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嘉庚讚賞毛澤東稱“中國的希望在延安”
人民網
1940年，南洋華僑領袖陳嘉庚為了慰勞祖國抗戰軍民，親自組織並率領南洋各屬華僑籌賑會回國慰勞團（簡稱“南僑慰勞團”），對重慶和延安等地進行了實地慰勞考察。通過對戰時國共兩黨的近距離觀察，陳嘉庚對蔣介石的表現大失所望，對毛澤東則大加讚賞，認為“中國的希望在延安”，並據此在戰後作出了政治選擇。重慶見聞：“絕無一項稍感滿意”
1940年3月26日，陳嘉庚偕印尼僑領莊西言、南僑總會秘書李鐵民等一行5人飛抵重慶，受到國民黨政府各機關、重慶市各界代表3000多人的熱烈歡迎。
國民黨政府對南僑慰勞團的接待工作異常重視，由外交部、財政部、教育部、政治部、宣傳部、海外部、僑委會等近30個黨政部門，組成了一個龐大的歡迎南洋僑胞回國慰勞團委員會，並撥出8萬元專款以供接待之用。這使陳嘉庚非常不安，認為這樣鋪張浪費，不合時宜；重慶如此，必引起連鎖反應，不僅耗費大量錢財，也會造成不良影響。
慰勞團抵重慶後，連續三天在國民黨《中央日報》刊登啟事，“僑胞使命注重實際工作，所有其他應酬概行謝絕”。此外，陳嘉庚個人也發表“鄭重聲明”，“一切應酬”，“掬誠辭謝”。“保惜精神，節省糜費，此固為新生活原則所當遵守，亦鄙人愚拙之性一向皆然。”
3月28日，陳嘉庚往重慶勵誌樓謁見蔣介石，這是兩人首次見麵。當蔣的座車駛到，傳令兵高喊：“蔣委員長到――”，所有人立刻肅立，大氣也不敢喘。蔣介石和宋美齡姍姍而入，揮手示意大家就座，眾員方敢徐徐坐下。回來後，陳嘉庚說蔣像個皇帝。
十多天後，蔣介石夫婦設宴招待陳嘉庚，席間問道：“到重慶後，所見景況如何？”陳嘉庚回答：“政治原門外漢，愧不能言，工廠尚無暇參觀，唯經過全市，到處土木大興，交通便利，大有蓬勃氣象，實堪欣慰。唯人力車及汽車甚不整潔，與馬來亞大不相同。”蔣介石聽後，立即記錄在冊。又十多天後，陳嘉庚發現人力車衛生狀況大有改觀，汽車車身擦得光潔悅目，但仔細一看車下和車翼，泥土猶在，有的甚至積達寸厚。
為給陳嘉庚留下好印象，蔣介石不到一個月連下兩次命令：“第一次禁官民各界，勿作無謂宴飲等應酬，第二次懲及茶店酒樓等主人，緣重慶雖在戰時，而奢侈應酬頗熱鬧，每席有至百元者”。不久，蔣介石宴請陳嘉庚及慰勞團成員，為了身體力行上述命令，並標榜新生活運動，宴席“雖用西餐，然物係土產，四五樣，加以麵包，似頗簡單，足以果腹有餘。聞蔣委員長提倡節約，宴客多如是”。但是，重慶達官貴人們花天酒地、揮金如土的情形，並未因此而改變。
陳嘉庚剛到重慶就聽說政府經常用來設宴的嘉陵賓館是行政院長孔祥熙私人開設的，感到十分驚訝，難以相信。因為官不與民爭利，孔祥熙尊為院長，豈能經營旅館業？後來，孔祥熙有事到嘉陵賓館，對此親口承認，這使陳嘉庚極為愕然：“餘至此乃深訝我國政治，與外國相差甚遠。英國政府公務員，不但不得私設營業，亦不得買賣公司股份，雖地皮業產，銀行及政府債票亦然，防弊甚嚴，違者立即開革科罰。”
不但像孔祥熙這樣的政府高官，甚至連一個汽車司機也讓陳嘉庚感慨不已。初到重慶，國民黨中央組織部派了一輛汽車專供陳嘉庚外出使用。沒多久，他就發現該司機核報汽車用油弄虛作假，遂將其辭去。幾天後，陳嘉庚要用車，讓招待員另請一個司機來，沒想到來的依然是那個司機那輛車。司機貪婪如故，每日還要5元茶錢。陳嘉庚感慨道：“如此足知重慶官員，費用公共物件，似無關痛癢，由下人自由出入耳。”
陳嘉庚在重慶呆了一個多月，耳聞目睹，深感失望：“餘到重慶所見，則男長衣馬褂，滿清製服仍存，女則唇紅口丹，旗袍高跟染紅指甲，提倡新生活者尚如是。行政官可私設營業，監察院不負責任……報紙為輿論喉舌，責在開化民智，則鉗製嚴密，致每日僅出一小張，何能模範各省。其他政治內容非餘所知。第就外表數事，認為虛浮乏實，絕無一項稍感滿意，與抗戰艱難時際不甚適合耳。”
5月5日，陳嘉庚結束在重慶的活動，飛抵成都。午後，參觀武侯祠，發現在漢昭烈帝陵右畔正大興土木，為前任四川省主席劉湘建造墳墓，其規模之大、費款之巨，比昭烈陵武侯祠有過之而無不及。陳嘉庚由是感慨道：“劉湘何人，乃敢在昭烈陵畔武侯祠旁，大興工程，建築墓廟，欲與古代賢君良臣，流芳萬世者相頡抗。試問劉湘後人款自何來，是否民脂民膏，其生前有無絲毫德澤及民？”他的質疑並非憑空而發，早在1934年，他就從報上得知四川有四樣事情應留意：第一，鴉片之多全國第一；第二，防區製度為害非淺；第三，政治糟糕已極；第四，匪禍不堪言。到了成都，他又聽說當時四川的錢糧已征收到民國70年（1981年），即已預收到40多年之後，令人咋舌。
當時，蔣介石正以兼四川省主席的身份在成都，又邀陳嘉庚見麵。臨別時，蔣問陳：“到成都後是否他往？”陳嘉庚回答要去蘭州和西安。蔣介石又問：“尚有別處否？”陳嘉庚已知其意，坦然相告：“延安如有車可通亦要往。”沒想到，蔣介石神色驟變，大罵共產黨“無民族思想”、“口是心非”、“背信棄義”。陳嘉庚隻好解釋說：“餘以代表華僑職責，回國慰勞考察，凡交通無阻要區，不得不親往以盡任務，俾回洋較有事實可報告。”蔣介石見陳堅持要去，不便強行阻止，隻好提醒道：“要往可矣，但當勿受欺騙也。”
重慶和成都的所見所聞，使陳嘉庚心情十分沉重，私下曾不勝感慨地說：“那些國民黨中央委員，都是身居要職，但都假公行私，貪汙舞弊，生活奢華。那些人都是四五十歲，既不能做好事，又不會早死，他們至少還要屍位二三十年，中國的救星不知在哪裏？即使出世了，或者還在學校讀書，恐怕還要三幾十年後才能出來擔當國家大事，國家前途深可憂慮
延安之行：“如撥雲霧而見青天”
中共對陳嘉庚的回國慰勞考察非常重視。陳嘉庚剛到重慶沒幾天，中共參政員葉劍英、林祖涵、董必武就登門拜訪，並送了三件陝北出產的羊皮衣。不久，中共駐重慶辦事處又舉行茶話會歡迎陳嘉庚。茶會中，陳嘉庚提出想去延安拜訪毛澤東，並詢問到延安的日程及交通情況。幾天後，毛澤東就從延安來電，正式邀陳嘉庚訪問。
5月25日，陳嘉庚到達西安。5月30日，從西安啟程赴延安。國民黨方麵派一科長壽家駿隨行，陳嘉庚深知其意，但又不便拒絕。第二天，到達洛川境內，就發生了“民眾投書”事件，一些“民眾”突然送來多份文書，陳嘉庚略為翻閱，都是“訴罵共產黨不法事”。陳嘉庚心中有數，交給壽家駿看後，便將文書撕毀。國民黨方麵弄巧成拙。當天下午，陳嘉庚一行到達延安，受到延安各界群眾5000多人的熱烈歡迎。
6月1日上午，陳嘉庚一行參觀了延安中國女子大學，並與朱德親切見麵。下午，毛澤東在楊家嶺住所的窯洞會見了陳嘉庚，給陳嘉庚留下了深刻印象：“屋內十餘隻木椅，大小高下不一，寫字木桌比學生桌較大，係舊式鄉村民用家私，蓋甚簡單也。毛君形相容貌，與日報所載無殊，唯頭發頗長，據言多病，已兩個月未剪去，或係住洞內寒冷所致。”交談過程中，細心的陳嘉庚發現“南洋女學生來，無敬禮便坐，並參加談話，絕無拘束。又一男學生亦然。少頃集美學生陳伯達來亦如是。餘乃知平等無階級製度。”傍晚，毛澤東在窯洞門外露天場地設宴招待陳嘉庚，朱德夫婦、陳紹禹夫婦、陳伯達、江青等十多人圍坐一桌。由於人多，就拿來一個舊圓桌麵放在方桌之上，桌麵陳舊不光潔，便用四張白紙遮蓋以代替桌巾。不巧，一陣風吹來，把白紙吹掉，幹脆棄之不用。飯菜上桌，隻有在延安比較稀有的白米飯和洋芋、豆腐等陝北農家菜。唯一的美味佳肴是一隻雞，毛澤東解釋說：“我沒有錢買雞，這隻雞是鄰居老大娘知道我有遠客，特地送來的。母雞正下蛋，她兒子生病還舍不得殺呀！”
此後幾天，毛澤東又數次邀陳嘉庚暢談，或到陳嘉庚的住所拜訪，一些細節和小事再次引起了陳嘉庚的注意和驚奇。一次，兩人閑談南洋情形時，很多人都跑來聽，頃刻間座位告滿。“有一勤務兵遲到，望見長板凳上毛主席身邊略有空隙，就塞身進去了。毛主席向他望一望，把自己的身軀移開點，讓他坐得更舒服”。還有一次，毛澤東與陳嘉庚用完晚餐後，問西安來的壽家駿科長住在何處，陳嘉庚朝一個窯洞指了指，毛澤東便進去了。陳嘉庚以為毛澤東打個招呼很快就會出來，便在窯洞前等待與其告別，但久等不出，乃回窯洞暫歇。第二天早上才知道，毛澤東竟與國民黨一個科長相談許久，至深夜方歸。
陳嘉庚在重慶時，“常聞陝北延安等處，人民如何苦慘，生活如何窮困，稍有資產者則剝榨淨盡，活埋生命極無人道，男女混雜人倫不講”，結果，在延安所見所聞令陳嘉庚深感意外，所有謠言不攻自破：“如民眾生活慘苦，則所見聞都未有。資產剝奪，則田園民有，商店自由營業。至於男女不倫，如行路來往，坐談起居，鹹有自然秩序……”
陳嘉庚在延安還見到了不少南洋華僑學生，並從中得知延安“治安良好，無失業遊民，無盜賊乞丐”。“縣長概是民選，正式集大多數民眾公舉，非同有名乏實私弊。至各官吏如貪汙五十元者革職，五百元者當槍斃，餘者定罪科罰，嚴令實行，犯者無情麵可袒護優容……公務員薪水每月五元，雖毛主席夫人、朱總司令夫人，亦須有職務工作，方可領五元零用，至膳宿衣服疾病兒童教養應酬等，概由政府供給也”。
陳嘉庚回國前曾是堅決的“擁蔣派”，甚至宣稱“蔣委員長乃是中國國內外四萬萬七千萬同胞共同擁戴之唯一領袖”。然而通過對重慶和延安的比較觀察，陳嘉庚的思想發生了劇變。他在回憶這段短暫的經曆時說：“過去對國事憂慮悲觀，無時或已。民國廿九年到延安後，所見所聞，不論政治與軍事，大出我之意外。餘觀感之下，衷心無限興奮，喜慰無可言喻，認為別有天地，如撥雲霧而見青天。前此憂慮建國未有其人，茲始覺悟其人乃素蒙惡名之共產黨人物，由是斷定國民黨政府必敗，延安共產黨必勝。”
延安之行，留下印象最深的要數毛澤東，陳嘉庚感到找到了中國的“救星”：“我未往延安時，對中國前途甚為悲觀，以為中國的救星尚未出世，或還在學校讀書。其實此人已經四十五歲了，而且已做了很多大事了。此人現在延安，他就是毛主席。”
戰後中國：“民主非流血不易得”
在延安期間，陳嘉庚與毛澤東談起國共摩擦之事，曾希望中共“以民族國家為前提，降心遷就，凡有政治上不快事項，待抗戰勝利後解決，此乃內部兄弟自生意見，稍遲無妨”。毛澤東當即應允，表示中共對國民黨決無惡意，衷心期望兩黨一致對外，早日爭取抗戰勝利。返重慶後，陳嘉庚又與蔣介石談起國共摩擦事，不料蔣大罵共產黨道：“抗戰要望勝利，必須先消滅共產黨，若不先消滅共產黨，抗戰絕難勝利。此種事外國已多經驗，凡國內反對黨必先消除，對外乃能勝利。”這令陳嘉庚對國共關係前景深感憂慮。
抗戰勝利後，陳嘉庚仍時刻關注祖國的命運。1946年春，當許多民主人士寄望於國民黨“還政於民”時，陳嘉庚為菲律賓《華僑導報》題詞道：“還政於民，謀皮於虎。蜀道如天，憂心如搗！”隨後，他又在報紙上發表《民主非流血不易得》一文，指出：“若希望國民黨貪官汙吏放下屠刀，還政於民，正無異與虎謀皮，這是顯而易見的道理。”
不久，全麵內戰爆發。陳嘉庚於1946年9月11日以南僑總會主席名義致電美國總統杜魯門等，“本人代表南洋一千萬華僑，特向貴國呼籲，請顧全國際信譽，以日本為前車之鑒，勿再誤信武力可滅公理，奸謀可欺上帝；務望迅速改變對華政策，撤回駐華海陸空軍及一切武器，不再援助蔣政府，以使中國內戰得以終止，人民痛苦可以減少”。為了更加有力地揭露和抨擊國民黨的內戰獨裁政策，陳嘉庚還在新加坡創辦了《南僑日報》，由胡愈之任社長，夏衍任主筆，陳嘉庚並不斷地在報上發表署名文章和演講詞。
1948年，中共“五一口號”發布後，以陳嘉庚為首的新加坡華僑於5月4日致電毛澤東，表示“……盼早日召開新政協會議，迅速建立聯合政府，以解除人民痛苦，保障華僑利益”。10月1日毛澤東複電陳嘉庚表示感謝，並希望對於召集新政協的各項具體意見“隨時電示，以利進行”。
1949年初，新政協的各項籌備工作陸續展開。在毛澤東的邀請下，1949年5月5日，陳嘉庚和莊明理、張殊明等人乘坐“國泰”輪離開新加坡，正式啟程回國。
6月7日，陳嘉庚在周恩來的陪同下，往香山雙清別墅拜會毛澤東。一見麵，毛澤東就笑著說：“我們兩個跟六月有緣，在延安見麵是六月，在北平見麵又是六月，六月裏有花香，有清風，真是好時節呀！”當晚，毛澤東與陳嘉庚共進晚餐，話題轉到新政協上來：“現在新政協正在籌備，群賢畢至，陳先生不能不參加喲。”陳嘉庚卻犯難了：“我老了，不懂政治，又不會講國語，參加了也起不了作用。”周恩來勸道：“建國是大事啊，您德高望重，華僑的首席代表你不當，能請誰來當？語言不通這個問題可以通過翻譯解決，最要緊的是大家的心能夠相通。”毛澤東也勸道：“陳先生現在講閩南話，我講湖南話，不是交談得很好嗎？心通勝於言通啊！”陳嘉庚被說服，答應參加新政協籌備會。
6月15日，新政協籌備會在北平召開，陳嘉庚作為華僑首席代表出席了會議，並參加了9月21日開幕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被推舉為華僑組的召集人。在這次大會上，陳嘉庚當選為全國政協常務委員，還被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和華僑事務委員會委員。10月1日，陳嘉庚登上天安門城樓，參加了開國大典。（秦立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