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個未了“情結”：毛澤東的執政憂患意識
本文依次敘述了毛澤東的“李自成情結”、“海軍情結”、“工業化情結”、“百姓情結”和“‘文革’情結”；表現了毛澤東為保持來之不易的人民政權，為國家富強、人民幸福和民族振興，居安思危，艱辛探索，頑強追求的意誌和品格；從不同角度反映了毛澤東於曆史感悟與現實憂患中形成的治國方略和防範措施，特別是作為新中國締造者所始終具有的執政憂患意識及其豐富內涵。
毛澤東親手締造的新中國，已經走過整整60年的歲月。這60年裏，前27年人民共和國的曆程同毛澤東本人息息相關。作為執政的中國共產黨的最高領導人，毛澤東居安思危，不稍懈怠，夙興夜寐，防患於未然，將防止新生的人民政權得而複失的問題，始終放在頭等重要的地位。由此形成長久縈繞毛澤東心頭的執政憂患意識。
本文試以毛澤東的五個未了“情結”——“李自成情結”、“海軍情結”、“工業化情結”、“百姓情結”和“‘文革’情結”為基本內容，從不同角度探尋毛澤東於曆史感悟與現實憂患中形成的若幹治國方略和防範措施，兼而論述這些情結共同歸屬的毛澤東的執政憂患意識及其內涵，回顧並追思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孜孜探索和不懈奮鬥。
以此紀念新中國成立60周年。
一、“《甲申三百年祭》要永遠讀下去”——毛澤東的“李自成情結”
明末農民起義軍領袖李自成，是毛澤東眼中的一位英雄人物。1939年12月，毛澤東在延安闡述中國曆史上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時，就列舉了“明朝的李自成”。指出：“隻有這種農民的階級鬥爭、農民的起義和農民的戰爭，才是曆史發展的真正動力。” 1944年春，他讀了陝人李健侯所著《永昌演義——大順帝李自成》一書，感到“獲益良多”，托人“向作者致深切之敬意”。並再次評價說：“大順帝李自成將軍所領導的偉大的農民戰爭，就是二千年來幾十次這類戰爭中的極著名的一次。”同時，他指人將該書“抄存一部，以為將來之用”。
對於領導黨和人民進行長期武裝鬥爭、最後奪取全國政權的毛澤東來說，他更加關注的，還是李自成由勝利轉為失敗的曆史教訓。
1945年7月，民主人士黃炎培訪問延安。國統區的危機四伏同解放區的欣欣向榮形成的巨大反差，使得深諳國民黨沒落衰微的黃炎培向毛澤東坦陳：沒有哪一代統治者能跳出從艱苦創業到腐敗滅亡的周期率；希望中國共產黨能找出一條新路，能跳出這個周期率的支配。對此毛澤東自信地回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這就是民主。“隻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隻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1949年3月，全國範圍的人民解放戰爭勝利在即，毛澤東開始考慮將來的新政權如何鞏固的問題。在西柏坡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他告誡全黨：要特別警惕“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謹防在“糖彈”麵前打敗仗；務必“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 為了有效防止黨內驕傲情緒的滋生和蔓延，毛澤東以身作則，率先垂範，明令：“禁止給黨的領導者祝壽，禁止用黨的領導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業的名字，保持艱苦奮鬥作風，製止歌功頌德現象。”
同年3月下旬，黨中央機關由西柏坡遷往北平。行前，毛澤東再次想起那位“能打天下而不能坐天下”的李自成。他堅定地表示：“我們決不當李自成！”途中，他又提到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說：“這僅僅是讀了個開頭，這篇文章是要永遠讀下去的！”
另據毛澤東的衛士回憶：從涿縣到北平的火車上，直到黨中央臨時駐地香山，毛主席一路都在說不要做李自成。1950年3月初，毛主席從蘇聯回國經過沈陽，由於當地招待有些鋪張，“主席很生氣，接見幹部時專門講了這個事。他說：我是不學李自成的，你們要學劉宗敏，我勸你們不要學。二中全會剛剛開完，就忘了。我們還要繼續貫徹二中全會的精神。(搞鋪張浪費)我們不能這樣做。”
“創業難，守業更難。”這不僅是毛澤東的思考，也是當時黨內許多領導人的共識。1948年12月，劉少奇在對馬列學院第一班學員的講話時指出：“得了天下，要能守住，不容易。很多人擔心，我們未得天下時艱苦奮鬥，得天下後可能同國民黨一樣腐化。他們這種擔心有點理由。”對李自成從奪取政權到喪失政權的曆史悲劇，建國後的毛澤東始終給予關注，直到他的晚年。1958年12月，他讀到《三國誌?張魯傳》時，又提到包括李自成在內的中國曆史上的多次農民起義，並對其性質和階級局限等作出分析。1963年，作家姚雪垠出版了長篇曆史小說《李自成》第一卷，並將該書寄送毛澤東。1966年夏，姚得知毛澤東已於百忙中閱讀了該書，認為這部書雖然有些問題，但應該讓作者繼續寫下去，將全書寫完。1975年11月，82歲的毛澤東對姚雪垠關於繼續寫作和出版小說《李自成》的來信批示：“印發政治局各同誌，我同意他寫《李自成》小說二卷、三卷至五卷。”
二、“太平洋還不太平”——毛澤東的“海軍情結”
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向世人莊嚴宣告：“我們的國防將獲得鞏固，不允許任何帝國主義者再來侵略我們的國土。”“我們將不但有一個強大的陸軍，而且有一個強大的空軍和一個強大的海軍。”
毛澤東加強國防、抵禦外侵意識的重要體現之一，就是他的“海軍”情結。這一情結，源於他對近代中國所遭受的種種屈辱的難忘記憶。
毛澤東的少年時代，正值清王朝腐朽沒落，喪權辱國。當他讀到《論中國有被列強瓜分之危險》這本小冊子時，書中開篇語“嗚呼！中國其將亡矣”，給他以前所未有的衝擊和震撼。 1915年春夏，針對反動軍閥袁世凱與日本簽訂賣國的“二十一條”，22歲的毛澤東在《明恥篇》上奮筆疾呼：“五月七日，民國奇恥，何以報仇，在我學子！” 強烈的危機感和責任感，凝聚在青年毛澤東的筆端；而渴望民族自強禦侮的意識，更影響著他後來幾十年的生涯。1919年春，毛澤東、羅章龍等離京去上海，途經天津時來到塘沽。在毛澤東提議下，大家徒步來到“海門古塞”大沽口，登上曾重創西方列強入侵海軍艦隻、後被屈從的清政府拆毀的北岸炮台。麵對斷炮殘垣，海闊天空，毛澤東與眾人一起賦詩感懷。
作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新軍種——人民海軍的成長，並非一帆風順。它經曆了一個從無到有，從小到大，逐步發展的過程。
1949年初，鑒於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威脅，毛澤東提出籌建人民海軍的設想，並認為“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 這也是人民海軍創建的先聲。同年4月23日，經毛澤東為主席的中央軍委批準，華東軍區海軍在江蘇泰州白馬廟宣告成立。這一天，成為人民海軍的誕生日。隨著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進展，原國民黨海軍的許多愛國將領紛紛率艦起義，投向光明。為此，毛澤東給予充分肯定，指出：“由於國民黨海軍內的愛國官兵陸續起義，人民海軍已在迅速發展。”“而你們就將是參加中國人民海軍建設的先鋒。”
1949年8月28日下午，毛澤東在北京中南海召見華東軍區海軍司令員兼政委張愛萍等人。他說：從1840年到今天，一百多年了，鴉片戰爭、甲午中日戰爭、八國聯軍侵華戰爭，都是從海上打進來的。中國一敗再敗，屢次吃虧，割地賠款，就在於政府腐敗，沒有一支像樣的海軍，沒有海防。他加重語氣說：“我們一定要建立一支強大的海軍！”
1950年5月，毛澤東獲悉南下解放軍某部以三隻帆船同數艘敵艦作戰的事跡，特別讚揚道：“這是人民海軍的首次英勇戰績，應予學習和表揚。”
在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和中央軍委關懷下，從1955年到1960年，人民海軍東海、南海、北海三個艦隊相繼組建，海防布局和海軍建製進一步完善。
20世紀60年代初，在蔣介石集團“反攻大陸”的宣傳下，台灣海軍艦隻頻繁在浙江、福建沿海進行騷擾破壞。為了保衛東南沿海人民的生命財產，人民解放軍海軍多次出海巡防迎擊。在1965年“八·六”海戰中，人民海軍一舉擊沉蔣軍“劍門”、“章江”兩艦，取得重大勝利。為此，中央軍委嘉獎海軍南海艦隊某部，毛澤東親派賀龍、葉劍英、徐向前三元帥前往醫院慰問在海戰中英勇負傷的“鋼鐵戰士”麥賢得。
到20世紀70年代，雖然人民海軍在規模和裝備上十分有限，但在某些方麵仍取得了長足進步。根據毛澤東關於“核潛艇，一萬年也要搞出來” 的指示，1971年9月，中國第一艘攻擊型核潛艇建成下水，後被中央軍委命名為“長征一號”正式編入海軍序列，中國成為當時世界上少數幾個擁有核潛艇的國家之一。1974年，在中央軍委的直接指揮下，海軍與其他軍兵種聯合作戰，取得西沙海戰的勝利，保衛了祖國南海島嶼和領海主權。所有這些，都為後來國家有效地抵禦外侮、鞏固海防，以及人民海軍自身的發展壯大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975年5月，已是耄耋高齡的毛澤東仍念念不忘人民海軍的建設。他在生前出席的最後一次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對海軍第一政委蘇振華說：“海軍要搞好，使敵人怕。”(伸出小拇指)“我們海軍隻有這樣大。” 話語間，流露出毛澤東延續了半個多世紀的自強禦侮意識以及對加快人民海軍發展的殷切希望。兩周後，毛澤東在蘇振華關於海軍建設規劃的報告上批示：“努力奮鬥，十年達到目標。” 這10個字，成為毛澤東留給人民海軍的最後囑托。
三、“沒有工業，便沒有國家富強”——毛澤東的“工業化情結”
青少年時代的毛澤東，目睹並感受了舊中國積貧積弱，落後挨打，滿目瘡痍的慘狀和屈辱。同近代以來無數誌士仁人一樣，勵精圖治，救國救民，把中國建設成一個強大的工業化國家，成為毛澤東由來已久的心願。
還在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就指出：“日本帝國主義為什麽敢於這樣地欺負中國，就是因為中國沒有強大的工業，它欺侮我們的落後。”“要中國的民族獨立有鞏固的保障，就必需工業化。我們共產黨是要努力於中國的工業化的。” 又說：“沒有獨立、自由、民主和統一，不可能建設真正大規模的工業。沒有工業，便沒有鞏固的國防，便沒有人民的福利，便沒有國家的富強。”
1953年，隨著“一五”計劃的實施，國內開始進入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對此，毛澤東提出“準備以20年時間完成中國的工業化” 。同年6月，他對國家工業化作了這樣的表述：“什麽叫國家基本工業化？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至少要達到51%，或者達到60%吧！按照蘇聯的經驗，工業的比重要達到70%才算工業化，我們現在還差42%。我國的工業化，工業比重也要達到70%。”
1956年8月，在具有曆史意義的中共八大召開前夕，毛澤東情緒激動地講了一番話，他說：對新中國來說，趕上世界上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這是一種責任。你有那麽多人，你有那麽一塊大地方，資源那麽豐富，又聽說搞了社會主義，據說是有優越性，結果你搞了五六十年還不能超過美國，你像個什麽樣子呢？那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的球籍！所以，超過美國，不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應該。如果不是這樣，那我們中華民族就對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們對人類的貢獻就不大。”
毛澤東迫切希望改變中國工業落後的現狀，是同他仍然擔心舊中國“落後挨打”曆史重演的憂慮聯係在一起的。他提出：“如果不在今後幾十年內，爭取徹底改變我國經濟和技術遠遠落後於帝國主義國家的狀態，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我們應當以有可能挨打為出發點來部署我們的工作，力求在一個不太長久的時間內改變我國社會經濟、技術方麵的落後狀態，否則我們就要犯錯誤。”
20世紀60年代中期，毛澤東在修改三屆人大一次會議《政府工作報告》稿時寫道：“我們不能走世界各國技術發展的老路，跟在別人後麵一步一步地爬行。我們必須打破常規，盡量采用先進技術，在一個不太長的曆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的強國。我們所說的大躍進，就是這個意思。”
毛澤東這種不甘落後、謹防挨打、奮起直追的意識，不僅同他本人對於中國曆史與現實的認識相關聯，也同當時黨和人民的普遍願望與迫切要求相一致。特別是他對“大躍進”的解釋，有助於人們從近距離理解和領悟毛澤東為盡快實現國家工業化、進而發動經濟建設“大躍進”的緣由和初衷。
在希望加速實現國家工業化的同時，毛澤東已考慮到農業、輕工業等相關產業以及文化事業的同步發展。還在建國初期，他就指出：“為了完成國家工業化，必須發展農業，並逐步完成農業社會化。” “一五”計劃完成以後，毛澤東更加注重發展農業，強調：“在一定的意義上可以說，農業就是工業。要說服工業部門麵向農村，支援農業。要搞好工業化，就應當這樣做。” “過去我們經常講把我國建成一個工業國，其實也包括了農業的現代化。”
經過“大躍進”的教訓，毛澤東對中國經濟建設規律有了更深刻的認識。他說：“中國的人口多、底子薄，經濟落後，要使生產力很大地發展起來，要趕上和超過世界上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沒有一百多年的時間，我看是不行的。”
1964年底三屆人大一次會議上，周恩來總理宣布“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的宏偉目標，以及為實現這個目標的兩步走戰略。這個目標和步驟，盡管今天看來仍存在某些缺陷，但它畢竟反映了黨和毛澤東十幾年的艱難探索和實踐，凝聚了全國各族人民為改變“一窮二白”麵貌的奮鬥成果和經驗。其間，在一個擁有幾億人口的東方大國，成功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這就為後來中國的發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質基礎和條件。
四、“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毛澤東的“百姓情結”
後來，毛澤東常用“普通勞動者”來代指“工農基本群眾”。晚年毛澤東，甚至講過自己不及一個“普通勞動者”，明白地表露了他內心的“百姓情結”。
長期以來，特別是在新中國成立後，最能體現毛澤東這種“百姓情結”的，是他始終關注並抓住不放的幹群關係。他一向認為，融洽、和諧的幹群關係，首先應當做到的就是“平等”，即領導幹部必須尊重群眾，平等待人。
毛澤東深知：“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平等是民主的前提，而民主是政權的保障。他十分厭惡“高貴”、“特權”，而喜歡“普通”、“平等”。這種平等意識，根本不同於曆史上農民起義軍提出的“等貴賤、均貧富”一類口號。毛澤東是將這種平等的幹群關係，建立在克服“官僚主義”作風，鏟除“貴族階層”土壤，使廣大領導幹部保持艱苦奮鬥、聯係群眾的傳統，保證黨和國家長治久安的基礎上的。正如他所指出的：“黨群關係好比魚水關係。如果黨群關係搞不好，社會主義製度就不可能建成；社會主義製度建成了，也不可能鞏固。”
1956年11月召開的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語重心長地說：“縣委以上的幹部有幾十萬，國家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手裏。……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 此後，他又多次強調：“任何人不論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間都要以一個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決不許可擺架子。一定要打掉官風。” “這個問題所以要特別提出來，是因為我們有些幹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資格吃飯，做了官，特別是做了大官，就不願意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這是一種很惡劣的現象。”
即便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毛澤東仍十分注意並反複地提醒這個問題。他說：有些幹部受到群眾批判鬥爭的原因之一，就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為了不起，就擺架子，有事不跟群眾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歡罵人，訓人，嚴重脫離群眾。這樣，群眾就有意見。”“今後要吸取教訓，很好地解決上下級關係問題，搞好幹部和群眾的關係。” “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卻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級水平高於上級，群眾高於領導，領導不及普通勞動者，因為他們脫離群眾，沒有實踐經驗。”
除了解決好幹群關係的問題，毛澤東還十分關注普通百姓的切身利益和安危冷暖，並把是否認真解決這些人的實際問題，看作是否切實反對和克服官僚主義、是否完全徹底為人民服務的檢驗標準。他認為，為人民服務，首先是要為這些“最基本群眾”服務。
僅以和人們的生老病死密切相關的醫療衛生工作為例，便可略見毛澤東對普通百姓的這種體恤與關懷之一斑。
1958年夏，毛澤東讀了6月30日《人民日報》關於江西省餘江縣消滅血吸蟲的報道後，“浮想聯翩，夜不能寐”，“遙望南天，欣然命筆”，一口氣寫下兩首七律詩：《送瘟神》。這兩首詩用鮮明對比的手法，一憂一喜，一抑一揚，生動、形象地表達了農家出身的毛澤東，對於長年遭受病痛折磨的廣大農民寄予的深切同情，以及最終送走橫行一方的“瘟神”血吸蟲的無比暢快。
五、“恐將夙願，付諸東流”——毛澤東的“‘文革’情結”
“文化大革命”後期，國內曾廣為流傳一首署名“毛澤東”作的《訴衷情》詞：“父母忠貞為國酬，何曾怕斷頭？如今天下紅遍，江山靠誰守？ 業未竟，身軀倦，鬢已秋。你我後輩，恐將夙願，付諸東流！”
筆者見到這首傳抄詞的時間大約在1976年清明節前後，標明詞作的時間是“1974年12月26日”，題目是“給總理”。和“文化大革命”期間社會上流傳的其他多首“毛主席詩詞”不同的是，這首詞的真正作者，至今仍無從知曉。
從該詞的形式上看，它或許稱不上是一首“規範”作品；而從該詞的內容上看，它卻相當準確且出人意料地揭示了處於晚年最後時光的毛澤東的真實心態(包括“文革”情結)。應該說，該詞作者即便不是毛澤東本人，也不應是遠離政治高層的人；在當時的環境下，這位作者所冒的巨大政治風險是不言而喻的。
對於該詞的真實作者及其創作背景等情況的考證，應屬於本文以外的論題。這裏，筆者僅就與此關聯的毛澤東晚年的“文革”情結，談一點個人看法。晚年的毛澤東，曾多次談到自己一生中所做的“兩件大事”：一、創建了新中國；二、發動了“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曾不解地問他：“你做了那麽多的事，怎麽隻有兩件？”毛澤東回答：“值得提的就是這兩件。”
筆者以為，毛澤東這裏提到的第二件大事——發動“文化大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具有典型性和象征性的說法。如前所述，新中國成立後，在毛澤東領導的27年裏，他念念不忘、所思所患的頭等大事，就是如何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防止它得而複失。“文化大革命”，是他為鞏固政權所采取的一係列措施當中，被他認為是最具代表性和“行之有效”的一種方式。毛澤東認為：建國以來雖然采取了很多措施，但都不能根本解決問題；隻有用“文化大革命”這種方式，“公開地、全麵地、由下而上地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麵” ，才能真正解決問題。這也就是他將“文化大革命”作為平生“第二件大事”的主要緣由。
實際上，整個“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都在強調這個問題。
發動“文化大革命”時，他曾袒露心跡說：“我沒有私心，我想到中國的老百姓受苦受難，他們是想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眾，不能讓他們再走回頭路。”“建立新中國死了多少人？有誰認真想過？我是想過這個問題的。”“這不是為我個人，是為將來這個國家、這個黨，將來改變不改變顏色、走不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要是按照他們(指毛澤東誤認為搞“修正主義”的領導人)的做法，我以及許多先烈們畢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諸東流了。”
“文化大革命”中期，他又提出：“看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們這個基礎不穩固。據我觀察，不講全體，也不講絕大多數，恐怕是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工廠裏頭，領導權不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不在工人群眾手裏。”“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複辟，建設社會主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 “團結起來，為了一個目標，就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要落實到每個工廠、農村、機關、學校。”
“文化大革命”後期，毛澤東雖然認識到“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錯誤，但他仍堅持認為“文化大革命”是“基本正確” 的，是為鞏固社會主義製度、防止“變修正主義” 所必須的。毛澤東的這些論斷，很多都是建立在對於國內形勢、特別是對於黨內狀況嚴重誤判的基礎上的，因而缺乏準確性和科學性，有的甚至是錯誤的。但以上無論是私下言論還是公開講話，都清楚地表明毛澤東發動和領導“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出發點——鞏固政權。筆者以為，對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原因盡管有多種解釋，同這個根本出發點比較，都不能不是次要的和服從的。
由此，可以用這樣一種說法來概括毛澤東一生做的“兩件大事”：一、奪取政權；二、鞏固政權。這也印證了毛澤東上個世紀30年代講過的一句名言：“世界上一切革命鬥爭都是為著奪取政權，鞏固政權。”
誠然，良好的動機並不意味著良好的效果。事實已經判明，“文化大革命”對於它的發動者和領導者來說，是一場曆史性悲劇。但縱觀新中國成立後27年的曆史，雖然經曆了種種曲折和失誤，特別是遭受了長達10年的“文化大革命”的嚴重挫折，作為執政的中國共產黨沒有被摧毀，並且還能繼續保持其領導地位，我國的社會主義製度的根基仍然保存著，國家仍然保持統一並且在國際上發揮重要影響。“黨、人民政權、人民軍隊和整個社會的性質都沒有改變。”
從這一點上說，毛澤東長期以來鞏固政權的夙願，在經曆了27年的風風雨雨之後，畢竟沒有“付諸東流”。其間他所留下的無論是成功的經驗還是失敗的教訓，都成為後來黨和人民繼往開來、持續奮鬥的寶貴財富。同時，事實也無可辯駁地證明：毛澤東領導下的“黨和社會主義製度具有偉大而頑強的生命力”。
以上所述毛澤東的五個未了“情結”，包含以史為鑒，防禦外侵，工業強國，貼近百姓和鞏固政權等內容，反映了自上個世紀中葉以來，他為了保持來之不易的人民政權，為了國家富強、人民幸福和民族振興，鍥而不舍、頑強追求的一個側麵。其中無一不貫穿著他強烈而持久的執政憂患意識。至於在領導黨和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中毛澤東的失誤甚至嚴重錯誤，終歸是在不斷探索的過程中發生的挫折。“拿他的功和過來說，錯誤畢竟是第二位的。他為中國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殺的。從我們中國人民的感情來說，我們永遠把他作為我們黨和國家的締造者來紀念。”
今天，可以告慰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的是，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曆史新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繼承老一輩革命家的遺誌，與時俱進，繼往開來，“13億中國人民大踏步趕上了時代潮流，穩定走上了奔向富裕安康的廣闊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充滿蓬勃生機，為人類文明進步作出重大貢獻的中華民族以前所未有的雄姿巍然屹立在世界東方。”(安建設，作者為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二編研部巡視員、研究員)
來源：人民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