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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二、什麽是文化以及文化對社會群體的意義
三、文化為什麽需要革命，如何才能革命
四、從“經典”到“山寨”——文革失敗了嗎
五、未來的路在哪裏
一、引言
拋棄“鎖鏈”往往意味著獲得某種程度的自由，對我來說當然是隨心所欲闡述自己觀點的自由。但是，當一種嶄新的自由擺在人們麵前時，大多數人除了感到欣喜之外，也會覺得有些茫然，這是一種麵對未知時的茫然。“鎖鏈”在身上戴久了，就成了一種“習慣”，而“習慣”對於一個人來說往往意味著安全。拋棄習慣，其實還有另外一層含義，那就是離開“安全”，踏上“危險”的“未知”之路。
對於個人來說，習慣很難改變；而對於一個社會群體來說，文化很難改變。下麵就來說說什麽是文化以及文化對社會群體的意義。
二、什麽是文化以及文化對社會群體的意義
《高級漢語詞典》對文化的解釋有三條：【1、考古學上指同一曆史時期的遺跡、遺物的綜合體。同樣的工具、用具、製造技術等是同一種文化的特征。如“仰韶文化”。2、人類所創造財富的總和，特指精神財富，如文學、藝術、教育、科學等，如“中國文化”。3、運用文字的能力及一般知識，如“文化水平”】。但這三條解釋，顯然都無法囊括我上文提到的那些文化相關詞匯，如“廁所文化”，用上麵的哪一條來解釋呢？哪一條都不合適。我認為詞匯專家們過於注重文化的表麵現象，沒有從本質來定義這個詞匯。
那麽文化的本質到底是什麽？對於這個問題，我有過長時間的思考，從試圖了解文革的時候開始，我就經常琢磨這個詞語。在這裏，我來嚐試著對“文化”做一個簡單定義，文化就是指“一個社會群體的思維方式以及行為習慣”。其實思維也是一種行為，所以文化其實可以更簡單的定義為“社會群體的行為習慣”。依據這個定義，“仰韶文化”指的是遠古時代，居住在仰韶的那個部落群體所具有的社會生活習慣。而考古發掘出來的文物、遺跡其實是仰韶文化的文化符號，對於今人來說，這些符號起的作用是將仰韶人社會生活習慣信息傳遞給我們。因此，文化符號是文化信息的載體，除了物質的信息載體之外，也有非物質的信息載體，比如傳說、節日、慶典等。因此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才有“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一說。那麽根據這個定義，如何解釋“文化水平”這一詞呢？也就是如何將《高級漢語詞典》中的第三種解釋囊括進來？根據老僧的定義，“文化水平”就是掌握“社會群體行為習慣”的程度，文字是信息的載體，掌握與應用文字、知識的能力，其實是對文化符號的解碼能力。所以，如果說一個人“有文化”，那麽往往可以有兩種理解：一種理解是這個人的行為習慣符合某個群體的整體特征，這通常用什麽“文化素質”一類的詞形容；另外一種解釋就是這個人具有解碼文化符號的能力，能夠理解某種文化的信息。
我們身上往往攜帶著某個群體的特征，但在脫離那個群體之前，自己不一定就清楚。在離開四川之後，我才知道自己身上原來還有還有“猴精”的一麵，時不時會冒出些“小聰明”的行為來，最開始的時候對這個標簽耿耿於懷，但現在我明白這其實是成長過程中，文化環境在身上留下的印記。當然，與“打左燈向右轉”的惡劣後果比起來，老僧這點“小聰明”其實不值一提。依照我前文對文化的定義——文化是社會群體的行為習慣，那麽在巴山蜀水中成長起來的群族，為什麽就會形成“四川人”的行為特征呢？群體的行為習慣往往與自然環境與曆史傳統密切相關，自然環境對人類的生產活動具有決定性的作用，所謂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吃山”的人自然會形成“吃山”的行為習慣；而“吃水”的人群也自然會形成“吃水”的文化傳統；“吃山”的人拜山神，“吃水”的人祭龍王,各有各的傳統。
四川作為一個標準的內陸盆地，中心地帶以丘陵平原為主，都江堰水利工程與成都平原相結合，造就了的天獨厚的自然環境。而盆地邊緣“難於上青天”的高山蜀道在阻擋了外界侵擾的同時，也阻擋了蜀人胸懷九州的企圖與視野。“小聰明”之所以稱之為“小”，主要就在於沒有大局觀、整體觀，拘於一時一地的“聰明”，所以謂之小聰明。大聰明得有大視野，然而，盆地之人，哪裏有“會當淩絕頂，一覽眾山小”的機會。所以，川人的小聰明也可以理解。但是，如果一個國家由鼠目寸光的“小聰明”來指導，低著頭摸石頭過河，那就危險了。
從曆史傳統的角度來看，巴蜀文化深受道教影響，自從張道陵在青城山創立了五鬥米教之後，四川一直是天師道的傳教的重要區域。道家講求順應自然，無可無不可，這就造成了蜀人不執著於原則（實際上是不講原則），善於機變的性格特征；道家對生死的豁達態度，也在四川人身上有深刻的體現。去年汶川大地震，很多人都對四川人在那種悲愴的情況下，仍然能展現出豁達與幽默感到不可思議，但如果用道家思想來審視這些現象，其實這些就很好理解。搜索了一下網絡，發現從四川成長起來的古今曆史名人，如李白、蘇東坡，現代的陳毅，他們有一個共同點，就是豁達，另外還有一位也不得不提，那就是鄧小平，如果沒有某種程度的超脫，要三落之後再三起實在是很不容易的。另外的名人如巴金、郭沫若，他們身上展現出來的機變性格也是相當明顯的，當然，“永不翻案”就更明顯。所以，豁達、機變、油滑、小聰明大概是我們四川人擁有的群體特征吧，而設計師集這些特點於一身，殊為不易。現在成都大力弘揚所謂的“休閑文化”，其實在老僧看來，還不如說是道教文化在現代生活中的體現，“休閑”兩個字無法概括成都人的特點。
要研究某一地區的文化特征，這需要搜集大量的信息，然後才能準確分析，我既沒有時間也沒有精力更沒有必要去這樣做。這裏隻是拋磚引玉，簡單的說明一下我對“文化”的理解。所以難免有不周全之處，敬候大家指教。
簡單的談了一下對文化的理解，接下來再談談對於一個社會群體，文化具有怎樣的意義。上文中將文化定義為“社會群體的行為習慣”，在這個定義中有兩個限定詞詞很關鍵，一是“社會”，二是“群體”。“群體”表明文化描述的是宏觀對象，而不是某一個具體成員的行為特征；而“社會”表明“群體”是以結社的方式生活在一起的，也就是群體成員彼此之間具有廣泛的聯係。既然已經將文化定義為“群體行為習慣”，那麽文化在社會生活中，具有怎樣的作用呢？所謂習慣，乃是因“習”而“慣”，也就是說習慣其實是長時間社會實踐（“習”）的產物，也可以說是社會群體曆史活動的產物。那麽文化在人類社會生活中，到底起什麽作用？
在老僧看來，對於任何一個社會群體，隻要它具有某種程度的整體性，那麽必然包含有政治、經濟、文化等要素，大到國家，小到一個家庭，莫不如此。政治結構確定群體內部成員的組織架構；經濟模式反應群體如何向環境索取資源並向群體成員分配獲取的資源；而文化傳統則是群體生生不息、代代相承的關鍵。簡單的說，文化就是一個社會的遺傳基因。這裏就不再詳談政治、經濟等要素，重點談文化。我們的後代在行為習慣上之所以與我們有相似性，那是因為他們生活在代代相傳的文化環境之中，在成長的過程中，他們不可避免的接受文化賦予他們的曆史信息；而我們之所以與我們的後代有代溝，也是因為文化基因的變異，而有些變異是我們所不能理解的，於是溝通產生了困難。既然文化是社會群體的遺傳基因，那麽如果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如同核輻射對生物DNA的影響一樣，為了適應變化了的環境，文化的變異也是必然的。額外提一下，文化的環境除了自然環境之外，更重要的環境就是政治結構與經濟模式，當政治結構和經濟模式發生變化，文化的環境也就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在寫這段文字的時候，正在聽李雙江的《船工號子》，就以這首歌曲為例，來分析文化符號是如何將某一社會群體的行為習慣信息傳遞出去的。無論什麽樣的音樂，從物理本質上來說，都是由長長短短、輕重各異的聲波組合而成的。如同現代人利用電磁波傳遞信息一樣，聲音是人類最早利用的物理現象之一，原始人類選擇用聲音作為相互交流的信息載體，我認為這是人類進化過程中最關鍵的一跳。在前麵我說了，結社而居的群體成員之間需要有廣泛的聯係，最根本的聯係是信息的交流，唯有通過信息交流，才能彼此協調統一，才能形成群體的整體特性，也才能通過社群的能力，向環境獲取更大的生存空間，從而增強了個體的生存能力。據說螞蟻是通過觸角碰撞來進行信息交流，蜜蜂用舞蹈告同伴蜜源的方向與距離。對於信號來說，頻率越高，信道容量越大，傳遞信息的能力就越強。觸角碰撞與蜜蜂舞蹈都不可能高效的傳遞複雜信息，試想它們如果也能象人類一樣吃飽飯無事閑聊一場，談談張家長李家短的，螞蟻們恐怕會把觸角碰斷，而蜜蜂們恐怕得跳舞累死。人類幸好選擇了聲音作為信息的載體，而人的喉嚨發聲的頻率範圍又比較廣，從100到1000赫茲左右，這就注定了人類具有較高的信息處理能力，而這種能力也許正是將人類帶到萬物之靈位置上的關鍵原因之一。當然，這個結論隻是我個人的猜測，並沒有太大的客觀性。所以也就姑且一說，拋磚引玉罷了。
嚴格來說，音樂和歌曲都應該屬於廣義的語言，隻是這種語言的抽象程度更高，或者說信息加密的程序更複雜。要了解音樂和歌曲中的文化信息，需要調動更多的解碼手段，也需要大腦中有更多的“信息積累”，以此作為解碼過程中的比對標簽。而所謂的“信息積累”，是指主體從環境中曾經獲取的信息。所以，當我們欣賞一段音樂或者歌曲的時候，實際上我們是在欣賞我們自己的“曆史”，這個“曆史”也包括胎兒的孕育過程。如果大腦一片空白，是無法產生共鳴的。那麽具體到《船工號子》這首歌曲，到底傳遞給了我這個欣賞主體什麽信息呢？對於川江，我是熟悉的，小時候生活的城市就在長江邊上，聽到過真實的船工喊號子，所以這首歌曲所要表達的主題我算是比較熟悉。原始的音樂大體上是對自然界各種聲音的模擬，高山流水、清風鬆壑、鳥叫蟬鳴等等，而原始歌曲的起源大約也就是古人們的勞動號子了，這在少數民族的音樂中體現得更充分。通過對某些場景特征聲音的模擬，結合聽眾頭腦中既有的相關信息，在聽眾大腦中重塑場景。當然，現代的樂曲，更多的時候其實是在重塑情緒，通過某些已成定式的音樂表現手法，重塑某種場景中的情緒，將“情緒”傳遞給聽眾，而讓聽眾在情緒的指引下根據他自己的經曆，去重塑他自己的場景。這其實是抽象程度更高的一種信息傳遞手法，但這種方法的前提是聽眾本身具有較深厚的生活積累，具有較強的文化解碼能力，不然聽眾是無法得到作者想要傳遞的信息的。由於具有川江邊的生活經曆，所以每當聽到《船工號子》的時候，我頭腦中出現的是浩浩湯湯的大江水，雄峙巴山的夔門，逆流衝灘的木船，以及激越高亢、嘹亮悠長的號子。除了這些，更重要的是大腦裏常常出現一艘逆水而上的木船，船工緊張嚴肅的拚命向上劃，船看起來似乎沒有動，但實際上是在一寸一寸的向上挪。我也不知道這個場景是什麽時候留在我大腦中的，但它每次出現都會激勵我，“逆水行舟”是一個流血流汗的詞，向前就要流汗，向後則要流血。川東地區有一個方言，叫“辦得蠻”，大概意思是：吃得苦，能忍耐，能堅持。川東人的這個特性，大概就是逆流衝灘時所練就出來的。所以，每次聽《船工號子》，對於我來說都是在強化“辦蠻”意識。當然，同一首作品，一萬個人就會有一萬種解讀，不可能完全相同，但也不可能完全不同，同與不同，正是遺傳與變異的另一種說法。所以，文化符號就是社會群體的DNA，是一個社會演化的旋律，社會習慣的繼承與發展，全在“文化”之中。
三、文化為什麽需要革命，如何才能革命
文化為什麽需要革命？或者說是什麽原因導致我們必須改變我們的群體行為習慣？一般來說，是環境。環境的改變，必然導致行為習慣的改變，這是生物適應性在社會生活中的體現。前文提到，任何一個社會群體，都包含有“經濟、政治、文化”三大要素，這三大要素中，“經濟”是社會群體獲取資源並分配資源的模式；政治決定著群體的組織構架，也就是規範群體成員之間的相對位置關係；而文化是群體的行為習慣，是群體代代相承的遺傳“基因”。這三大要素相互影響，彼此作用，最終會處於一個相對穩定的平衡態，這時候整個群體就會保持穩定與協調。對於人類的價值取向來說，我們當然都期望社會穩定和諧，如同人總是期待健康長壽一樣。
那麽，環境一般是如何改變的呢？這裏不談自然環境，隻討論社會環境。人類通過勞動，從自然環境中獲取資源，隨著勞動經驗的積累，人類對自然的認識逐步加深，獲取資源的手段越來越豐富，利用資源的效率越來越高，於是社會生產力得到發展；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生產工具與生產方式都在改進，於是勞動方式也隨之改變，因而勞動的組織模式也相應改變；隨著勞動組織模式的改變，勞動產品的分配方式也隨之改變，從而生產關係改變。而生產關係的改變，必然導致社會群體政治結構的變化，也就是說群體成員的社會地位出現變化，而這種變化必然導致群體行為習慣的變化，於是社會文化發生改變。也就是說，文化革命，是經濟、政治革命之後社會發展的客觀需要，個人意誌無法阻擋。
下麵我就從兩個方麵來討論文化為什麽需要革命：從曆史的角度看，傳統的禮教文化嚴重阻礙了中國社會的發展，新中國之前的百年恥辱是千年前程朱理學結出的苦果；從社會未來的發展趨勢看，社會主義的平民文化是人類的必然選擇，這種趨勢已經在某些領域得到了初步的展現。
最近看了不少於文化相關的資料，其中也包括今年很火的電視劇《我的團長我的團》，“炮灰團”團長的一句台詞讓我印象深刻——“中國人愛安逸。死都不怕，就怕不安逸；命都不要，就要安逸。”，為了避免他的部下習慣“安逸”，龍團長不停的“折騰”他的隊伍，故意找事，挑釁鬼子，讓日本人炮擊他自己的陣地，讓他的戰士時刻生活在恐懼憂患之中。這當然會惹來他手下的抱怨，但他任然堅持這麽做，這樣做的目的是要讓他的士兵始終警醒著，始終保持著活力，以此提高他們的戰爭條件下的生存能力，最終讓他們能活下去。當“安逸”成為了一種“習慣”，“安逸”也就也就成了一劑麻醉藥。如同魯迅在呐喊自敘裏麵所講的一樣，將鐵屋子裏麵即將在昏迷中悶死的人喚醒，讓他們在痛苦中掙紮，好歹會有一點希望。魯迅鐵屋子裏麵的“呐喊”，與炮灰團長陣地上的“折騰”，想要表達的意思應該是同一個——生於憂患，死於安樂。
“愛安逸”還隻是觸及到中國文化的表皮，深入骨髓的其實是順民文化。滅掉自己心中的“人欲”，歸順“天理”，然後“天”就會讓你舒舒服服、安安逸逸的過日子。“存天理滅人欲”的程朱理學能在宋朝得到空前發展，我認為是有政治基礎的。趙匡胤陳橋兵變，然後就黃袍加身，搞了一係列小動作，始終覺得有些忐忑，深怕部下有樣學樣，於是接著玩了一套“杯酒釋兵權”的把戲，讓開國將軍交出兵權，國家則給他們豐厚賞賜，允許他們買田買地先富起來；後來又實施禁軍頭領年輕化的政策，選用資曆淺、個人威望不高的人擔任禁軍將領，這些措施基本上滅掉了他的部下黃袍加身的“人欲”。但不幸的是他還有一個弟弟趙光義，於是也就有了“燭影斧聲”這段公案。當然，通過“黃袍加身”或“燭影斧聲”上台的人，對別人的“人欲”總是盯得比較緊，生怕別人和他們一樣急不可耐的壞了“天理”的規矩，於是“存天理、滅人欲”的程朱理學就應運興旺。終宋一朝，其政治製度的設計都是用文官箝製武將，放縱文官腐敗，又用數量龐大的禁軍對朝廷的高級文官們形成製約。趙匡胤首創了向部下“購買兵權”的行為，而他的子孫則發明了用“歲幣”購買“和平”創舉。沒有仔細去查資料，也不知道宋朝用“歲幣”到底贏得了多少年的和平發展的戰略機遇期。整個宋朝，修文偃武，以理學教化天下，去百姓之人欲，存皇權之天理，將中華民族“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精神閹割得一幹二淨。縱觀這段曆史，皇權需要順民，於是就產生了造就“順民”的“文化”，程朱理學在宋朝贏得統治地位，關鍵緣起卻在陳橋的那件黃袍上。
“順民文化”的惡果就是扼殺了民族的創造精神，扼殺了個體成員的自主精神，順民不是不怕死，而是不敢為自己做主，也不知道怎樣為自己做主，一旦沒有了 “君父”的指示，也就隻能如失去頭羊的羊群一般，一團散沙般的聚在一起亂哄哄的苦中作樂。在引言中我提到了電影《肖申克的救贖》，其中Brooks老頭被假釋後，因為失去了獄警們的指示，失去了監獄的鎖鏈，他也失去了生活的方向。所以，由“監獄文化”培訓出來的“順民”，是沒有辦法擁抱心靈的自由的。因此，Brooks有勇氣自殺，卻沒有勇氣按自己的意願生活。當“順從”成為一種習慣，“獨立自主”就是與之絕緣。沒有獨立精神，那麽也就隻能依附，以可以依附的對象為“綱”，然後讓“綱”為自己做主。禮教文化以“三綱五常”為綱，以培訓“守禮”“守規矩”的順民為目的，維護社會的秩序和穩定，也扼殺順民們的自主意識。當沒有外患時，禮教是社會內部最好的“維穩”工具；而一旦麵臨外患，禮教就成了漢奸奴仆的生產線，漢奸是什麽？不過是“以洋人為綱”的“順民”罷了。在舊中國，禮教如同一張大網，將所有的人都籠罩其間，順之則生，逆之則亡，最終塑造出一個“禮儀之邦”。宋朝“禮儀之邦”之後的783年，華夏民族體會得最多的東西是什麽？是【求和】，是【苟安】。念古思今，有一種悲憤又要迸發出來了，還是打住吧。
鴉片戰爭之後，中國不再是世界的唯一，天朝大國的夢被喚醒，西方的堅船利炮打開了中國的國門，幾百上千的洋人就可以在擁有四億國民的土地上橫衝直撞，八個國家的流氓拚湊出來臨時隊伍就可以將老佛爺趕得東奔西逃，這不就是獵人進羊圈時的情景嗎？羔羊們咩咩的四處躲閃，看著同類被宰殺，躲在後麵企盼老天讓自己苟活。幸好中國足夠大，幸好還有一些“愚蠻之輩”沒有被禮教“開化”，幸好還有一些不懂禮儀不守規矩的下裏巴人存在，不然一個四億人口的國家被幾千人征服，那我們這些後人羞也要羞死。即使死了，我們又該怎樣麵對那些“犯我強漢者，雖遠必誅”的先人？開放的世界裏，那種以製造順民為目的的文化，不徹底革命行嗎？
上麵從曆史的角度談論了一下中國傳統的禮教文化必須“破”，下麵我就試著從社會發展的趨勢上談談為什麽社會主義文化必然會“立”。要談社會主義文化的必然性，先談談社會主義的必然性。
以前曾經寫過一篇帖子，討論社會發展的趨勢，這裏我簡單的重複一下。在我看來，全球一體化與社會平民化將未來社會的發展方向。而這個發展方向是工業文明的必然結果。為什麽這麽說呢？工業化導致了交通工具的變革，從蒸汽機輪船到現在的空客A380飛機，交通工具越來越發達便捷，也越來越便宜，人們出行的時間成本與經濟成本都大為降低，因此交通工具的革命將地球縮小了，“地球村”的說法就是對這個結果最形象的描述；而工業化另外一個成果是通訊技術的高速發展，從飛鴿傳書到電報電話，再到現在的3G手機，人們相互之間的信息溝通能力越來越強，而信息的溝通是人與人之間強化聯係的必要手段。在交通技術與信息技術的聯合作用下，世界資源配置的全球化也就成了必然，所以全球一體化必將是人類發展的趨勢，盡管這個過程中會有反複、會有抗爭，但大的方向無法改變。
至於社會生活的平民化，我這裏想多談幾句。工業化有兩個特點，就是越是大規模生產，製造成本越低；分工越細，效率越高。在這個特點的推動下，所有的工業產品設計都必須麵對最大多數的人群，或者說，所有的產品從設計開始，都是要以大規模生產為目標的。用更簡單明了的一句話來總結：工業化的動力和結果都在於產品的“平民化”。工業化本身是資本追逐利潤的結果，資本追逐利潤的本來目的並不是為了要平民化，而是相反，是為了維持和鞏固資本精英們的地位。工業產品的“平民化”，表麵上看隻是資本為了賺取更多的利潤而采取的一種“媚俗”行為，但內涵並不是這麽簡單。所謂“媚俗”，就是要將“俗人”的意誌擺在第一位，要投“俗人”之所好，想“俗人”之所想，以“俗人”的意願為中心，大規模“媚俗”的結果就是社會凸顯“平民”的意誌，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之下，平民意識興起，成為社會主流。在平民意識的推動下，“平民化”也就成了社會發展的方向。在平民意識的推動下，平民們並不會址滿足於僅作工業產品的“上帝”——顧客，人總是得寸進尺的，他們想要的更多（可以參考馬斯洛的需要層次理論），平民意識從工業產品擴展到了社會的方方麵麵，政治、經濟全方位的平民化，這才是平民們的需要。因此，全方位的平民化，也就成了我們社會發展的一個方向。平民化最核心的東西是社會資源的分配傾向於平民，也就是趨向於人民大眾；而要保證這一點，其前提條件是平民在社會資源分配過程中有發言權，也就是資源分配的過程中平民要能做主；也就是說“平民民主”是社會平民化的必然要求。怎樣才能實現平民民主？實現平民民主的最重要的目的是為了在社會資源的分配中取得發言權，那麽如果民主不能對社會資源的分配產生作用，那麽這樣的民主是沒有太大的意義的，所以私有製下民主是一句空話。要想實現真正的民主，大部分社會資源必須屬於社會全體（也就是所謂的公有製），這樣民主才有作用對象。所以，生產資料的公有製是平民民主的前提。而要保證生產資料公有製能夠始終存在，則需要有相應的政治措施加以配合，所以社會主義政治體製是公有製的前提。說了一大通，其實不過是一句老話——社會主義是曆史發展的必然。而什麽是社會主義？生產資料的公有製，加上人民民主的體製就是社會主義製度。而要實施人民民主，前提就得人民具有自己作主的意識，沒有自主意識，人民民主是實施不起來的。
前麵說了，傳統禮教是培養順民的文化，而順民最大的特點是安分、守規矩，規矩守得久了規矩也就成了習慣（對於群體是文化），也就失去了獨立自主的意識。習慣“規矩”的人就像習慣身上的枷鎖一樣，他們會忘掉枷鎖之外的自由空間。讓一群習慣“君為臣綱”的人突然起來自己給自己作主，沒有了“綱”他們會無所適從。所以，人民民主首先得培養人民的平等自主意識，有了主人翁精神，他們才會有當家作主的意願，也才會正確使用手中的民主權力。而要培養人民的自主意識，則需要一種平等自主的文化環境。於是在文化領域內破舊立新也就成了必然的選擇。其實從另外一個角度可以更簡單的說明文化革命的必要性，那就是政治、經濟領域都完成了革命改造，而作為傳承社會群體習慣的文化，又怎能保持不變呢？1954通過了第一部憲法，56年基本完成社會主義三大改造之後，十年之後才開始進行文化領域的改造。我認為這也是毛澤東的一個思考過程，他並不是一開始就認為文化革命具有必要性的，也是經過長久的思索才得出的結論。
那麽如何才能在文化領域內進行革命？根據老僧對文化的定義，文化是社會群體的行為習慣，文化符號如詩歌、戲劇、歌曲、小說、繪畫、雕塑、徽標、文物、遺跡、慶典、節日、民俗等則攜帶著社會群體的文化信息。人們通過對文化符號的解碼，從而獲取文化符號中的信息，了解到某一個社會群體的行為習慣，再經過選擇性的接受，於是某種社會行為習慣得到繼承與發展。但中國的文化傳統是封建禮教文化，是以培養順民為目的的，而要實施社會主義民主，必須造就平等自主的平民意識，文化傳統與社會對文化的需求是矛盾的，要解決這個矛盾隻有兩條路，要麽複辟政治、經濟製度，要麽變革社會文化傳統。當然，有人也許會問，可不可能既不複辟政治經濟製度，也不改變文化傳統，這樣兩全其美豈不更好？但我一再強調——文化是社會群體的行為習慣，社會群體的行為習慣也包括政治、經濟領域內的行為，如果不變革文化，在文化的強大慣性下，政治、經濟的複辟也是遲早的事。中國為什麽會出現300年曆史周期律？原因就在於每一次朝廷更迭，其實都隻是在政治、經濟領域內折騰，換方丈而不換廟宇，甚至連和尚都不換。每一次改朝換代，都不會影響到“大成至聖文宣王”的地位，孔儒們一直牢牢掌握著“教化天下”的權力。所以說，兩千多年來，從來就不曾在文化領域內發生過真正徹底的革命。五四運動雖然意義深遠，但範圍局限在知識分子之中，而知識分子也深受文化傳統影響，不可能具有徹底性，另外當時的政治、經濟全都掌握在“綱常”們的手裏，五四運動也不可能真正成功。但五四運動可以算成是文革之前的一個預演。
一直以來，對於文革的起因都有很多種說法。潑汙水的人認為文革是為了政治鬥爭，是為了打倒某個政治對手而采取的卑劣的方法；但以毛澤東當時的職務以及巨大的威望，有誰可以挑戰他的地位？又有誰是他不能輕易擊倒的對手？如同傳言中所說：他用一根小指頭就可以打到某人。既然是開一個會、講幾句話就可以解決的問題，何以要發動一場全民運動？而且這場運動整整持續了十年？可能又有人會說這是因為他虛偽，不願意自己出麵不願意承擔整人的責任。可對於一個敢為秦始皇翻案、公然提出“反右陽謀”論的人，縱觀他一生，何曾害怕過別人的批評詆毀？有些人為了妖魔化他，一方麵把他塑造成一個橫行無忌的霸王，另一方麵又將他描述成畏手縮腳的小媳婦，兩種全然矛盾的形象居然被他們糅合在一個人身上，這種顧頭不顧尾的做法真讓人好笑。另外一種說法就是文革主要是為了“反修防修”，這個說話有一定道理，但並不準確，因為這隻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個目的，但並不是最重要的目的，最重要的目的我認為不在政治，而在文化。要探究文革的起因及目的，我認為有幾個問題必須搞清楚。
1、為什麽要叫“文化”大革命，而不是叫其他別的什麽運動？
2、為什麽運動的主力是十幾歲的學生，而不是文化界的飽學之士？
3、為什麽要破四舊，可以不破嗎？
4、 為什麽不由政府組織專人專責破四舊立四新，而放任群眾去破除？
5、為什麽要打倒權威，可以不批鬥專家而讓他們自己反省嗎？
這些問題實際上在我的腦袋裏或長或短的盤桓過，下麵就是我自己的答案，不一定對，隻能算一家之言。
1、對於為什麽要叫“文化大革命”，我曾經疑惑很久。為什麽要在革命前慣於“文化”兩個字？為什麽不叫革新而叫革命？如果隻是一場政治運動（事實上現在絕大多數人都將文化大革命當成一場政治運動），那麽何必在前麵加上“文化”兩個字？以毛澤東在哲學、社會學、政治上的睿智，我相信這兩個字一定不是隨心所欲加上去的。當然，經過前麵的分析，我現在明白了，這確實就是在文化領域內的一場革命，革命的目的就是要除舊立新，造就嶄新的文化，與社會主義製度相適應。人類第一次擺脫了剝削製度，而此前的所有人類文化，都是在剝削製度下產生和發展的。所以，文化領域內的變革也是顛覆性的，隻能稱為革命，革新兩個字無法說明這場顛覆性的變革。
2、最開始我感到很奇怪，認為既然是文化領域內的事情，為什麽不讓文化人來幹這件事？不讓成年人來做這件事？而讓十幾二十歲的青年來推動這場意義重大的運動。但現在想來，除了那些受舊文化影響較小的孩子，還有誰能完成這個任務？魯迅筆下的少年閏土多麽機靈活躍，而幾十年之後的老年閏土則已經木訥呆板的開始叫魯迅“老爺”。文化是人成長的環境，所有的人都潛移默化的受其影響，文化人更是在傳統文化中浸淫很深，他們是沒有能力在文化領域內做到破舊立新的，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是由舊文化熏陶出來的，讓一個人自我鞭撻很難。而當時十幾歲的學生則不一樣，雖然也難免受到傳統文化的影響，但他們是受舊文化汙染最少的，而憑著年輕人的熱情，他們也有勇氣衝破文化的樊籬，達到破除舊文化的目的。所以毛澤東接連八次接見紅衛兵，對於一個喜歡哲學思考、討厭迎來送往的領袖來說，這是不同尋常的。
3、最開始，老僧對於文革破壞了很多文物是頗為心疼的。當時就想著為什麽一定要砸爛呢？難道不能送博物館保存起來嗎？現在想來，有些東西確實沒有必要全部都保留，如果將當時所有的神龕排位都放博物館去，那全國不知道需要建多少座博物館，絕大多數的四舊物品其實都沒有文物價值，但它們的存在對人們的精神桎梏作用卻相當大。當神龕、牌位這一類東西被砸時，那時候老人們以及篤信的成年家長們，他們可是覺得孩子們在褻瀆祖宗，冒犯神靈，一邊呼天搶地，一邊悲痛欲絕。這是為什麽？因為這正是砸在了他們精神的枷鎖上，這枷鎖已經成為他們的一部分，所以任何冒犯這些精神符號的行為，都是對他們本身的侵犯，所以他們悲痛傷感。祖宗牌位實際上是封建宗法製度的圖騰，一旦接受了他，也就接受了它所代表的規則，並且往往會成為圖騰的維護者。舊中國時代過來的人，大都是舊文化圖騰的護法使者，盡管那些牌牌並沒有手腳，但它們有強大的精神控製力。正是這種控製力，奴役著中華民族的精神上千年，讓中華民族變成了乖乖待宰的羔羊。不破，行嗎？
4、放手發動群眾去破四舊，目的並不是為了砸爛那些文化標簽，而是為了通過這個過程，破除人們心中的鎖鏈。隻有自己，才可以解開自己的心結。封建禮教的枷鎖，長久的存在於人們的心中，很多都已經成為了神聖的禁忌，而要破除禁忌，非得自己親自去“冒犯”自己心中的禁忌，然後才可以破除。政府當然也可以組織專人去除四舊，立四新，但這樣就達不到幫助人們破除精神枷鎖的目的了。
5、以前，對於文革中批判所謂的“反動權威”不以為然，覺得這完全沒有必要，他們中絕大多數可能都是無辜的。但現在明白了，對於個人來說，他們也許是無辜的。但對於一個群體來說，他們就是一個標牌。如同四舊裏麵的神龕一樣，成為廣大群眾心中的禁忌，而這種禁忌的存在，就是一種枷鎖。所以，凡是與舊文化沾邊的“權威”，一旦“權”了“威”了，一旦成了某種文化的圖騰，那麽為了要破除群眾心裏的禁忌，也就隻能委屈一下他們了。盡管他們本身並不一定有錯。
其實還有很多問題，但答案大概離不開“文化符號”以及其象征的“文化意義”，“文化意義”所代表的“精神枷鎖”。而一旦想到宋朝以來中華民族的種種災難，我就覺得為了破除順民文化，我們付出的代價是值得的。熟悉的網友可能經常看到我反儒家，但一般我會特別強調是“孔儒”。也就是孔子——周敦頤——二程 ——朱熹這一條線下來的儒學。
四、從“經典”到“山寨”——文革失敗了嗎
寫這篇帖子的時候，基本上我每闡述一個觀點，都要預想著讀者會有什麽疑問，然後就假想的疑問進行解答，如果對解答又產生疑問，那麽我又進行解答，所以整篇文章的篇幅長，主題散。但是，寫到這裏，如果還有疑問，差不多都可以在上文裏麵找到答案。所以這一節我盡量簡短，直陳觀點就好了。順便也告訴版主，這隻是一個網民的個人之見，不具有代表性，更沒有正確性，僅僅是陳述我自己的觀點。所以期望放行。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是一場延續十年的大規模群眾運動。無論正確與否，它都是曆史的存在。誰也無法否認這點。這一場運動，不是哪一個人的，它屬於曆史，它也屬於世界，它是世界上第一場大規模的文化革命運動。無論是肯定它或者是否定它，它都是世界上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革命，它發生在中國。這些是基本的事實。至於成功與否？這要看它發起的目的以及留給曆史的結果。達到目的，則成功；沒有達到目的，則失敗。那麽，文革成功了嗎？好象沒人肯定這點。文革似乎是失敗了。但真是這樣嗎？
我先不回答成功或者失敗這個問題。我先留兩個問題在這裏。第一：中國還是“禮儀之邦”嗎？第二：現實生活中，誰是你的偶像？你臣服於誰？
不知道具體從什麽時候開始的，中國流行一個詞語叫“山寨”，在很多經典的東西前麵加上“山寨”兩個字，往往就意味著惡搞或者仿造。最初好像是指深圳仿造的那些名牌手機。現在“山寨”已經堂而皇之的成了一種文化，去年甚至有人籌劃“山寨版春晚”。那麽“山寨”的本質是什麽？我認為是大眾對“經典”的俾睨。我這裏的“經典”是指帶有正統的、權威的、主流的事物。陳凱歌幾年前曾經拍了一部自認為很有內涵的電影《無極》，按照他的想法觀眾應該對他電影頂禮膜拜，影評人充分發掘他電影裏麵的象征意義，然後成為一部劃時代的作品。可最終東西出來之後，惡評如潮，最可恨的是還遭到胡戈惡搞，編輯成了《一個饅頭引發的血案》，而饅頭血案反而激起網絡下載狂潮。最後搞得我們的陳大師不得不為了顏麵，裝腔作勢的要控告胡戈。但惡搞鋪天蓋地，大師們要告又怎麽告得過來？而今，山寨文化又興起，到處都是“山寨版”。什麽山寨白宮、山寨筆記本、山寨法拉利、山寨白宮、山寨蘋果....，等等。凡是有經典的地方，往往就存在著山寨。山寨文化本質上屬於大眾文化，山寨文化的興起，實際上就是平民文化在社會生活中的體現。要真講“山寨”，文革中的山寨可能更多，比如什麽“山寨詩人”、“山寨導演”等。
回到上麵的兩個問題。對於那兩個問題，我的答案都是否定的。中國不再是禮儀之邦，骨子裏麵再也沒有了以前的那種“溫良恭儉讓”，失去的不僅僅是“禮儀”，還有“禮儀”背後的精神鎖鏈。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大多數人都已經失去了偶像，沒有誰可以讓我們臣服。精神上的平等，才可以彼此尊重，誰也無法淩駕在別人頭上。盡管有時候我們可能表現得恭謙，但這種恭謙是建立平等之上的。實際上，我想要問的是：誰還把自己當成別人的仆從？不知道有沒有這樣的人，但至少我沒有遇到過。本來，毛澤東是最後一尊偶像，但在某些人的幫助下，如他自己所預言的一樣，他也被打得粉碎。而正是最後一尊偶像的倒掉，成就了他畢生所追求的社會平民的思想大解放。他一生做了兩件事，第一件事是解放了960萬平方公裏的中國；第二件事是解放了9億中國人以及他們的子孫後代的思想枷鎖。
文革之後，文化精英們丟掉了清高，什麽坑蒙拐騙的事情都敢做；普通老百姓失去了卑謙，對哪一個的精英大師都敢惡搞、作弄；於是大家都處於同一個水平線上。毛澤東作為最後一尊偶像被打碎，平民文化從而得以建立。文革失敗了嗎？從打破禮教思想束縛，建立平等意識、自主精神，奠定平民文化的基礎上來看，這些目標都達到了。上文中將禮教文化比喻成監獄，文化大革命其實就是中華民族在精神領域內的一次集體越獄行動。中國人民站了起來，中國人民丟下了精神的枷鎖，中國人民得到了從內到外真正的解放，這就是毛澤東一生所做的事情。其實他隻做了一件事情——解放中國人民。先解放身體，然後解放思想。文革失敗了嗎？文革成功了。
五、未來的路在哪裏
鍾擺已經拉起，平衡點已經被他老人家重新設定。沒有公平，就沒有安寧；沒有人民民主，也就沒有社會和諧。失去鎖鏈的百姓，不再是順民；今天社會的不和諧，歸根結底來源於四個字“造反有理”。想要撲殺這幾個字已經來不及，因為它已經融入到刁民們的文化裏。想要重新塑造一種新的仆從文化，時間也已經不允許，再說，誰還敢象他老人家一樣大規模的發動群眾來創立一種新文化？如果不發動群眾，新新文化有如何普及？於丹們是徒勞的，即使她的書能買幾百萬冊，可震撼力哪能和親手砸碎“孔夫子”雕像相比。所以祭孔、大辦孔子學院等等，都已經來不及，不等他們重新起來，可能有人已經倒下。
未來的路到底在哪裏？四個字——人民民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