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的九一八，不一樣的思考

又是一個九月十八日，每年一次的九一八紀念仿佛在重複著同樣的事件和內容。然而，對事件的解讀和認識，卻論出多家，不一而足。在現代人看來本是十分荒唐的事情，三十萬東北軍不發一槍一彈，就把白山黑水富饒的土地和無盡的財富與設施，外加那裏的父老鄉親都奉送給了一萬日本關東軍。而近些年來，隨著一些信息的更新和解密，再加上當事人張學良將軍的親口證實，讓我們對當年的九一八事變又有更深的一步的了解和認識。

張學良將軍在獲得自由後，出來澄清的重要一件事就是聲明：不存在所謂蔣介石的“不抵抗”手諭，而命令東北軍不得抵抗的直接決策者就是張學良將軍本人，蔣介石則最多也就是不支持張去抵抗罷了。以張少帥的話，他是當時鎮守東北和華北的一號人物，全國的二號人物，有很大的軍政自主權，所以所謂的“蔣介石下令不抵抗”之說，以現在掌握的信息來看，並不成立。

在近現代史中，張學良將軍的人格魅力，在他那一代上下的人中是我最敬重的，統軍-易幟-戒毒-兵諫-高壽，哪一件單拿出來都算是個人物了；就連他在生命的最後時期，肯於直麵曆史，承擔九一八的全部責任這件事，就遠比同時代的很多舊軍閥、國民黨和共產黨的重要人物在晚年仍欲蓋彌彰、巧言吝嗇要光明磊落得多。

然而，張將軍的坦言卻對國內宣傳機構的輿論陣地產生了極大幹擾；既然“蔣介石下令不抵抗”之說不成立，難道要讓發動西安事變的民族英雄張少帥來永遠背這個不抵抗的黑鍋嗎？恐怕這也是國內遲遲對張學良的這段澄清九一八責任的講話遲遲不能曝光的重要原因。

然而，曆史就是曆史，即簡單又複雜，說其簡單是指直接的曆史事實往往很簡單，有根據可查，有資料可循；比如，在近現代史中，很多證據顯示九一八事變就並不是日本政府的蓄意之為，而是關東軍的犯上作亂；在另一事變-西安事變中首先站出來，堅決禁止處死蔣介石的，不是毛澤東和周恩來而是斯大林，等等。而說到複雜就是指對曆史事件的前因後果和當事人的決策依據的準確分析有其錯綜複雜性。而如果對這些前因後果和決策依據缺乏透徹的分析，會讓人總認為當事人和決策者好象根本就是傻瓜和白癡一樣。但這樣簡單武斷地下結論往往讓“以史為鑒”的宗旨流於形式，也會往往把後來的曆史宣傳者推入尷尬的境地。處於當時的曆史條件，在九一八事變爆發的時候，把張學良也好、蔣介石也罷，以及任何一個現在的旁觀者放到當時的決策者的位置，都未必會做出更加正確的決斷和少冒更大的風險（除了極少數的軍政超人如毛澤東）。

首先，要還原曆史，就要把當事人都放回到當時的曆史大背景下麵。九一八事變其實就是一場中國軍人和日本軍人之間的事件，那麽在當時，中國軍人又是什麽樣子呢？從晚清到民國，中國軍人經曆了從清軍、舊軍閥到新軍閥，再到國家軍人的轉變，其戰鬥素養、戰鬥意誌和精神麵貌根本不能同日而語。事實就是，占數量優勢的舊式清軍鎮不住北洋軍，占數量優勢的舊式北洋軍閥打不過李、白、蔣的新軍閥。而當時的東北軍還處在舊式軍閥的生存狀態之下，張學良以及身邊左右的高級將領還都處在軍閥軍人的意識形態之中。何為軍閥的意識形態？即，有槍有兵，就吃喝不愁；地盤丟了可以再用槍來占；可要是槍杆子沒了，就連現在已有的地盤也要吐出來，弄不好還要把命搭上。就象少帥所講，東北軍當時認為自己丟了東北還有華北，隻要東北軍的建製不散，就總有打回去的可能。

同時，還要具體分析當時的其他各種情況，包括：

1 - 東北軍調停完新軍閥內戰-中原大戰後，其主力皆在長城以內，而不在東北；
2 - 剛剛平定張宗昌的叛亂，軍力損耗很大；
3 - 日本政界上層很多人與張學良交情甚好，有的已被張少帥收買（也看出少帥絕非庸才），所以沒人相信日本政府會對東北采取行動；
4 - 國際聯盟和西方各國（美、英、德、意、等）與張氏交情甚好，不會支持日本獨吞東北；
5 - 日本麵臨來自蘇聯的強大軍事壓力；
6 - 張少帥曾因中東路事件與蘇聯草率用兵而招致慘敗；
7 - 東北軍乃至國民黨的軍隊都是師從於日本，對其武力充滿恐懼；
8 - 蔣介石和國民黨一方被料想不會積極支持東北軍（見其後蔣對義勇軍和抗日同盟軍的態度）；等等。

根據綜上諸多因素，即便發現關東軍有所異動，張（對東北負責）和蔣（對全國包括東北負責）在事變之前，就始終靠常理思維來自我否定危險的存在。結果棋錯一招，忘記“兵者詭道也”，沒有了解到日本軍人曆來有以下犯上的傳統，和日本軍人愛兵行凶險的思維方式。於是關東軍的幾個軍官就這樣密謀把此事搞了起來，性質多少也是有點象兵變。而在事變發生後，張少帥想必又是根據國家政府運作的常理，希望在中國軍隊再三忍讓的前提下，通過國聯說服日本當局出麵彈壓，然後雙方再各自回到九一八之前的狀態。隻可惜這次關東軍撿的便宜太大了，把日本全國軍人和國民的興奮點全調動了起來，還摟草打兔子，發現了大量日本政要收受張氏賄賂的證據，於是日本的主和派反而被強硬派端了老窩。這歸根到底是對日本民族欺軟而怕硬、淩弱而畏強的民族性格的缺乏了解。然而不隻是日本，除了勇鬥於內而怯鬥於外的中國，哪一個民族不是一有機會就為自己大肆擴張呢？隻不過日本國人很會耍政治的兩麵把戲，一方麵容忍甚至嬌縱好戰分子來私下裏作試探和打頭陣，一旦利益得手就咬住不放；另一方麵又打著憲政民主、和平發展的偽善旗號，一旦頭陣受挫就拋出替罪羊，自己表明無辜。而這種類似的把戲，至今不是還玩得樂此不疲，而我們卻還是受詐而不厭嗎？

縱觀曆時五千年的中華文明的命運，維梁認為沒有哪一次比1931年至1945年這一次經曆了更大的凶險的了。以往中國也多受來自北方的遊牧民族的軍事威脅，甚至是軍事占領。但都是中華文明有如下的強大優勢；第一，遊牧民族除軍事以外，在任何其他政治、經濟、文化方麵都遠遠落後於中華文明；第二，遊牧民族的人口至少比中華人口差出兩個數量級，是幾十萬對幾千萬的差距。所以即使遊牧民族可以滅亡中原的王朝，卻必須麵臨要麽實行種族隔離，最終被漢人驅逐回老家，要麽接受漢族同化，融合於中華民族的命運安排。

而這一次則完全不同，這是往往被眾人忽視但維梁要反複強調的，即，日本如果占領中國則絕不會融合於中華民族，而是一定會堅定地保守自己的語言、姓氏和所謂日西結合的東洋新文化，並循序漸進地推行種族隔離以及種族抑製和種族滅絕的政策的，所有當地的偽軍和偽政權都是權宜之計，一旦戰爭拿下來就會逐步被裁撤和消滅，等待我們這些中華土著人的命運應不會好過印第安人。

因為首先，日本已經曆了明治維新和全民的西化教育，其思想是被西方最先進的自然、社會和軍事科學所全副武裝的，而我們那時卻還處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狀態，廣大農民都是像《鬼子來了》裏麵描述的那種原始而蒙昧的狀態，總之我們倒成了野蠻人和未開化之人。象對待台灣土著和朝鮮人一樣，隻要搞一套等級製度，讓日本人管當地上層人，和讓當地上層人整當地老百姓就可以了，科技和文化的落後感足以摧毀當地人的自信心。再者，當時日本的人口也遠遠超過曆史上任何一個遊牧民族，加上所占領的朝鮮和台灣，總人口與中國相比雖有差距，但也基本在一個數量級上，是一億對四億的關係，曆史上在這種人口對比的條件，隻要軍事力量夠強大，是足夠讓數量少的一方各個擊破，並徹底和長期吞並人口多的一方的，何況日本當時還有政治、經濟和文化等諸多優勢。同時，隻要日本政府大力號召，開動起日本人的生育機器，遲則上百年、早則幾十年，日本人在東北和中國其他地方的人口就可以膨脹到讓我們土著中國人沒有存在必要的地步了。

嗟夫，神佑中華。如果不是中國人民後來的艱苦奮戰，也包括張學良將軍在西安的奮力死諫，加上很多國際國內的有利因素，則中華民族真是要有亡國滅種的危險了。這些因素有些是必然的因素，如後來美軍的參戰是必然極大的有利於抗戰，而有些確實是偶然和令人浮想聯翩的。比如，如果張將軍下令抵抗，日本就可能提前與中國發生軍事摩擦，那麽以後會怎樣？另外後來，如果日本的鑽探隊再堅持下鑽兩百米，而不是放棄了在後來發現石油的大慶一帶的最後鑽探工作，那麽隨著石油的發現，日本也就沒有必要橫挑美英等國，而是可以專心經營東北，再以同樣的模式一口一口吃下中國各地。那麽結果又會怎樣呢？

維梁
歡迎交流：[e-m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