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發動文革：先有天下大亂，後有天下大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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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一年之內八次接見紅衛兵，讓紅衛兵熱潮達到最高峰。

文章摘自《二十世紀中國史綱》  作者:金衝及   出版社: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作者簡介：金衝及，1930年12月生於上海，1951年畢業於複旦大學曆史係，是新中國培養的第一代中國近代史學者。先後當選為中國史學會副會長、會長，北京大學、複旦大學教授、博導，1984年起擔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直到2004年退休。2008年6月，當選為俄羅斯科學院外籍院士，是中國曆史學界繼郭沫若、劉大年之後獲得此殊榮的第三人。他既是中國近代史研究專家，又是中共黨史研究界行政級別最高的專家，其得天獨厚之處，當今無人能及左右。

六月一日，在陳伯達率領的工作組主持下，《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火藥味十分濃的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大家預感到一場凶猛的狂風暴雨就要來臨了。

這時，毛澤東正在考慮:單靠發表一些政治批判文章(不管它寫得怎樣尖銳)，單靠采取一些組織措施(不管它牽動到多麽高的層麵)，都還遠遠不夠。這些文章在知識界中震動很大，但社會上大多數人仍不那麽注意，從事行政、經濟工作的人也以為同自己關係不大，仍在忙各自的業務工作，沒有形成全國性的大規模群眾運動。在毛澤東看來，這樣不足以形成一股勢不可擋的巨大衝擊力量，不足以解決他所深深憂慮的中國出不出“修正主義”的問題，關鍵是一定要自下而上地把群眾放手發動起來，揭露舊體製中存在的一切“黑暗麵”，創造出一個前所未有的、熱氣騰騰的、大風大浪的新局麵來，而這依靠原有的機構、秩序和做法已不行了。

怎樣才能做到這一點？它的突破口在哪裏？毛澤東抓住了兩個具有巨大衝擊性的力量:一個是大字報，一個是紅衛兵。

先說大字報。

就在《人民日報》發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社論的同一天，毛澤東看到北京大學哲學係黨總支書記聶元梓等七人所寫的《宋碩、陸平、彭珮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麽？》的大字報。這張大字報事實上是在康生和他的妻子曹軼歐指使下寫出來的。它寫道:“反擊向黨向社會主義向毛澤東思想猖狂進攻的黑幫，這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革命人民必須充分發動起來，轟轟烈烈、義憤聲討，開大會、出大字報就是最好的一種群眾戰鬥形式。”“打破修正主義的種種控製和一切陰謀鬼計，堅決、徹底、幹淨、全部地消滅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魯曉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人民日報》1966年6月2日。毛澤東覺得，公開發表這張大字報，可以衝破原有的秩序，使群眾放開手腳地行動起來。

根據毛澤東的批示，當晚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出了這張大字報，北京大學校園內立刻像開了鍋一樣，沸騰起來。第二天，《人民日報》又全文刊登這張大字報，並且發表了一篇由王力、關鋒起草的《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的評論員文章。後來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期間，毛澤東又給這篇評論員文章加了一條注:“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不應當無條件接受，而應該堅持抵製。”誰是“應該堅持抵製”的“錯誤領導”？可以各有各的理解和解釋。這樣一來，各級黨委實際上就很難繼續領導，他們的話沒有人聽了。

這件事在全國引起強烈反響，局麵頓時大變。北京各大中學校裏，學生紛紛起來“造修正主義的反”，校園裏鋪天蓋地貼出矛頭指向領導幹部和教師的大字報，學校黨組織陷於癱瘓，亂打亂鬥的現象開始出現。

六月三日，劉少奇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周恩來、鄧小平等參加，議出八條指示。“八條指示的主要內容是:一，大字報要貼在校內；二，開會不要妨礙工作、教學；三，遊行不要上街；四，內外區別對待，不準外國人參觀，外國留學生不參加運動；五，不準到被揪鬥的人家裏鬧；六，注意保密；七，不準打人、汙蔑人；八，積極領導，堅持崗位。”李雪峰:《回憶“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五十天路線錯誤”》，《回首“文革”》(下)，中###史出版社2006年1月版，第657－658頁。這些規定，自然同毛澤東的設想南轅北轍。同一天，中央在一線的領導人派出以河北省委書記處書記張承先為組長的工作組進駐北京大學，代行黨委職權；並向各大中學校相繼派出工作組。

工作組進入各校後，仍很難控製局麵。十八日，北京大學一些學生自行設立“打鬼台”，四處揪人，並且有社會上的壞分子混入。張承先回憶道:

“據當天下午匯總的情況統計，前後有六十多人被揪鬥，多是一般幹部，被鬥者頭上戴高帽，臉上塗黑墨，身上貼大字報，罰跪，揪頭發，撕衣服，拳打腳踢，遊鬥。更加惡劣的是，還發生了多起汙辱女同誌的流氓行為。經查明，在這場亂揪亂鬥事件中，有四個人行為惡劣。一個是庶務科工人劉佳賓，此人原是國民黨黨員，當過國民黨部隊的上尉連長，被我軍俘虜後，隱瞞身份混入我們內部，上星期就曾帶頭打過三個人，這一次又是他第一個帶頭打人。還有一個人在三十八齋前參加亂打亂鬥，我到場講話後，其他人都表示要聽‘毛主席的話，按照黨的政策辦事’，並隨即散去，而此人卻在散會後兩分鍾不到，又揪來個女同誌進行亂打亂鬥……問他是哪個部門的，他說是北大附中的。經查附中並無此人。後查明，此人名叫修治才，一九六二年因偷竊被開除，現在沒有正當職業。”《張承先回憶錄》，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6月版，第134－135頁。

當晚，工作組召開全校師生員工廣播大會，由張承先講話。工作組還作出規定:進行全係批鬥必須經係工作組批準；進行全校批鬥必須經過校工作組領導批準；建立糾察隊，維護鬥爭秩序；為防止壞人混入，對外校來聲援者，安排專人熱情接待，但禁止外校來人在北大揪鬥人。二十日，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劉少奇，把北大工作組關於這件事的簡報批轉全國。批語寫道:“現將《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簡報(第九號)》發給你們。中央認為北大工作組處理亂鬥現象的辦法是正確的、及時的。各單位如果發生這種現象，都可參照北大的辦法辦理。”

這時，北京一些高等學校中已經出現反對工作組的浪潮。“六月二十日，北京師範大學和北京地質學院發生了造反派趕工作組的‘六二○’事件。”“二十一日，清華大學也發生反對工作組的事件。這天，工程化學係二十歲的學生蒯大富在一張大字報上寫批語，大意是:現在，權在工作組手裏，不代表我們，要再奪取。蒯大富在前幾天就提出要趕走工作組，六月二十四日，清華造反派在工作組召開的群眾大會上批判工作組。工作組長葉林講話，指出:蒯大富要向工作組奪權，這是一種反革命行為。六月二十六日，廣大師生員工在清華園舉行了‘擁護工作組’的示威遊行。”穆欣:《關於工作組存廢問題》，《回首“文革”》(下)，第639頁。中共北京市委提出了“抓遊魚，反幹擾”的口號，大力控製局勢。

毛澤東離開北京已經半年多了。他對運動的看法和正在一線主持日常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根本不同(周恩來從六月十六日到七月一日出訪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巴基斯坦，不在北京)。六月中旬，毛澤東離開杭州。他在湖南的長沙和韶山停留一段時間思考運動的發展趨向後，來到武漢。七月六日，他給江青寫了一封長信，要正在武漢的周恩來、王任重看過後，送給江青。他在信中寫道:

“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

“現在的任務是要在全黨全國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後還要有一次橫掃牛鬼蛇神的運動，爾後還要有多次掃除。”

“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認真的演習。有些地區(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機關(例如北大、清華)，盤根錯節，頃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囂張的地方，他們失敗就越慘，左派就越起勁。”毛澤東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等和各大區第一書記談話記錄，1966年7月25日。

這是毛澤東多日來對怎樣看待“亂”的問題反複思考後得出的重要結論。在他看來，中國現在正處在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緊要關頭，形勢極為嚴峻，這是涉及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頭等大事，其他任何事都無法同它相比。

隻有下最大的決心，用非常的手段，把群眾充分發動起來，形成巨大的衝擊力量，甚至不惜以打亂黨和國家正常秩序為代價，才能摧毀中國出修正主義的社會基礎，建立起一種新的秩序。不如此，不足以解決問題。為了“達到天下大治”，即使在“大亂”過程中造成種種損失，從全局來看，付出這樣的代價是值得的。

毛澤東的這種看法，自然同劉少奇、鄧小平等派遣工作組以維護秩序的意圖直接衝突。七月十八日，他回到北京，認為運動搞得冷冷清清，學生受到壓製。二十五日，他在一次談話中說:“要改變派工作組的政策。不要工作組，要由革命師生自己搞革命，成立革命委員會，不那麽革命的中間狀態的人也參加一部分。”“最近一個月，工作組是阻礙群眾運動，阻礙革命勢力，幫助反革命，幫助黑幫。他坐山觀虎鬥。”毛澤東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等和各大區第一書記談話記錄，1966年7月25日。二十六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決定撤銷工作組。在毛澤東看來，派工作組不僅是領導運動的方式方法，而且是一個對待群眾的立場和態度，是讚成還是反對搞“文化大革命”的問題。所以，他主張召開一次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以中央的名義正式就“文化大革命”作出決定。

再說紅衛兵那件事。

紅衛兵首先是在中學裏產生的。最早成立紅衛兵組織的是清華大學附屬中學。六月二十四日，他們貼出《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的大字報，寫道:“革命就是造反，毛澤東思想的靈魂就是造反。”“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義！”“修正主義統治學校十七年了，現在不反，更待何時？”“我們既然要造反，就由不得你們了！我們就是要把火藥味搞得濃濃的。爆破筒、手榴彈一起投過去，來一場大搏鬥、大廝殺。什麽‘人情’呀，什麽‘全麵’呀，都滾一邊去！”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紅旗》1966年第11期。七月四日，他們又貼出《再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的大字報。許多中學內也紛紛成立紅衛兵組織。

毛澤東回到北京後，清華附中紅衛兵把兩張大字報寄給毛澤東。七月三十一日，毛澤東寫了回信。信中說:“兩張大字報，說明對一切剝削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和革命黨派的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他們的走狗表示憤怒和申討，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我向你們表示熱烈的支持。”

毛澤東給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的信，1966年7月31日。這封信沒有送出，但作為八屆十一中全會文件印發了，社會上迅速傳布開來。大、中學校中，紅衛兵組織立刻風起雲湧般普遍成立起來。“革命無罪，造反有理”，成為一時喊得最響亮的口號。不管怎麽樣的事情，包括不少無法無天的壞事，隻要打起“革命造反”的旗號，仿佛就都是正常的，都可以任意去做。

毛澤東這樣支持紅衛兵，不僅因為他認為學生們年輕，受舊思想影響少，朝氣蓬勃，有一股不可阻擋的闖勁，而且還有更深一層的考慮。他曾對身邊工作人員說:

“文革中這些群眾主要是年輕人、學生，正是杜勒斯們寄托和平演變希望的最年輕的一代。讓他們親身體驗鬥爭的嚴重性，讓他們把自己取得的經驗和認識再告訴他們將來的子孫後代，一代一代傳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預言在中國難以實現。”

“我考慮發動群眾。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給群眾，讓群眾在運動中受到教育，鍛煉他們的本領，讓他們知道什麽道路可以走，什麽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這個辦法試一試。我也準備它失敗。現在看來群眾是發動起來了，我很高興。他們是同意我的做法的。”訪問吳旭君談話記錄，2002年1月18日。

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八月一日至十二日在北京舉行。會議聽取劉少奇報告十中全會以來的中央工作後，著重討論派工作組的問題。毛澤東批評在一線主持工作的中央領導人的話說得越來越重。八月七日，全會印發了毛澤東在五日所寫《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他寫道:

“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啊！請同誌們重讀一遍這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可是在五十多天裏，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誌，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製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誌氣，又何其毒也！聯係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傾和一九###年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的嗎？”《人民日報》1967年8月5日。

這段文字雖然沒有點名，但誰都看得清楚，主要是指劉少奇，並且提出了中央另外存在一個“司令部”的問題。這是與會人員萬萬沒有想到的。它表明毛澤東已經下了決心，要改變劉少奇的接班人地位。他考慮接替劉少奇位置的人是林彪。這不僅因為林彪比較年輕，更重要的是因為林彪主持中央軍委工作以來，鼓吹“突出政治”、“四個第一”等，同他的想法一致。這次全會選出擴大到十一個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林彪被列為第二位，劉少奇降到第八位。全會沒有重新選舉中央副主席，但以後隻把林彪稱為副主席，不再提到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的副主席職務。

八月八日，全會通過《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通常稱為“十六條”)。《決定》寫道:“當前開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是我國社會主義革命發展到一個更深入、更廣闊的新階段。”“在當前，我們的目的是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以利於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製度。”

對怎樣進行“文化大革命”，《決定》強調要“‘敢’字當頭，放手發動群眾”。它寫道:“要信任群眾，依靠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亂子。毛主席經常告訴我們，革命不能那樣雅致，那樣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要讓群眾在這個大革命運動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識別那些是對的，那些是錯的，那些做法是正確的，那些做法是不正確的。要充分運用大字報、大辯論這些形式，進行大鳴大放，以便群眾闡明正確的觀點，批判錯誤的意見，揭露一切牛鬼蛇神。”《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1966年8月8日。

同一天，林彪接見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說要弄得翻天覆地，轟轟烈烈，大風大浪，大攪大鬧，這半年就要鬧得資產階級睡不著覺，無產階級也睡不著覺。五天後，他又說:這次要罷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

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使中共中央在法定程序上確認了“文化大革命”的發動。一場史無前例的政治大風暴已不可避免了。

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結束後第六天，八月十八日，百萬群眾慶祝大會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參加大會的主要是來自北京和全國各地的青年學生。這次大會的群眾規模和熱烈場麵是建國以來所罕見的。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後第一次穿上綠軍裝，出席會議，在六個多小時內一直堅持在場。幾萬名戴著紅袖章的紅衛兵在大會上異常引人注目。在天安門城樓上，在東西兩側的觀禮台上，站滿了紅衛兵的代表。天安門廣場和廣場兩側的東西長安街，都由紅衛兵維持秩序。新華社報道說:“在大會進行中，師大女附中一個‘紅衛兵’，登上天安門城樓給毛主席戴上‘紅衛兵’的袖章。毛主席和她親切握手。”《人民日報》1966年8月19日。這次大會把本已存在的個人崇拜發展到更加狂熱的程度。

“八一八”大會是運動發展的一個重要轉折點。會後，出現了兩個重大變化，目的都是為了把“文化大革命”的火越燒越旺。

一個重大變化是:紅衛兵開始衝出校園，走上街頭，聲勢浩大地開展所謂“向一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發動了猛烈攻擊”的“破四舊”活動，把“革命造反”迅速擴展到全社會。

這些紅衛兵中的大多數人，充滿熱情，認為自己所做的都是正當的“革命行動”。但他們政治上很幼稚，處於狂熱狀態，政策和法製觀念十分淡薄，參加行動的人員又比較複雜，無政府主義思潮在他們中間迅速泛濫起來，做出許多荒唐的舉動。

他們到處發布通令，把許多傳統的有影響的路名、商店名、醫院名等斥為“封、資、修”而改換成有著濃厚政治色彩的新名稱，在街上強行剪發，剪破他們認為的“奇裝異服”，在“破四舊”的名義下衝入居民住處抄家。更令人痛心的是很多處發生嚴重破壞法製、任意打人致死事件。一些著名知識分子如老舍、傅雷因受到人格侮辱而自殺。不少人被強行遣送回鄉。黨政機關的各部門幾乎都因派出過工作組而遭到紅衛兵的猛烈衝擊，許多負責人被野蠻地揪鬥和毒打。

運動中出現的這些極端行為，同毛澤東的初衷並不相符。他通過《人民日報》社論提醒紅衛兵用文鬥，不用武鬥。但從總體來說，他仍認為紅衛兵行動的主流是好的，認為他們的激烈行動對破除舊思想和舊秩序、打開一個新局麵是需要的，出現某些偏差並不奇怪，有問題也隻能到以後再解決，決不能對他們潑冷水，更不能“壓製”和“打擊”。

八月二十一日，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說:“提倡文鬥，不要武鬥，這是今天要談的第一個問題。”但又說:“我們不幹涉，亂他幾個月。我們堅決相信多數人是好人，壞人隻占百分之幾。”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66年8月21日。“來一個放任自流”，也是他在八月下旬說的。事實上，在“不幹涉”、“放任自流”的情況下，什麽事都會發生。紅衛兵中許多嚴重破壞社會秩序、踐踏民主和法製的不法行為，不但沒有得到遏製，反而是火越燒越旺。

“八一八”大會後，另一個變化是:出現了紅衛兵的全國“大串連”，把“革命造反”的火燒到全國去。

八月下旬起，紅衛兵運動已形成全國性大串連的浪潮。北京學生分赴各地，向全國播撒“文化大革命”的火種。各地紅衛兵也紛紛湧入北京“取經”。到八月二十八日，外地來京學生已達十四萬人。三十一日，毛澤東第二次在天安門廣場接見紅衛兵。

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通知:參加大串連的學生一律免費乘坐火車，夥食和住宿由當地政府安排，費用由國家財政開支。

這樣，大串連更加如火如荼般開展起來。毛澤東在幾乎每隔半個月就要接見一次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到這年十一月下旬止，他共八次接見北京和來京串連的紅衛兵總共一千一百多萬人次。這樣的全國大串連，到年底才逐步停息下來。

紅衛兵的全國大串連產生巨大的輻射作用。從北京開始的對黨政機關的猛烈衝擊迅速擴大到全國。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黨政領導機關紛紛被圍攻，被“炮打”，被“橫掃”。相當多的黨政負責人因遭到紅衛兵的攻擊和責難，被迫沒完沒了地檢討，始終無法“過關”，有的被野蠻揪鬥以至失去人身自由，實際上已無法正常工作。許多黨政機關陷入癱瘓或半癱瘓，社會秩序處於失控的無序狀態。全國局勢日趨混亂。

這種狀況不能不使相當多的一批高中級幹部感到強烈的懷疑和不滿。在基層幹部和群眾中，信任並支持多年來做過許多好事的各級領導幹部的人仍占著大多數，被稱為“保守派”。群眾中的兩派對立日益明顯。紅衛兵的過激行動受到來自各方麵的抵製。怎樣把“文化大革命”繼續有力地推進下去，便成為毛澤東這時思考的中心問題。他對發動“文化大革命”是下了很大決心的，不惜付出巨大的代價，要通過“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在他看來，這種來自各個方麵，首先是高中級幹部中的抵觸情緒，同前此劉少奇、鄧小平派工作組“打擊”、“壓製”群眾運動的做法是一脈相承的，是運動前進的主要阻力。這便是提出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和在十月間召開中央工作會議的由來。

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在這年國慶時《紅旗》雜誌社論中提出來的。它寫道:“如果繼續過去的錯誤路線，重複壓製群眾的錯誤，繼續挑動學生鬥爭學生，不解放過去受打擊的革命群眾，等等，那就是對抗和破壞十六條。在這種情況下，怎麽能夠正確地進行鬥批改呢？”“要不要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能不能貫徹執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條，能不能正確進行廣泛的鬥批改的關鍵。”《在毛澤東思想的大路上前進》(社會)，《紅旗》雜誌1966年第13期。

對什麽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社論並沒有作出明確的界說，但已指明它的主要表現是“壓製群眾”。這種模糊不清的提法，可以任意對它作出各種解釋。這一來，對運動中出現的任何過激和不法行為都不能加以約束，否則就是“壓製群眾”，就是“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都會被圍攻和揪鬥。除了原來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旗號外，又打出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旗號，使衝擊麵更大了。許多部門和地方的領導幹部被任意揪走、關押，不知下落，有的甚至被毒打致死。各地還掀起“抓叛徒”的活動，製造出許多冤假錯案。整個混亂局麵更難收拾。

中央工作會議從十月九日至二十八日在北京舉行。會議的主題是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目的是要打通中央各部門和各地方負責幹部的思想。陳伯達、林彪在會上作了長篇講話。林彪說:“幾個月來文化大革命中的情況是兩頭的勁很大，中間就有一點勁頭不足，中間甚至還有一點頂牛，局勢一度有些緊張。毛主席看到這個形勢以後，提議把大家找來談談。”他又說:“革命的群眾運動，它天然是合理的。盡管群眾有個別的部分、個別的人，有‘左’有右的偏差，但群眾運動的主流總是適合社會的發展的，總是合理的。”林彪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66年10月25日。這種“群眾運動天然合理論”，全盤肯定群眾運動的自發性，似乎一切可以由群眾說了算，為他不久前提出的“踢開黨委鬧革命”和社會上正在惡性泛濫的無政府主義思潮進一步提供理論依據；也便於一些野心家假借“革命群眾”的名義，為所欲為，渾水摸魚，做盡壞事。

盡管如此，正遭受紅衛兵猛烈衝擊的各地、各部門負責人，大多仍思想不通，憂心忡忡。這時，不受任何約束的紅衛兵普遍地對各黨政機關進行打砸搶，到處刷出某某人罪責難逃、把某某人揪出來示眾之類的大標語。不少幹部挨批鬥，被遊街。造反派的隊伍迅速擴大，成員也更加複雜。形形色色對社會現實存在不滿的人紛紛加入到造反行列中來，在“革命造反”的旗號下，提出種種不合理的或過激的要求。各地黨政機關已無法正常工作。這自然使各級幹部對“文化大革命”更加抱著抵觸態度。

在毛澤東看來，已很難依靠原有的各級黨政機關來實現他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預期目標。他已明顯失去耐心。“全麵奪權”的行動，正在醞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