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鴉片戰爭開始，古老的中國陷入了空前的亡國滅種的戰略困局。1840年的鴉片戰爭，清王朝在中西碰撞中不堪一擊，從而將中國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重危機。從那時起，林則徐、洪秀全、康有為、義和團和孫中山等一大批中華民族仁人誌士，前仆後繼，為中國的獨立富強做出了努力，可惜都失敗了。從五四運動以來的中國革命實踐，見證了太多的失敗與血淚史。從八國聯軍進駐北京到1949年，中國實際上沒有自己的政府，實際統治中國的是英美日同盟的商會。1930年前英國為主導，之後日本為主導，美國則兩頭通吃。從袁世凱到蔣介石的所有“政府”，從來沒有統一並領導過中國，不過是帝國主義、官僚集團和封建主義的代言人。毛澤東思想的誕生，使這個陷入困局的中華大棋局起死回生。20世紀初葉，在內外交困的曆史危機前，在最危險的時候，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創造性地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具體國情結合起來，獨創紅色戰略及紅色戰略導引下的紅色
在整個社會發生巨變的同時，更偉大的還在於人們思想觀念上的革命，由此帶來了一次震撼曆史的思想大解放。近代以來舊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積弱狀態，首先在於思想精神體係上的落後、渙散和束縛。長期以來，以儒術為主體的封建等級觀念、宗法意識、“上尊下卑”以及神權、父權、夫權等觀念，牢固地禁錮著人們的頭腦；在帝國主義侵略下形成的殖民地文化、崇洋媚外、洋奴意識、民族自卑感等更使中國思想文化處於一種病態之中。以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為代表的民主主義思想，雖然給中國的思想領域帶來一些進步，但由於其本身固有的缺陷，因而在“三座大山”盤踞下並不能推行起來，尤其是對廣大工農大眾更無產生多少影響。中國思想文化領域裏的真正變革是在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領導下實現的，得益於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尤其是毛澤東思想的產生，更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找到了一種最適合的民族形式，並且日益深入到廣大人民群眾之中。
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之後，中國社會又很快進入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社會發展變化之大，是曆史上任何時期所不能與之比擬的。與此相適應，在思想、意識領域也發生了一場新的廣泛而深刻的革命，這場思想革命觸及到每一個社會成員的靈魂深處。“靈魂深處鬧革命”，已成為人們擋不住的自覺行動。在這樣火熱的事業麵前，每一顆火熱的心在跳躍。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不得不說，毛澤東是讓中華民族恢複自信的大英雄。
從1840年以來中華民族屢戰屢敗，將近100年不斷打敗，除了少數局部戰鬥戰役取得勝利，總體來說處於下坡的趨勢，而且越來越急速下滑，失去了民族的自信力，整個民族沒有自信了，這個下滑是什麽時候停住的？抗日戰爭，1840年到1940年，這個時候以國共兩黨的聯合戰線為基礎，全民族空前團結，頑強奮戰，經過八年的浴血奮戰之後最後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這個時候也隻有這個時候，中華民族的自信心恢複了。到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宣布“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的時候，許多國家還是大不以為然。
抗美援朝戰爭讓毛澤東找到一個可以使中國人民徹底振奮精神的切入點，戰爭的結果很使全國人民揚眉吐氣，也使全世界對中國刮目相看。毛澤東又一次用軍事手段的辦法，實現了軍事以外的目的，這可能是他天才的領導指揮藝術發揮得最為淋漓盡致的一次。直到毛澤東毅然決定出兵朝鮮抗美援朝，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沒想到中國人敢去朝鮮打仗，蘇聯當時都不敢打。毛澤東敢打必勝。此時全世界才真正對中國刮目相看，對毛澤東刮目相看。據現在日本防衛廳的材料——他們的軍事教材——把我們在朝鮮打的第二次戰役，即長津湖圍殲美國陸軍第一師，定位為“有史以來黃種人第一次打敗白種人”。使日本人深受震動[1]。抗美援朝戰爭雖然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勝利鼓舞了人們的衝天幹勁，新中國的經濟建設如火如荼，消耗掉的物力很快就獲得補充，而且得到了更大的增長。支撐這種大發展的是什麽？是精神，是大幹社會主義的主動性、積極性。美國有一本暢銷的管理書《追求卓越》，有人在為這本書作序時，分析了美國一些企業何以取得卓越成功後指出：“企業主持人最重要的任務是塑造及維持整個組織的價值共識，這是為什麽有的公司成功，有的失敗的最重大的分野。”果如是，《追求卓越》的作者堪稱領悟了毛澤東思想的精髓。
毛澤東確立了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觀念，把顛倒了的曆史再顛倒過來。1949年毛澤東莊嚴宣布：“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以工農為主體的人民民主國家的建立，實質上是體現著一次社會曆史觀上的偉大變革。在幾千年的曆史上，從來的觀念是“剝削有理”、“剝削有功”、“富者為榮”、“貴族和富人養活窮人”、“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工人農民是最令人瞧不起的“臭苦力”。然而在共產黨毛主席的領導下，幾千年畸形的曆史被顛倒過來。向來被達官貴人們蔑稱為“窮鬼”、“窮棒子”、“泥腿子”、“臭苦力”的貧苦下層百姓真正有了做人的資格。工人農民不但取得了與知識分子、文化人、幹部等“上等人”平等做人的地位，而且還被共產黨作為依靠力量，成為國家的主人。“勞工神聖”、“勞動創造一切”、“勞動者最光榮”、“走與工農兵相結合道路”等口號成為時代的最強音。
在毛澤東的言論中，過去向來被人們瞧不起的貧賤者、小人物都被賦予新的革命的意義，例如“窮棒子們要翻身”、“雞毛要上天”、“男女都一樣”、“婦女能頂半邊天”、“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等，大長了勞動者的誌氣。那真是一個令勞動人民精神振奮、揚眉吐氣的時代！不僅在政治領域，而且在文化領域，“工農兵占領陣地”成為最響亮的口號，“工農兵”視為社會上最走紅的字眼，工農兵的形象是最光輝的形象。黨政領導機關必須確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並由此而決定取舍。火紅的年代、壯麗的事業為廣大青年施展才華提供了廣闊的舞台。青年們把自己的美好青春無私地奉獻給了黨和人民，奉獻給了壯麗的共產主義事業，在農村這個廣闊天地裏譜寫了一曲叱吒風雲、壯懷激烈的青春之歌。火紅的年代，火紅的事業，還給人以火紅的憧憬。在紅紅火火鬧九州、轟轟烈烈幹四化的火紅事業中，凝聚了一大批具有火紅心境的人，在火紅的事業中去拚搏，去衝擊人類奔向最高境界的玄妙之門，帶來了一次震撼曆史的思想大解放。
設想一下，古往今來有什麽樣的觀念更新、思想解放能象毛澤東時代那樣具有真正的意義！一個社會如果沒有工農基本群眾的地位提高，如果工人農民成為最令人鄙視的階層，那麽還談得上什麽改革和思想解放？！毛澤東時代的一個顯著特證，就是真正體現了人民為本，一貫把提高人們的素質和境界、改造人的傳統觀念、積極培養社會主義新人為根本目標，從而推動社會主義經濟文化等各項事業迅速發展。在這方麵不能不承認，它比曆史上的任何社會改革都更加深刻、徹底，具有更高層次和更進步的意義。無論從何種意義上，這個時代都無愧於“最偉大、最正義的改革開放和思想解放運動”的稱號。
崇尚勞動創造世界，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作用。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就滿懷豪情向全世界宣布：“中國的命運一經操在人民自己的手裏，中國就將如太陽升起在東方那樣，以自己的輝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蕩滌反動政府留下來的汙泥濁水，治好戰爭的創傷，建設起一個嶄新的強盛的名副其實的人民共和國。”[2] 在一個“一窮二白”、經濟落後的國家搞社會主義建設，這是前無古人的事情。有些人主張先實行一段資本主義，走一段剝削路程，或讓少數人先富起來，待積累了足夠的資金和物質條件之後再搞社會主義建設。在批判這種錯誤觀點的同時，毛澤東深刻地揭示：社會主義隻能走集體、共同富裕的道路，其深厚的力量源泉在人民群眾之中。
傳統的資本主義發展模式不能適用於社會主義建設，而且必然導致兩極分化、重新回到舊中國；社會主義必須也能夠創造出自己特有的發展經濟和各項事業的新路子。從馬克思主義觀點看，人是生產力中最根本、最具有決定性的因素，人不僅是發展經濟的目的，而且是發展經濟的核心力量。“群眾中蘊藏了一種極大的社會主義的積極性”，尤其是經過組織起來、走上集體道路的勞動群眾，更是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雄厚力量。因此，充分發揮人的能動性、調動人的力量、依靠和發動群眾搞建設，這正是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本質要求，也是中國國情的一個強大優勢。這同那種拜倒在金錢物質麵前、信奉“唯生產力論”、“少了錢什麽事也幹不成”的庸俗經濟論形成鮮明區別。集體發展沒有資金、缺乏物質條件怎麽辦？人民群眾、勞動者階級本身就是財富和資金的創造者。
毛澤東說，世間人是第一寶貴的，隻要有了人，什麽奇跡都可以創造出來。“人民群眾有無限的創造力。他們可以組織起來，向一切可以發揮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門進軍，向生產的深度和廣度進軍，替自己創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業”。沒有資金就用集體的力量和大家的雙手直接幹起來； 沒有洋設備就用土法上馬；缺少專家、權威就廣泛吸取群眾的智慧。老百姓有句話：“活人不能被尿憋死。”社會主義建設不能等待將來什麽時侯有了錢再搞。因此，創造出了廣泛發動群眾、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發展經濟、保證供應”的經驗，以及象“大寨”、“大慶”那樣的艱苦創業的典型和“鞍鋼憲法”那樣的先進管理模式。僅僅用了20多年時間，就完成了治山治水、改造山河的豪邁任務，根本改變了中國農業的生產條件，初步實現了農業水利化、機械化；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係，基本實現了工業化；科學技術迅速發展。由此創造了社會主義的雄厚物質基礎，譜寫了勞動創造世界的新篇章。
高揚人的精神作用，讓思想衝破牢籠。曆史唯物主義認為，人的活動離不開一定的物質條件，但人在實踐中始終起著主導決定作用。人是世界上唯一具有創造性的動物。在漫長的私有製社會裏，人在金錢財富因素的束縛下變得不能自拔，在物的壓迫下變成一種畸形發展的怪物。正如莎士比亞所說：“黃金鑄成的枷鎖是最沉重的。”一旦戴上這樣的枷鎖，人將變成非人，從此走向自我否定的不歸之路。與其相反，社會主義的根本意義在於實現人的解放和全麵發展，在於把人解放出來，打碎戴在人身上的“黃金枷鎖”——不僅要打破人被人壓迫的現象，而且還要打破人被物壓迫的現象。在這兩個壓迫中有一個存在，都不能稱為社會主義。
人之所以為人，根本的在於其思想、精神方麵。因而解放人的一個重要方麵在於解放思想、高揚精神的作用。在毛澤東思想中，人的精神作用被提到了曆史的最高點，被看成了具有決定性的因素。毛澤東多次論述了思想、革命理論對於實踐的決定性作用和指導作用，大量闡述了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的思想，提出了“物質變精神，精神變物質”的認識路線等，從而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作出了偉大而豐富的貢獻。為全黨和全民的思想解放提供了哲學基礎。
毛澤東的氣勢，是一種由內在精神因素所構成的大氣磅礴之“勢”。這種氣勢雖是無形的，但卻是力量的積蓄與彰顯。一個簡單的不能再簡單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底定了中國人的驚天豪氣。氣勢無形，但對於博弈雙方的勝負來說卻至關重要。如果一方力量缺少了氣勢，就缺少一種“神”和“魂”，其數量再多，也如同散沙一盤。對於此點，我們的對手也很清楚。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再一次證明了這支經過二萬五千裏長征洗禮的“泥腿子”部隊的金剛之軀。抗美援朝戰爭中，美國將軍李奇微來到朝鮮戰場，從美國士兵的臉上發現缺少氣勢，他於是決定先從這個環節入手，尋找扭轉戰局的辦法。相反，我軍一向具有強大的氣勢，能夠屢屢以劣勢裝備戰勝強大之敵，能夠在朝鮮戰場上與世界上最強大的美國軍隊一決高下。
太平天國運動即將失敗時，洪秀全的一位大將曾發問，我們起義時隻有幾萬人馬，卻勢如破竹，而現在還有幾十萬人馬，卻不堪一擊。為什麽？這位大將得到的答案是氣勢所失矣。毛主席教導我們說：“武器是戰爭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決定的因素，決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對比不但是軍力和經濟力的對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對比。軍力和經濟力是要人去掌握的。”政治是統帥、是靈魂，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掌握思想教育，是團結全黨進行偉大政治鬥爭的中心環節”。根據毛澤東的這一係列論述，我黨在軍事、經濟和科技工作中提出了“人的因素第一，政治第一，思想工作第一”的指導原則，在困難和強敵麵前發揚敢於鬥爭、敢於勝利以及“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等，極大地調動了全民族的精神力量，使人的思想、精神作用得到最大程度張揚，大長了中國人民的誌氣，並轉化成一種無堅不摧、移山倒海的強大力量。在戰爭中創造了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無往而不勝的奇跡，甚至使一切強大敵人聞風喪膽；在建設中創造了白手起家、自力更生、攻難關、建偉業、“當驚世界殊”的無數奇跡，取得了單靠任何金錢物質因素都買不到的寶貴財富。
20世紀60年代初，我國大慶油田會戰成功，威震寰宇。偉力在哪裏？顯然不是依靠先進的機器設備。那時大慶的生產手段落後得很；也不是依靠豐厚的工資報酬。大慶人有艱苦創業的品德，有自強自立的氣概，有報國之心，效國之誌，有為甩掉被人譏為“貧油國”帽子的英雄抱負，有“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的”的豪邁氣概。正是靠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大慶人的大慶精神，我們拿下了大慶油田。精神這個東西乍看是虛渺的，其實不然。正確的精神一旦在人們靈魂中、一個組織係統中形成，作為理想、信念、價值觀，就會產生巨大的有形力量。公元1140年，嶽飛與金兀術在偃城對壘，金人以“鐵浮圖”擔任正麵衝鋒。浮圖，塔；鐵浮圖，鐵塔。“鐵浮圖”三騎為一組，人馬披鎧甲，形似鐵塔，另派1.5萬人拐子馬為左右兩翼，向嶽家軍發起進攻。“鐵浮圖”是當時的“重武器”，“鐵浮圖”與拐子馬很有殺傷力。可是嶽飛憑借“還我河山”這般浩然正氣，壯懷激烈，全軍同仇敵愾，形成一種“嶽家軍”精神態勢，硬是把金兀術的“鐵浮圖”、“拐子馬”殺得人仰馬翻，铩羽而歸。
毛澤東深知：團結就是力量；和諧就是力量！毛澤東豪邁地宣布：“團結一致，同心同德，任何強大的敵人，任何困難的環境，都會向我們投降”；“國家的統一，人民的團結，國內各民族的團結，這就是我們的事業必定要勝利的基本保證。在當前，加強黨的團結，加強黨與人民群眾的團結，具有特殊意義。”雷鋒表示：“一滴水隻有放進大海裏才永遠不會幹涸，一個人隻有當他把自己和集體事業融合在一起的時候才能最有力量。”團結成為領袖與人民的共同認知。在那個火紅的年代，公有製客觀上成為“團結就是力量”的物質基礎、製度基礎。我們的父輩在那個什麽都緊張的時代裏，他們發自靈魂深處的勤奮、刻苦、節儉、奮發、認真、負責、自強之精神，非我輩可比，何來“大鍋飯”？又何來“大鍋飯”沒積極性？對團結、和諧的力量，《周易》說得很精辟：“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周易·係辭上》）強調隻有團結和諧，才能萬事順利。一個積貧積弱的民族沒有和諧精神的重塑是不行的。要改變世界，首先要改變人們的思想，注重集體主義教育。毛澤東相信信仰的力量和精神動力的作用。毛澤東對理想和使命的追求、對統一思想的重視、對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視、對宣傳的重視、對英雄模範的重視、對工作作風的重視、對團隊精神的重視，都構成我們今天倡行的和諧管理之道的重要內容。
毛澤東同誌無論是革命戰爭時期，還是在和平建設時期，都有獨特的經濟建設思想，很值得當代管理者借鑒和參考。譬如，毛澤東在延安發動的大生產運動，以“自力更生、豐衣足食”的思想，解決了因國民黨經濟封鎖帶來的財政困難。毛澤東在陝北親自發動和領導的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培育了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延安精神，把一個地瘠人貧、經濟文化落後的地區，變成了豐衣足食的模範根據地，為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建國後的“抓革命、促生產”，把思想覺悟與經濟建設有機地結合起來，極大地促進了人民群眾的生產積極性。抓革命就是把革命放在明確的地位，政治是統帥，思想要領先，不是不革命抓生產，也不是停革命抓生產，更不是壓革命抓生產，當然也不能抓革命不管生產，這兩個東西一起抓。如果隻抓生產不抓革命，那麽，我們的生產可能大發展，但是，我們的國家可能改變顏色，我們的生產成果可能落入少數人的腰包，用人民群眾的血汗養肥“一部分先富起來的人”。在這一原則下，把組織係統真正辦成屬於人民的大學校。
1961年1月13日，毛澤東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中指出：“無產階級不能剝奪勞動者，不能剝奪農民和城市小生產者，隻能剝奪剝奪者，這是一條基本原則。資產階級、地主階級是剝奪勞動人民的，他們使那些小生產者破產，才有了無產階級。他們剝奪的方法比我們一些人‘高明’一點。他們是逐步逐步地使小生產者欠賬、破產，而我們一些人是一下子就把人家的東西拿過來。用這種方法建立社有經濟、國有經濟是不行的。比如收購農副產品壓級壓價，非常不等價，搞得太凶，脫離群眾。執行原則，這個話好講，我們許多同誌也是懂得的，但實行起來就比較困難了。現在看來，搞社會主義建設不要那麽十分急。十分急了辦不成事，越急就越辦不成，不如緩一點，波浪式的向前發展……過去我們開一次會議，決議很多，以為這些決議會靈，其實並不那麽靈。會議的決議，多不一定靈，少也不一定靈，關鍵還在於情況明不明，決心大不大，方法對不對。不要圖虛名而招實禍。我們要鞏固工作，提高產品質量，增加品種、規格，提高管理水平，提高勞動生產率。”
我們不能指望一個沒有血性、沒有戰鬥精神的民族走向戰場會凱旋而歸。因而，毛澤東清楚，要實現強國夢，首先要振奮民族精神。於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精神廢墟上開始了中華民族精神的重新塑造工程。基於高度的思想統一，新中國幾乎是在一夜間消滅了娼妓、賭博、吸毒等沉渣，而且還在極短的時間裏消除了蝗蟲、血吸蟲等這些千百年來危害人民生存的災害，同時黃河、海河等的治理也一步一步展開。新中國，萬象開泰，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每個人都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意識，仿佛一下子成了國家的主人。人民大眾成了真正的創業者。毛澤東在對一份來自孔子故鄉曲阜縣的創辦合作社報告的批語中說：“社會主義比起孔夫子的‘經書’來，不知道要好多少倍。有興趣看孔廟孔林的人們，我勸他們不妨順道去看看這個合作社。”[3]1958年毛澤東在《介紹一個合作社》中寫到：“除了別的特點之外，中國六億人口的顯著特點是一窮二白。這些看起來是壞事，其實是好事。窮則思變，要幹，要革命。一張白紙，沒有負擔，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畫最新最美的畫圖”。“中國要對人類做出較大貢獻。”善於捕捉曆史含義的讀者，想必不難從這些曆史性的千古絕響的名言中發現：其作者試圖在當時偉大的曆史激流中尋找一種普遍的意義，一種超越當時當地的情景指向未來和全人類的偉大追求。
毛澤東的社會主義社會管理思想十分豐富。相對集中的計劃經濟體製下，全民所有製采取了國家所有製形式，國家對企業實行直接的行政管理，企業的生產、流通、分配以至工資、福利等統統由國家包辦，而企業也並不乏自主權。針對這種情況，毛澤東曾提出過許多頗有價值的進一步搞活企業的思想與政策主張，認為要給企業一定的獨立性，重視發揮企業的積極性，認為要兼顧國家、生產單位和勞動者間的關係。在著名的《論十大關係》中，毛澤東十分明確地指出：“這裏還要談一下工廠在統一領導下的獨立性問題。把什麽東西統統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給工廠一點權力，一點機動的餘地，一點利益，恐怕不妥。中央、省市和工廠的權益究竟應當各有多大才適當。我們經驗不多，還要研究。從原則上說，統一性和獨立性是對立的統一，要有統一性，也要有獨立性”。“各個生產單位都要有一個與統一性相聯係的獨立性，才會發展得更加活潑。”至於企業的獨立性，即所謂獨立自主到何種程度，毛澤東在 1956年4月28日 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分析了兩種企業，一種是生產過程的企業，一種是流通過程的企業，認為它們應該有點“獨立王國”。當然，這裏的所謂獨立王國，是指有“半獨立性，或者是幾分之幾的獨立性，分開的，合法的半獨立王國”。
在毛澤東時代，適度發展、和諧發展的輪廓是非常清晰的，共享發展成果的理念也是清楚無誤的。作為平民革命的寶貴政治遺產，作為革命時代對民眾的解放承諾，毛澤東一生都堅定不移地宣稱要為96%的大多數服務，要抑製4%的特權階層，政治上要求精英階層向平民的基本生存利益讓步。同時毛澤東時代國家安全形勢非常嚴峻，1965年國家計委的四月提綱就已經提出“要立足於早打、大打、打核戰爭”，為了形成“上下同欲”的態勢，對偽精英主義和特權思想的追究也達到了空前的高度，目的就是要造就萬眾一心、眾誌成城的局麵。
世界上所有實行了西方民主製度的國家，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做到毛澤東時代的中國那樣清廉。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堪稱吏治最為清廉、政令最為通達的國度。毛澤東時代官員一怕貪汙，二怕出男女作風問題，如果在這些方麵出問題，肯定會付出沉重代價。那時，貪汙腐敗、以權謀私、以權欺壓百姓的現象微乎其微；吸毒、販毒、賣淫、嫖娼、賭博等等醜惡現象完全絕跡；沒有失業，沒有下崗，沒有拖欠工資的怪事，沒有兩極分化，人民沒有後顧之憂；崇洋迷外、崇美恐美的軟骨頭現象消失。因此，才會有一派欣欣向榮的氣象。毛澤東時代的政府，文，無不彰顯官恤民順之仁治於內；武，無不威震夷狄於外。在那個時代，雖窮雖苦，但鬥誌昂揚。人與人平，人心亦平。故而，人雖貧卻無多怨。在那個時代，雖然貧窮，但人們內心坦然；雖然財力不足，但國際威望很高；雖然也有一些違法現象，但整個社會呈現的是路不拾遺、夜不閉戶；雖然個人沒有多得存餘，但人與人之間，友愛互助蔚然成風。整個中國社會盡管還比較貧窮，但社會秩序安定，人們的心情輕鬆，社會氣氛祥和，體現了社會主義新社會新國家的麵貌，由於夯實了基礎，故發展後勁十足。這是當時所有的資本主義發達國家所不可比擬的。
毛澤東率領老一輩革命家創建的新中國還是中國曆史上迄今為止最進步的人民政權！西周統治者曾製訂了一整套等級製度，到了春秋時期，孔子麵對周王室禮崩樂壞的危局，提出“克己複禮”的觀點，主張“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主張“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等等（《論語·顏淵》），為等級製度鼓與呼。而後，中國的封建等級製度越來越完備，幾乎無人能夠撼動。毛澤東領導的新中國徹底顛覆了延續了兩千多年的等級式管理，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管理體製，為新中國創造更加輝煌的明天打下了堅實可貴的基礎。毛澤東是為了中華民族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而終身奮鬥的偉大戰士，毛澤東率領中國人民讓中國又一次成為世界舉足輕重的強國，改變了帝國主義在中國大地上圈定“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禁地的恥辱。毛澤東為了中華民族強盛而創設的剛健管理，將永遠在管理世界的天空熠熠生輝；他整合王道與霸道之後的紅色管理思想，必將彪炳千秋。
1949年後，中國是一個康複後急需要進補和防疫以避免再病倒的人。這是要在不確定中尋找確定，在“無”中立“有”，還要確保這個“有”永遠存在下去，並發揮作用。主席首先要解決的是什麽？是國家的大門！自1840年至1949年我們家根本沒有大門，可謂改革開放，誰想進就進、想拿就拿！國防第一，工業第一，重工業第一，需要大量資金，當時國情下隻能“剝削”農業！換來什麽？國家獨立、民族自主、一定的國富國強——隻差民富和民強！如果上天再給主席10年，他肯定會轉向國富國強與民富民強並行不悖之路——這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一個網名叫愚蠢小豬的留日博士，其文章極有智慧。他在日本研讀日本經濟發展史，對比中國經濟發展史，發現毛澤東時代的工業化革命與日本經濟起飛前的情形極其相似，為中國的崛起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其發展戰略是無比正確的。但是改革開放以來的道路卻完全背離了大道，片麵追求GDP，民族工業和科技被破壞殆盡，照這條路走下去，中國將永無翻身之日，隻配做二流國家[4]。
毛澤東時代的經濟政策簡單的說就是“抓革命促生產”。中國首先是個大學校，目的是改造人。生產，也就是打工刷盤子掙錢，是從屬的，隻是為了支持學業。所以，在經濟方麵對毛澤東時代的爭論完全是不得要領，無論評價高還是低。1949年，中國12歲以上的人口90%是文盲。毛澤東麵臨的首要問題是進行掃盲。那個時代政治運動不斷，讀毛選，貼大字報，好像很荒唐。但奇怪的是，中國人讀四書五經兩千多年，可結果絕大多數是文盲，讀毛選20餘年就掃盲了，真是奇跡。毛澤東的遠見卓識，在於找到了問題的切入點——教育，並由此創造了奇跡，在短短20多年的時間裏完成了整個中華民族的再造，走完了日本明治維新以來近百年的工業化曆程，從落後的農業國，一躍成為科技先進的工業國，從而為經濟發展積蓄了巨大能量。一旦時機成熟，能量就會排山倒海般釋放出來。改革開放後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一方麵是上述能量的自然釋放，另一方麵是對人力資源和自然資源雙重剝奪的結果。
毛澤東的非凡管理智慧在於：他站在時空之外去觀照這個過程並左右這個過程，他站在未來去把握現在，通過現在去準備未來，不再是被動地等待曆史結局，而是主動地創造曆史收獲了。在這裏，管理不再是形而下的手法，而是超時空的哲學境界，是從容的藝術靈奧。毛澤東提前走進了未來，設計好了未來。一切都在毛澤東的掌握之中，包括他的政敵。現在乃至未來還在毛澤東哲學智慧的掌握之中。憑借毛澤東站在未在觀照現在的管理哲學智慧，我們才能夠讀懂管理的真正含義。1949年，幾乎沒有任何重工業基礎和技術，人民絕大多數是文盲。清朝時積攢的巨大財富，早已被列強盤剝幹淨。幾乎一無所有，除了人。
偉大導師毛澤東從曆史的脈絡中找到了中國前進的方向，走計劃經濟之路，全民族節衣縮食，自立更生，艱苦奮鬥，打造民族的基礎工業，中華民族要做一流的民族，而不是刷盤子的角色。而中國這樣的第三世界國家既不可能通過海外殖民掠奪的方式，又希望避免資本主義殘酷的剝奪方式進行原始積累。這樣，隻有靠高積累。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要用三個五年計劃的時間，在我國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係，初步實現由農業國向工業國的轉變。為此，在投資中必須優先集中在工業尤其是重工業，然後才考慮農業和輕工業；在處理積累和消費的關係上，必須保證提高積累率來發展生產資料的生產，然後才能適當考慮提高人民生活的消費需要。這個原則既是中國工業落後的國情所決定的，也是世界上許多國家工業化的共同道路。1966年至1975年執行的“三五”、“四五”計劃，實際即承擔了完成工業化任務的後兩個五年計劃的任務。到1978年，我國工業和農業總產值的比例構成，已經從1952年的43.1：56.9，變為75.2：24.8[6]，可以說初步實行了國家工業化的目標。因此，文革時期經濟建設投資積累率高、消費率低，重工業投資大、農業輕工業投資少，生產性項目多、生活性項目少，投資效益低、見效慢，實際上是實現工業化目標中進行基礎建設階段的特點，有相當一部分屬於為以後發展預付的必要代價。由於國家的工業化需要高積累，我國當時的積累率一直在30%以上，最高達到 39%，嚴重地擠壓了人民生活。比如我國1953年就裝備了3000架作戰飛機，1956年開始自造飛機，1958年就裝備5000架“殲6”（屬於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飛機）。工業化沒有高積累是不可能實現的，而高積累，就必然會影響人民生活的提高，這樣就表現出糧食、副食品、生活用品、輕工產品的匱乏和生活改善的緩慢，而人民是不能夠直接感受到高積累的好處的——這是一個厚積薄發、先積後發的過程。在那個時代，是不講究個人回報的，隻講為祖國多做貢獻，隻講集體主義——這為後來的改革開放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與思想基礎——人們在自身利益遭到不公正的“犧牲”時表現出世界各國罕見的寬容與忍耐。
在這樣的背景下，毛澤東果斷實行計劃經濟高度集中資源，在中國建成了軍事重工業體係。
從1952年至1977年，鋼鐵產量從140萬噸增長到了3180萬噸，煤炭產量從6600萬噸增長到了61700萬噸，水泥產量從300萬噸增長到了6500萬噸，木材產量從1100萬噸增長到了5100萬噸，電力從70億千瓦／小時增長到了2560億千瓦／小時，原油產量從根本的空白變成了1.04億噸，化肥產量從3.9萬噸上升到了869.3萬噸。同時，中國從無到有建立起規模龐大的航空、航天、原子能及門類齊全的軍工體係，並在這些領域取得了奠定中國大國地位的巨大成就。至毛澤東逝世時，中國已由一個落後農業國發展成為從噴氣式飛機、運載火箭到工業成套設備和所有農業機械無所不能造的工業大國。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麵，共完成了100多萬公裏的公路、2萬多公裏的鐵路（改革開放30年所建鐵路僅1.5萬公裏），其中絕大部分是穿越於群山峻嶺和戈壁沙漠。在發展重工業的同時，毛澤東不忘“民以食為天”的祖訓，深知糧食的極端重要性，提出“以糧為綱”的國策。因為中國處於季風氣候區，水旱災害頻繁，要解決這個問題，需要根本改善中國的農業條件，第一個步驟就是需要水利事業的大發展。在水利建設方麵，經過毛澤東時代近30年的全民動員，完成了主要大江河的治理工作，修築了近20萬公裏江河堤防，興建了5萬多座水庫，在旱災多發區黃淮海平原上修建了300多萬口機井，使得中國的農業生產條件有了長足的進步。由於黃淮海平原農業生產條件的根本改善，一舉扭轉了曆史上延續了近800年的“南糧北運”問題。這是曆史的奇跡。在文教衛生方麵，文革結束時基本實現了義務教育，教育經費的投入最高曾達國民生產總值的5%，建立了近千所大專院校、數千所的各類中專及完善的基礎教育體係。毛澤東時代，學齡兒童根本不存在上不起學的問題，與現在普遍存在的失學兒童現象形成鮮明對照。在各縣城和公社建立了衛生院，並培養了遍布鄉村的赤腳醫生隊伍。城市居民實現免費醫療，農民看病也收費低廉，發燒感冒類打針吃藥費用一般在1元以下。
值得一提的是，所有這些成就是在國際環境惡劣、大戰不斷的情況下，通過自力更生、奮發圖強實現的。由於新中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後建立的，是屬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部分，它就必然會受到被推翻的三座大山的殘餘勢力以及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的仇視和封殺。50年代中期蘇聯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複辟以後，使新中國受到的封殺顛覆威脅更加嚴重和複雜。抗美援朝、援越抗美、東南沿海反美蔣入侵、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蘇修百萬大軍壓境及東北珍寶島反擊戰等戰事記載了這種險惡的周邊局勢，使得新中國不得不將國防軍事鬥爭放到突出的戰略地位，於是便有全民皆兵、三線建設、備戰備荒為人民的壯舉。國防建設固然有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作用，但更多的是對各種社會資源的極大的占用和消耗。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是全球一盤棋，各國人民的解放都是互相支持的。為了履行自己應盡的國際主義義務，新中國雖然百廢初興，仍然極為慷慨地從道義上、精神上、物質上、財力上甚至不惜一切的犧牲對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全世界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鬥爭事業提供了全力以赴的支持。即使這樣，毛澤東逝世時，既沒留下外債，也無通貨膨脹，這在發展中國家是極其罕見的。由於建國初期國民生產總值基數低，即使保持10%的年增長率也難以支持如此快速的工業化進程，支付如此龐大的教育、福利和軍費開支。實際上，毛澤東時期的經濟增長數據並沒有反映經濟的實際活躍程度，隻反映了其中的一部分。另一大塊未被計入的經濟成分，如果按市場經濟的角度考慮，是勞動力的成本。例如，在華北平原上某低窪處修建一座水庫，因無需炸藥開山，也沒有機械參與，隻有發動群眾義務勞動建造，這座水庫的建設成本約為零。這一經濟活動在當時的經濟統計數字上根本反映不出來。但同樣一座水庫如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建造，其勞動力成本將成為投資部分，建成這座水庫對經濟發展的直接貢獻將等於其實際投資額而被計入。鐵路建設是另一特例。2萬多公裏的鐵路因多建在地形複雜的地區，工程之浩大是難以想象的，最著名的要數橋隧占30%以上的成昆鐵路。在今日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將難於應付如此龐大的鐵路工程項目。但當時鐵路建設是由勞動力零成本、訓練有素的鐵道兵完成，在低投資下確保工程的質量和進度。在毛澤東時代，勞動力開支的低微對確保重工業發展所需要的資本積累是必不可少的。
這裏必須提到三線建設。三線建設是在特殊國際環境下保證自身安全必須做出的戰略選擇。1964年和1969年，美國和蘇聯都曾向中國發出使用核打擊的戰爭威脅。在這樣的形勢下，進行三線建設，加強國防建設是必須的，決不能用大規模戰爭至今沒有爆發的事後估計，來判斷當時的戰備是否有必要，更不能用通常情況下的價值準則來判斷三線建設和發展國防建設是否合算。有些人批評當時隻發展核武器，不發展核電站，這是脫離曆史條件的不負責任的指責。事實上，正是當年的這些建設，為我國以後的和平發展贏得了保證。對此，江澤民深有感觸地說：如果沒有毛主席、周總理當年在非常困難條件下搞成的原子彈、氫彈，我們就沒有今天這樣的安全局麵，恐怕早就挨打了。同樣，這一時期的外援，也帶有改善自身環境、扼止霸權主義擴張的作用。如援越抗美戰爭，中國付出了200億美元，大多數是在文革時期提供的。而這些援助，包含有為維護自身安全和世界和平所付出的犧牲。
現在看來，進行三線建設還是為調整工業布局不合理狀況而進行的戰略選擇。由於曆史原因，中國原有的工業交通企業主要分布在東部沿海地區，中西部內地基礎十分薄弱。這是國家經濟建設中遲早要解決的問題，也是毛澤東和中央領導人下決心進行三線建設的重要原因。1964年，毛澤東在作出三線建設決策時就指出：三線是一個陣地，一二線是一個陣地，以一二線的生產來支援三線建設，也就是沿海支援內地，使內地逐步趕上沿海地區的發展水平。針對有些人認為大規模戰爭打不起來的看法，他說：“他們的看法也是有些道理的，我們本來就是做兩手準備的。”[7]所以江澤民同誌1991年4月視察攀枝花鋼鐵基地、西昌衛星發射中心、西南物理研究院等當年三線重點工程時說：總的講，當年黨中央和毛主席作出的這個戰略決策是完全正確的，是很有戰略眼光的。三線工業建設即使從經濟學觀點看的效率與比較效益，也類似於馬克思所說的為預防不幸事故和自然災害而設置的後備基金或保險基金。不妨把一定曆史背景下的三線建設帶來的因資源配置不經濟而產生的效率與效益損失，計入工業和國民經濟發展的必要社會成本中。這一部分成本屬於國家經濟安全與國防安全支出成本，是一種必要的扣除，何況從經濟發展的後續性看，落後地區的開發一旦進入收獲期，原來的投入將會在或長或短的時期裏得到補償[8]。
紅色管理，是一種基於信仰的管理。毛澤東對紅色管理應有的製度設計深謀遠慮。令毛澤東不能容忍的是黨的某些高層幹部，“做了大官了，要保護大官的利益。他們有了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裏，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文化大革命的重點是整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文革搞了近十年了，毛澤東還在說走資派還在走，可見，毛澤東對黨的高級幹部的腐敗現象是明察秋毫的。所以，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中國的經濟，一定要走‘節製資本’和‘平均地權’的路，決不能是‘少數人所得而私’，決不能讓少數資本家少數地主‘操縱國民生計’，決不能建立歐美式的資本主義社會，也決不能還是舊的半封建社會。”[9]毛澤東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商品經濟之間劃定了界限：“在社會主義社會，商品雖然還有兩重性，但是由於生產資料公有製的建立，由於勞動已經不是商品，社會主義商品的兩重性已經不同於資本主義商品的兩重性。”簡言之，所有製和勞動的性質是區別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分水嶺。這是偉人那穿越時空的洞見。由此看出，毛澤東是革命的現實主義者，是人類最善於創造奇跡的智慧之神，同時又是理想的超現實主義的預言家。
毛澤東不無憂慮地指出：“在我國，雖然社會主義改造，在所有製方麵說來，已經基本完成，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鬥爭已經基本結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買辦階級的殘餘還是存在，資產階級還是存在，小資產階級剛剛改造。階級鬥爭沒有結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麵的階級鬥爭，還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在這一方麵，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戰勝誰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這個話他反複講了多年。毛澤東對謀求私利最大化的政治家的擔心和預言不無道理。
為了防止資本主義複辟，毛澤東事實上已經創建了區別於其他任何經濟理論的獨特的經濟理論體係——社會主義人民至上經濟理論體係。在人民至上理論體係範疇內，毛澤東從來不懷疑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對生產力的巨大推動力，不懷疑社會主義一定能夠創造出比資本主義更高的生產力。為鞏固社會主義製度，他不惜冒著巨大風險發動了文化大革命。毛澤東，一位孤獨的先知。為了防止曆史的循環，毛澤東超越曆史以來反腐敗的傳統做法，大膽地采取了群眾運動的方式，以防止黨員和幹部隊伍的變質。一係列的群眾運動有力地防止了特權階層的產生，使中國社會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廉潔、最有活力的社會。毛澤東意在通過文革先在黨內建立起一套更加符合中國大多數人利益的政治體係，在此基礎上再實現經濟社會的和諧發展，但曆史沒有給毛主席這個機會（偉人毛主席已處於生命的晚年時期），他高瞻遠矚的戰略思想因他的精力和時間而沒有最終得以實現，但曆史走到了今天，許多事實早已證明了毛主席的戰略眼光是對的！偉大的毛主席，以其雄才大略而傲視天下，縱橫宇內，他的身影將永存於世界曆史的畫卷中。如今，領袖的巨大成就已化作凝固的曆史。
毛澤東時代的工業成就和科技成就超過了中國以往幾千年的總和，科技成就更是遠遠超過改革開放以來的30年。毛澤東時代把中國從世界上最落後的農業國家之一變成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為止世界第六大工業強國。而30年後的今天，中國的工業產值卻排世界第七位，且其中有相當大部分的產值是外資在中國辦的企業產出的。實際上，中國1949—1979年的發展遠遠超過了世界各國任何一個曆史時期的發展。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著名印裔經濟學家阿馬提亞·森在全麵研究了中國經濟後得出結論：“中國對印度的相對優勢是其改革前（1979年以前）奠基工作的產物，而不是其改革後重定方向的結果。”在民間的反思中，人們逐漸認識到，毛澤東時代的30年，是埋頭苦幹的30年，是真正韜光養晦的30年。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在西方帝國主義嚴密的國際封鎖的極為艱巨困難的條件下奠定了中國工業化的堅實基礎，從此逆轉了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100多年來任人宰割的命運。
如果說，一個曾經任人要挾、任人宰割的人口大國不集中力量優先建立強大的完整工業體係特別是強大的國防工業體係，也能像新加坡那樣快速富裕發達，那絕對是天方夜談、癡人說夢。毛澤東高瞻遠矚，十分清楚中國當務之急是盡快建立事關全局和長遠發展的堅實工業基礎，集中力量建立教育體係（為國家可持續發展提供人才保障），建立全民醫療體係（覆蓋偏遠山區農村，保障全民身體健康，身體是各項事業發展的本錢。劉鄧路線卻要把醫療機構放在城市以保障幹部身體，不重視農村），建立全國的灌溉網絡（農業持續發展的保障），建立完整強大的重工業體係（如機器製造、機械製造、軍事裝備，這是國家賴以生存、抗拒外辱的根本），所以才有遍布城鄉的無數學校，才有遍布城鄉的無數醫療衛生機構，才有遍布全國的無數水利工程，才有汽車、飛機、導彈、核武、衛星、核潛艇等等。如果把中華民族的生存、發展、複興和強大比作一座高樓大廈，那毛澤東就是這座大廈最偉大的奠基者和設計師，他為這座大廈奠定了堅固雄厚的廈基，為這座大廈設計和建立了堅固強大的骨架，有了堅固雄厚的廈基和堅固強大的骨架，這座大廈才經得起任何狂風暴雨的襲擊而不會倒下。毛澤東時代的重大成就在於一個堅定不移的發展方向，從“獨立自主、自力更生”這句話衍生出來的產業轉型思路，堅持發展重工業，完成裝備製造業的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發展，整個工業的發展有了一個堅實的基礎。蒼天有眼，曆史沒有讓劉少奇等人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當道，而是讓其胎死腹中。
毛主席用愚公移山的精神，領導中國人民挖掉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兩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國，並為新中國的發展打出了30年的和平環境。建國後，毛主席又用愚公移山精神鼓舞全國人民，自力更生，艱苦奮鬥，掀起了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高潮。被譽為“世界第八大奇跡”的“人工天河”——紅旗渠，曾經是“窮山惡水，七溝八梁一麵坡”的大寨田，途經滑坡、危岩落石、崩塌、岩堆、泥石流、山體錯落、岩溶、岩爆、有害氣體、軟土、粉砂等被稱為“修路禁區”的成昆鐵路，中國公路史上規模最大、海拔最高、世界上尚無先例的高寒凍土區鋪設黑色路麵工程——青藏公路……靠的就是這種戰天鬥地的愚公移山精神才得以建成。曆史不會忘記：是中國人民以這樣一種敢於戰勝一切困難的精神把新中國從一個一窮二白、工業基礎幾乎為零的基礎上建設成為一個門類齊全的工業大國。
當毛主席以史無前例的驚人速度把各項事關全局長遠發展的大事業、大工業建設好之後，又以同樣史無前例的驚人速度發展著經濟，完善著社會事業。
如果以經濟增長速度來衡量領導人是否懂經濟，那麽毛澤東時代年均兩位數的增長速度（不包括廣泛存在的勞動力零成本所關聯的經濟活動）無疑證明毛澤東是一位卓越的經濟領導人。是否隻有懂得市場經濟才能稱之為懂經濟呢？是否隻有瘋狂掠奪自然資源、無情剝奪人民大眾才算得上懂經濟呢？是否隻有不負責任地天天喊“下崗分流”、“減員增效”才稱得上懂經濟呢？市場經濟是否是人類發展經濟的唯一選擇？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民在短短28年間所取得的輝煌成就無疑給了否定的回答。去看看那些國有大型企業的設備就會發現，它們建成時期基本上是在改革開放前。毛澤東時代的工業化進程，給中國留下了大量國企，那是全國人民忍受高積累低消費政策進行建設的成果，是屬於全國人民的。所以，國企改製才是個大問題，這麽多年都沒改完，也說明了毛澤東時代留下的國有財產是多麽豐厚。30年來一些不肖子孫不過是把毛主席時代積累的財富拿到國際市場變現而已！
在中國搞西方那一套能取得這麽大的成就嗎？孫中山那麽真誠地要把西方製度搬到中國來，試圖把中國全盤西化，成功了嗎？所有第三世界國家和地區沒有一個步西方化而取得成功的實例（即便是幾個在帝國主義卵翼下的保護國搞的也是不倫不類，終究是殖民地味道）。不成功不是因為第三世界的人笨，而是世界資本主義體製本身就不允許第三世界也變成西方發達國家（關於此點，毛主席早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就說得再清楚不過了），因為所謂發達國家是要靠第三世界養活的，這和劉姥姥沒法學做大觀園的茄子是一個道理。比如說，今日世界如果第三世界都不存在了，那麽西方七國還能活下去嗎？富國俱樂部何以久存？這就象如果世界上隻剩下大觀園，大觀園中人吃什麽呢？例如美國，它國民經濟中隻有大約10%是生產性的，其他90%都是消費和服務，而且生產的比例越來越小。如果沒有第三世界國家給它打工，美國又消費什麽？總之，並不是第三世界還沒有進入資本主義，而是第三世界恰恰是世界資本主義體係的產物，發達國家與第三世界是同一體係的兩個反麵——對立的兩極。現代中華民族的民族意識就是在100多年來的對外、對內的各種壯烈鬥爭中浴火誕生的。它不再是千百年來封建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而是在吸取了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最先進的意識形態和國家理論，在革命實踐中加以創造性的發展，把產生自歐洲資本主義社會的“勞動者成為社會的主人”的最先進思想，與中國大眾喜聞樂見的民族形式結合起來創造出的新中國的文化。中國革命闖出了一條真正屬於自己的社會現代化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