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若水
（一）深遠地影響
實際上，人們對十年文革的否定，是非常匆忙的。一方麵，那個時代的創傷，沒有往深處挖；另一方麵，對毛澤東的“三七”開，隻是一種理論，並沒有成為信仰。就是最偏執的人，也會認為“三七”開是非常公允的。但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隻有毛澤東思想成為了一種信仰；而信仰又是沒有法子“三七”開的。所以一旦毛澤東被“三七”開，那麽，這種信仰就會變得黯淡。在真誠的信仰者，“三七”開沒有絲毫的作用；相反，“三七”開本身，會被理解為別有用心。
其實，評價毛澤東的問題，是非常棘手的，稍不留神，就會滿手是血。匆匆地做一個結論，也許能安撫一時的人心，但卻很難堵住後世的悠悠之口。“千秋功罪，誰人曾與評說”。評價偉大的曆史人物，也許是需要資格的。如果評價者的人格遠在被評價的對象之下，就會使評價本身變得毫無意義。歌德不是講過麽：為愚蠢的人們讚賞，是一件可怕的事情。那為愚蠢的人所詆毀，又是怎樣的感覺呢？在我想來，對毛澤東的評價，還是擱置的好。因為我們現在對文革的研究，是很不夠的。在人們連真相都不知道的情況下，又怎樣評價呢？也許，文革真的關係著千秋功罪。文革對中國現代化的進程影響太大了。我們現在雖然回避這種影響，但是，並不因為我們的回避，就不存在。在毛澤東看來，文革是他一生最偉大的事業，從他的政治遺囑中，就可以看出來。毛澤東說過，偉大的領袖，偉大的舵手，偉大的統帥，都會去掉，最終隻剩一個“teacher
毛澤東雖然不是紅學家，但對《紅樓夢》有著極深的研究，他講《紅樓夢》的總綱就是第四回，“護官符”。現在來看，這個觀點，意義太大了。毛澤東講過，做了大官，就要保護大官的利益，這正是古代所謂的“官官相護”啊。其實，毛澤東發動文革，就是向官僚主義開戰的。在毛澤東眼裏，腐敗的官僚，已經不是人民的一員，而成為了官僚階級，即特權階層。毛澤東是想用自下而上的群眾革命，打跨官僚階級。但是，他無可避免地失敗了。所以，我們現在講毛澤東的影響，似乎隻能從
實際上，儒家文化主要塑造了我們民族溫柔敦厚的性格。我們知道，“儒者，柔也”；既然是柔，那就不是劍拔弩張，而是溫柔敦厚。溫柔敦厚是儒家的詩教。儒家的詩教讓每個人都思無邪，都那麽溫良恭儉讓。也可以說，溫柔敦厚，是真正文明人的性格。真正優秀的文明、文化，都會讓人變得溫柔敦厚，變得文雅。而與文明相對的，就是野蠻。在文明人眼裏，那自然粗鄙得緊；但是，溫柔敦厚的文明人，往往為不怎麽有文化的野蠻人所擊敗。這又是為什麽呢？就是因為野蠻人雖然不那文雅，但卻有原始的生命力在。而文明人呢，雖然溫柔敦厚，但恰恰失掉了這種原始的生命力。也就是說，儒家文化所塑造的溫柔敦厚的性格，是有極大的缺陷的，並且這極大的缺陷，可以成為致命的。
從印度傳入中國的佛教，也參予了我們民族文化心理的塑造。佛家文化，應該說是與中國本土文化異質的文化。它強調
總的來講，儒道釋三家文化主要塑造了華夏民族溫柔敦厚、任性逍遙、虛幻空靈的性格。把溫柔敦厚、任性逍遙、虛幻空靈統一起來，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謂的“和諧”了。但是，和諧的文化性格有太大的缺陷了。中國近代的屈辱曆史，很大程度上就根源於這種和諧的文化性格，而中國要走出屈辱的曆史，也隻有重塑這種和諧的性格。那麽，又怎樣重塑我們民族的文化性格呢？我們知道，與和諧相對立的就是鬥爭。也就是說，鬥爭哲學可以重塑我們民族的性格。而毛澤東的哲學，恰恰就是鬥爭哲學，仿佛正是鬥爭哲學陷天下於洪水猛獸。實際上，這是很深的誤解。是鬥爭哲學重塑了我們這個民族的性格，是鬥爭哲學改變了我們這個民族的命運。我們即便做不到“吃水不忘打井人”，也不應該詆毀過去的曆史啊。
（三）所謂的鬥爭哲學
我們現在自然不喜歡鬥爭哲學了。我們早已厭倦了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我們總覺得，還是和諧的好。但是，講和諧的哲學是需要條件的；而我們現在在恰恰具備了這個條件，即太平盛世。但是，孕育鬥爭哲學的並不是太平盛世，而民族生存的激流險關。如果在民族生存的激流險關，還在那裏講和諧，那就隻有挨打的份兒了。
我說過的，華夏民族的性格是由儒、道、釋三家共同塑造的。所謂的溫柔敦厚、任性逍遙、虛幻空靈，實際上就是一種和諧的性格，但是，這種和諧的性格，恰恰有致命的缺陷，因為它缺乏鬥爭的因素。
中國在近代史上，所以倍受欺淩，和我們民族溫柔敦厚的性格絕不是沒有關係，所以，在民族生存的急流險關，我們需要的決不是溫柔敦厚，而是拿起武器，起來鬥爭。我們講毛澤東的鬥爭哲學重新塑造了中華民族的性格，實際上就是講中國革命重新塑造了中華民族的性格。中國革命的曆程，是伴隨著前仆後繼的流血犧牲的。
中國革命，改變我們民族溫柔敦厚的性格，而把鬥爭的精神注入到我們這個民族靈魂的深處。從本質上講，溫柔敦厚這種性格，並沒有什麽不好，它反而是文明的標誌；但是，這文明的標誌，顯得那麽懦弱無剛，在外敵入侵麵前，表現得那麽軟弱。在這樣的情況下，就完全有必要改變我們民族的性格，不再那麽懦弱，而是起來鬥爭。我覺得，毛澤東鬥爭哲學的意義也就在這裏。那種“與天奮鬥，其樂無窮；與地奮鬥，其樂無窮；與人奮鬥，其樂無窮”的精神，就是再過一萬年，也還是具有積極意義的。
在漫長的曆史中，我們這個民族是追求和諧的；但是，這種對和諧的追求，並沒有法子改變近代的屈辱。我們對人家講和諧，人家卻把屠刀架在我們的脖子上，而這個時候，就需要激發我們民族的血性了，正所謂“中國人民又豈能俯首對屠刀”。講和諧，是需要條件的；如果不具備這個條件，那隻能換來屈辱甚至滅亡。當年，日本帝國主義不也講“大東亞共榮”嗎？表麵來看，也符合現在所謂“和諧”的哲學，但那是真正的和諧嗎？那個時候，已經到了我們民族生存的最後關頭，隻能奮起抗爭了。
有人講，要和平，就必須準備戰爭。同樣地，要和諧，也要有鬥爭的準備。我們不能因為現在講和諧了，就說鬥爭哲學一無是處了，恰恰相反，是鬥爭哲學造就了我們現在講和諧的基礎。天不怕，地不怕，敢於鬥爭的精神，永遠是我們寶貴的財富。在中國革命進程中的鬥爭哲學，基本應該肯定的。但是，當鬥爭哲學發揮到它的極致，也會帶來許多不好、缺點。文革中，應該是最講鬥爭哲學的時代吧。但是，那種鬥爭卻成了人為的，於是便走向了自己的反麵。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是不是時時處處都是好的，早就引起了人們的置疑。而我們現在講和諧的哲學，實際上就是對鬥爭哲學的反撥。從本質上講，鬥爭哲學屬於二元論，總是要一方壓倒一方，一方吃掉一方，也就是所謂的你死我活。但是，你死我活所造成的往往是同歸於盡。所以，現在人們便講，你活，我也活；大家互利共贏，又何必拚個你死我活呢？能認識到這一點，自然是由於時代的進步。
原來的意識形態，已經改變了，當然這主要根源於經濟基礎的變革。講和諧，並不是一件壞事情，相反，卻非常得好，至於是不是好得不得了，還存在許多爭議。但是，我更珍視鬥爭哲學在我們民族性格中所注入的鬥爭精神。講和諧，就不準鬥爭，這樣的道理是沒有的。為了自己的利益，不鬥爭，是不行的。不去鬥爭，可能什麽也得不到，許多時候，和諧也不過誘人的幌子。
時代，從來就沒有絕對完美的，也沒有糟糕透頂的。我在想，鬥爭哲學是通過什麽重塑了我們民族的性格。我剛才講過，是中國革命；但是，被排除在中國革命之外的十年文革，所發揮的作用的似乎更大些。我們知道的，改變一個民族的性格是很難的。十年文革究竟在何種程度上改變了我們這個民族的性格，是值得研究的課題。如果去全盤否定鬥爭哲學，顯然是不對的，那樣做，甚至會引發對中國革命的否定。我們要做的也隻是積極的揚棄鬥爭哲學。我們這個民族所要告訴世界的，決不隻是我們擁有溫柔敦厚的文化性格，我們還敢於鬥爭，善於鬥爭。
（四）別樣的聖賢
在毛澤東心中的聖賢，和我們一般所謂的聖賢，大抵並不一樣。我們所謂的聖賢，大抵一團和氣，譬如孔夫子就是這個樣子；而毛澤東心中的聖賢，是敢於鬥爭的，他把魯迅視為現代中國的聖人，並稱之為“魯夫子”即是明證。
我在研究魯迅的時候講，魯迅哲學的靈魂，即是人類強權；而這和毛澤東的鬥爭哲學並無二致。我們的問題是，究竟鬥爭哲學好，還是和諧的哲學好。孔子的哲學可以說是和諧的哲學，總是溫良恭儉讓；可以說，這種哲學塑造了我們民族溫柔敦厚的性格。然而，我越來越覺得，這種溫柔敦厚的性格，有太多的缺陷了，近代中國的曆史，充分展現了我們民族性格的缺陷，太溫柔敦厚了，就很容易讓人欺負。
在民族生存的激流險關，我們所以淪入了做亡國奴的邊緣，不正是因為溫柔敦厚的性格麽？所以，我們需要在溫柔敦厚的性格中，融入敢於鬥爭的因素。所以，我認為鬥爭哲學並沒有過時，也不會過時。隻有敢於鬥爭，才有希望。如果隻是畏畏縮縮，那就是死亡的道路。
實際上，敢於鬥爭的人並不很多，有些人，即便是為了自己的利益，也往往得過且過的。魯迅形容中國人，有個說法，叫做“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其實，“哀其不幸”，不過一種人道主義情愫，而“怒其不爭”才是靈魂所在。為什麽不敢於起來抗爭呢？這大抵根源於我們的民族性格。在儒家，有所謂“溫柔敦厚”的詩教，講什麽“哀不而傷，怨而不怒”，“思無邪”；也正是這種詩教，把我們大多人培養成了順民。所謂的順民，不隻奴在身，而且奴在心。有人講，中國的傳統文化，就是專製主義與奴隸主義。這大致不錯的。專製的時代，最需要的就是順民；而順民的哲學就是奴隸主義。
我在想，孔夫子這樣的聖賢，其全部學說，也大抵不過教人做穩奴隸吧。而毛澤東、
但是，鬥爭哲學，卻看透了儒家文化吃人的本質，所以它便講“馬克思主義千頭萬緒，就是造反有理”。可以說，在某種意義上講，儒家文化就是軟刀子；我們知道，軟刀子殺人不覺死。但是，鬥爭哲學卻讓人知道將死的痛苦，已死的悲哀，讓人們起來反抗，爭取生的前途。好聽的話，誰都會講。儒家哲學，那些好聽的話，就是全無廉恥的人，都可以倒背如流。但是，這些哲學的花招，又有什麽用呢？人們評價一個時代，一個社會，並不看那些耍花招的哲學，而是看那個時代，那個社會的真實，隻有在這真實中，我們才可以發現真正的時代精神。在鬥爭的年代，儒家的哲學嚴重地貶值了。
人們提到孔子，總說他是
（五）重塑民族性格的意義
我們覺得，用鬥爭哲學來重塑的民族性格並不怎麽好。雖然當年共產主義中國用自己的傲慢，贏得了全世界的喝彩。
但是，我們似乎並不喜歡當年的傲慢，也不喜歡當年的性格。我們似乎覺得溫柔敦厚的性格並不錯，我們就是要溫柔似水的。
也許，在和諧的世界裏，溫柔敦厚的性格更有魅力。雖然我們現在講和平與發展，是世界的主題，但是，大家都很清楚，這和平與發展都是需要武力去捍衛的，也就是說建立在武力的基礎之上。
既然如此，那完全的溫柔敦厚，就是不合適的；我們民族性格的深處需要鬥爭的精神，當然，我們現在所講的鬥爭的精神，已經不同於毛澤東時代的。毛澤東時代的講的鬥爭，總是你死我活的；而我們現在的鬥爭，不是我吃掉你或者你吃掉我，而是促成和諧，達到雙贏。
現在人們對儒家文化的態度，和以前相比，不隻是有所變化，簡直是顛倒了個兒。人們不但不說儒家文化的錯處，反倒對五四時代先賢們對儒家文化的批判，進行了質疑。難道儒家文化，就“吃人”兩個字麽？儒家文化有很多好的東西呢，譬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三軍可以奪帥也，匹夫不可以奪誌也”，這些都是精華嘛。可以說，這樣的說法，並不是沒有道理：然而，其根本的缺陷卻是離開具體的曆史背景，空談學理。
在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儒家文化已經成為了主要的障礙，這是基本的曆史事實。從儒家文化中是開不出自由、民主的，而隻有牢不可破的專製。而要打破這種專製的局麵，給黑暗的古國帶來光明，也隻有采用激烈地反傳統的方式。
五四，是中國現代化進程的開始，而打倒孔家店的口號，也在現代化的進程中響徹雲霄。對於打倒孔家店，我是認同的，因為打倒孔家店，就是打倒專製主義的靈魂。
孔子的學說為專製主義所利用，這是曆史的事實，更何況，專製主義並不外在於孔子的學說；也就是說專製主義就在孔子的學說之內。打倒孔家店，並沒有打錯；而我們現在堂而皇之的祭孔，也許，隻能解釋為曆史的倒退。
其實，許多時候，曆史是不免倒退的，尤其在意識形態上。現在不是有所謂的國學熱嗎？我們的傳統文化仿佛又要借屍還魂了。
對於傳統文化，我們有過太多的陶醉；這種陶醉本身，就是中毒的表現。而要
現在，人們總覺得傳統文化就是好頂頂好；但大多人，對於傳統文化，都是知之有限的；也許是說，所謂國學熱、傳統文化的複興，夾雜著太多情緒性的東西。在我想來，什麽熱不熱、複興不複興，都是無關緊要的，我們最需要的是紮實的研究。為鬥爭哲學所重塑的民族性格，終於漸漸地消失不見；而我們又回複到了溫柔敦厚的路上去了，也許要永遠地溫柔敦厚下去吧。
那麽，毛澤東重塑民族性格的努力還有意義嗎？當然是有的。毛澤東在青年時代就講過，“野蠻其體魄，文明其精神”。“文明其精神”，我們就不說了，因為含義很明顯，我們要思考的是，他為什麽用“野蠻其體魄”而不是“強健其體魄”。我覺得，“野蠻”是有一種原始的生命力在的。而我們民族的性格，是溫柔敦厚的。在溫柔敦厚的性格裏，最缺乏的就是原始的生命力。改造中華民族溫柔敦厚的性格，也許最緊要的就是注入這種原始的生命力吧。
改造中國，改造社會，曾經是一種非常偉大的理想，但是，現在有的人卻說，社會是可以改良的，甚至也可以改革的，但獨獨不能夠改造。因為改造有一個前提，即這個社會一無是處，罪孽深重，然而，這說法何其的荒謬。如果以這樣的觀點，去看待曆史，那許多偉大的曆史事件都是可有可無的，許多偉大的理想，不懈地奮鬥都是徒勞無功的。說實在的，我依然認同對社會，對人性的改造。也正因如此，我才講毛澤東對中國文化最深遠的影響，就是重塑了一個民族的性格。
-----I do agree about that! Mainland chinese and SE Asian chinese are differ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