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趣而霸氣的“毛澤東式語體”解讀

風趣而霸氣的“毛澤東式語體”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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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一生有無數個傳奇的故事，其中顯著的一個是：作為20世紀國際公認的大軍事家，以“槍杆子裏麵出政權”為座右銘，他戎馬半生，指揮過震驚世界的“三大戰役”，但卻不曾像戰士那樣真正地模過槍！與此相關的是，天眷奇才，在槍林彈雨的戰爭博弈中，這位中共最高軍事指揮官，竟然沒有受過一丁點外傷，似乎子彈總與是他擦肩而過，呼嘯著遠遠離而去。1965年1月9日毛澤東對其老朋友、美國記者斯諾說：“我這輩子沒有希望了，我快見上帝了，…… 我準備了好多次了，就是不死，有什麽辦法！多少次好像快死了，包括你說的戰爭中的危險，把我身邊的衛士炸死，血濺到我身上，可是炸彈就是沒打到我。…… 好多次。在長征路上也有一次，過了大渡河，遇上飛機轟炸，把我的衛士長炸死，這次血倒沒有濺到我身上。”[1] 但是對於毛澤東來說，還有另外一方麵的突出特質足以讓人再次震驚，那就是他超越凡人的政治修辭能力！

按亞裏士多德在著名的《修辭學》中的說法，所謂“修辭學”就是“一種旨在征服人心的政治辯論藝術”，其中包括“信譽”（ethos）、“情感”（pathos）和“邏輯”（logos）三種手段。“信譽”是說演說者自身所具有的人格魅力，通過自己使聽眾認為它是一個值得信任的人；“情感”是指演說者調動聽眾感情，因為“人在愉悅中所得出的判斷”會“自己說服自己”；“邏輯”則要“對所談論題恰當運用論證手段，從實質或形式上證明論點的正確”。[2]英國劍橋政治思想史學派的掌門人、英國皇家欽定思想史教授昆廷·斯金納（Quentin Skinner）教授認為，在具體曆史語境中展現出的“政治修辭藝術”，是研究政治思想家極其關鍵的內容。由此，他的研究被西方學術界譽為一場“政治思想史的革命”。[3] 換言之，在更具“經常性”的政治過程中，真正產生支配性生影響的“筆杆子”，絕不亞於“槍杆子”。 

由於修辭的效果往往體現在隨機的口語中，所以我們毋寧直接引毛澤東演說的原始記錄稿。雖然這樣的稿件可能與經過編纂的“定稿”存在一定差距，特別是要擔當有失“準確性”的風險，但我們認為它可能更能體現毛澤東的原始語意和自然風格。

凡是與毛澤東直接接觸過的人，無不被他風趣的語言和詼諧比喻所震驚。有時往往一句玩笑，他就能使艱深的理論直滲人心，甚至徹底把你的腦子給“洗”了。友人曾告訴我一個故事：延安時期，曾作為紅軍四方麵軍一員的許世友將軍，因受到不公待遇曾串通幾位同僚準備“叛逃”。毛澤東得知此事後，既沒“抓捕”，也沒 “懲罰”，隻是把許世友請到他的窯洞裏“密談”了幾個小時。從此，這位誰也不買賬的“和尚將軍”竟死心塌地地跟隨毛澤東幹了一輩子，直至毛澤東去世後也沒絲毫改變。友人考我這個所謂“專家”：“我特別想知道，毛澤東究竟在窯洞裏跟許世友都‘說’了些什麽？他究竟用什麽‘高招’約束了一匹‘野馬’並左右了他的終生？”對此，我啞口無言，但立即意識到一個重要的研究領域：政治修辭學！林彪元帥有句名言，“筆杆子，槍杆子，奪取政權靠這兩杆子！”[4] 毛許關係的故事，或許是對林彪語錄的最好詮釋。

毛澤東的“農民語言”

沒有上過大學的毛澤東確有一種本領，就是能把極其“深奧”的專業術語轉化為異常淺顯的“農民語言”。例如，什麽叫“dialectic”（辯證法）? 該詞本意是“同一著作不同版本之間的對話”，好複雜的一個舶來品“大詞”。但在毛澤東嘴裏，“辯證法”會把你給笑死。1958年5月17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二次會議上解釋“什麽是辯證法”時說：

“人的思想是從哪裏來的？……是觀察實踐之後才有的，……不是天賦的，是後來外界事物反映形成的概念，如看見人，看見狗。…… 問三歲的小孩子，你媽媽是狗還是人，他能回答是人不是狗，這裏頭有同一性，有個別性，就是個別與普遍的對立統一，這就是辯證法。”[5]

1958年5月20日，毛澤東在同一個會上第三次講話，再次解釋了“辯證法”。他說：

“中國人把結婚叫做紅喜事，死人叫做白喜事，我看很有道理。中國人很懂得辯證法的。結婚可以生小孩，母親分裂出小孩來，是個突變，是喜事。一個人分裂出三個、兩個，甚至十個八個，像航空母艦一樣。…… 新事物的發生、變化、滅亡，老百姓都叫喜事。人死了，開個追悼會，一方麵哭鼻子，一方麵又覺得是喜事，確實是喜事。你們設想：如果孔夫子還在，也在懷仁堂開會，他二千多歲了，就很不妙！”[6]

在中國共產黨文獻的政治語言中，“左”和“右”是一對敏感的字眼，並沒有嚴格的“學術”定義，在一定程度上要視實際的語境而定。毛澤東1955年9月在中共七屆六中全會擴大會議上作總結發言，一語道破，“直譯”主題：

“什麽叫‘左’傾？什麽叫右傾？事物在時間、空間（特別是時間）中運動，人們觀察事物如果不合實際情況，看過了叫‘左’，看不到叫右。例如合作化大發展的條件成熟了，不去大發展，就右了；明年一年要全國達到百分之八十，就‘左’了。中國有句老話：‘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就是說要自然地而不是勉強地達到目的。好像婦女生娃娃，七個月就壓出來，是‘左’了；過了九個月不準出來，是右了。”[7]

毛澤東不僅不會說“官話”，而且對那種言之無物的“假、大、空”厭惡至極。特別是那些未經修飾的講話記錄稿，更是鮮明地體現出他話語權力所產生的巨大吸引力和衝擊力。例如，同樣是要強調“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毛澤東的表達則是“羊肉”、“板鴨”和“火腿”：

“搞社會主義不能使羊肉不好吃，也不能使南京板鴨、雲南火腿不好吃。…… 羊肉不一定照馬克思主義做，在社會主義社會裏，羊肉、鴨子應當更好吃，才能體現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進步，否則在洋肉麵前就沒有威信了。”[8]

就是在這次講話中，毛澤東提出了如果社會主義優越性發揮不出來，那麽，就有可能被“開除球籍”的名言。他說：“你有那麽多人，你有那麽一塊地方，資源那麽豐富，又聽說搞了社會主義，據說是有優越性，結果你搞了五、六十年還不能超過美國，你像什麽樣子？那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的球籍！…… 如果不是這樣，那我們中華民族就對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們對人類的貢獻就不大。”[9]

批評“大躍進”時期刮“共產風”的危害時，他要求地方幹部要做到“三不叫”：

“死牛之風，應該算過去了，不要再重複。牛也要講衣食住，要有人管。作價入社與否，總之，不要死牛。中國共產黨如果有本領，今後不要發生死牛之風了。要做到三不叫：人不叫、牛不叫、豬不叫。叫了就有死的可能。”[10]

毛澤東深知“水可載舟，亦可覆舟”道理，常說：“人民就像水一樣的，打比方，領導者從各級小組長起一直到我們這些同誌，就是像遊水的人一樣，不要離開水，不要逆那個水，你要順那個水，順著水性。不要去罵群眾，群眾是不能罵的。不要和群眾對立，總要跟群眾一道。群眾也可能犯錯誤，犯錯誤的時候要好好講，他不聽，你就等一下，有了機會再講，就是不要脫離他。等於我們遊水不要脫離水，不要逆水，要順著水性。”[11]

在黨的公開會議上，毛澤東“報告”仍然是這種風格。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中共中央在鄭州舉行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在會議上共作了6次講話，其主要思想主旨是糾“左”。他認為平均主義的毛病不在農民，而在政策。甚至把某些人腦子裏的“共產主義”定義為“公開搶”。毛澤東有些激動地說：

“斯大林對農民竭澤而漁，現在即此毛病，理由是反保守主義，反本位主義，我就支持這些主義。…… 我相當支持瞞產私分，除貪汙破壞以外，是正當權利。” “生產隊，生產小隊，普遍瞞產私分，深藏秘窖，站崗放哨，保護他們自己的產品。反過來批評公社和上級的平均主義、搶產主義，寫一個條子，普遍過鬥拿走。我以為生產隊、生產小隊的做法基本上是合理合法的。…… 他生產的嘛，馬克思百年前講過‘多勞多得’，他懂得馬克思主義。”“一個是瞞產私分，一個是勞動力外逃，一個是麿洋工，一個是糧食伸手向上要，白天吃蘿卜，晚上吃好的，我很讚成，這樣做非常正確。你不等價交換，我就堅決抵製，河南分配給農民30％，瞞產私分15％，共45％，否則就過不了生活，這是保衛他們的神聖權利，極為正確。還反對人家本位主義，相反應該批評我們的冒險主義。真正本位主義，隻有一部分，主要是冒險主義。錢交給公社不交隊，他們抵製，這不叫本位主義。給他錢。他不繳，才是本位主義。” “豬隻有一條，你有他就沒有，用無償搞共產主義不行。”“主要是解決這個問題，共產主義沒有飯吃。天天搞共產，實際上是搶產。…… 舊社會叫做‘賊’，紅幫叫做‘搶’，青幫叫做‘偷’。搶和偷，在名詞上叫無償占有別人的勞動，地主叫經濟剝削，資本家叫剩餘勞動，也就是剩餘價值。…… 現在一點代價也不給，有一點就拿走。…… 群眾普遍反抗，於是翻箱倒櫃，進行神經戰，一頂帽子‘本位主義’一框。你框農民，就看出你沒有辦法，什麽叫共產主義，還不是公開搶。”[12]

在講道“基礎工業”在中國國家發展中的地位時，毛澤東用“身體”作比。“兩個拳頭，一個屁股。農業是一個拳頭，國防是一個拳頭。要使拳頭有勁，屁股就要坐穩。屁股就是基礎工業。”[13]談及“幹部鍛煉”，他要“放火燒身”：“放火燒身，可不容易；我們每個人都有毛病，包括我在內。…… 所以一定要放火，以後我看至少三年一焚，五年再焚，一個五年計劃裏頭，至少放兩次火。孫悟空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爐裏頭一鍛煉，不是就好了嗎？”[14]後來這一著名比喻竟在“文革”中被扭曲（發展？）為“火燒”、“油炸”和“噴氣式”。提倡“鼓足幹勁”，毛澤東號召“向細菌學習”：“有一種微生物叫細菌，它雖小，但是在某點上來說，他比人厲害。它不講迷信，幹勁十足，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天不怕地不怕，目中無人，它要吃人，不管是誰，它要鑽進去。即使你是八十公斤的體重，你有了病，它也要吃掉你。在它看來什麽人都不算數。它的這種，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不比某些人強嗎？”[15]在強調發揚“民族風格”時，毛澤東宣稱要製造“中國的概念香腸”：“有些東西還要民族風格，……如幹部下放，軍官當兵，五項並舉，螞蟻啃骨頭，是中國香腸，不出口，自己吃。”[16]

諸如此類，不勝枚舉。

毛澤東語言中的氣勢

毛澤東講究修辭的“氣勢”，形成了霸氣天成的“毛式語體”。他反對照搬照抄的“鸚鵡”態度，對不合理的“洋模式”主張修正：“規章製度從蘇聯搬來了一大批，如搬蘇聯的警衛製度，害死人，限製了負責同誌的活動，前呼後擁，不許參觀，不許上館子，不許上街買鞋。……其他各部都有規章製度問題，搬蘇聯的很多，害人不淺。那些規章製度束縛生產力，製造浪費，製造官僚主義。”“搬，要有分析，不要硬搬，硬搬就是不獨立思考，忘記了曆史上教條主義的教訓。教訓就是理論和實踐相脫離。理論從實踐中來，又到實踐中去，這個道理沒有運用到經濟建設上。”[17] 強調要“硬著頭皮”、“挺直腰杆”，“站著說話”。1957年3月在成都會議上，毛澤東對某些新聞報道的“技術”極其不滿，喝斥為“賈桂作風”。他說：“中國人當奴隸當慣了，似乎還要當下去，中國藝術家畫我和斯大林的像，總比斯大林矮一些，盲目屈服於那時蘇聯的精神壓力，馬列主義對任何人都是平等的，應該平等待人。”[18]

美國著名政治心理學家羅伯特·J·利夫頓（Robert Jay Lifton）甚至認為，從毛澤東的語言中可以透露出一種“直麵死亡的絕對化傾向”，一種一往無前的挑戰精神。[19] 如毛澤東說：

“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不怕什麽的，任何人也不怕。不怕別人整不整，頂多沒有飯吃，討飯，挨整，坐班房，殺頭，受冤枉。我沒有討過飯。要革命，不準備殺頭是不行的。被敵人殺了不冤枉。被自己人錯殺了就很不好，所以我們黨內有一條：一個不殺。但是坐班房、受點整也難說。”[20]

眾所周知，對於欺壓老百姓的官僚主義，毛澤東痛恨至極。反映在政治修辭中就形成了具有濃厚民粹主義的話語結構“我們有些幹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資格吃飯，做了官，特別是做了大官，就不願意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這是一種很惡劣的現象。如果大多數幹部能夠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那末這少數幹部就會被孤立，就可以改變官僚主義的習氣。靠做大官吃飯，靠資格吃飯，妨礙了創造性的發揮。因此，要破除官氣，要掃除官氣，要在幹部中掃除這種官氣。誰有真理就服從誰，不管是挑大糞的也好，挖煤炭的也好，掃街的也好，貧苦的農民也好，隻要真理在他們手裏，就要服從他們。如果你的官很大，可是真理不在你手裏，也不能服從你。再說一遍，要是大多數幹部掃掉了官氣，剩下來的人就是有官氣，也容易掃掉了，因為他們孤立了。官氣是一種低級趣味，擺架子、擺資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這是最低級的趣味，這不是高尚的共產主義精神。能夠做到這一點，防止大國沙文主義，就有可能了。如果我們大多數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以科學的態度，以謙虛的態度，是正確的謙虛態度而不是虛偽的謙虛態度待人，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大國沙文主義就可以防止，即使出現了也不可怕。”[21]

毛澤東如何自我評價

毛澤東的“自己評價”也是政治修辭之極品。1966年7月8日，毛澤東經反複思考，給江青寫了一封他自己稱之為“黑話”的信，這是毛澤東罕見的自我觀察的“政治鏡像”。信中說：

“我曆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有那樣大的神通。現在經他（林彪）一吹，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真是王婆賣瓜，自賣自誇，我是被他們逼上梁山的，看來不同意他們不行了。…… 晉朝人阮籍反對劉幫，他從洛陽走到成皋，歎到：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 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時曾經說過：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裏。可見神氣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總覺得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我就變成這樣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義，在我身上有些虎氣，是為主，也有些猴氣，是為次。我曾舉了後漢人李固寫給黃瓊信中的幾句話：嶢嶢者易折，皎皎者易汙。陽春白雪，和者蓋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這後兩句，正是指我。” [22]

當今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在經曆了一個“語言學轉向”，途經“解釋學轉向”之後，現在則進入了一個“修辭學轉向”。或許毛澤東不曾想到，在他在去世30年之後，其思想不僅還活著，而且進入到了國際學術研究的最前沿。

注釋：

[1]《毛主席1965年1月9日同斯諾的談話》，這裏引用的是中央檔案館保存的談話記錄稿。

[2]參閱：龔文庠《說服學的源起和發展趨向》，《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3期。

[3]參閱：凱瑞·帕羅內《昆廷·斯金納思想研究：曆史·政治·修辭》，李宏圖、胡傳勝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頁。

[4]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66年5月18日） 。

[5]《在中共八屆二次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5月17日)》，會議記錄稿。參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197-199頁。）

[6]《在中共八屆二次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5月20日)》，會議記錄稿。參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199-204頁。）

[7]《在中共七屆六中全會擴大會議上的總結（1955年9月）》，會議記錄稿。

[8]《在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預備會議第一次會議上的講話（1956年8月30日）》，會議記錄稿。

[9]《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96頁。

[10]《在中共七屆六中全會擴大會議上的總結（1955年9月）》，會議記錄稿。

[11]《在上海各界人士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7月8日）》，會議記錄稿。

[12]《在中共中央在鄭州舉行了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會議記錄稿。參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61-75頁。

[13]《在第三個五年計劃上的指示（1964年6月6日）》，引自《毛澤東思想萬歲》，1968年武漢版。 

[14]《在上海各界人士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7月8日）》，會議記錄稿。

[15]《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5月8日）》，會議記錄稿。參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194-206頁。

[16]《與毛遠新的談話（1964年3月）》，引自《毛澤東思想萬歲》，1967年北京版。

[17]《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3月9日）》，會議記錄稿。

[18]《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3月10日）》，會議記錄稿。

[19]Robert Jay Lifton, Revolutionary Immortality： Mao Tse-tung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8.pp. 6-66. 

[20]《同文藝界代表的談話(1957年3月8 日)》，會議記錄稿。

[21]《在中共八屆二次會議上第三次講話(1958年5月20日)》，會議記錄稿。 

[22]《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一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71-7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