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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道是“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然而,在我看來,成吉思汗與毛澤東才是世界軍事史上當之無愧的一代英雄。當年,他們憑借曆史這一舞台所導演的大迂回戰略,無疑具有超越時空的恒久價值和神奇魅力。
大迂回,乃是進攻部隊避開敵之整個防禦體係,向敵之翼側或後方實施遠距離機動而形成合圍態勢的作戰行動,是戰略追擊的最高階段。
早在我國的春秋時期,著名軍事家孫武在《孫子。謀攻篇》就有“十則圍之”的論述。瑞士軍事家若米尼也曾指出,一些偉大軍事統帥,在戰爭中取得勝利的秘密就在於,善於“集中他的主力迂回攻擊敵人的一翼”。他確信,如果在戰略上采用這一原則,“那就發現了全部戰爭科學的鑰匙。”
據史載:公元前718年4月,鄭國曾大敗衛國之屬國南燕軍隊。這是史書上首次記載的采用迂回戰,克敵製勝的戰例。
“閑雲潭影日悠悠,物換星移幾度秋?”
今天,當我們回顧成吉思汗和毛澤東匠心獨俱,獨步千古的大迂回戰略之時,怎能不為這兩位軍事奇才那高瞻遠矚,氣吞山河的戰爭謀略而折服?
大迂回戰略是最高軍事統帥智慧與膽量的結晶
一般來說,在實施大迂回戰略時,首先要明確退卻敵人之兵力,撤退方向和企圖,以及在退卻中可能的抵抗地區和低抗方式,然後椐此確定迂回戰略的目標,主要方向,使用兵力等。而這一切,都離不開最高軍事統帥決策中的智慧與膽量。我認為,在這一點上成吉思汗和毛澤東堪稱泰鬥。
遠見卓識是智慧與膽量的靈魂。
早在公元1216年,成吉思汗就曾召見漢族降將郭寶玉,問攻取中原一統天下之策。郭答曰:“中原勢大,不可忽也。西南諸藩,勇旱可用,宜先取之,借以圖金,必得誌焉。”郭氏這番高論,無疑對“一代天驕”有所啟示。於是,成吉思汗在臨終之前,便以超人的膽識和氣魄,提出了利用南宋與金之間的世仇,借道宋境,實施戰略大迂回,從而一舉滅金滅宋的戰略決策。這一傑出的戰略構想,後由其子窩闊台和拖雷,蒙哥,忽必烈等大顯身手,付諸實施。
七百年後,即公元1949的5月,人民解放軍百萬大軍以排山倒海之勢,渡過長江之時,岌岌可危的國民黨政權,為避免與中共正麵作戰,企圖立足西南,進行頑抗。對此,雄才大略的毛澤東果斷地提出了,對敵實施大迂回作戰的決策。毛澤東確定,一野進軍西北,四野從兩湖進軍兩廣,三野進軍福建,二野攻略皖南江西之後,向西迂回,進軍川,黔,康。他指出:“我對白崇禧及西南各敵均取大迂回動作,插至敵後,完成包圍,然後再回打之方針。”
洞悉戰爭態勢是智慧與膽識的精髓。
從戰爭的實際出發,著眼與其特點和發展,製定符合一定戰略階段要求的作戰原則,是實施大迂回戰略的關鍵。成吉思汗的大迂回戰略之構想,就是基於當時金朝與蒙古軍隔黃河對峙這一戰場勢態的產物。對南宋的大迂回戰略,同樣是在透徹地分析了當時雙方政治,軍事,地理諸形勢之後而做出的決策。而毛澤東隻所以在1949年5月提出了大迂回作戰這一戰略構想,也是對政治,軍事形勢正確分析的結果。因為,當時國民黨軍隊的防禦體係早已支離破碎,且後方空虛,各防禦集團之間更是矛盾重重。此時,對敵實施迂回包圍無疑是最佳時機。
我們說,在戰爭藝術中,膽識是智慧的基礎;智慧是發揮膽識的途徑。但這並不是說任何智慧都體現出膽識。因為,沒有智慧的膽識是蠻勇。曆史已經證明,成吉思汗和毛澤東的大迂回戰略是符合戰爭形勢發展,適應戰爭規律的正確的指導方針。而這一切正是他們膽識與智慧的結晶。
當然,由於處於不同的曆史條件和客觀形勢,成吉思汗的大迂回戰略與毛澤東的大迂回戰略,也必然有著不同的時代特征。例如,在當時蒙古軍與金軍或蒙古軍與南宋的軍力對比中,雖然,在總體上雙方可謂勢均力敵,但在局部上,蒙古軍則處於劣勢。不過,蒙古軍卻能巧施以實避虛,聲東擊西之戰術,變劣勢為優勢而最終取得了大迂回戰略的勝利。相反,從1949年之下半年,國共雙方的軍事實力對比中來看,無論是在全局還是在局部,解放軍無疑占有優勢。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成吉思汗在大迂回戰略中所表現出的膽識與智慧,比之毛澤東,略勝一籌。
營造廣闊的戰爭空間是大迂回戰略的前提
實施大迂回戰略,必然依托於廣闊的戰爭空間。反之,不能營造一個廣闊的戰爭空間,就很難對敵戰而勝之。
公元1244年,根據成吉思汗生前的戰略構想,蒙古軍開始實施“先下西南,迂回夾擊南宋”的第一次大迂回戰略。即避開南宋的長江防線,首先攻取川,滇,然後從後方攻打長江中下遊重鎮襄樊。為此,蒙古軍在進攻四川的同時,派出另一隻部隊,從金沙江上遊的麗江進攻大理,企圖繞道雲南直達川南。
到了公元1253年,忽必烈興兵十萬開始對南宋的第二次大迂回戰略。蒙古軍首先經臨兆進入藏族地區,然後兵分三路向大理進軍。同年12月,三路大軍合力進攻,大理城遂破。所向披靡的蒙古大軍,在數百萬平方公裏的廣大地域之間縱橫馳騁,實乃十三世紀的戰爭奇觀。
毫無疑問,成吉思汗的繼承者們所營造的戰爭空間,曆史上是空前的。
然而,毛澤東在1949年所營造的大迂回作戰的戰爭空間,無疑更為廣闊。因為,當時的長江以南和西南,橫跨500公裏的戰線均是解放軍的作戰區域。為了營造廣闊的戰爭空間,毛澤東分別製定了對廣西和西南的雙層大迂回和大包圍。他指示四野和二野的陳庚兵團在占領廣州之後,即從兩廣最南端向滇南進軍,以切斷企圖退往海南島和國外的國民黨軍之後路,全麵包抄與圍殲廣西和西南之國民黨軍。以上是第一層包圍圈。接著,毛澤東又指示二野主力從華東速往湖南和湖北以西,從南麵攻入四川,與川北之賀龍部配合。以上是第二層包圍圈。
無獨有偶,在蒙古軍對南宋的大迂回作戰中,也實施了雙層包圍圈。公元1251年,蒙古大軍自臨兆行青海山穀二千餘裏,渡金沙江,攻麗江,大理,昆明。滅亡大理國之後,又西進攻取吐蕃。以上是第一層包圍圈。公元1258年,蒙古軍兵分三路:一路自陝西入成都攻川東,一路自南向北進圍潭洲。一路自河南以南進攻鄂州。以上是第二層包圍圈。
當然,毛澤東和成吉思汗繼承者們,所營造的這雙層大包圍圈,絕不是互為翻版。在不同的曆史條件下,二者有著不同的特征。但兩位軍事奇才這前無古人的大手筆,堪稱交相輝映。僅此一點,二人實在難分伯仲。
此外,毛澤東的大迂回戰略是以一係列戰役而體現的。譬如,在解放軍對長江以南的大進軍中,相繼取得了殲滅白崇禧集團的衡寶戰役,廣西戰役的勝利;殲滅胡宗南,宋希廉集團的貴陽戰役,重慶戰役和成都戰役的勝利。雖然,成吉思汗和他的繼承者們的大迂回戰略,也是以一係列的戰役所體現 ,但就大迂回戰略中所貫穿的戰役數量而言,毛澤東無疑略優之。
從另一方麵看,毛澤東的大迂回戰略所函蓋的戰役中,大都是追擊戰和伏擊戰;成吉思汗繼承者們的大迂回戰略中除了追擊戰外,大都是攻堅戰。
所以,從戰爭的殘酷性分析,後者自然略勝一籌。
大縱深作戰:大迂回戰略之法寶
在戰爭中對敵實施縱深打擊,古已有之。我國三國時期的官渡之戰和西方的坎尼之戰,都是因為攻擊敵方的縱深而製勝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及戰後,大縱深作戰打擊方式則獲得了重大發展。如在1991年的海灣戰爭中,美英聯軍就是在左翼實施縱深迂回作戰而一舉圍殲伊拉克軍的。
相比之下,成吉思與毛澤東的大迂回戰略之大縱深作戰,足以令古今中外的軍事家們相形見拙。
先從大縱深作戰的方位看。成吉思汗繼承者們是按逆時針走向,即從西北向東南縱深包抄敵方;毛澤東則按順時針走向,即從中南向西南縱深包抄敵方。具體地說,蒙古軍是在東起江淮西至川陝的寬大正麵,對南宋實施大縱深作戰的;解放軍則是在東起京廣線西至雲貴的寬大正麵,對國民黨軍實施大縱深作戰的。
再從大縱深作戰之方式看。對蒙古軍而言,以騎兵大兵團實施大縱深迂回作戰,無疑是他們克敵製勝的法寶。比如,蒙古軍騎兵大兵團的鋒芒所向,往往是以密集的隊形衝擊敵方的。據《聖武成吉思汗戰書》載:“我們蒙古騎兵的衝殺拚搏極為厲害,我們的騎兵在衝鋒臨陣時大喊:‘喔噢’殺聲,真是震天動地地嚇破敵人。”
到了20世紀四十年代,曾經是大縱深作戰殺手劍的騎兵大兵團,已經逐漸失去了以往的威力,因為,在敵我交戰中更多的是倚重於大炮和坦克等重兵器。所以,我認為,在大縱深作戰中,比之於成吉思汗時代,毛澤東無疑麵臨著更嚴峻的挑戰。
眾所周知,在20世紀四十年代末,毛澤東領導的軍隊之裝備大都是小米加步槍 ,而他們的對手,國民黨軍之裝備無疑優於自己。因此,就一般的戰爭規律而言,裝備劣勢的軍隊實施大縱深作戰,其難度可想而知。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毛澤東的大迂回戰略比之於成吉思汗繼承者們,無疑增添了幾分亮色。
速度:大迂回戰略之魂
“快“,乃戰爭之父。
十九世紀歐洲有句名言:“速度和突然性,可以代替數量。”意指戰場上的迅速和突然的攻擊,可以改變兵力多寡對比。而速度和突然性,是基於時間這一前提之下的。對大迂回戰略而言,速度則是戰爭突然性的前提,是遠距離奔襲而對敵人形成迂回包圍的基礎。
早在我國的春秋戰國時代,著名軍事家孫子,就已經提出了這一戰略思想。他在《孫子。作戰篇》雲:“兵貴勝,不貴久。”意思是用兵貴在速勝。在《三國誌。魏書。郭嘉傳》中則歸納為“兵貴神速”。
軍隊的迅速突擊,是戰爭的靈魂。古往今來,以突然襲擊而直搗黃龍的戰爭奇跡,舉不勝數。
早在我國的三國時代,魏國大將鄧艾,曾率精兵走陰平小道,在蜀軍尚未明確魏軍的進攻意圖之前,便接連攻下江油,涪城而直取綿竹。綿竹一戰,魏軍徹底摧毀了蜀軍的抵抗能力和意誌。此時,劉禪出了開城投降之外,別無他路。
在中國現代戰爭史上,林彪以擅長用速度打擊敵人而著稱。如長征中的搶渡大渡河,遼沈戰役中的圍殲廖耀湘兵團,都是典範之作。林彪就曾說過,“時間是戰爭的一大要素,有時候兵力增加一個團,增加一個師,不能解決問題,而搶足十分鍾,就可以奪取勝利。”同樣,拿破侖指揮戰爭的特點,也是速度。因而,他被稱之為“行走的詩人。”
如前所述,在大迂回作戰中,蒙古軍往往是清一色的輕騎兵。在冷兵器時代,騎兵比步兵或其他兵種優越的地方,並不是衝刺力的大小,而是其作戰速度和靈活的戰術。所以說,騎兵具有靈活多變,突擊力強的特點,尤其適應遠程快速奔襲作戰。
如在蒙古軍對金的大迂回作戰中,拖雷當時所指揮的三萬人的西路軍,均是清一色的輕騎兵。因而,僅就作戰速度來說,金軍是無法與其抗衡的。
除此之外,蒙古軍的作戰特點,也是“快”的原因之一。比如,蒙古軍在對金的快速迂回作戰中,每當遇到敵方堅固城堡時,通常隻留下少數部隊以待後續的攻堅工兵,主力部隊仍然繼續高速向前推進,因而,使敵人無法作出戰爭準備。
作為兵家泰鬥的毛澤東,當然也深知“快”之真諦。1949年7月,根據他的遠距離包圍迂回而後再回打的戰略方針,解放軍的一,二,三,四野戰軍在追擊國民黨軍中,利用夜間快速行軍而與敵人比速度比時間。而後,以突然的作戰方式擊敵側背,斷敵後路。
當然,在大迂回作戰略中對敵實施打擊,是基於最高軍事統帥對敵方軍力部署和指揮失誤的洞察力和決斷力的。我認為,在這一方麵,無論是成吉思汗還是毛澤東都可圈可點。
變“迂”為“直”:大迂回作戰略之精粹
孫子曰:“軍事之難者,以迂為直,以患為利。”又曰:“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蓋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
在戰爭中,“迂”與“直”即指作戰路線,取勝途徑;也包含作戰中的謀略,戰術運用。從路線和途徑上說,好比建隧道橋梁和高速公路一樣,有迂有直而視不同情況作不同選擇;從作戰謀略和戰術運用上說,作戰中的以退為進,聲東擊西,避實就虛再由迂變直,猶如拳擊爭霸賽中要出重拳時,必須也必然要先虛晃幾招一般;也亦如棋句中需通盤謀劃乃靈活運用。通俗地說,就是迷惑敵人,戰而勝之。
同樣,在大迂回作戰中,巧施誘敵之策,變“迂”為“直”,乃必不可少。
遙想當年,蒙古軍往往利用自己騎兵部隊迅速敏捷的條件,常常以出其不意的反擊或追擊殲滅敵人。例如,蒙古軍在對金實施的大迂回作戰中,有意不攻戰略要地潼關,卻出沒無常,假道唐縣,鄧縣,大張旗鼓而直搗汴梁,引誘潼關金軍移師援汴而破之。
在大迂回作戰中,巧施誘敵之策,變“迂”為“直”,毛澤東比之成吉思汗及其繼承者們,“玩’得更是得心應手爐火純青。1949年6月,毛澤東指示一野,暫不進攻退守陝西漢中的胡宗南部。同年10月,他又指示正從華東向南進軍的二野,作疑兵之態。根據毛澤東的部署,10月23日劉伯承到達鄭州之時,故意在公開集會講話後便隱蔽行蹤,使國民黨軍事當局誤以為二野將開往西安,與賀龍部回合後,從北向南入川。與此同時,中共又通過地下情報係統,部署當時潛伏在國民黨西南長官公署的副參謀長劉宗寬,在蔣介石主持的重慶軍事會議上,巧妙地通過胡宗南的副參謀長沈策,提出一份“情況判斷”文件,使蔣介石相信解放軍將首先從北麵攻川而作出“拒共軍於川境之外,以隴南,陝西為決戰戰場”的部署,下令將羅廣文兵團的兩個軍從川東北調往川西北,以增強胡宗南部的防線。
由此可見,在大迂回作戰中,這“迂” 的假象背後,時常包含著“直” 的積極因素。戰爭實踐證明,成吉思汗與毛澤東不僅深知以“迂”為“直”這一謀略原則,而且他們還是將其上升到了大迂回大包圍的戰略之中的大師。
大迂回戰略是一項係統工程
要取得大迂回戰略的勝利,也離不開其他因素和條件。
從曆史上看,在實施大迂回戰略中,由於忽略了這一係統工程的某一環節而遭敗績的著名戰例,要算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納粹德國對蘇聯的基輔會戰了。
1941年6月,納粹德國的南方集團軍在侖斯特元帥的指揮下,對蘇聯的基輔實施戰略包圍,為進攻莫斯科打開迂回南翼的通道。但事與願違,由於德軍對冬季作戰準備不夠而最終遭到失敗。
說到大迂回戰略中的後勤保障,雖然在作戰時要遠離後方,但成吉思汗和他的繼承者們卻有一整套體係,從而保證蒙古軍的遠征。所謂,“兵馬未動,糧草先行”是也。
再則,當蒙古軍進軍南宋之時,他們本可以設法攀越長城,進而兵圍中原,然而這樣做的結果,不僅會耗損資源,也會使蒙古軍的軍力減弱。所以,他們便另僻蹊徑。
我們說,軍事戰略必須服從於政治戰略,並以政治戰略為目的。因此,在實施大迂回戰略時,與之相呼應的“政治攻心戰”,也層見疊出。
如從1949年7月開始,毛澤東便謀劃了一個個“政治攻心戰”。在中共強大的軍事和政治壓力下,國民黨湖南省主席程潛,雲南省主席盧漢,西康省主席劉文輝,西南長官公署副長官鄧錫侯,相繼通電起義。
當然,成吉思汗和他的繼承者們也決非是單靠武力的魯莽家。他們雖然重視以戰爭解決問題,但也不放棄一定的政治手段。如在對南宋的大迂回作戰中,就千方百計地拉攏大批漢族“士人”。為自己所用。
“橫空出世,莽昆侖,閱盡人間春色。”
毋庸置疑,成吉思汗與毛澤東這震古爍今的大迂回戰略,將永遠在世界軍事史上熠熠生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