瑪麗

一個掛著化療藥瓶上班的人

瑪麗是我們器官移植中心的開國元老，1986年中心開始組建時，她就參與了原始數據資料的收集和輸入。她現在是臨床試驗部門的負責人，就是當有新的抗排斥反應的藥物上市後，她協助醫生做新藥的臨床應用觀察，包括組織病人，收集資料及觀察療效等。她雖然已經六十多歲了，但性格開朗，看上去總是精神十足，每次遇到，她都會熱情的和你打招呼，並恰到好處的送上幾句恭維的話，讓人聽得心裏樂滋滋的。

去年三月的一個晚上，她突然感到右上腹部劇烈疼痛，並伴有惡心嘔吐，急診送到醫院後，診斷為膽結石，隨後進行了膽囊切除術。切除的組織做常規病理檢查，發現裏邊有早期癌變的跡象，所以在她的出院診斷中又多了一條“膽囊癌”。

由於是早期癌變，沒有發現任何轉移的傾向，不需要進一步做周圍淋巴結清理手術，但第一次手術後發生了並發症，她又返回醫院治療了幾天。身體恢複後不久，就開始了抗癌的藥物治療。聽到這個消息，同事們都很震驚，同時也為她的身體健康而擔憂，大家集資為她買了鮮花和禮物，派代表送到醫院，也帶去了大家對她的一片祝福。

術後兩個月左右，她去附近的腫瘤研究所做檢查，順便來了一趟單位。也許是化妝的緣故，她看上去依然紅光滿麵，神采奕奕。她給我們講述她發病的過程和治療情況，好像在講述別人的故事一樣，沒有半點的憂傷和沮喪。我原來準備好的安慰和鼓勵她的話，根本沒有排上用場。腫瘤科的醫生給她製定了一個長達六個月的治療方案，需要每兩星期去醫院輸一次抗癌藥物，一共要用十二次。她很幸運，抗癌藥物對她產生的副作用不大，除了用藥後的第二天會感到惡心乏力外，其他時間沒有任何不適，她笑眯眯的告訴大家。

幾天後，我又在辦公室的過道裏看到瑪麗，很是驚訝，她一個癌症病人，還在化療期間，不在家裏休息，又跑到公司來幹什麽。她看出了我的疑惑，高興而又故作神秘地對我說：你猜我來幹嗎？我上班啦，一周隻上三天，除了用藥的那兩天外，我感覺我和正常人一樣，在家裏閑的無聊，還不如上班充實一些。

一個月後的一天，瑪麗興衝衝地來到我麵前：“你看這是什麽”，一邊說著一邊撩起的她的上衣。我看到她的腰帶上固定著一個拳頭大小的藥瓶，藥瓶的一頭連接在頸部的靜脈留置導管上。原來這是一種新式輸液瓶，瓶子裏裝著化療藥液，還帶有一個很小的輸液泵，小小的電子泵可以在一定時間內，將藥液均勻注入到血液中。“醫生說我的身體狀態很好，不需要躺在醫院裏輸液。你看，我現在可以掛著化療藥瓶上班了，行動一點都不受影響”。說著她還跳著華爾茲的舞步，優雅的轉了一個圈。

我真是對瑪麗佩服的五體投地，佩服她坦然地麵對癌症的心態，佩服她樂觀地與癌症鬥爭的勇氣。雖然她是早期癌症，沒有轉移，但怎麽說也是癌症呀。大多數的人都會談癌色變，一聽說是患了癌症，馬上就會精神崩潰，認為自己是被判了有期死刑，從一開始，就輸在了與癌症抗爭的起跑線上。記得多年前，我父親的一位老朋友在一次體檢中，發現肺部有一個包塊，醫生說不能排除肺癌的可能，建議他做進一步的檢查。醫生的話音未落，這位老先生就癱坐到地上，不知所措，後來兒子領著他到北京檢查，結果隻是一個鈣化的結核球，虛驚了一場。

人生在世，生死病老在所難免，關鍵是我們用什麽樣的心態去麵對它。總的來說加拿大和美國人比我們中國人更能坦然的接受死亡，不知是否與他們的宗教信仰有關。他們相信上帝，認為死後是要升入天堂，回到了上帝的身邊，因而減少了對死亡的恐懼感。另外一點和中國不同的是，加拿大規定病人有知情權，不論疾病有多麽嚴重，後果多麽不堪，醫生都必須把真情告訴病人，病人有權決定自己是繼續治療，還是放棄，至於要不要通告家屬，則也完全由病人自己來決定。

話題還是回到瑪麗這兒來。轉眼間半年時間過去了，瑪麗也掛著化療藥瓶上了三個多月的班。去年十月底，我們幾位同事請她一起出去吃了午飯，那天是她這個療程的最後一天，我們給她來了一個小小慶祝了活動。接下來，她需要去看腫瘤專家，以決定下一步的治療。

新年伊始，沒有看到瑪麗來上班，我沒有在意，和國內過春節一樣，一些人喜歡把年假放在聖誕節和元旦期間，這樣可以有更長的時間去旅遊，或者和家人團聚。第二個星期還沒有看到她，我有點擔憂，忙向同事詢問，得知她得了流感，懸著的心才放了下來。時下這裏感冒猖獗，我們公司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都得了病，包括像瑪麗這樣注射過流感疫苗的人。

今天（1月14日）終於見到了瑪麗，她還是和以往一樣滿臉笑容，隻是今天的笑容更燦爛一些。她高興的告訴大家，她所有的檢查結果都正常，醫生已經把那條留置在她頸部數月之久的輸液導管拔去，說她不需要再進行任何治療。“我痊愈啦，我不用再化療啦！”她難以抑製內心喜悅的激動。她還給同事們帶來兩大盒巧克力餅幹，以感謝這些天來大家對她的關心和鼓勵。

我給了她一個大大的擁抱，祝賀她成功的戰勝癌症，恢複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