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毛澤東的一些往事解讀幾種領導方法
毛澤東設想的十七條困難，在抗日戰爭勝利後，有的是果然遭遇了，有的是部分地出現了。如抗戰勝利後，大多數偽軍都搖身一變，掛起了國民黨軍隊的旗幟；內戰在一年後也確實爆發了；美國武裝國民黨軍隊幫助打內戰；解放戰爭初期，有的根據地讓國民黨軍隊占去了；也有一些黨員（當然是極少數）跑了、散了，甚至跑到國民黨那裏去了；國民黨軍隊攻占了我們的一些根據地；國民黨特務曾實施過暗殺陰謀，等等。
在十七條困難中，最後一條是“其他意想不到的事”，最可玩味。俗話說，“人算不如天算”，無論怎樣周密設想，都不可能涵蓋一切，總會有預料不到的困難。毛澤東加上這一條，就是提醒人們，不要隻注意設想到的困難，還要注意設想不到的困難也可能遇到，這樣當沒有設想到的困難到來的時候，才會因為事前有精神準備而不至於驚慌失措。毛澤東當時的解釋是：“要準備對付非常的困難，對付非常的不利情況。”比如，七大時誰也不會想到中央所在的延安會被國民黨軍隊占了去。正是有了應對一切困難的思想準備，在胡宗南20萬大軍進逼的時候，毛澤東果斷決策放棄延安，並充滿信心地說：要拿延安換整個中國！隨後從容地在陝北同胡宗南部隊兜圈子。也正是有了應對各種困難的準備，毛澤東原來設想解放戰爭打五年取得勝利，結果打了三年就勝利了。
準備最壞的，更有利於爭取最好的，這就是事物的辯證法、工作的辯證法，也是毛澤東的一貫主張和做法。用他的話來說，就是“在最壞的可能性上建立我們的政策”。在委派將領外出開辟局麵的時候，毛澤東總是這樣提醒他們。1944年王震率南下支隊出發時，毛澤東對他們講，要“準備各種不如意的事，多少封鎖線，敵人的襲擊，不開歡迎會”等等。1947年讓劉鄧大軍千裏挺進大別山，毛澤東在電報中交底說：可能有三種前途，一是付出了代價站不住腳，準備回來；二是付出了代價站不穩腳，在周圍堅持鬥爭；三是付出了代價站穩了腳。正是因為有了對困難的充分估計和準備，從而使人們在實施中央決策的過程中，能夠處變不驚，采取主動的應對之策，爭取到好的結果。1944年王震、王首道率部南下又北返，曆經艱險，被譽為“小長征”，最後把部隊完整地帶回了陝北。1947年的劉鄧大軍在“殺出一條血路”之後，最終爭取到了第三種也是最好的一種前途，“付出了代價站穩了腳”。
在毛澤東看來，要從最困難的方麵著想，爭取最好的前途，無論是戰爭年代還是建設時期，無論是處於劣勢還是處於優勢的時候，都需如此。1957年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講話時，談到在社會主義社會裏少數人鬧事的問題，毛澤東說：“事情的發展，無非是好壞兩種可能。無論對國際問題，對國內問題，都要估計到兩種可能。你說今年會太平，也許會太平。但是，你把工作放在這種估計的基礎上就不好，要放在最壞的基礎上來設想。……七大的時候，我講了要估計到十七條困難，其中包括赤地千裏，大災荒，沒有飯吃，所有縣城都丟掉。我們作了這樣充分的估計，所以始終處於主動地位。現在我們得了天下，還是要從最壞的可能來設想。”
1958年3月25日，毛澤東在成都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再一次談到他當年講十七條困難的事情。他說：“以後究竟有些什麽是出於我們的預料之外會要發生？我記得七大的時候，羅列了十七條，其中有‘赤地千裏’就是大旱。還有一條所有縣城都喪失，我們隻有鄉村。這個問題你們有工夫的時候是不是談一談，國際國內有些什麽事情是我們預料不到而可能發生的。開頭少數人研究一下，開一個單子，不是十七條，十六條也可以。如果我們沒有準備，那個事情來了，我們就要差一些了。西藏少數頭人可能叛變，他們的心在印度、英國，這就可以列一條。”順便說一下，毛澤東這裏說的“西藏少數頭人可能叛變”，一年後果然成為了現實。
毛澤東講十七條困難，顯然也是有針對性的。一是中國革命的實際進程本來就充滿曲折，過去如此，未來也必然如此；二是有感於“從前我們黨內有個傳統，就是講不得困難，總說敵人是總崩潰，我們是偉大勝利”；再就是曆史轉折到來時，在一片團結勝利的氣氛中，有些黨的高級幹部容易滋長盲目樂觀的情緒。
那麽，毛澤東在七大上一口氣講出十七條困難，在七大代表們心中究竟是否留下了印象，以及留下了什麽樣的印象呢？
正好手頭有一本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2000年編的《憶七大——七大代表親曆記》。752位七大代表，在他們編這本書的時候，在世的隻剩下116位了，其中年齡最大的99歲，最小的也已77歲。編者征集到100位代表寫的回憶文章。翻閱之下，意外地發現，除了黨的七大路線外，給代表們留下深刻印象的細節，一個是王明在預選中央委員落選後，毛澤東三次向代表們解釋，希望選上王明；再一個就是毛澤東講的十七條困難。記得前一個細節，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涉及王明這樣有名的黨史人物，再加上許多當事人本來就是在毛澤東做工作後才投王明的票的。而記得後一件事，便殊為難得了。據一位叫彭德的代表回憶，領導人在大會上的講話，他們是記了筆記的，但是，“會後，大會秘書處將這些筆記本收回統一保存，不允許個人帶走”。也就是說，這100位代表在回憶時不可能再去翻閱當時的筆記本作參考，卻一共有12位寫到毛澤東講十七條困難的事，有的還列舉了毛澤東講的十七條困難中的幾條，最多的列了八條。要知道，這可是事過55年之後的記憶呀。
至於留下了什麽樣的印象，不妨引述幾位七大代表的體會。
擔任過吉林省委第一書記的強曉初說，毛澤東講的這些困難，“當然有些是極而言之，但這樣講了以後，就使黨的高級幹部有了應付各種困難的精神準備，不要被勝利衝昏了頭腦。毛主席這種從最壞處著想爭取最好前途的思想，是他一貫的思想。給人的啟發是非常深刻的。任何時候，對於做好各種工作都是非常重要的。”
擔任過煤炭工業部部長的高揚文說：“雖然以後這些困難並未全部出現，但有應付困難的準備，就有了勝利的保證。”
擔任過北京農業大學副校長的王明遠說：“對以後會遇到什麽困難，都對大家交了底。我們此後到勝利一直沒有受過大的挫折，就是靠七大。”
最近因為要寫一篇關於陳雲的文章，筆者在翻閱陳雲1953年10月10日在全國糧食會議上的講話記錄稿時，又發現了一段與毛澤東講十七條困難有關的文獻。陳雲在講完實行糧食統購統銷可能出現的種種毛病之後，說了這樣一段話：
“除此以外，還能不能舉出其他毛病呢？還可以舉出好多好多。毛主席一共講了十七條，他要我也舉，我隻講了幾條，最後加了一條，就是‘有意想不到之毛病’（笑聲）。因為我們沒有經驗，想不到的毛病一定會出得很多。”
這個記錄稿再次表明，毛澤東在七大上講十七條困難，作為一種重要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領導方法，確實影響了那一代領導幹部。
二、毛澤東1959年初親自主抓糾正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發生的“共產風”的情況
——看得到，抓得起
二、毛澤東1959年初親自主抓糾正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發生的“共產風”的情況
——看得到，抓得起
1959年一二月間，有一件大事困擾著毛澤東。1958年，都說糧食豐收了，但轉過年來不少地方卻在喊缺糧、缺油、缺肉。為何如此？他苦思不得其解，心裏頗為煩惱。
恰好這個時候，廣東省委報來的一份材料裏說：糧食緊張是生產隊瞞產私分造成的，應該明確糧食消費以生產隊為單位進行包幹，以解除大家對糧食問題的顧慮。這個材料啟發了毛澤東，使他從糧食緊張的現象中發現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公社成立後，廣大基層幹部和農民懼怕集體所有製馬上變為國有製，‘拿走他們的糧食’。”
這個判斷涉及對前段時間政策導向的反思，自然要謹慎一些。實際上毛澤東起初也沒有多大把握。2月22日，他為廣東的這份材料寫了個批語，用電報轉發各地，目的是引起地方領導注意，一同思考。
既然感覺到問題所在，就必須弄個究竟，看看自己的判斷是不是準確。第二天，毛澤東登車南下，一路調查求證。他先後同河北、天津、山東等省市領導座談，還找來一些公社書記和生產隊長進行調查。2月25日下午，毛澤東的專列停在濟南西郊機場的專線上，請了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舒同、省委秘書長吳建、曆城縣委書記王任之、曆城東郊人民公社黨委書記鄭鬆、東郊公社大辛管理區黨總支書記李蘭生、大辛大隊支部書記張印水到專列上座談。毛澤東專門問了全縣的人口和地理條件，社隊的規模，糧食畝產情況，農民的收入和夥食，大兵團耕作的情況，幹部的作風等等，由此掌握了第一手材料。26日到鄭州，當天晚上和第二天上午，他兩次把自己了解到的情況和想法，同河南省委的領導和一些地委書記“吹”了一下。大概是獲得了共鳴，毛澤東心裏有了底，就想趁勢解決這個問題，由此決定在鄭州召開一次會議，討論一下1958年秋季成立人民公社以來發生的“共產風”，以確定公社的所有製關係。
這次會議的正式名稱叫鄭州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又稱“第二次鄭州會議”。從2月27日到3月5日，除了鄧小平等在河南省委招待所西樓會議室主持開了九次會議以外，毛澤東還在停靠在鄭州東郊的火車上主持了七次會議。從會議記錄稿看，毛澤東主持的會，多數是座談式的。有時候，主要由他講，別人隨時插話。有時候，主要由別人講，他聽，有時插話。
2月27日下午，毛澤東在同第一批到鄭州的省委書記談話時，把“共產風”概括為三條：“一是貧富拉平。二是積累太多，義務勞動太多。三是‘共’各種‘產’。”他提出公社應當下放權力，實行三級核算，並且以隊的核算為基礎。這個意思，在此後幾天的會議講話中，說得更通俗和幽默：
人民公社辦事，不要攔路搶劫，現在的綠林豪傑可多啦，都是戲台上那種不扣衣襟的豪傑。你們是不是在內？我們對農民，能許可嗎？唯一的辦法是等價交換，要出錢購買。公社內部、三級之間都是買賣關係，等價交換。
一開始就擺明問題，提出自己的主張，便於集中思路討論。這也是毛澤東主持會議的一貫方法。但是，與會者的反應，卻是複雜的，這多少有些出乎毛澤東的意料。
河南省四級幹部（省、地、縣、社）會議在26日晚上討論毛澤東的講話時，基層幹部們大多承認毛澤東指出的問題確實存在。有人說，他們那裏的一個公社就規定，“賣豬的錢完全交社，連死豬肉隊裏也不得吃，一律上交公社屠宰場”，有個村在春節前“因怕外調藏起了19頭大豬”。還有人反映，有個村按領導的安排到另一個村去拉糧食，當地幹部就讓婦女阻攔，並質問來拉糧食的人：“俺莊光身漢多，你莊大閨女多，為啥不調來幾個哩？”弄得雙方關係很緊張。但是，說到要糾正，一些幹部卻明確表示“彎子轉得太陡”，“思想毫無準備”。有一個公社書記說得更形象，把急轉彎比作“吐唾沫鑽到鼻孔了”。還有人講，如果退回去，“社會主義成分少了，實現全民所有製的時間推遲了”，擔心“否定過去成績，引起群眾思想混亂”。有的幹部甚至認為：“毛主席的指示是倒退了，對農民太讓步啦！”這是“富農路線”，是“右傾”。
當天夜裏，河南省委把這次討論的情況原汁原味地整理出一萬多字，報給了毛澤東。在保留下來的毛澤東的披閱稿中，幾乎每段話下麵都畫著道道，有的地方還寫了批注，仿佛是又做了一次調查。他意識到要真正讓幹部們轉好彎子，並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此後幾天，他一直關注河南四級幹部會議的情況，要求每天上報討論記錄，並轉給中央會議與會者們閱看。
這種做法，意在把問題徹底攤開，不回避意見分歧，同時還可以在中央會議和地方幹部會議之間形成良性的溝通和互動。
事實上，基層幹部們的想法，在一些省委書記那裏也存在。如參加毛澤東2月28日晚上同第二批到鄭州的省委書記座談的王任重，就在日記裏說：“主席的談話像丟了一個炸彈，使人一驚，思想一時轉不過彎來”，“這次主席談話，我們幾個人跟他唱反調”。
幾個省委書記，竟當麵同黨的主席“唱反調”，可見意見分歧之大，解決問題之難。毛澤東又是怎樣看待意見分歧的呢？他3月1日上午給劉少奇、鄧小平等人寫信說：“聽了昨天十位同誌的意見，我感覺有一些同誌對我講的那一套道理，似乎頗有些不通，覺得有些不對頭，同他們那裏的實際情況不相符合，感覺我的道理有些不妥。當然還待商量。我可以這樣說，同誌們的思想有些是正確的，但是我覺得我的觀察和根本思想是不錯的，但是還不完善。有些觀點需要同誌們給我以幫助，加以補充、修正及發展。”
如果不能同省委書記們形成共識，就不可能及時糾正“共產風”，調整公社所有製關係。3月1日下午，毛澤東把所有與會的省、市委書記們召集在一起，從下午4點一直座談到晚上9點多。從保留下來的會議記錄看，大家你一言我一語，漸漸形成了共識。會議中，毛澤東大概考慮到省委書記們回去傳達時，也會在某種程度上麵臨中央會議上的情形，便提議把河南四級幹部會議討論的記錄寄給各省，以期在各地基層幹部之間，圍繞同一個話題形成互動。
在這天會議上，毛澤東還說：
印成一本，快馬加鞭，雞毛文書。你們開會的時候，開頭三天到四天不要發，先讓他們辯論一下，等到第四天、第五天，分批發給他們，作參考，給他們看。河南有些辦法也是可以作參考的。
這段話的意思，自是提倡先讓人們敞開思想談真實意見，這樣轉過來的彎子，才是可靠的。如果一開始就由領導定調，基層幹部們表麵上通了，真正落實起來，肯定會打折扣的。
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會議擬了一個整頓人民公社的方案。為慎重起見，也是為了在中央領導層取得共識，3月2日一大早，毛澤東請在北京的周恩來、陳雲、陳毅、彭德懷、李富春、薄一波等九人，於當日下午趕到鄭州參加會議。這樣，會議最終形成了整頓人民公社的十四句話的基本方針：“統一領導，隊為基礎；分級管理，權力下放；三級核算，各計盈虧；分配計劃，由社決定；適當積累，合理調劑；物資勞動，等價交換；按勞分配，承認差別。”
3月2日晚上的會議就顯得輕鬆了許多，主要是研究如何傳達鄭州會議精神。不過，王任重的日記則為人們記述了一個值得注意的細節：
二號晚上，主席又找大家去，當麵宣布幾項結論，征求大家意見。大家都同意，是真同意了。他為了察言觀色，讓我們坐在他的對麵。在這兩天，主席寫了三封信，申述了他的主張，要各省開六級幹部大會，看來，主席抓得很緊。
毛澤東的確抓得緊。3月5日第二次鄭州會議結束後，他重點抓會議精神的貫徹。各省分別召開省的六級幹部會議和縣的四級幹部會議傳達整頓人民公社的基本方針，大體上澄清了一些糊塗思想。有的地方幹部在檢查自己熱衷於“共產風”的原因時說：一是對人民公社的性質認識不清，總以為全民所有製成分和共產主義成分越多越好，少了就不光彩；二是外出參觀“取經”來的，看到人家轟轟烈烈，生怕自己落後，就大趕風頭；三是從某些負責人和報紙談話“走火”來的。
與此同時，毛澤東也發現個別地方的領導幹部還不敢把鄭州會議的要點一竿子捅到生產隊和群眾當中，於是，他四次致信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並連續批發河南、湖北等十多個省報來的召開六級幹部會議的討論材料，或比較異同，或介紹經驗，同時親臨湖北、江西指導。這當中，又根據群眾提出的問題，進一步完善了鄭州會議中的一些決策。如把“隊為基礎”的基本核算單位，明確為生產隊而不是生產大隊。鄭州會議說“舊賬一般不算”，毛澤東提出，“應改為舊賬一般要算。算賬才能實行那個客觀存在的價值法則。”據上所述，我們可以把毛澤東在1959年二三月間圍繞人民公社所有製問題做的工作，劃分為這樣三個階段：發現問題、討論辦法、貫徹落實。從2月22日感覺到問題所在，到2月27日上午形成一個明確的認識，屬第一個階段，這期間，毛澤東同各地領導幹部座談五次，寫信、批注或轉發文件三件（封）。從2月27日晚上第二次鄭州會議正式開始到3月5日會議結束，屬第二個階段，這期間，毛澤東在專列上主持開會座談並發表講話七次，寫信、批注或轉發文件七件（封）。從3月6日到3月31日，圍繞貫徹第二次鄭州會議的決定，毛澤東寫信、批注或轉發文件33件（封）。以上數字，屬不完全統計。特別是第三個階段，毛澤東還親自到一些省份同地方領導座談，檢查各地落實第二次鄭州會議決定的情況。在他看來，解決問題，議而不決，決而不行，是領導工作的大忌。
曆史早已翻開了新的一頁。今人麵臨的已不是毛澤東碰到的那些事情。但他這種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眼光、魄力和方法，則給人啟悟良多。怎樣來概括呢？可以用六個字，這就是“看得到，抓得起”。這也是毛澤東自己概括的一種領導方法。
這六個字，毛澤東在此前的1958年3月25日成都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從反麵說起過。他說：“過去幾年，我們有些同誌就是對大問題看不到，抓不起，而自己並不自覺。以為看到了，抓起來了，而後頭證明一沒有看到，二沒有抓起。”
這六個字，毛澤東在1964年10月修改陳伯達的一個講話稿上加寫的一段話中，從正麵作了闡發——
凡辦事，要看得到，抓得起。要有這兩種能力。凡辦事，首先要看得到。如果那件事連看都沒有看到，當然談不到抓的問題。有許多人，對於當前已經出現了苗頭，甚至大量出現了的事實，缺乏看到的能力（感覺和理解），當然談不到抓起來做的問題。至於抓得起，是指抓全局，更需要有一種大的能力，普通叫做有魄力。有些人對於某些事，不是沒有看到，甚至著書立說，長篇大論。至於做，他就抓不起來了，或者抓了片斷麵，忘了全麵。說到抓，既要抓得起，又要抓得對，又要抓得緊。抓不起，等於不抓。抓不對，就要壞事。抓得不緊，也等於不抓。看也有看得對不對的問題。看得不對，等於不看，或者還要壞。
三、毛澤東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多次倡導的“隻唱一出《香山記》”
——分清主次，突出重點
三、毛澤東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多次倡導的“隻唱一出《香山記》”
——分清主次，突出重點
明朝戲劇家羅懋登根據佛教故事《觀世音菩薩本行記》，寫了一部傳奇《觀世音修行香山記》，後人簡稱《香山記》。劇情是：妙莊王的女兒妙善違背父意，不願嫁人，遭受妙莊王種種嚴酷的刁難和折磨，因佛祖保佑，屢屢脫離苦難之境。妙善後來在香山修成正果，並暗中治好了父親的病，終使妙莊王大悔大悟。佛祖遂封妙善為觀世音菩薩。顯然，這是一部借人間故事演繹佛教教義的典型之作。
毛澤東在青年時代讀過這部傳奇，對其內容沒有留下什麽評論，倒是對劇中“不唱天來不唱地，隻唱一出《香山記》”這兩句開場戲文，印象深刻，新中國成立後他曾多次談到，並從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上做了引申。
據目前查到的文獻，毛澤東第一次引用這兩句戲文，是1958年6月21日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他說：打了抗美援朝戰爭以後，我就把軍隊工作的事推給彭德懷同誌了。我做工作就是單打一，搞那麽一件事就鑽進去了。我也提倡這個方法。有本書叫《香山記》，講觀音菩薩怎麽出身，別的我都忘記了，頭兩句叫作“不唱天來不唱地，隻唱一出《香山記》”。我就采用這兩句作為方法，這幾年是不唱天來不唱地，就是隻唱一本別的戲，軍事，我就沒有唱了。這個方法是不壞的。你唱《打漁殺家》不能唱《西廂記》，你不能兩個戲同時在台上唱。
1963年5月8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談到要抓工作中的主要矛盾時，又說：就是不唱天來不唱地，隻唱一出《香山記》。這是描寫妙莊王女兒的一本書，頭兩句就是這樣。事物是可以割斷的。天也不唱，地也不唱，隻唱妙莊王的女兒如何如何。比如看戲，看《黃鶴樓》，天也忘了，地也忘了，其他的戲如《白門樓》也忘了，隻看我的同鄉黃蓋。你們中央局就開這樣的會，不唱天，不唱地，隻唱《香山記》。
1964年3月28日，山西省委第一書記陶魯笳向毛澤東匯報工作時說：去年杭州會議後，我們根據主席提出的“隻唱一出《香山記》”的辦法進行傳達，效果很好。毛澤東說：我四五十年前看過這本書，開頭兩句是“不唱天來不唱地，隻唱一出《香山記》”。唱這個戲，別的戲就不唱了。就像你們河北唱《劈山救母》一樣，不能什麽都唱。這個方法要普遍運用。
三次所談，意思差不多。把“不唱天來不唱地，隻唱一出《香山記》”，作為希望“普遍運用”的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當然是個極而言之的比喻，並不是說在做某件事的時候，對其他事情一概不管不顧。但這個比喻的指向也是明確的，簡單地說，就是領導幹部在一段時間裏，想事情，看問題，定政策，抓工作，應突出重點，善於抓主要矛盾、主要任務，切忌眉毛胡子一把抓。
如果再往深處理解，毛澤東還曾根據中心工作的需要，用以下一些說法，來闡發與“隻唱一出《香山記》”大體相近的意思。
一是“不要四麵出擊”。
這是毛澤東1950年6月6日在中共七屆三中全會的講話中提出來的一個口號。新中國成立之初，頭緒繁多，要緊的事，便有肅清國民黨殘餘、特務、土匪，解放台灣、西藏，進行土地改革，調整工商業，恢複經濟，解決就業，改革舊社會教育文化事業，協調好各個階級的關係，在國際上還要對付敵視新中國的帝國主義的壓力和封鎖，等等。而七屆三中全會最終確定的主題，則是毛澤東提交的書麵報告《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鬥爭》。也就是說，國家財政經濟工作能否好轉，是關係到新生政權能不能立得穩的關鍵問題。為此，毛澤東在說明這個主題報告的時候特別強調：“我們不要四麵出擊。四麵出擊，全國緊張，很不好。我們絕不可樹敵太多，必須在一個方麵有所讓步，有所緩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麵進攻。”這裏講“不要四麵出擊”，就是要在諸多事務中，分清主次先後、輕重緩急，有所為，有所不為，有所大為，有所小為，目的是不要把社會關係搞得過於緊張而影響經濟恢複，以利實現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這個中心任務。
二是“反對多端寡要”。
1959年3月，毛澤東在鄭州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談到三國時袁紹敗於曹操的一個原因是“多端寡要”。在講了袁紹決策多端寡要、瞻前顧後的一些事情後，他接著說：“我借這個故事來講，人民公社黨委書記以及縣委書記、地委書記，要告訴他們，不要多端寡要。”“端可以多，但是要抓住要點，一個時候有一個時候的要點。這是個方法問題。這個方法不解決，每天在混混沌沌之中，什麽沒有功勞也有苦勞，什麽當驢狗子，什麽辛辛苦苦的官僚主義。”這年6月，毛澤東同新華社社長兼人民日報社社長吳冷西談話時又說道：“有些人是書生，最大的缺點是多謀寡斷。要反對多端寡要，沒有要點，言不及義。要一下子看到問題所在。”
所謂“多端寡要”，在一些領導幹部身上，常常表現為在一大堆問題麵前看不到主要矛盾，抓不住要害問題，決策起來，頭緒多端，力求麵麵俱到，什麽都要講、要做，結果卻什麽都講不透、做不細，辦起事來難免在枝枝節節的問題上疲於奔命，而影響全局的實質問題卻得不到解決。避免多端寡要，關鍵在能及時判斷出什麽是當務之急、是急要之務。所謂當務之急、急要之務，是指那些必須解決的緊迫而又重大的問題，如不解決，就會使全局陷入被動，造成困境甚至危機。
三是“沒有重點就沒有政策”。
三是“沒有重點就沒有政策”。
1959年4月5日，在上海召開的八屆七中全會上的講話中，毛澤東一開始就說：別的事我不講，隻講工作方法，現在的中心問題是工作方法，要會做工作。然後，一口氣講了十幾條，諸如多謀善斷，留有餘地等等。其中說道：搞經濟計劃，要有重點，有重點就有政策。沒有重點，平均分配，就無所謂政策。這是很好的經驗，跟我們曆來搞政治、搞軍事相適合。總要有重點，一個時期總要搞個重點嘛。打張輝瓚就打張輝瓚，別的敵人放棄，搞點小遊擊隊去牽製。毛澤東這裏講的“沒有重點就無所謂政策”，是希望製定政策要有明確的現實針對性。各級領導部門製定政策，總是為了回答和解決現實中的一些重點問題，總會提出某方麵或某階段工作需要努力實現的目標，並圍繞重點問題和努力目標製定切實可行的政策措施。如果泛泛而論，在政策中過多挾帶這也重要、那也重要，這也要做、那也要做的要求，把“重點”湮沒在“全麵”之中，落實起來，真正想解決的問題和實現的目標就可能要打折扣。
“沒有重點就沒有政策”的工作方法，毛澤東後來還多次談到。1961年3月，毛澤東在廣州中央工作會議上就說過這樣一段話：“今後不要搞那麽多文件，要適當壓縮。不要想在一個文件裏什麽問題都講。為了全麵，什麽都講，結果就是不解決問題。”
由上所述，四麵出擊、多端寡要、沒有重點，是一種不好的、需要糾正的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隻唱一出《香山記》”，則是與“不要四麵出擊”、“反對多端寡要”、“沒有重點就沒有政策”相輔相成的一種正麵倡導。從毛澤東自己的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來看，他確實習慣於集中一段時間抓必須做的和看準了的關鍵大事和急要之務，而且抓住不放，抓得很細，反複談話，溝通思想，達成共識。即使下麵已經執行了，他還常常轉發材料，推廣典型，以使大家加深對此急要之務的認識並交流貫徹執行的經驗。這種做法，有利於把問題搞透，把工作做深，把事情辦好。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有不少“隻唱一出《香山記》”的工作實例。1950年秋天到1951年，他的工作重心是決策、指揮抗美援朝戰爭。1954年春，為了籌備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他遠離北京，到杭州專注於新中國第一部憲法的起草工作。1955年9月至12月，他做的一件主要事情是推動農業合作化運動，看了大量材料，寫了一百多篇按語，主持編輯了《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1956年春，為了掌握社會主義建設帶規律性的問題，他用43天的時間連續聽取國務院34個部門及國家計委的工作匯報，隨後發表著名的《論十大關係》的講話。1957年春，他集中精力做的事情是貫徹落實“雙百方針”，思考並闡述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如何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8年冬到1959年上半年，他著重解決已逐步察覺到的“大躍進”運動中出現的“左”的錯誤問題。1959年年底到1960年初，他還用一個多月的時間在杭州讀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以便從理論上澄清對社會主義建設中一些問題的認識。1961年春，他抓的大事是推動全黨進行調查研究，還親自組織了三個調查組深入農村調研。凡此等等，不一而足。
抓關鍵的和急要的大事，毛澤東“隻唱一出《香山記》”；對待日常工作，他也主張分清主次，突出重點。以閱看文件這種領導幹部每天都要碰到的事情為例，1973年，他要求一位擔負領導職務的同誌多讀書，對方回答說文件太多，沒有時間。毛澤東就講：文件要分主次，看主要的，無關重要的、與你毫無關係的你就跟著別人畫圈好了。其實很多文件，本來是來自下麵的第一手材料，很值得一看。可是到了上麵已經經過幾道關口的修飾了，麵目全非，也就沒有太大意思了。有的文件，頭幾頁你就別看，沒意思，就看中間是什麽內容就行了。要是讓你批，讓你拿主意的文件，就要認真對待了。總而言之，忙中偷閑，科學安排，是能擠出時間看書的。
這段話，可視為他集中精力“隻唱一出《香山記》”的又一個側麵注腳。（《中華魂》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獨家發布，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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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毛澤東1945年在黨的七大上提出十七條可能遇到並要準備吃虧的難事
——設想困難，有備無患
在中國共產黨的曆史上，用“團結”和“勝利”來定位全國代表大會，是從1945年的七大開始的。七大召開時，黨的曆史上一些是非問題的爭論解決了；艱難困苦的抗日戰爭，勝利指日可待；戰後黨的路線方針也有了明確的共識。形勢一片大好，光明的未來似乎就在不遠處熱情招手。稱這次大會為“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確不為過。
但是，毛澤東在5月31日作大會結論報告時，卻出乎大家的意料說，要“準備吃虧”。有什麽難事？準備吃什麽虧？他一口氣講了十七條——
第一條，要準備挨外國人的罵。第二條，國內大罵。第三條，準備被他們（作者注：指蔣介石國民黨）占去幾大塊根據地。第四條，準備被他們消滅若幹萬軍隊。第五條，偽軍歡迎蔣介石。第六條，爆發內戰。第七條，外國幹涉，幫助蔣介石打我們。第八條，外國不承認我們。第九條，形勢不利於我們時跑掉、散掉若幹萬黨員。第十條，黨內出現悲觀心理、疲勞情緒。第十一條，天災流行，赤地千裏。第十二條，經濟上沒有搞好，發生經濟困難。第十三條，日本軍隊集中到華北，擠壓我們。第十四條，國民黨暗殺我們的負責同誌。第十五條，黨的領導機關發生分歧。第十六條，國際無產階級長期不援助我們。第十七條，其他意想不到的事。
在勝利就要到來的時候，設想這麽多困難，是不是無事自擾？會不會傳染消極情緒，影響人們的信心呢？對此，筆者想到胡喬木1991年11月關於毛澤東七大講話的一個回憶。他說：“我記不得是哪一次講話了，他拿太平天國作例子，表示寧可失敗，決不投降。太平天國那麽多人最後死在南京。講到這裏時，他非常激動。”查了一下檔案資料，胡喬木說的是七大閉幕幾天後，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死難烈士追悼大會上的演說，其中有這樣一段很悲壯的話：“太平天國有幾十萬軍隊、成百萬的農民，打了十三年，最後在南京城被清兵攻破的時候，一個也不投降，統統放起火燒死了，太平天國就這樣結束了。他們失敗了。但他們是不屈服的失敗，什麽人要想屈服他們，那是不行的。”就像講十七條困難一樣，這樣講當然不是讓人們氣餒，而是為了激發大家更昂揚的氣概。胡喬木回憶此事的感受是：“講這個話是表示一種決心，一方麵認為必然會勝利，同時帶有一種誓師的味道。”越是在勝利的時候，越要有一種應付重大事變或艱險的精神準備，甚至想到失敗了從頭做起。由此看，這不能說是無事自擾，相反倒是一種理性的自信。
在5月31日講話前，有的代表也希望毛澤東講講光明麵。在講了十七條困難後，毛澤東確實也講了八條“一定要勝利”的光明麵。包括：暫時吃虧，最終勝利；此處失敗，彼處勝利；一些人跑了，一些人來了；一些人死了，一些人活著；經濟困難讓我們學會做經濟工作；克服天災，太行根據地有經驗；黨內發生糾紛，使我們得到鍛煉；沒有國際援助，學會自力更生。
這八條也很有意思，講光明，不是抽象地談必然規律，也不是主觀地描繪藍圖。這八條都是與困難並存的，或者是從困難中引申發展出來，甚至是被困難“逼”出來的。看起來是在說“一定要勝利”，其實是在講該往哪個方向努力，怎樣尋找辦法，克服困難。毛澤東在談到為什麽要設想這麽些困難時解釋說：“如果我們不準備不設想到這樣的困難，那困難一來就不能對付，而有了這種準備就好辦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