用袁紹因討伐曹操失敗而惱殺田豐的典故，來解說毛澤東因搞大躍進失敗而加罪彭德懷這一史實。毛澤東晚年多病，卻不愛吃藥，並常同醫生鬧別扭；這種諱疾忌醫的倔勁，不僅表現在醫病保健上，而且表現在施政用權上，既不願吃健體之藥，也不願吃治國之藥。這本書所使用的語言是亦雅亦俗的，既適合專業研究者閱讀，也適合普通老百姓閱讀。　
　　其闡述舉重若輕，能把一些頗有深意的問題講的淺顯易懂。其行文簡潔流暢，很少有什麽生僻的字詞和生造的語句，多為熟詞和短句，有節奏感，可朗朗上口。　
　　不同的讀者對本書會有不同的看法和評價，是很自然的事。作為一個毛澤東研究者，由於種種限製，我雖然不可能像作者那樣毫無顧忌、暢所欲言，但我讚成出版這樣的書，因為毛澤東已走進曆史，無法不讓人評說。1992年《毛澤東的早年與晚年》一書出版時，我在“前記”中說道：“當代的每一個中國人，同毛澤東是息息相關的。我們的勝利與失敗，正確與錯誤，前進與後退，歡樂與痛苦，乃至價值取向、思維習慣等等，都是同毛澤東分不開的，真是榮辱相關，生死與共。毛去世已十六年了，他的光輝一毛澤東思想仍照耀著我們，可是他的陰影一晚年‘左’的錯誤思想也還籠罩著我們。”這是八年前說的話。難道毛澤東的陰影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了嗎？人們嗬，不要忘記剛剛過去的苦難的曆史。恩格斯說過：“偉大的階級，正如偉大的民族一樣，無論從哪方麵學習都不如從自己所犯的錯誤中學習來得快。”　
　　我相信作者的辛勞是會有收獲的，這本書對研究毛澤東尤其鑒戒毛澤東是會有好影響的。
　　　　　　　　　　　　　　2000年6月13日

(《毛澤東執政春秋》單少傑著，明鏡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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