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關檳郎資料一集6

 

談談我所認識的檳郎先生
古貝德

2004年年底，我去常州工學院找工作，適逢檳榔先生到那裏開會。因為我去的時候是周六無法安排麵試，於是那裏主事就讓我交納了100元的會務費，參與了會議的一些過程。
      是江蘇省的現當代文學學術年會吧。類似的會議，我在暨大的時候，已經有所接觸，照例是一些人坐在台下，又一些人坐在台上，無論台上台下的人麵前都有一個公文包，一個高高的保溫杯，都是會務人員發的。隻有少數的幾個人有機會發言，而且發言的時間有限製，慷慨不得，激昂不得，展開不得，羅嗦不得。不然，主持的人沒有耐心，台下的聽眾也沒耐心，或者下一個等著發言的人，更加沒有耐心吧。一個開始和我坐在一起的老先生，被輪到發言了，講的是毛澤東和魯迅的關係，這就涉及到一樁公案，就是毛澤東在1958年左右有沒有說過魯迅要是活到解放會如何如何的話。他認為是說了的，但提供的證據，好像是我在別的什麽地方見過的。也許別人也一樣，是見過的，以為不新鮮了，就有些沉不住氣了，弄的主持幾次提醒他。
     檳榔先生沒有被安排上台。我是在吃晚飯的時候遇見他的。我們同桌，坐的很近，而我在那個圈子中是一個局外人，所以就特別地引起了別人的注意。那個主事的常州工學院的文學院院長，是姓莫的吧，就給介紹了一番。倒弄的我很不好意思，心想，大家或許以為我一個應聘的學生，是來蹭飯的了，這真讓人覺得冤枉。
      一桌的人，常州工學院的土著站了多數，於是席間的氣氛還是很活躍的。照例是大家都作了自我介紹，檳榔先生自然也不例外，但他的本名卻在姓的後麵隻有一個檳字的。也許是怕別人聽不清他名字的發音吧，他就特意解釋說，檳是檳榔的檳，然後還對作為水果的檳榔作了一番引申，這些話，我已經不記得了，隻隱約覺得他說說自己是特別喜歡吃檳榔的。
      作為水果的檳榔，我是知道的。有一年我去桂林，回去的時候，路過湖南，聽車上的一個河南商販說起它，推薦有治療鼻塞的功效，就下車買了幾個，竟然芥末一般地嗆人，送給吃的親戚，都把嘴咧到耳邊了。 所以，當檳榔先生說起他愛吃檳榔的時候，我不自覺地也有鼻子開竅的感覺。
      然後，我又聽到他在講述韓國的經曆，而且提到了紅燈區。這似乎是慣例，凡是到國外的人，無論是到歐美，還是到泰國、越南什麽的，都照例會提到當地的紅燈區，以為是值得一看的景觀。但聽說韓國的紅燈區，卻還是第一次，於是用了些心，看有什麽新的花樣，然而，現在卻無論如何記不起來其中的細節了。隻是他說到一句什麽，同桌的一位老師不信，他有些著急，臉都紅了，說，有什麽不信的，我老婆就在那裏。大家於是都笑了，笑的壞壞的，好像很有不可告人的內容。特別是那個表示和他爭執的老師，年齡有四十多了吧，對有色內容卻特別熱心，而且喜歡起哄的一種性格，笑的是格外地洪亮。等大家都笑住了，這老師別有深意地給檳榔先生說，你老婆在紅燈區，那你說話最有權威了，我不給你爭，然後，還用手捂住靠近檳榔先生的那半邊臉，給桌對麵的人說，哈哈，他說他的老婆在紅燈區。    
      魯迅先生參經有一篇文章，叫做《二醜藝術》，提到浙東戲班中的一個角色，在一番吆喝之後，往往回過臉來，向台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點來，搖著頭裝起鬼臉來道，你看這家夥，這回可要倒黴了。這情形和這位老師的做為相似的很，不過，用心倒也不似那二醜一般的毒辣，隻是開一個尖酸的玩笑而已。然而，檳榔先生卻依然一臉的懵懂，似乎看不出有什麽好笑一樣，一味很認真地愣在那裏，讓人覺到了他的無辜與可愛。也許大家沒有聽清他的上下文，誤解了他的意思吧，我這樣想。
      後來，也是那位愛說話的老師向在座的人提到了我的導師，竟然一桌子的人都符合聽說過。檳榔先生的反應尤其地熱烈，他說，他知道我的導師李運摶先生，在南方周末上開著專欄。這倒叫我覺得手足無措了，因為不曾聽說李老師有這項光榮的事跡，就疑心他或許是把李敬澤什麽人誤會成我的導師了，卻又不肯當眾說出自己的懷疑，畢竟有一個名聲在外的老師，對自己也是一份虛榮的。於是，麵對檳榔先生熱情的介紹，我隻有唯唯諾諾的應承著，有些食不知味了。
       再後來，我們又在一起談論了我的畢業論文。我的畢業論文的題目是《後革命時代的革命書寫》，當時還在打著腹稿，然而，自己講起來，也是興奮的很，結果檳榔先生的興奮竟比我高的多了。他就讓我把論文寫成之後，給他發一份，為此，我們就互相留下了電子信箱，而且他把他主持的檳榔書院的網址也給我了。我就從他的網站上，更深地理解了他為我所說的“後革命敘事”之話題感興奮的原因了，原來他是一個積極的自封的革命的左派，要立誌抗起魯迅先生諷喻社會的大旗的。

2006-7-5

檳郎：
古貝德老友的寫我文章，有點問題。一是我好像沒有與你談韓國的紅燈區，二是我的老婆曾在韓國陪我，說她在紅燈區，純粹是胡扯呀。錯混李雲摶與李敬澤，你不指出不對的。不過收藏了，祝好。+ 我的更多文章

 

檳郎先生在滿眼金星地打耳光
李大苗

檳榔先生著文《郎鹹平風波與工人階級出路》，左右逢源的表象下其實就是為著新左派喝彩著呢，一場國有資產保衛戰而回避究竟什麽是市場的爭執中，郎鹹平主張的是什麽，已經非常清晰。很簡單，TCL沒有重慶那樣的工潮、海爾也沒有重慶那樣的工潮、格林柯爾的兼並中也沒有重慶那樣的工潮，這並不妨礙檳榔先生一千八百裏地把他們拉扯在一起，聽起來有白毛女槍斃南霸天一樣的故事情節。郎鹹平至少還談論的是國有企業的出路，而檳榔先生卻要用階級說話。說階級話，說就說唄，反正革命時代或者革命者都應當如此，自由主義還要許可別人說些惡毒的話。可檳榔先生看成是“給新自由主義者一記響亮的耳光”，而事實呢，兩聲脆響，如果是耳光子的話，怎麽也好像是配對兒來的吧。所以，還是說“給新自由主義者一對兒響亮的耳光”最為體貼。

為什麽“給新自由主義者一記響亮的耳光”，是因為新自由主義者掌握什麽權力了麽？或是新自由主義者做就了什麽行為了麽？好像新自由主義者還沒有這樣的福分。新自由主義者不過就是發出了點兒聲音，還被別人愛搭不理的，就要挨上這記“響亮的耳光”？還是郎鹹平和工人階級“給”的。“新”自由主義者，誰是“新”自由主義者？難道中國還有什麽“老”自由主義者麽？說的是胡適麽？胡適被耳刮子得還不響亮麽？“老”自由主義者被耳刮子得還不響亮麽？其實又何止是“一記”呦，扇得兩三代人痛苦地恥辱不堪。

這是一個扇耳光子的年代，時常有人揪出知識分子臭扇一頓，然後又揪出女大學生臭扇一頓，然後又揪出臭男人亂扇一頓，然後又揪出臭女人亂扇一頓，再然後呢？亂扇一頓臭美國人、日本人和洋人什麽的。巴掌都很大，遮天蓋地地讓人看不清麵孔誰是誰，比如就是這個檳榔，非得讓我們懷疑是魯迅再世的尊容，外加留著馬克思的大胡子。聽聽檳榔先生的說詞“給新自由主義者一記響亮的耳光，是中國新世紀左翼思潮的勝利。這左翼思潮曾是中國二十世紀的主導思潮，後來被自由主義壓製了，現在又恢複了它的生命力和影響”。好一個“主導思想”！就是那個“鎮反”麽？就是那個“公私合營”麽？就是那個“大躍進”麽？就是那個“自然災害”麽？就是那個“四清”麽？就是那個“文革”麽？這些都是一記記耳光子的響亮麽？

估計重慶的工人打不著“新”自由主義者的耳光子，那裏的警察叔叔正在像秋風掃落葉一樣地學雷鋒呢，也估計還會要像冬天一樣殘酷無情。可檳榔先生正視不足斜視有餘，非要看成是“新”自由主義者在捂著臉疼痛，還非要幫著“新”自由主義者感覺羞恥不可。當工人的好好做工，當農民的安心種田，當幹部的認真做官，這才能不羞恥麽？這才不打“新”自由主義者的耳光子麽？怎麽“工人階級”在重慶行使了自己一把權利，“新”自由主義者就必須被難過一下呢？誰反對工人行使權利了，有誰反對工人擁有權利呢？但民事權利就是民事的權利，政治權利就是政治的權利。在國家政治中不可能有另外的階級權利，國家法律也不可能賦予一種被稱之為“階級”的權利。

重慶的那些工人反抗了，我覺得好。別的地方工人逆來順受了，我也覺不得不好。工人罷工，好！工人怠工，也好！工人發奮工作，更好！工人辭職，也更好！工人還可以集體訴訟，也可以個體訴訟，這些都是可以接受和可以麵對的。用兩個大巴掌鼓掌比用兩個大巴掌打耳光好，縱然檳榔先生覺得是打別人的耳光，其實不過是自己暗自在被窩裏過癮，教誨不出來什麽真知，隻有滿眼金星地自己放光輝。

成了“中國鬼”之後——學習檳郎好榜樣
李大苗

檳榔說自己“生是中國人，死是中國鬼”，氣派浩蕩。讓我難過的是，這小子不純潔，現在在大韓民國長居。其實呢，長居也沒什麽，出生於中國的人現在滿世界都批發似地滾滾如流，據說好像還最數他們愛國。再其實呢，愛國也沒什麽，很多改了國籍的人也在愛國，而且還是愛中國。至今依然拿著美國國籍的德高望重者，不也在落葉歸根地愛國著麽。老話講，愛國不分先後，新話講，愛國不分公平。山溝溝裏的窮苦人，連個身份證都沒有，最遠出不過縣城的人也大有人在，也得愛國。一九六九年，城市裏的紅衛兵退伍到農村去接受再教育，山西神木的老鄉還焦慮地問他們，住在北京天津的日本鬼子還在那練兵麽，愛國的拳拳之心真是無以言表。

搞道理文章，就是講道理，講道理呢，常言是擺事實。檳榔說自己“生是中國人”，這點沒錯，活可未必一定是中國人。比如我，我日常感覺不出來自己是中國人，檳榔能感覺，因為他周邊的都是韓國人，所以他才是中國人。而對於我呢？絕望的未來，自己覺得是一個老年人了；出了城區一比，覺得自己是城市人；到南方去，覺得自己是北方人；逛內地，覺得自己是個沿海人；上廁所的時候，注意自己是個男人；看到很多的人下崗，覺得自己是個幸福人；望到熠熠神采，明白自己是個下等人，平常就是想不起來自己是個中國人。所以檳榔感受的知覺，我沒有，這日子也就活得比較悲慘。

估計檳榔比我更有幸福感。比如他可以找到吳長慶的故居或袁世凱的官邸遺跡感覺自己是中國人。我知道這話不妥，因為檳榔還可以覺得自己是個大清人，順手就可以從脖子後麵捋出大辮子的記憶，那天高雲闊的地方轉眼就成了高麗，便有了從中央派來的感覺。別說檳榔這樣精神很精英的少壯了，就我這眾矢之身都成篩子，我也能在漢城闊氣一番中國風度。所以，即使檳榔滋潤在韓國，他依然感覺自己是中國，這沒得說。我特別記得有一位著名詩人讓我們心情激蕩，他叫馬雅可夫斯基，把“護照”扇乎的特有氣質，估計檳榔的激情很和他相似。這樣的心情孫誌剛沒有趕上，他來不及拿出“暫住證”瀟灑地晃悠晃悠，所以檳榔對他充滿同情，我記得檳榔寫過的那篇雄文，永遠。

“生是中國人”，這個意思我已經研究完了，下一節學習的是“中國鬼”，這是本文的重點。檳榔是不是打算到落葉的時辰才歸根呢？當然或許不是，我看到你的宣言了。我勸你想好了，這樣的歸根連汪兆銘都很在意，做鬼前他明明知道未來不再，拋屍揚墳的事都已經斷到了，可依然執意“死是中國鬼”。所以，你檳榔地把自己氣質裝備得過於簡單，並不容易和汪兆銘劃清界限，雖然你如此那般地痛恨他。

習慣的稱呼可能對檳榔不公，可是曆史的經驗依然需要注意不是？比如，就你檳榔今天的鎮等身份，祖宗的叫法是“假洋鬼子”。當年的“假洋鬼子”剪編發涉嫌賣國，後來留長發就涉嫌叛國，比如那個張勳和他的辮子軍。時光荏苒，一百年來世道變幻，可就數“假洋鬼子”進步最快。“假洋鬼子”現在比我們這些正根原裝的都愛國，真讓我們慚愧得氣絕。就檳榔這樣風聲鶴唳的氣勢，倘若真來個少小出家老大回，我們跳樓都還要發號排隊，這可不摔死也得急死。你檳榔哪不能當中國鬼呀，大田也成、浦項也成，或者耐心點等著那裏重新歸順，說不定你還能國葬在青瓦台，北望毛岸英地雙子星呢。

“中國鬼”，這句話讓我聽得很絕望。到了陰間還辦護照麽？我那本護照過期吊銷了，合著到了閻王那裏還是你檳榔能旅遊呀，這世道有差，這輩子我認頭，難道陰世還讓我認頭不成？再者啦，那裏擠著那麽多的領袖，是不是內戰還打得很凶？我能否也趕上什麽個解放戰爭、土地革命的機會？抽空當個常委什麽的？不能旅遊咱混個視察指導？你別勸我，我堅決要貪汙的，看看陰間還能把我槍斃到哪裏去，試試，算個探險，陰華社說不定會派多少記者采訪我呢。檳榔，你想，我能痛哭流涕地悔過麽？

檳榔，我說你就不能謙虛點，以後把這豪言壯語的機會留給我？你忽地一下把自己給聚光起來，光讓你自己燦爛？成了中國鬼後，你能真心體慰我的話，我一定叛變，和你並肩當左派，還魯迅式的。如果帶我他老人家地府喝茶，我一定替你顧抬好轎子，絕對不再坐洋車了，哪怕那個凱迪使勁地拉客，咱倆慢慢走，一定不會奔馳的。

本文作於魯紀N年

檳郎:

申明：
我那篇文章說我即將回國，是零三年寫的，現在早已在國內。
大苗是我的老冤家呀，文風沒改，這次攻錯了！

 

檳郎在鬧新恐怖呢？
李大苗

一段時間在碼洋，有些日子要壘上個十萬個洋碼，比如新約克的Semit差不多天天讀得個幹淨，所以自覺得有些知覺，不像塞聽的時候那樣靠著閉目逆想。看到“強奸”這個詞，自己已經覺得很觸眼，惡心或者厭惡。但我依舊要規規矩矩承認，就美軍占領伊拉克三年而言，關於這種惡行，這是第一次報道。

今天早上一擦眼，就看到檳榔先生鏗鏘的《第502步兵團與伊拉克女子》，讀畢，覺得有些走味。為什麽？因為這兩天更震撼的事情是汽車炸彈，在薩德爾城的市場，一次炸死了六十多條生命。確信檳榔符號般的影子還未消逝，自己馬上詢問檳榔先生，是把貞操看得比生命還重要麽？為何顯示出對六十多條生命的無動於衷呢？檳榔先生立馬反譏回來，隻是你李大苗假定而已。

分明是檳榔先生火氣暴躁，這首詩的結尾是這樣的：“而現在，我的悲憤化為一股衝動  給我一車炸彈願與禽獸同歸於盡”，比紮卡維還要努力。不是麽？除非檳榔先生打算用三輪什麽的，否則，就算是一輛皮卡，也要有個一噸半的炸彈量。手法當然是劄卡維的啦，說起來，目標的確有些拉登，但勇氣有些不足，為什麽等著別人“給”呢？別人要是不給呢？就歇班去麽？

這個強奸事件，絕對是惡行。強奸後再殺死那個女性，更是不赦之罪。但看到的說法和檳榔先生的說法有明顯不同。比如，僅僅是一個美國士兵，而並非“第502步兵團”這樣有編製的行徑。另外呢，被強奸的也就是一個伊拉克女子，而不是更多甚至乃至全體。當然，檳榔先生還是挺情性的，他說“如在戰場上遭遇第502步兵團  當拒絕俘虜，一律格殺勿論”，潛藏的意思可能不希望遭遇到美製250步兵團吧。

可這宗案件發生在今年三月，作為濫殺平民一事很早時候就展開了調查。原因是什麽，也多有說法，不必敘述。因為無論什麽原因，這樣的事情也是令人無法接受。但，這宗案件涉及強奸，則是最近兩天的曝光。確切說來，是一個在場的美國士兵，自己覺得良心過不去，才終於站出來揭發此事。而且，美軍的發言人也證實這宗案件涉嫌強奸，事情還在調查中。

我不知道檳榔先生消息來源如何報道，但大腦終歸還是檳榔自己的。我覺得，大腦和芯片終究還是最好有些區別，一個按程序處理信號，另一個要做思維運動。當然，區別還是有更多，比如，前者是礦物質，後者不僅不是植物動作，也不是一般的動物係統，靈長類而且還是要升到最高版本。

受到信號刺激，檳榔先生就激動起來，就寫詩，就擴張地想象，就拉登，就紮卡維！看了看，檳榔先生還是新恐怖吧，老恐怖沒有這樣謙虛地等著“讓”的。老恐怖哪有上戰場去“遭遇”的呢？老恐怖現在都是炸平民，一炸炸一片。老恐怖現在搞的是虐屍，隻有檳榔先生這樣的新恐怖才玩什麽“格殺勿論”。檳榔還是太著急了，拋頭露臉是領袖們的色厲，新恐怖不懂幹恐怖還要戴麵罩地內荏。

可根本問題是，檳榔先生的這篇詩作並非是給自己看的勵誌銘，而是扇乎閱讀者的鼓動書。可阿富汗就是那麽近，穿過瓦罕走廊就到了塔利班的宿營地，那裏現在忙這種大煙，缺人手，可檳榔先生就是自己不去，以“革命文學”的催促方式演講“反美文學”。這樣不大好，當炮彈飛來時候，我怎麽能相信檳榔先生人體炸彈去呢？多半帶著老婆模仿在且介裏孺子牛呢。
2006-7-4

檳郎: 李大苗先生也承認:"這個強奸事件，絕對是惡行。強奸後再殺死那個女性，更是不赦之罪。"
這就行了.就此事論此事，誰不該悲憤？

 

新左翼文學”與當下思想境況
劉繼明 曠新年

　　劉繼明：“左翼文學”在近兩年似乎頗受關注，差不多成為了一個熱點，但無論是理論還是創作，都顯得比較複雜和曖昧，比如作為一個曆史性概念，“左翼文學”在二十世紀中國的起伏流變以及它和國外左翼政治文化思潮的關係；作為一種曾經產生過廣泛影響的文學現象，現在是否形成了一種可以稱為“新左翼文學”的創作思潮？等等，都表明了其中蘊含著值得進一步探究的意義空間，至少，它為我們把握當前中國的複雜思想狀況和現實境遇，提供了一條別樣的認知路徑。

 

　　曠新年：我對這個話題感到有些疑慮，中國目前有沒有所謂“新左翼文學”？文學傳統自有它的力量，《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2年第1期曾推出“左翼文學筆談”，“人民性”這個概念也被重新召喚出來，《文藝理論與批評》2005年第6期曾推出“文藝與人民性”的專題。這個話題可能直接與曹征路的《那兒》這篇小說有關。《那兒》在《當代》雜誌2004年第5期發表以後，產生了很大的反響，被認為是2004年最重要的小說之一，一部中篇小說受到如此之多的關注和討論，這種盛況是空前的，這是1980年代中期以後所未曾有過的事情。

 

　　劉繼明：《那兒》的出現，的確稱得上中國文學進入新世紀之後最為重要的文學事件。但它剛發表時，並未受到文學界，尤其是主流評論界的重視，最初隻是在小範圍內引起了一些關注，並在北大的“當代最新作品論壇”和左岸網站上展開了熱烈的討論，到後來，影響才逐漸擴散開來。這種現象在以前由幾家權威期刊和評論家獨掌文壇話語權，互聯網尚未形成影響之前，幾乎是不可能的。

 

　　曠新年：《那兒》發表後，有些人把它歸入左翼文學的傳統。《文藝理論與批評》雜誌發表了季亞婭的《“左翼文學”傳統的複蘇和它的力量》。李雲雷在《轉變中的中國與中國知識界——〈那兒〉討論評析》中對圍繞《那兒》所展開的熱烈爭論作了很好的梳理。他指出，《那兒》之所以受到廣泛關注，與1990年代以來中國知識界和思想界的背景密切相關。離開思想界、文學界的爭論，我們將難以解釋《那兒》為何會引起這樣的熱情。“新左派”與自由主義的爭論、“純文學”反思、郎顧之爭、MBO與國企改革等上個世紀末延續下來的一係列爭論都進入了這篇小說中。《那兒》切合了新的思潮，重新審視了文學與現實、文學與政治的關係，是新的左翼文學的一個起點。曹征路先生在李雲雷的訪談裏也談到他的創作與1990年代以來思想界對改革的爭論，特別是自由主義和新左派的爭論對他的影響。他還談到了中國人曆史觀的變化和對工人階級的重新認識。《那兒》重新關注和思考工人階級的命運，直接介入了對於改革的反思。張碩果先生有一個觀點非常有意思：《那兒》不是一篇關於工人的小說，而是一篇描寫當代中國“左派”知識分子命運的小說。

 

　　劉繼明：《那兒》等小說的出現或左翼文學的“複蘇”，除了得益於你上麵提到的近年來幾大思潮的影響，顯然還有一個更重要的精神源頭，即已經消亡多年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傳統。這個傳統最初從蘇聯傳播到中國，在三十年代漸成氣候，到四十年代以後作為一種極為強盛的主流文學思潮，逐漸變成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革命文學”也可以稱之為“左翼文學”、“社會主義文學”和“人民文學”，追求社會平等、反抗階級壓迫以及現實批判和對人民性的強調，是其主要敘述特征，但從1980年代開始，隨著傳統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不斷邊緣化，這一影響甚眾的文學潮流便基本上被拋棄掉了。對於這段錯綜複雜的曆史流變，你曾經在《人民文學：未完成的曆史建構》一文中作過頗為詳盡的梳理和總結。正如你所說：“20世紀‘人民文學’的出現和發展是一個曲折的曆史過程，‘人民文學’與‘人的文學’成為了20世紀文學發展中重要的碰撞和衝突。這種曆史進展並不是能夠僅僅由文學自身獲得解釋，它是由社會曆史條件所決定的。‘人民文學’是一種想象的邏輯，是一種新的文化創造，是一個尚未完結的曆史建構。”在八十年代，我們那時候聽到或見到的都是對“左翼文學”的聲討和否定，尤其是延安時代的解放區文學和新中國成立後的五、六十年代文學，被不少理論家判定為是一種文學的倒退，被整個兒扒拉到其時已經聲名狼藉的極左政治垃圾堆裏去了。包括對一些作家的評價也完全顛倒了過來。這當然與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運動和人的“覺醒”以及對文學的主體性詢喚有關。在許多當代文學研究者看來，這是一個文學現代化的建構過程， 它同後來中國社會融入全球化和所謂西方主流文明的大趨勢是一脈相承的。

 

　　在當時，我們對這股大趨勢都持一種熱情擁抱和歡呼的態度，很少有人表示過懷疑。直到九十年代中期以後，這種狀況才有所改變。對此，祝東力在《我們這一代人的思想曲折》中說：“整個八十年代，我們這代人被籠罩在上代人的影子之下。批判中國曆史，否棄中國革命乃至近代以來全部反帝反殖的左翼傳統，質疑國家、民族、集體，向往西方的政治、經濟、科技以及語言、文化和學術思想。不必諱言，八十年代的知識體係、價值觀念和審美趣味在相當程度上是可恥地反人民和殖民地化的。” 可謂比較生動地剖析了這一代人曾經受的難以言傳的精神隱疾。為什麽會這樣？這顯然與1990年代以後中國社會的急劇轉型引發的現實矛盾密切相關。這種矛盾在知識界導致的一個直接成果就是“新左派”的崛起。現在看來，新左的出現在中國思想文化界堪稱一個劃時代的事件，因為在這之前，整個知識界和文學界彌漫著新自由主義和現代派、後現代派的思潮，中國人的思想幾乎完全被一種狂熱的發展主義理念所主宰和控製了，新左頭一次對此發出了懷疑的聲音。人們開始思考究竟選擇一條什麽樣的發展道路更符合自己的國情和人民的意願，以及怎樣認識當下中國的真實處境，包括社會公正、平等的價值觀，等等，再次成為了評估社會進步的重要指標。從這個背景下考察，“左翼文學”的出現，似乎就成為了某種曆史的必然。

 

　　曠新年：中國聲稱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級”，正在走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今天全世界和中國人自己對於中國都各有各的看法，這些看法相互矛盾，甚至大相徑庭。1990年代以來，就存在著“闡釋中國的焦慮”。解釋和命名是一種掌握和控製的方法。每一個人看到中國的不同方麵，每一個人看到一個完全不同的中國。一位外國人說，在中國沒有不可能的事情。現在的中國也許用得著狄更斯在《雙城記》的開頭說的一句話：“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改革開放”和“新時期”作為一個曆史時期已經延續了將近30年。“改革開放”以後成長起來的一代人早已經從大學畢業了，他們一出生就沐浴在改革開放的“春風”之下，他們對於社會主義曆史的了解完全來自於“傷痕文學”的敘述。今天我們麵臨著全新的問題：全球化、權力資本化、兩極分化、減員增效、遍地貪汙、全麵腐敗、三農問題、教育產業化和醫療產業化等等。我們不得不超越上個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的眼光。

 

　　劉繼明：民間曾經有一種流傳很廣的說法：今天的中國是最壞的社會主義加上最壞的資本主義。1979年以來，“社會主義”被官方意識形態定義為“發展生產力”，但資本主義同樣作為一種以發展生產力為主要目標並且取得了巨大成就的社會製度，它跟社會主義之間的本質區別在哪裏呢？鄧小平當初提出改革開放不問姓社姓資，也許更多出於一種實用主義的考慮和權宜之計，可當中國社會出現因片麵發展經濟帶來的諸多現實矛盾之後，執政黨的合法性危機就暴露出來了，如何化解這種危機，不僅涉及到怎樣評價今天的中國社會，還關係到如何破解當前麵臨的一係列思想難題。

 

　　曠新年：改革開放以來短短二十多年的時間裏，中國經曆了5000年文明史上最劇烈的巨變。中國的社會、經濟結構和文化、道德都急劇地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中國迅速地造成了最嚴重的地區和階級分化，成為世界上基尼係數增長最快的國家，這裏發生著世界上最嚴重的腐敗，世界最大範圍的生態環境破壞。中國成為了“世界工廠”，快速釋放出了巨大的物質財富，但並不是所有人都分享了它。“改革開放”可以1989年為界分為兩個不同的階段。1980年代的改革是自下而上的，1990年代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新自由主義和新權威主義構成了1990年代中國主流的意識形態。在1989年以後，中國知識界構造了“自由與民主”、“效率與公平”的對立，以“自由”的名義反對“民主”和“平等”，以“效率”的名義將腐敗合理化。“改革開放”越來越像一場“零和博弈”：在少數人暴富的同時，最廣大的社會群體第一次淪為了絕對意義上的“弱勢群體”。權力、資本和知識的利益集團已經結成緊密、穩定的聯盟。今天的中國社會是一個沒有責任的上層和一個被全麵剝奪的下層。這種兩極格局已經定型。社會學家將當前的中國稱為“斷裂的社會”。中國的形象是非常矛盾、曖昧的。“中國形象”與社會基礎嚴重斷裂。作為一個成長中的大國，現在中國到了一個非常關鍵的時刻。中國有著迅速的經濟增長，巨大的生產能力。在世界上同時存在著“中國威脅論”和“中國崩潰論”兩種截然不同的看法，“中國崩潰論”的論調已經談論了十多年了，但是中國卻至今沒有崩潰。在中國，專製與自由同體，暴富與貧窮攜手，樂觀和悲觀並存，希望與失望共生。

 

　　劉繼明：中國當前的這種社會狀況，顯然是“左翼文學”產生的重要現實基礎，也是左翼思潮在消失二十多年之後重新崛起的一個曆史誘因。但嚴格來說，“左翼文學”並非始於《那兒》這篇小說，更不像有人說的那樣，新的左翼文學迄今隻有《那兒》這麽一部孤零零的作品。實際上，左翼文學真正複蘇的信號應該是黃紀蘇創作的戲劇《切.格瓦拉》。有人可能還記得《切.格瓦拉》剛上演時那種空前熱鬧的情景，但這部作品的影響起初僅限於戲劇領域和一些城市青年亞文化群落，很少有人將它同當時的中國思想境遇聯係起來加以考察。其實，《切.格瓦拉》的意義就在於它修複或重新激活了失傳多年的革命文學記憶，將無產階級美學傳統以一種理想主義的姿態和先鋒的麵目並置到中產階級文化正方興未艾的21世紀之初。但由於它一開始就采用的那種商業運作方式，多少削弱了其隱含的異端思想鋒芒，而逐漸演變成了一種流行的文化符號和標簽。可以說，《切.格瓦拉》以另一種形式呼應了當時正處於上升勢頭的“新左派”，盡管該劇的某些主創人員如導演張廣天對“新左派”理論並不認同，甚至公開指責過新左的某些學者和理論主張，但那顯然隻是新左內部的一種表達策略上的分歧，在精神實質上他們是一母同胎的。

 

　　應該承認，新左從一開始就不是一個具有完整理論創見的思想群體，其代表人物身份的蕪雜和思想資源的各執一詞，都無法掩蓋自身的含混和遊移不定，他們當中既有西方新馬克思主義的中國信徒，也有民族主義的追隨者，更有中國傳統社會主義的擁護者。這種現象不僅使他們看待中國問題的方式千差萬別，也導致了對中國社會的不同認知態度，因此，新左的批判力度遠沒有一些人想象那樣強大，足以從各個層麵對中國社會構成了實質性影響的新自由主義的抗衡和“阻擊”力量，而是在相當長的時段內都處於相當邊緣的位置。猶太裔美國學者邁克爾•沃爾澤在分析美國的右翼力量為什麽長期居於主流時曾經指出，右翼知識分子與活動家往往能表達簡單、明確和堅定的政治理念，而左翼知識分子缺乏這種確定性，因為左翼已經不再擁有類似於馬克思主義的總體理論的支持，他們不再敢輕率地將所有的社會問題歸結於一個根本性的大問題。雖然他們仍然發表批判見解，卻隻能針對（諸如教育、健康保險、社會保障、勞動力市場或者公民自由等等）具體問題做局部討論。左翼知識分子好像失去了完整的價值觀與世界觀。這似乎應驗了福柯的論點，“普遍知識分子”已經消失，隻剩下了專家。但在意識形態譜係的另一端情況恰恰相反，“普遍知識分子”正生意興隆：他們的“自由市場理論”具有解釋一切的效力，可以使其信奉者對所有問題抱有“歸根結底”的見解，再結合美國主導民主化的理論，以及上帝神聖支持的信念，他們甚至自信對世界上所有地方的所有問題都有簡單明確的答案。邁克爾•沃爾澤雖然針對的是美國的狀況，但也可以用來解釋中國的左翼為什麽始終局限於精英知識圈，而很少擴展到更廣泛的社會群體當中，乃至對主流意識形態構成支配性的影響了。

 

　　當然，中國的新左有一個不斷發展和嬗變的過程，它真正在中國語境下產生實質性影響還是近兩年，尤其是你上麵列舉的如國企改革和三農問題引發一係列嚴峻的社會矛盾之後，隨著一批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的積極介入，新左所倡導的價值觀才逐漸引起全社會和國家決策層的關注。到最近頻頻掀起的關於“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物權法及改革問題的爭論，更是對這些社會矛盾和難題的一次集中回應。

 

　　曠新年：改革的一個最明顯的結果就是底層的出現。正如蔡翔在散文《底層》中所寫的：“權力和金錢可恥地結合。‘窮人’的概念再一次產生。”在討論《那兒》的時候，許多人將它與所謂“底層敘事”聯係起來。陳曉明發現，底層的苦難成為當今小說敘事的主體故事，同時對底層苦難表現伴隨著仇恨與暴力。邵燕君在《“底層”如何文學？》中說，2005年以來，“底層”問題成為了當前文學最大的主題，翻開文學期刊，到處可以見到“底層”的影子。有的作家在表現苦難時抽象化、概念化、寓言化和極端化，“底層敘述”變成了不斷刺激讀者神經、比狠比慘的“殘酷敘述”；有的作家以簡單的“城鄉對立”、“肉食者鄙”等線性邏輯理解複雜的“底層問題”，以苦大仇深作為推動故事的情緒動力，於是“底層敘述”變成了隱含的“仇恨敘述”。

 

　　你在《天涯》2005年第5期發表的《我們怎樣敘述底層？》中也提到，“底層”正在成為一個頗受關注的話題，從知識界、文學界到大眾媒體，都能聽到這個很久以來幾乎被遺忘了的詞匯。底層問題浮出水麵，折射出當前中國社會的複雜形態和思想境遇。你批評底層敘述將“底層”抽空，變為中性的、祛除了意識形態和曆史內涵的“弱勢群體”等詞語，化為人道主義修辭，而作為文化、社會、曆史、政治的同特定的現實語境的複雜糾結和粘連卻被連根斬斷了。

 

　　“底層”問題很容易產生兩種傾向：一種是道德化的傾向，也就是你所說的“底層秀”。正如你所說的，如果所謂“關注底層”變味成主流意識形態、精英文化和大眾媒體為自己臉上塗抹的道德脂粉和肆意揮灑廉價同情心的佐料，還不如讓底層問題仍舊回到那個被遺忘和拋棄的曆史角落。另一種傾向就是審美化。“苦難”和“底層”獲得了某種具有普泛性的所謂純文學品格，被抽象化或“內心化”。對“底層寫作”、“關注底層”這樣的說法，我一直懷疑和不信任。有一次，我對一位朋友說，底層寫作要用鞭子狠抽。

 

　　劉繼明：蔡翔的《底層》發表於1995年，但為什麽距今整整十年之後又重新引起關注？其中一個重要原因顯然是隨著中國社會貧富懸殊的日益拉大，人們開始強烈意識到強調社會公正和平等的緊迫現實意義。這是新左煥發出廣泛社會影響的一個標誌。但此時新左的話語資源也已經從原來的簡單移植西馬，開始轉向對中國本土社會主義經驗的重新認識和整理。要知道，曾經主宰中國近半個世紀的社會主義實踐是由於政治權力的非正常更迭突然中斷的，盡管此後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幾乎完全消弭和顛覆了這場激烈的社會運動，但其推行過程中形成的一整套價值觀並沒有連根拔除，而是像種子一樣蟄伏在許多人的精神深處，一旦遇上與之相適應的土壤，便會蓬勃生長起來。這從1990年代以後毛澤東熱在中國一波接一波地興起，至今仍然方興未艾就可以看出來。當然，也可以從中國傳統文化中“患均不患貧”找到更深層的精神基因。所以，“底層”才在近幾年突然變成一個全社會關注的問題。在毛澤東時代，中國的平等指數曾經居於世界前列，現在則已經退居到了130多名，不知不覺之間，中國社會出現了以農民和工人為主體的龐大的“底層”，而曾幾何時，工人和農民還是這個國家引以為驕傲的“主人”。這樣大的反差無疑是底層問題一經浮出水麵，便成為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的根本原因。

 

　　盡管“底層”問題將中國潛伏多年的現實困境最大限度地公開化了，但這一概念本身還是存在著諸多歧義。現在無論持新自由主義立場的人士，還是新左派都在談論底層，但他們各自選取的話語姿態和解決方案都不盡相同，甚至南轅北轍，這都是“底層”概念本身的含混造成的。作為一個曆史概念，“底層”既是一些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曾經采用過的社會分析方法，如葛蘭西和盧卡契，也是那些主張自由市場經濟的理論家所認同的一種結構形態，最典型的就是社會學界流行的社會分層理論。在這些理論家看來，“底層”問題不僅不能消解市場競爭的內核，反而證明了通過競爭形成不同的階層，使利益在各個階層之間流動的社會原動力。所謂平等隻能是起點和機會上的平等，結果永遠不會平等的觀點，這顯然隻是新自由主義者們為其尋找合法的倫理依據的一個借口，但目前中國社會最大的問題是連起點和機會最基本的平等也相距甚遠。

 

　　所以，我覺得“底層”概念不僅無助於解釋當下的中國現實矛盾，反而掩蓋了其中的某些真相。前不久看到餘華在一篇訪談裏提到，汪暉曾經對他說，過去所有的階級都消失了，卻天天要講階級鬥爭，現在出現了這麽多階級，反而不談階級了，這似乎無意中揭示了我們現在麵臨的一種困境。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左翼文學的“複蘇”，為我們敘述當下中國社會提供了一個更為有效的途徑。

 

　　曠新年：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時代裏，全球左翼運動失敗和沉沒了。資本主義自誕生以來從來沒有如此躊躇滿誌過，甚至宣告曆史已經終結了。今天對於資本主義的野蠻力量，左翼沒有組織起任何有力的抵抗和狙擊，對於資本主義已經喪失了一種真正有力的批判力量以至可能性。全世界左翼都把最後的希望寄托在中國，希望中國出現奇跡。我則認為，這種希望多少有些奢侈。不久前，我看梁漱溟的晚年口述《這個世界會好嗎》這本書，深有感觸。1980年的時候，梁漱溟很樂觀地說：“我認為很自然地要走入社會主義，資本主義要轉入社會主義。”他的話今天聽來恍如隔世。因為今天社會主義已經被汙名化了。幾年前，錢理群老師說，“這二十年來我們思想界最重大的一個失誤，就是我們對中國的社會主義思潮沒有經過認真的清理和研究”。他認為，社會主義遺產是我們可以繼承、借鑒的一種資源。問題是，為什麽社會主義在今天不能成為一種資源？黃紀蘇說，許多人覺得一絲不掛的資本主義要比三點式的社會主義痛快實在。社會主義有著可怕的曆史負擔和現實陷阱，尤其是在中國這個“社會主義國家”，談論“社會主義遺產”無疑是一種巨大的困境。

 

　　不僅全世界左翼全麵沉淪，而且中國的左翼也正處於分化之中。最近一兩年，中國的政治似乎有一種左轉的勢頭，但是，左翼思想卻在進一步衰退和窄化。前不久，我喪氣地發現一些左派的朋友急劇地轉向民族主義和精英主義。這種轉變是“一國社會主義”必然的結果，在一國之內不可能產生真正的共產主義思想，沒有國際，就沒有共產主義，因為共產主義運動一開始就是“國際”的，必須突破民族的局限。這種民族主義轉向並不是個人主觀上的原因，而是因為曆史條件的限製。在許多年以前，當一位在美國的朋友說到民族主義是中國左翼思想的一個重要的起點的時候，我就告訴他，民族主義與左翼思想之間最終的生死對立。有些左翼朋友表示要堅守原來的立場。但是，不進則退，非生產性的空洞堅守，思想的空間會不可避免地陷落。在2004年右翼思想開始頹敗的同時，左翼思想也同樣失去了動力。2006年，不論是左翼還是右翼都喪失了思想的衝擊力。

 

　　我們麵臨想象力貧乏和失敗的問題，這種想象力的失敗就像1960年代以後的蘇聯，最終導致政治活力的消失和民族的崩潰。當然，問題的根本在於，由於特定的世界格局，今天中國想象的空間是極為有限的，因為今天中國在所謂“曆史終結”的單極世界條件下遠遠不如1960年代當時兩個陣營並存時代的蘇聯可以想象的空間。不過，另一方麵，1970年代的蘇聯隻剩下僵硬退化的官僚機器，這個體製選拔出來的是越來越平庸和無能的接班人，和蘇聯不同的地方在於，今天中國存在一個活躍的、生機勃勃的市場，即使這個市場是一個肮髒不公的權錢交易的場所。這個市場全麵擁抱全球化，直接接軌世界市場，它充滿著無數的越界交換和生機盎然的活力。我感覺到今天不論是所謂左派還是右派都麵臨著想象力的失敗，都提不出任何新的有力的遠景和方案。1990年代以來，我們嚴詞譴責烏托邦、理想主義，“現實”越來越強大，“理想”和幻想失掉了自己的位置。很少像這個時代這樣，沒有為理想留下絲毫空間。理想、觀念和激情曾經經曆過巨大的創傷和徹底的失敗。在1989年之後，我們對正義和理想徹底失去了信心，而一個失去正義的國家，是黑暗的國家，是絕望的國家。這種黑暗和絕望奇妙地轉變成為1990年代物欲的瘋狂。我們闖入了一個無根、無道、無法的“消費主義”天堂。

　劉繼明：我非常認同你這種擔憂，但現實又似乎並不完全像你描述的那樣悲觀。冷戰結束後，我們麵對的的確是一個社會主義體係全麵崩潰的時代。但這並不是像福山預言的曆史的終結。中國的社會主義由於不斷地“去意識形態化”，越來越隻是一具寫在憲法上的空殼，但同蘇聯相比，還是存在許多差異。其中最重要一點就是毛澤東從五十年代起，就開始采取一係列政治措施，以避免蘇聯從斯大林時代起就形成的那種僵硬退化的官僚體製，這使得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很早就帶有濃厚的平民主義色彩，對諸如平等、公正和反抗特權等級製度的社會理想追求遠比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更加深入人心，雖然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實踐由於文革的失敗最終走入了死胡同，但它畢竟以表麵的形式殘留了下來，這也是中國為什麽沒有像蘇聯和東歐那樣全麵解體的原因之一。包括左翼的聲音日益強健和公開化，以及你所說的近幾年官方顯現出“左轉”傾向，提出“創建和諧社會”、“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等舉措，也是傳統社會主義遺產在發揮潛作用的一種表現。傳統社會主義在中國留下的諸多負麵影響，固然是今天的左翼力量感到棘手和瞻前顧後的一道難題，但這也許恰恰表明了左翼在合理地吸收傳統資源基礎上，尋找新的可能性的希望所在。

 

　　中國二十多年來在經濟上取得的成就，正在成為越南、古巴甚至朝鮮這些堅持傳統社會主義體製的國家仿效的樣本，這可能是傳統的社會主義體係麵臨進一步瓦解的征兆。但從世界範圍來看，左翼的力量並沒有全麵消失，在有的地區如拉丁美洲甚至出現了某種勃興的態勢，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和巴西總統盧拉的上台和他們所采取的一係列政策調整，明顯遏製了美國在全球範圍推行新自由主義的企圖。即便在西方國家，也並不是所有人對中國的經濟改革持歡呼雀躍的態度的。實際上，也有不少左翼人士和群體對此進行了認真地清理和批評，他們所作的工作絲毫不亞於國內的左翼，在某種程度上甚至更深入，更直截了當。比如發表在美國的《每月評論》上的一篇文章《中國與社會主義—市場改革與階級鬥爭》就異常敏銳地指出：“中國的經濟經驗至今依然對困難重重的社會主義建設有足多可供借鑒之處。然而，當前的經驗大體上是反麵教材。不幸的是，中國政府的‘市場改革’規劃原本說是要為社會主義恢複生機活力，卻使國家墜向越來越資本主義化、也越來越受外國支配的道路，對國內與國際都造成了龐大的社會成本。更加不幸的是，許多進步份子（包括許多仍支持社會主義的人）依舊為中國的經濟政策辯護，並鼓勵其它國家采納類似的政策。”而且對中國的知識界提出了尖銳的批評。這是否可以看作社會主義和中國的左翼力量在未來仍然具有生長空間的一種啟示？

 

　　當然，現實的情形也許比想象的複雜許多。這也正是我們需要對左翼和左翼文學進行深入探究的前提吧。

 

　　曠新年：人們常說，眼見為實。但我們親眼所看見的就是現實嗎？我記得一位作家說過，寫作是一種質疑。自1980年代中期“新寫實”潮流以後，自然主義代替了現實主義。當“分享艱難”的所謂“現實主義衝擊波”出現以後，寫作成為了一種對於現實的妥協、屈從，甚至勾結。我把它看作是現實主義的死亡。如果要談論現實主義，我們必須在與自然主義的區分中重新喚醒現實主義。

 

　　實際上，每個人對於現實的看法都是不同的，有一些隻看到表麵的現實，看不到蘊藏的正在生長的現實。埃德加•莫林和安娜布裏吉特•凱恩在《地球•祖國》一書中區別了兩種不同的“現實主義”：一種是不對抗現實，並且去適應它；一種是重視現實，以便改變它。比如抗戰前，周作人的許多朋友都勸他離開北平。可周作人卻認為，中國抗戰沒有前途，中國和日本作戰是不可能的。然而，在中國西北的延安這個偏僻的小山溝裏，毛澤東卻預見了持久戰和中國的最終勝利。為什麽周作人會成為漢奸？許多議論基本上言不及義，根本的問題是周作人對於現實的看法。事實上，某些在當時看起來是異常強大、無邊無際、堅不可摧的現實是短暫脆弱、不堪一擊的。就像蘇聯帝國，在它倒塌的時候，人們都感到非常意外。當它已經發生了的時候，許多人還在感歎：這怎麽可能？《地球•祖國》一書中寫道：“曆史不斷地向我們表明，在當時看來十分明顯和占壓倒優勢的現實何等脆弱。例如從1940年6月到1941年10月間，希特勒德國對全歐洲的統治表現為壓倒一切的曆史現實。德國軍隊在1941年夏天推進到高加索山脈。莫斯科和列寧格勒兵臨城下，其陷落似乎無可懷疑。法同戰敗後成為德國的附庸。地處歐洲邊緣的英國在轟炸中蜷縮著。美國置身於戰爭之外。現實主義的做法似乎應該是適應不可抗拒的現實：向戰勝者屈服。然而戴高樂在1940年夏天看到了另一種現實。當大多數人以為戰爭已經結束時，他卻認為戰爭剛剛開始。”

 

　　今天無邊無際的、無情和野蠻的資本主義是一種最強大的現實，權力和資本對於勞動與人性的摧殘是一種不可反抗的“真理”，公平、正義和人性的尊嚴是一種遙不可及的可笑幻想。因此，問題在於，我們能不能看到正在萌芽的或者蘊藏的現實。現代文學的本質是想象。文學是靈感，是一種預見，是某種臨界狀態的東西。文學並不是簡單地描寫現實、反映現實，而是發現現實，甚至創造現實。

 

　　談論左翼文學無可避免地涉及文學與政治的關係。文學無法回避政治就像文學無法不使用語言一樣。但是，長期被迫的去政治化已經變成了一種集體無意識和政治正確。文學的政治化首先要使人們意識到“純詩”並不足以構成文學的標準，“純詩”隻是一種極端的文學實驗。文學不能服從於某種外在於它的政治，政治性常常正是文學性本身，形式就是內容的形式。就像盧卡契在某一天突然發生卡夫卡是現實主義一樣，左翼文學並不限於形式主義的現實主義。左翼文學正如內容上的激進性和批判性一樣，也必然充滿形式上的實驗性和探索性。左翼文學一旦穿上了1930年代蘇聯官方“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製服，也就開始陷入了不可擺脫的危機。

 

　　劉繼明：這涉及到我們對左翼文學的基本認定。左翼文學的一個重要藝術源頭無疑是現實主義，甚至還有批判現實主義，現實批判應該是左翼文學的一種至關重要的表達立場，但中國的左翼文學到新中國建立後的五六十年代，所謂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和革命現實主義成為主流之後，基本上就喪失了這種品格，所以，作為一種思潮的左翼文學到這一時期也就消失了。但現在看來，即便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和革命現實主義也並非一無是處，像高爾基的《母親》和柳青的《創業史》這類經典作品，其中蘊含的“創造現實”的理想主義精神，仍然是文學創作的一種值得珍視的品質。實際上，正如一些評論家指出的那樣，現實主義的確不能僅僅當做一種創作方法，而還應該具備一種認識世界的態度和立場，既要對現實的黑暗給予毫不留情的揭露和批判，同時也要出示一種諸如社會平等和公正的理想價值和人文情懷。但左翼文學在表現形式上是否就隻能是現實主義的呢？這的確值得討論。比如法國未來派的阿波裏奈爾和蘇聯的馬雅科夫斯基，他們的許多作品裏都有對資本主義甚至社會主義陰暗麵的深刻批判，不少現代派藝術家如立體主義的代表人物畢加索和魔幻現實主義的馬爾克斯都有鮮明的左翼傾向，畢加索後來還加入了西班牙共產黨。阿富汗戰爭和911爆發之後，馬爾克斯對美國的批判也最為尖銳。這是否表明，新左翼文學具有一種超越現實主義的可能？

 

　　這也關係到我們對當前中國左翼文學和底層敘事的評價問題。陳曉明在《“憎恨學派”或“後左翼”的新生》一文中談到，“左翼文學喚起的不隻是一種立場和態度，更重要的是它建立起的藝術法則，它確立的情感和審美趣味，他給定文學的價值和功用，這些都是中國當代文學共同體所熟悉的，它們經常被劃歸在籠統而冠冕堂皇的現實主義名下。而且大的理論批評語境，這都使‘後左翼’文學的生命花樣翻新而源遠流長。”他在另一篇文章《後人民性與美學的脫身術》裏還具體分析了左翼文學和底層敘事中存在的現代主義藝術趣味。這位先鋒批評家依舊采用了他一貫的“後學”闡釋方法，但他的這種觀點應該說是頗有見地的。最近兩年的不少左翼和“底層”文學作品運用的的確不僅僅是所謂現實主義方法，而是糅合進了諸多現代主義的藝術因素。比如陳應鬆的神農架係列小說如《狂犬事件》和最近的《太平狗》，就具有濃厚的魔幻現實主義色彩，再如韓少功、李銳這兩位新時期文壇重要作家的近期小說，就其蘊藏的現實批判鋒芒，也可以劃入“底層敘事”之列，但很難說是典型的現實主義作品，相反呈現出強烈的形式意味（如韓的《是嗎》、《801室》和《月光二題》），在情感指向上也不那麽劍拔弩張，而是保持了其一貫的冷靜和理性特色，沒有一般底層小說中常見的誇張和煽情毛病。

 

　　此外，還有一位長期被主流文壇所忽略的詩人楊春光。楊曾經是“第三代詩人”群體的重要成員，但他後來的寫作完全超越了第三代詩人的“個人化”立場，甚至同知識分子和民間寫作分道揚鑣，斥之為逃避現實和責任的犬儒主義和投降主義，並提出了介入政治和批判現實的一係列對當代中國詩壇頗具挑戰性的藝術主張。去年病故的楊春光曾經因參與敏感的政治活動而遭到官方的限製。他的思想資源也比較複雜，既有現實主義的社會擔當，也有先鋒派和後現代主義解構和重估一切價值的粗鄙化和虛無主義傾向。一方麵，楊春光被某些海外人士譽為“反左鬥士”，另一方麵，他身上又繼承了左翼知識分子特有的人民性和現實批判精神。這使楊春光的創作和思想顯得“左”“右”難分。比如他有一首詩寫道：“中國的胸前隻有豐乳最肥/肥得可以不去勞動就可以坐吃山滿/不肥的即使是能愚公移山也是老牛糞/中國的胸前正是無煙工業的亮麗風景線/但中國的胸後跟著前進的不是咱們老百姓/而是中國的大大小小的貪官和汙吏/中國的屁股現正圍繞的一個中心就是錢/中國的胸乳的兩個基本點也正是權和錢/中國的小姐在市場的肉案上堆積如山了/可中國的女人在社會上的行情正走向貶值/中國下崗的普通女工就是去窯子幹活也找不到/中國的美女是中國走出國門的最大搖錢樹/中國潛伏的未來金融危機正體現在中國的胸湧澎湃上……”這與我們談到的某些左翼文學作品在精神質地上也是貫通的。大概正因為如此，網絡左翼學者檳榔稱楊春光是“為人民寫作的詩人”。

 

　　左翼文學或底層敘事存在的複雜藝術因素，顯然與1980年代中後期濫觴的先鋒派文學和現代主義運動的影響有關，但這並不能成為否認其存在價值的理由，而是恰恰證明了在今天的語境下，新的左翼文學跟以前的傳統左翼文學和社會主義文學相比呈現出更為豐富的麵貌和可能性。

 

　　應該說，這種藝術變化同當下社會形態的複雜性也是一致的。在當前，我們無論談論左翼文學，還是底層敘事，也許都無法簡單地用以前那種非此即彼的階級方法來進行分析。因為階級衝突和壓迫雖然繼續存在，甚至在當前的中國凸顯出異常激烈的程度，但階級成分的構成遠比過去複雜、微妙，不同階級之間的利益博弈既有對立，又有互相重疊和纏繞，人們對同一社會問題和事物的態度也不像過去那樣涇渭分明。比如最近關於改革的論爭，很難確定誰在真正反對改革。即使在改革中淪為受害者的人，仍然對改革存在著某種希望，區別之處隻是需要什麽樣的改革，或者說改革能否為全體社會成員帶來福祉。在這種背景下，產生革命衝動的社會基礎已經被全球化的浪潮衝擊得支離破碎，很難形成一股整體性的力量了。這也就是陳曉明說的左翼文學“不隻沒有純真的革命主體，革命的目的論依然是一個沒有謎底的啞謎”的內在原因。就此而言，新的左翼思潮的確麵臨著你所說的想象空間日益逼仄的處境。

 

　　曠新年：2005年由“改革年”變成了“反思改革年”。有人認為，改革已經出現了一個拐點，已經到了一個轉折點上。強勢的利益集團把改革意識形態化，反複“改革不可動搖”的咒語，這就像文革後期“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的歇斯底裏一樣充滿焦慮，然而無效。有關改革的論爭，起因於改革過程中出現的嚴重利益失衡。精英越來越霸道與專橫，精英與大眾之間、強勢群體與弱勢群體之間的裂痕在加深。不管改革怎樣被神化，改革造成了嚴重的利益分化，這種利益分化造成的巨大裂痕再也無法掩蓋和回避，不爭論再也不可能了。孫立平說，改革共識已經破裂。他認為，中國已經進入一個“利益的時代”。1990年代中期之後，改革越來越被利益集團所控製，改革已經表現為一種深刻的利益分歧。準“善意取得”，不準“惡意討薪”。竊鉤者誅，竊國者侯，最後演變為一場利益和財富掠奪的戰爭，並且以既得利益集團利益最大化為結局。前一段時間，在網上廣泛流傳的一個帖子《我是含著眼淚寫這段話的：去你媽的“陣痛”！》表達了對於改革的另一種不同的聲音。網上有一篇帖子講，現在在中國最可怕的事情是無處講理。我認為，這樣的縫隙正是文學生存和大顯身手的空間。文學應該把這個“理”講出來，這是文學應該和能夠承擔的責任。雪萊把文學看作是立法者。許多人把文學家視為先知和預言者。一個階級，一個民族最根本的失敗不在於政治和經濟上的失敗，而在於文化上的失敗。而文學又是文化創造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

 

　　李雲雷在《底層寫作的誤區與新“左翼文藝”的可能性——以〈那兒〉為中心的思考》中說，九十年代的一些作品，比如餘華的《活著》、劉震雲的《一地雞毛》、池莉的《冷也好熱也好活著就好》、劉恒的《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等，都是表達一種苟活的哲學；《那兒》則描寫了無論如何也活不下去之後的“市民”，被迫起來反抗的故事，而他們所找到的資源，也隻能是社會主義對“正義與和平”的訴求。我在2003年寫的一篇文章《寫在傷痕文學邊上》中提出告別“傷痕文學”。整個新時期文學的書寫越來越成為了對於當代文學的否定，它把當代社會主義實踐甚至整個20世紀的曆史實踐看作是一種創傷，於是提出了“告別革命”的口號。但是，實際上，革命在20世紀中國從來就沒有停止過，隻不過有時是從左的方向發生，有時是從右的方向進行。正如改革開放初期所說的那樣，“改革也是一場革命”。或者像張五常所說的那樣，“可以用專製的手段搞市場經濟”。改革走極端如同文革走極端。一者是不顧一切地打擊資產階級，一者是不擇手段地培養資產階級，目標雖然不同，但是手段卻是一致的。

 

　　“傷痕文學”和“傷痕學術”有著密切聯係。20世紀結束和21世紀的到來，中國的主流學術已經從“傷痕學術”轉變成為了“買辦學術”。不論是左翼還是右翼，不論是官方還是個人，都以“國際學者”，以參與學術的國際貿易為榮。在中國當前主導的思想和知識視野是所謂“回歸世界主流文明”，這種觀點簡單地將美國定位為“文明”。在這樣一種視野中，不僅沒有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參照和背景，而且甚至也沒有歐洲的參照和背景。至今為止，現代化是一個西方資本主義殖民化和使其他民族被迫喪失自我的過程。對於中國來說，現代化一開始並不是目的，而是作為一種“救亡”的手段出現的。日本學者溝口雄三認為，這樣一個洋務運動的過程將要持續三百年的時間，再過一百年，中國會展現自己的文明特點，到22世紀，人們也就可以用中國的、印度的原理來考慮世界的問題，那時洋務運動就該結束了。中國和印度這兩個亞洲大國引人注目的崛起，將給曆史增加新的內容。中國作為一個成長中的大國將被迫尋找自己的發展道路。

 

　　文學的想象力離不開思想的滋養。寫作的調整和解放有待於思想資源的變化。走出“傷痕文學”有待對於“傷痕學術”的全麵反思。新的文學需要新的敘事和新的想象。在《那兒》的評論中，我將《那兒》稱為工人階級的“傷痕文學”，我主要是把《那兒》的出現作為一種症候來看。是否像改革初期的“傷痕文學”一樣，《那兒》的出現也預示著一個新時期的開始？改革開放已經進行了將近30年，已經超過改革開放前的時間。今天，中國已走到了一個新的轉折關頭，是走向一個少數寡頭利益集團控製的中國，還是走向一個自由、民主的中國，這需要每一個中國人的參與、思考與努力。

 

　　劉繼明：說到“傷痕文學”，恐怕的確需要進行重新認識和評價。我剛開始學習寫作那會兒，雜誌上鋪天蓋地的都是“傷痕文學”，在他們的敘述中，大躍進也好，反右也好，人民公社也好，文革也好，簡直是一個黑暗和恐怖得無以複加的人間地獄，似乎所有的中國人都過著牛馬不如、暗無天日，受盡淩辱的生活。這在很長時期內支配著我們對那段曆史的認識。也成為了現在許多更年輕一代的作家敘述這段曆史的權威摹本，不少第六代導演拍攝反映那個時期的電影時，也故意把光打得昏黃慘淡，鏡頭搖搖晃晃，人物的表情也愁慘不堪，比文革年代反映解放前生活的電影有過之而無不及。但真實的情形果真是這樣嗎？薑文拍過一部反映文革時期青年人生活的電影，他將那部影片取名為《陽光燦爛的日子》，單從這個片名就可以看出薑文是針對那種流行表現模式的故意反動。

 

　　從某種意義上說，“傷痕文學”是知識精英們根據自身特殊經驗對文革或毛澤東時代充滿個人情緒的一種控訴，也是特定時期的政治對文學施加的強烈影響，遠不能取代所有人尤其是工人農民對那個時代的集體記憶。但由於知識精英們掌握著話語權，工人農民們則淪為了沉默的大多數，所以在很長時間給人一種印象，似乎他們敘述的便是全部的曆史真相。這種狀況到近些年才略微有所改變，由於互聯網的出現，使許多以前無力發出自己聲音的普通民眾也開始在網上講述他們的經驗和文革記憶，極大地矯正和修補了“傷痕文學”給人們帶來的曆史盲視症，將一個完整的毛澤東時代重新呈現到當代人的麵前，從而也引發了人們對知識精英敘述的懷疑和不信任感。但這種敘述模式在主流文學中仍然被沿襲著，比如莫言、餘華和嚴歌苓最近出版的小說《生死疲勞》、《兄弟》和《第九個寡婦》，人物和情節照例是“傷痕文學”的模式。曆史的複雜性在他們那兒蕩然無存，那場改變了幾代中國人命運的社會主義實踐被按照現行主流意識形態和西方眼光打造成一出出荒唐的善惡悲情劇。這也再一次表明，中國作家的思想貧乏和想象力的窘迫到了一種令人吃驚的程度。

 

　　中國知識分子自古以來就有一種依附權貴的傳統。封建時代自不必說，文革時如此，改革開放時期同樣如此，區別隻不過是以前他們依附在無產階級革命和專政上麵，後來則依附在“改革”這麵大旗下。革命時期拚命剪除異己，將政治上的對手置之於死地而後快，改革時期則將一切異己力量追逼到“反對改革”的受審位置上，都是一種典型的二元對立的極端方式。人文主義和真正具有現代精神的民主觀念在中國知識分子身上從來是稀薄的、唯我所用的。毛澤東說知識分子一貫擺脫不了依附的本性，不是依附在資產階級這張皮上，就是依附在無產階級這張皮上，倒是恰如其分的。

 

　　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討論今天的左翼和“新左翼文學”，有必要強調它的獨立性；也就是說，它即使真的獲得了某種道德上的優勢和“政治正確性”，也不應該謀求跟國家意識形態建立一種依附關係，而必須始終與之保持著適當的距離。距離感是文學寫作和思想表達的一個重要前提，沒有了距離感，任何自由的表達都可能受到損害乃至徹底喪失。文學當然離不開政治的輻射，但文學不能服從政治，在這一點上，中國文學曾經付出過相當沉重的代價。文學家應該比政治家更加富於洞見，更有能力看到那些隱秘而遙遠的事物。一個純粹的作家和知識分子，不管是站在左翼還是右翼的立場，最好不要覬覦著充當政治上的“顧問”和智囊團成員，為了各自的地位和身份吵鬧不休，而應該站在更高一級的層麵上，對一切政治實踐和人類生活提出種種質詢和籲求。但今天中國的多數知識分子除了這種思想上的短視症，而且還普遍表現出一種理想和激情的缺失。這當然是中國革命特殊的“曆史負擔”造成的精神後遺症。美國學者莫裏斯•邁斯納在《馬克思主義、毛澤東主義與烏托邦主義》一書中說：“社會大革命總是由對未來的完美社會秩序的烏托邦憧憬所推動，但革命一旦結束，這種輝煌的烏托邦憧憬也就隨之消失。”幾乎所有中國人現在就承受著這種“烏托邦”消失之後結下的苦果。關於烏托邦，韋伯曾經指出，“人們必須一再為不可能的東西而奮鬥，否則他就不可能達到可能的東西了。”卡爾.曼海姆也說：“如果摒棄了烏托邦，人類將會失去塑造曆史的願望，從而也會失去理解它的願望。”這些話似乎是針對中國知識分子而說的，因為，在一種幻滅情緒支配下的中國知識分子，將一切帶有理想主義色彩的行為和言說都作為一種失敗的證據而徹底拋棄掉了。這正是今天相當一部分中國知識分子喪失理想和激情，變得唯利是圖的根本原因。

 

　　曠新年：中國今天一個重要的問題是精英與底層、知識分子與民眾在利益和情感上徹底斷裂。一個可怕的現象是，中國有9億農民，但是農民沒有可能表達自己的利益，發出自己的聲音。1980年代批判代言人這樣的說法，能不能代言確實是個需要討論的問題。如果不能代言，知識分子隻能表達自己的利益，九億農民沒有自己的話份，無法表達自己的聲音，這是什麽結果？被壓迫者如何形成他們自己的力量，如何發出他們自己的聲音，如何建立起他們自己的知識？

 

　　今天中國是世界上對時間和速度最敏感的國家，處在一種明顯的時間進程裏麵。中國擁有巨大和複雜的物質空間，“一國兩製”，“一個國家，四個世界”。但是，今天中國的空間感被巨大的時間焦慮所壓抑，意識不到它的空間之廣闊巨大與複雜異質。在這樣一種高速度中思想很自然地被排斥在外，在中國，你確實能夠感到時間和空間之間的一種深刻的辯證法。你能夠強烈地感覺到時間消滅空間。1930年代，斯大林說，“落後就要挨打”。這在某種意義上是對的，斯大林以快速的工業化贏得了打敗納粹德國的時間，但是，蘇聯卻也為“趕超”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並且最終蘇聯似乎是不可避免地崩潰了。蘇聯的工業化和現代化有一種根本上的脆弱性。因此，在某種意義上，我希望中國的速度能夠慢一點，能夠把速度降下來，留一點時間給思考，來感覺、關心和思考它的空間。

 

　　梁漱溟在1980年樂觀地談論的民主和法製在今天仍然是遙遠的目標和夢想。民主是一種製度安排，但又不僅僅是製度問題。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如果沒有工農力量的成長壯大，真正意義上的民主和自由就不可能到來。對於中國來說，確實正如哈貝瑪斯所言，現代性是一個“未完成的方案”。所以，中國的左翼和“左翼文學”必須從中國的土地上重新出發，才有可能找到新的道路。

為弱勢群體說出自己想說的話

檳郎學長：
您好！
今天無意間登陸博客，看到了您的博客文集。然後又按圖索驥，到了您主持的檳榔園文學書院。原來您竟然有那麽多的關注點，那麽的有鋒芒，那麽的激進，那麽的有魯迅風骨，實在感佩的很！這是一個歌舞升平的時代，這同時也是一個生民塗炭的時代，這是一個後現代的中國，這同時也是一個前現代的中國。神魔共舞，百鬼猙獰。所幸還有你堅持魯迅的批判精神，為弱勢群體——一個回避階級話語的曖昧的創造——說出自己想說的話，然而卻早有人為不死的魯迅寫下悼詞了，在他的沙床上，以夢遺的語言！多麽無恥，卻因此而有了盛名，博而且導了！——這其實恰恰反證我們的不能和魯迅道別，是有著充分的理由的。
附錄我的兩篇淺薄之文，討教。同時祝福您新春愉快，筆健如飛！
致禮！
                   gubeide
                       [e-mail]

　　　　　　　　　　  　   2005-02-01

 

繼承魯迅不難，繼承好魯迅、超越魯迅實難
顧則徐

讀朱學勤先生《想起了魯迅、胡適與錢穆》一文，為他平淡的文字而久不能平靜。此文不知朱學勤先生寫於何時，記得這次不是第一次讀到，彼時並沒有如現在的心旌搖動。人的心境就如水麵，同樣丟了塊石子進去，倘是大湖就如什麽都沒有發生，倘是杯水則就是波濤洶湧了。

朱學勤先生對魯迅的認識，了悟於八十年代最後一年，正是這樣一悟，便既超越了自己先前的或信奉或厭煩，也超越了當下很多的人們。魯迅，自從中國有了魯迅之後，他就成了個不死的幽靈，時或出入在人們的靈魂當中，逼著人們要排斥他、否定他、忘卻他，但一當眼見、身曆了人生的慘烈，便“明白自己所處的年代還是魯迅的年代”，身在的是魯迅的鐵屋，喉嚨裏滾動著魯迅的呐喊，終於無法擺脫魯迅的野草宿命。

朱學勤先生以否定、悲愴的語氣設問：“中國人成天念叨魯迅，有無一人敢於繼承他的精神、他的風格?”於這設問，我是很不同意的。既然中國已經有過魯迅，而我們“所處的年代還是魯迅的年代”，則魯迅的繼承就自然是一定。對魯迅真正的繼承不是崇拜，更不是簡單的膜拜、模仿，而是精神的繼承；由於魯迅的曾經被改造為偽魯迅，因此，對魯迅的繼承甚至可能是在某種狀況下所采取的對“他”進行無情批判和否定的方式。對魯迅繼承的複雜性是“這個輕佻的當下”的沉重和深刻。包括朱學勤先生的本文，便是對魯迅最好的繼承一例，是深得魯迅三昧的。

問題不在於是否有人繼承魯迅，而在於能否繼承好魯迅，能否在繼承中超越魯迅，誕生出新的魯迅。這是個太困難、太困難的題目。

我比朱學勤先生晚生，略有幸運，讀中學時正好文革結束，可以讀點書了。那時書真“多”，中外作家的經典作品來不及讀。在各種作品中，我最喜歡上的，便是魯迅。所以，我之喜歡讀魯迅，與早生的朱學勤先生隻有魯迅可讀，應該是有些許區別的；也就是說，我對魯迅的喜歡，是從有所比較中自覺開始的。大概我生性古板，喜歡了魯迅，便從那時也立誌了要繼承魯迅，以至於今，真正是花崗岩腦子，始終矢誌不逾。以我的體驗，繼承魯迅不難，繼承好魯迅、超越魯迅實難。

第一件難事，是沉靜。魯迅是沉靜的，抄碑帖時是默默的，當作家時也還是默默的。《新青年》同仁開會，魯迅去得不多，言也少發。那時周作人大概還很隨兄長的主意，發言經常要說回去聽家兄的意見，或說家兄的意思如何如何，大家通常也把周作人的發言當作周氏兄弟的共同意見，可見魯迅之少露麵。魯迅的稿子，他自己說是“聽命”，當中的意思其實包涵著是應了錢玄同的熱情催討。魯迅當然也發言，也演講，但沉靜才是他真的底蘊，用文字說話才是他始終的根本。但這沉靜中是一種爆發，是火熱的心腸。陳獨秀把《新青年》帶到上海後，原來的同仁中隻有魯迅仍然默默地寄稿子給他，令陳獨秀十分感動。正是這樣一種沉靜，所以，魯迅是最“韌”，五四或《新青年》的總司令、副司令們都去做了其它，隻是普通一將的他以一個文學家的身份悄悄接過了旗幟，獨立地堅持扛了下去，因此，五四或《新青年》真正的晚唱，是魯迅一個人的低吟。

第二件難事，是獨立。即使在《新青年》同仁中，魯迅也是獨立的，雖說他“聽命”，但“聽命”這個詞深處本就表明了對自己的保留。陳獨秀等人有著非凡的識見，隻要魯迅有稿子就是最好，稿子是寫什麽、怎麽寫斷沒有人幹涉，沒有人會突破魯迅“聽命”時所保留自己的絕對獨立底線，沒有人指令或勸告魯迅應該寫什麽、怎麽寫。那是個天才聚集著的美好、神聖而偉大的日子。魯迅後來“聽命”於“左聯”，就如一隻天鵝跌進了鴨棚，雖然當起了“魯司令”（毛澤東語），但終究是隻天鵝，不是鴨子，是件極痛苦的事。魯迅拒絕療養和根本治療，表麵說是有很多事要做，具體可能也跟經濟能力有關，但根本我以為是魯迅從心底求死，他的第二次“聽命”感受，已經讓他預見了惡劣的將來，避免之途唯有求死，在戰鬥中中箭落馬，或疲憊而僵，以不真見將來為最好。

第三件難事，是至勇。魯迅是懦弱的，他做不了陳天華、秋瑾、徐錫麟那等英雄，他隻是個瘦小的書生。炸彈扔下來了，便要躲到內山書店去逃難，喚個妓女來喝杯茶解悶。魯迅又是剛勇的；不僅剛勇，而且至勇。魯迅作為一個普通人，不過手無縛雞之力之徒；但作為一個文人，則有著傲然於所有的骨氣，是塊硬骨頭。勇，是於文人最緊要的品格，是文人能否成為真的文人的根基。至勇，是勇之最高境界；這一點，魯迅是大致做到了。

第四件難事，是學問。學問有兩個方麵，一是駁雜，一是專精。文人未必一定可以做到創造，但真的文人於學問終究要真有才是。或可以駁雜，或可以專精，但《新青年》同仁的優秀處，是幾乎每個人都既駁雜又專精，每個人都於淵博中有自己的拿手活，魯迅自不例外，他們的學問都居於了大家水平。在這一點上，魯迅與胡適、與陳獨秀等，彼此都是心心相通的，是高手相聚。作為核心的陳獨秀此人，在學問方麵性格孤傲，要讓他接受、尊重並合作，庸庸之輩是走不到跟前的。今人繼承魯迅，由於時代不一樣，應該要求更高，不僅涉及朱學勤先生所言“魯迅的社會批判、胡適的自由思想與錢穆的嚴謹學業”問題，而且在學問方麵要兼具魯迅的深邃、胡適的態度、錢穆的建樹才行。

第五件難事，是文學。魯迅畢竟是文學家，即使說他是思想家，終究也是文學家的思想家——這一點，是至今研究者混淆弄不清的。大半個世紀來對魯迅本人的全部評價，最精當的仍然是作為曾經同仁的晚年陳獨秀，他一是肯定魯迅一貫的獨立精神，一是認為“真實的魯迅並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個人，有文學天才的人。”魯迅的文字藝術，或由於曆史的曾經獨領風騷的原因，客觀上已經成為一種符號化了標準或參照，象巨大的天穹覆蓋著我們全部的文字文化，繼承魯迅一方麵無法擺脫這一遺產，另一方麵又必須突破他的這種桎栝。繼承魯迅並不等於去做文學，但終究有一個文學性或文字的藝術性問題。今有餘傑先生，北京大學魯迅研究專家錢理群教授弟子，或有“小魯迅”之稱，但從他文章的文學性言，實在還與這稱呼有著很遙遠的距離。如果撇開文學性談繼承魯迅，則繼承的就不是完全的魯迅，或是失去主體了的魯迅，其前提仍然是對魯迅的扭曲評價，是先扭曲了魯迅的再繼承。

以上五條，要做到任何一條都是非常困難的。比如說勇，中國真的文人進行研究、寫作，頭上是懸著達摩克裏斯劍的，一方麵，就格外需要繼承魯迅；另一方麵，倘要保得性命，或不陷囹圄，又最不能繼承魯迅。有勇氣，就是極了不起的事了；要至勇，等於是拚命。繼承魯迅，並不等於要同意魯迅的觀點，並不等於模仿他的文風，所以，我以為對魯迅的思想和文字盡可以有各種理解——比如我的朋友李檳（檳郎）先生便有魯迅左派之稱——，也不應該把他當絕對，而應該進行批判。但既然說是繼承魯迅，倘要繼承好並超越他，在以上五條的努力則是必須。

作以上感想，於我更是自勉。

2005-3-21

我愛檳榔園
 2004-05-02
作者:人在深處
 

好幾天沒有上檳榔園社區了，昨晚上時，把我嚇了一跳，社區特使發了一則公告，上麵說：

黑雲壓城，山雨欲來。
檳榔園社區因故關閉，留下一段美好的記憶吧。社區人來人去，來去無蹤，網絡有情與無情之間，凡事有個結局，檳榔園社區也不例外。

本人愧對網站重托，社區沒能建設好。也愧對檳榔園所有網友了！

為了最大程度減少網友損失，轉移或收藏資料，已爭取到社區延遲到五月七號中午關閉。

五月七日，檳榔園社區正式關閉，留下一段真情在一些人的記憶中！
[發表時間：2004-5-1 13:29:02]

讀完公告，我非常傷心，檳榔園社區是我的心靈家園，我曾經還在
這裏做過斑竹，與她相識，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段緣分，我十分
珍惜。現在，她要關閉了，不知道我又要悲哀多久！
我不理解，這樣一個正義、愛國的網站為什麽要關閉呢？
為懷戀她，我把檳榔園文學書院院歌收藏於此：

《檳榔園之歌》，又名：

《我愛檳榔園，詩意棲居地》

我愛檳榔園，詩意棲居地！
詩意棲居地，相會檳榔園：
思想文學世界，繁榮中華文藝。

我愛檳榔園 ，詩意棲居地！
海納百川大，壁立千仞剛，
檳榔園文學書院的明天會更好！

我愛檳榔園 ，詩意棲居地！
檳榔園文學書院的明天會更好！

 

檳榔園——桃花園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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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網絡上胡亂翻騰,不經意闖進了檳榔園文學書院  http://libins.bbs.xilu.com/ ),頓然眼前一亮:朗朗讀書聲,讓人耳目一新。真個是：家事.國事.天下事。風聲.雨聲.讀書聲。

又似乎這是“桃花園”，拳拳學子之心，躍然紙上。國家的未來，在這兒似乎可以尋覓蹤跡。

我們的國家正處於轉型的陣痛，傳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觀念，正麵臨著現實和實踐的挑戰。何去何從？雖然執政黨在百般變換手法，努力提高自身的素質和能力，但仍然滿足不了廣大民眾對民主自由的渴望及世界輿論的責難。

閉關自守和自給自足的陳舊觀念已被揚棄，人類文化意識的多元化走向展示著人類的未來。馬克思的“科學共產主義”，從科學的概念（非價值的概念）理解，“美好人間”並非無產階級一個群體的專利，而是人類共同的願望。

三十年前，9.13事件讓十億中國人陷入了深深的沉思,卻又無法直麵現實,那是鄺古少有的高壓年代。紅太陽身邊的親密戰友，被寫進黨章的法定繼承人突然一夜之間變成了魔鬼-----人們心中的神像垮塌了！

抱著疑問我翻開了馬克思的回憶錄----我的座右銘：懷疑一切！赫然入目。這懷疑一切的馬克思的座右銘也嚬然成了我懷疑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依據！.......漸漸的,從馬克思列主義理論到共產主義運動的曆史,再到整個人類社會發展的曆史與及人類社會的現實,我發現馬克思主義理論有所偏頗!

1.馬克思主義理論與社會實踐及社會現實矛盾重重。

2.共產主義和聖經裏的天堂一樣在時空裏不著邊際。

3.剩餘價值理論鑽到牛角尖去了。

4.階級鬥爭的理論是荒謬的，且誤導人們造成了人類無數的災難。

5.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說牽強附會。曆史唯物論編排的社會發展規律把人當成了隨波逐流的浮萍。

6.馬克思是一代偉人，但不是神！

當今世界，社會主義陣營土崩瓦解，資本主義仍然遠遠跑在前麵，馬克思主義被迫分成無數的派別，遺憾的是，他們不從理論基礎上尋找錯誤所在，卻一次次重演皇帝的新裝，執迷不悟地在自劃的圈裏百般尋求解脫。

“地心說”在神權的維護下窒息了“日心說”的誕生，可人類世界的未來在新一代身上。

桃花開了，待到桃李滿天下，中國大眾一定能品嚐到民主與自由的真味！

檳郎回複：

民主與自由乃人類之美好理想，能實現者方為上上主義，社會主義運動雖有挫折並分化為多派，但資本主義總是與野蠻和過去聯係在一起，社會主義終將取代。

至於社會主義是什麽，我們目前仍然不能離開馬克思主義的遺產來思考。

至於中國，魯迅左派是反對文革的，與毛左派想為文革平反是不同的。

“左翼”在國際語境中仍是褒義詞。日本右翼和中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都被人罵。

找到檳郎先生的幾個帖子讀了讀
lieutenantz

 

不知道該說什麽。想起昨天有人在批駁王小波文章裏講如果不樹立價值，理性好象就沒什麽用。但是檳郎先生帖子裏左派、右派以及兩派內部各分枝為樹立“價值”互相攻擊的事情，對我來說也已經見怪不怪了。我不曉得為什麽“公平”和“正義”會分成那麽多的派別，而且互相象鬥雞一樣看不順眼。
很同意檳郎先生一再引用“君子和而不同”，也同意檳郎先生的最後一句話，相信常識，不糾纏於政治學。尤其同意檳郎先生向社會底層著眼的立場。
有些意見跟檳郎先生略有差異，譬如說，對社會底層、勞工階級的關懷是不是隻有“真社會主義”才能解決？真社會主義在世界上存在過嗎？對沒有成功先例的事情，我個人總是保持警惕，因為“人民”不是被拿來作各種抱負的試驗的。又譬如在對待伊拉克戰爭的問題上，我對反戰也有保留的看法。檳郎先生對移民者的不可理解，似乎也不夠寬宏大量。但是君子和而不同，這些不影響對檳郎先生很多思考的讚同，以及對檳郎先生拳拳之心的欽佩。
2003，09月03日

 

魯迅左派，毛澤東左派與今天的左派
光華村的和尚

魯迅左派，毛澤東左派與今天的左派
檳郎提出魯迅左派和毛澤東左派的問題：“魯迅左派在三十年代就形成了，毛左派在四十年代的延安時期開始形成。魯迅左派的出現比毛左派要早十年，但魯迅派始終是民間的思想派別，而毛左派一度成為統治意識形態。”
由魯迅左派向毛澤東左派演進的過程，就是向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話》中提出的“最幹淨的還是工人農民，盡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大小資產階級都幹淨”演進過程。這是一個由思想力量向現實力量演進的過程，是“深入工農兵群眾、深入實際鬥爭”的過程，沒有這個演進，共產黨就不可能堅持八年抗戰，更不可能有農民用小車推出來的解放戰爭的勝利。
對照西方，或經典的馬克思主義，中國的特點是無產階級擔負起了資產階級的曆史使命，包括*****化的使命，更包括資本原始積累的使命。這種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使命倒置”，是解讀毛澤東左派的背景，更是實質。
由魯迅左派到毛澤東左派的演進過程，也是中國“力的哲學”或“力的文化”成型的過程。
魯迅的壓抑，憤懣乃至徹骨的絕望，正是以“反向”對力的呼喚，可以說，正是魯迅左派呼喚出了毛澤東左派。由於中國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使命倒置”，魯迅左派和毛澤東左派的分界在於，魯迅左派在思想上已經“腳踩牛屎”，而毛澤東左派則是在現實中完成了“腳踩牛屎”，唯其如此，才使毛澤東左派如同安泰腳踩大地獲得了無窮的力量。
我自認為是左派，可看了“黃家大嶺”這樣的文字，我也懷疑我有沒有資格自稱左派了：
“我雖然不主張對左右派分野，我也不想自認為自己是什麽派別，因為我知道，我絕對不是真正的左派，左派是用自己的所有一切交給社會公眾的人們，他們作出的犧牲，我非常敬仰。可是我用自己的行動嚐試過，我根本不配稱作左派。那些用鮮血貢獻給新世界的人們，那些用青春投入到自己認為崇高理想的人們，包括那些自己的默默奉獻消耗自己照亮別人的人們。我想，我和他們有距離，有許多事情我沒有做到。所以我不敢稱自己為“左派”。 ”
魯迅左派是中國的驕傲，毛澤東左派是中國力量的源泉，21世紀中國，呼喚“今天的左派”。

一篇決不屈服的好文章！
黃家大嶺

　　不屈服是我們這個民族生生不息延綿至今最原始的動力，能夠幾千年維持中華民族的生存，民族的氣節的頑強，不能不說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所謂左右之分，很關鍵的一條也在這裏分野，保守的勢力就是維持現有的既得利益，他們常常理所當然地放棄為幫助他人的進取，更多地自私自利，這也是他們幾乎無法在民間形成有力派別重大原因。
　　我雖然不主張對左右派分野，我也不想自認為自己是什麽派別，因為我知道，我絕對不是真正的左派，左派是用自己的所有一切交給社會公眾的人們，他們作出的犧牲，我非常敬仰。可是我用自己的行動嚐試過，我根本不配稱作左派。那些用鮮血貢獻給新世界的人們，那些用青春投入到自己認為崇高理想的人們，包括那些自己的默默奉獻消耗自己照亮別人的人們。我想，我和他們有距離，有許多事情我沒有做到。所以我不敢稱自己為“左派”。
　　可是我喜歡他們，我景仰他們，我崇拜他們。我可以看清，他們身上才凝聚著中華民族最閃光的東西，繼承著民族最有生命力的部分，他們代表的是中華民族的希望。那些為了自己的嘴巴，為了自己的肚皮，癟著嘴專替說有錢有勢的人為虎作倀人們，他們盡管有時顯得很有學問，有時表現得很有修養，可是我不得不說，他們大多時候在我的眼中僅僅是一些敗類。他們的失敗不一定在眼前，他們很可能用他們的油光大嘴和凸出的肚皮證明他們是成功者。可是，我覺得，他們在人們心目中，在中華民族的習慣中，在未來的社會價值中，他們一定是失敗者！
　　我做了很多自以為得意的事情，也因此得到：“漢子”的稱號。可是我不以此為榮，當大家這樣稱呼你的時候，隻有你自己心裏知道，這個名稱包含的是何等的辛酸苦辣！可是我不會後悔，決不後悔，決不回頭！盡管心裏很苦，可是我還是堅持我的信仰，我的信念。
　　以此文附和擯榔老弟，以表支持。希望您和您的兒子及全家好。+ 我的更多文章 我的更多文章 標簽: 魯迅   檳郎   

去吧!檳郎兄,在我認識你之前
南宮世家

作者：【南宮世家1 】 發帖時間：2003-02-26 17:52:46

發言內容：去吧!檳郎兄,在我認識你之前.
人有生存的權利,亦有選擇死亡的自由.
自殺,對於死去的人是一種解脫,隻是對活著的人的懲罰,特別是你的親人和認識你的人.幸運地,在現實生活中,我沒有遇到過我所認識的人自殺.因此,去吧!檳郎兄,在我深入認識你之前,最好,也不要告訴我你的離去,拜託了,看在初識網友的份上.
自殺,另一種原因,可能是出於對現實不滿的報復,但不幸地,往往被報復的卻是愛你的人.昨日新聞,中國在北京成立了第一間 “防止自殺診所”,中國政府一直把國內自殺人數視為國家機密,直至最近才不得不正視這現象,公佈出來的數字令人吃驚. 一年內,自殺死亡人數是30多萬人,(南京大屠殺也不外30多萬),佔了全世界自殺人數的四成,人口自殺率全球排名第四,九成自殺人口來自農民,而且大部份是女性. 而現在,中國政府仍不是真正正視這問題,竟然仍然把自殺視為精神病的類別. 自殺了的人,在中國竟然仍得不到尊重. 死後仍被扣上精神病的帽子被社會羞辱,天啊!行行好好嗎!為你們的後代積點德吧!同誌!
檳郎兄,兄與我年齡相若,仍比我大一點,兄經歷的事,所受之苦難,弟雖不是身歷其境,不能明白兄之感受,但弟也是有家室之人,明白為人父之難,生活之壓力,還背負著大半生也還不完的負資產. 怎麼辦?按兄的說法,兄還是在鐵錘鐮刀之下,代表人民大眾利益的偉大社會呢,而弟卻生活在萬惡的資本主義社會. 應該自殺的豈不是弟而不是兄?
兄若要自殺,這是你的自由. 我尊重, 但兄把自己的不幸,廣大農民的苦難歸咎於所謂富人階級,城裏人,還依靠鐵錘鐮刀們灌輸給你的 “仇恨”之心作生存的唯一動力,真是: 是可忍,孰不可忍. 懷著 “仇恨”生存,於兄是最痛苦的,於別人卻是非常危險的. 看看 “鐵錘鐮刀”來到這世上,帶給了人類的災難吧! 而它們帶來的給人類最深遠的影響卻是播下了 “仇恨”的種子. 兄所受的苦難,那一段不是發生在“鐵錘鐮刀”的旗幟下?城裏人與農民是誰用行政手段硬分的? 兄若說他們不是真正“鐵錘鐮刀”的代表,我卻要勸兄一句,他們並沒有誤會“鐵錘鐮刀”的精神,誤會的是兄啊!拿一本 “資本論”來重新讀一下吧. 悲天憫人是老馬東拉西湊出來的藉口,其根本精髓是挑起階層仇恨,進行階級鬥爭. 通篇大作是老馬用血寫成的,每一個字都飽含惡毒的詛咒,比美[撒旦的詩篇]. 魯迅,兄之偶像,也不是個好東西,也是一隻含血的狗而已,對中國文化的影響,更是有破壞沒建設. 更被當權者利用為殘害文人的工具. 魯迅的問題複雜,日後有機會再與兄探討,(如果兄仍未死的話,希望).
檳郎兄,想想為何而生吧?為“仇恨”而生,美其名 “戰鬥”,於己於人都無益. 想些別的事. 親人,朋友吧,因為自殺唯一的受害者是他們. 再重複一句,無論兄決定怎樣,弟也尊重,隻求不要讓弟知道壞的消息.
謝謝南宮兄。仇恨怎麽來的？
作者：【檳郎 】 發帖時間：2003-02-26 18:24:13
發言內容：兄在香港，可能難以理解在一個極不公正的社會，一個下層人或一個下層知識分子所受的壓抑和憤怒。不隻是貧窮，而是更因為社會不公正，道德敗壞，知識分子普遍墮落，受壓迫者哀求無告。
仇恨怎麽來的？是壓迫者造成的還是受壓迫者，兄將問題的實質弄反了。
關於鐮刀和鐵錘，顯然指農工階級，執政者已拋棄實質的含義了，但我牢牢地抓住它。
香港也曾因為大陸現在這樣的情況而發生1967工人暴動，但此後港府糾正了錯誤，香港比大陸要好，盡管仍有勞資矛盾，競爭危機。但在公正上比大陸好得太多了。
咱倆的思想有差異，的確，魯迅是我導師，我是魯迅派，我在不公正的社會裏為什麽不能喊：戰鬥？馬克思也是我的導師之一，我仍然堅持現代民主憲政的理想和民主社會主義的方向。
我不知道我什麽時候再有下一次再自殺或橫禍，但我想，不死，則戰鬥下去，用筆也是一種方式。
與兄隻能求同存異了。祝好。謝謝你此文，我拷下來了。 

 

致檳郎先生：毛左派與魯左派應該是一家人
杯汝來前

 

讀了先生的幾篇文章，很受感動。文章即使不都是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但都貴在真情實感，雖然有人吹毛求疵。在此，我想就先生在“魯迅與左派”一文中的有關觀點與先生簡單交流一下。
我以為就其實質而言，毛左派與魯左派其實是一家人。毛澤東之所以說他的心與魯迅是相通的，是基於他們對中國社會中國文化的曆史與現實的深刻的共同認識和改造理想，所不同的是魯迅是用筆來喚醒民眾，毛澤東不但用筆也用劍來更直接的改變民眾的思想和生活狀態。毛澤東給予對舊社會持無情不妥協的批判態度的魯迅崇高的評價絕對不是偶然的和心血來潮的。毛澤東追求的社會主義富涵著人民自由主義*****主義的底蘊。如果把魯迅稱為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毛澤東的高大形象中無疑也包涵這一側麵。毛澤東更強調大多數人的自由、更強調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應該為人民贏得自由而奮鬥而犧牲。毛澤東的自由主義理念中有一個隱含的命題：有平等才有真正的自由，沒有平等處於受壓迫狀態下的群體也就不會有真正的自由。我認為，不認識毛澤東的自由主義理念，就不能很好地認識毛澤東的實質。毛澤東與魯迅在思想的革命性方麵是高度一致的，而革命為何？人民自由乃革命者奮鬥之鵠也。因此，我以為在自由主義的理念上，毛澤東與魯迅的分別是很小的，毛左派與魯左派應該是一家人。而真正的左派是不應該回避本為社會主義題中應有之義的“自由”和“*****”這兩個概念的。
以上匆匆淺見，請批評指正。
我是老楊
哈哈歡迎光臨！
檳郎
老楊和網友告所我別人轉貼我文章，今天趕到強國論壇，小發了四篇，結果引起了小反應。哈哈，沒想到。
我在毛左派麵前願意和他們結為統一戰線。我又願與自由派，特別是其中的憲政派結友。身在兩者之間也。
魯迅派是獨特的，也是批判性地兼容一切有益的資源的。
檳郎
人民網論壇不好，常有通不過審查，審查時間也特別長。以後盡量不去了。：）
檳郎
歡迎 杯汝來前兄來此論壇參與，強國論壇回複還沒顯出來。
在這裏老實說，兄對毛澤東的理解很特別，也很好，不像完全的自由派那樣徹底否定毛澤東，反而在他身上發掘出有用的資源。對過去的曆史，既然已經過去，與其否定，不如多為今天人著想，從曆史中發掘出有用的資源來。：）
杯汝來前
檳郎兄過獎。極為讚同兄所言的古為今用的想法。我一直認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對毛的認識是有誤區的。我以為，毛思想的本質是自由主義的，但在大多數人基本平等之後而已。當然，毛推行其理想的一些手段是值得商榷的。有時間，我與兄再進一步探討。：）
檳郎
//毛思想的本質是自由主義的//
與流行的觀念差別很大，兄可作文詳加闡述。我感到其中有合理的內容。
毛追求的是大同，公正，他的思想資源來自中國傳統大同思想，和馬列主義。在他有生之年的實踐中，這恰與西方的*****憲政模式不大一樣，也導致了事實上的專製和社會混亂。因而資源不同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極力否定他。
中國怎麽走？取決於政府對這兩種資源的整合。謝謝兄。
南石
我以為不同。毛的觀點立足政治，而魯的觀點立足於文學，更富全方位的文化左派觀。但毛也不是自由主義的，必要時要把他當一個農民看待，毛可能更高興。農民是沒有自由主義的。
阿倫史丹奴
就是一家人！愛！
流星和尚
不是一家人，隻是都是陸九淵那死鬼的陰魂，哈哈。
發貼時間： 2002-12-5 21:44:00 61.128.238.21
葦岸
我不知道杯汝來前朋友的觀點是一時的即興之語還是自己長期的思考所得，總之，“毛思想的本質是自由主義的”這個觀點實在是新穎的，也是讓我驚訝的。
檳郎朋友的相關帖子我沒有讀過，我也確實不清楚“毛左派”和“魯左派”的具體所指。關於魯迅的話題可以另外再談，先說說毛澤東和自由或自由主義。
自由是什麽呢？這個話題可以說已經爭論了很久。我想，自由首先表現為“不被或免於強製”應該是大家的共識，既所謂消極自由。毛思想的本質如果是自由主義的，那應該首先符合這個共識。可惜，在毛執政的年代，他的做法基本都是強製性的。在經濟方麵表現為消滅有產者（消滅肯定是強製的），在文化方麵的表現就不用我來舉例了。所以，毛思想恐怕連最基本的自由主義的起點都達不到。
“毛澤東更強調大多數人的自由、更強調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應該為人民贏得自由而奮鬥而犧牲。”既然是“強調”，又是“犧牲”，對於當時的知識分子而言，自由肯定是不存在了。“大多數人的自由”又是什麽呢？毛剝奪了大多數人的剩餘財產（據說是用於國家建設了，如所謂三線，第2個萬裏長城，嗬嗬），沒有了私有財產的大多數怎麽可能是自由的呢？這些大多數必須依靠國家的單位來生活，這怎麽可能是自由的呢？毛禁止了大多數的其它思想的傳播，那麽當時的大多數人隻能被強製閱讀有限的思想讀物，這樣的大多數人在思想上可能是自由的嗎？大多數人在經濟上和文化上都由於強製而失去了財產和閱讀的資源，這樣的大多數怎麽可能是自由的呢？
“毛澤東的自由主義理念中有一個隱含的命題：有平等才有真正的自由。”我們且先不說毛是不是這樣想的。有平等才有真正的自由？這句話無論在邏輯上還是在理論上都問題多多。
理論上講，自由和平等存在內在的緊張。我們隻有在堅持自由的基礎上兼顧平等。自由要求的是效率，平等要求的是分配的大體均衡。效率高的人，收入自然要高，久而久之，和低效率的人的收入差距就越來越大，就越來越不平等。這是為什麽自由和平等會有內在緊張的一個解釋。稅收提供了一個兼顧平等的辦法。但沒有任何辦法可以消除不平等。因為人在先天和後天都有不平等的可能存在，如性別，家庭，所受教育等等。平等隻是指機會的平等，權利的平等，既所謂起點和過程的平等，而絕不是結果的平等。
從邏輯上講，既然有“真正的自由”就存在“非真或假的自由”。既然平等等於“真的自由”，那不平等是不是就是“非真的自由”呢？再既然自由首先表現為免於強製，那“非真的自由”就是表現為強製了。再推而論之，不平等就是表現為強製了。可一個遊手好閑的人由於不工作而表現為與別人收入的不平等，那麽我們要得出他是被強製的結論了。這是不是有些荒謬呢？因為明明他自己不願意工作呀。
其實，自由和平等這兩個概念的內在緊張和衝突是理論界爭論的焦點話題。真正的自由如果有的話，也不是因為平等。恰恰相反，過於強調平等會損害自由。
大多數人平等了之後就自由了嗎？例子最恰當的還是毛時代本身。毛確實實現了大多數人的經濟上的平等——大多數人都是窮人。那個時代的人自由嗎？大多數人在經濟上的平等，在政治上卻是不平等的。因為一個出身，你可能就是”黑五類”，你別說入黨從政了，你連最基本的政治權利都會被剝奪，你是自由的嗎？
經濟學用恩格爾指數來描述社會的貧富差距。在最富有的美國，恩格爾指數隻有0。2至0。3（記憶中的，未必精確）之間，屬於合理範疇。相反，我國目前的恩格爾指數卻高於美國，這不能不說是一個諷刺。
大多數人的基本平等靠什麽來實現呢？靠法治社會。因為平等是指政治權利和經濟權利，文化權利的起點和過程的平等。隻有法治才能保證這些要求的大體實現。而法治社會的實現又要依靠檳榔朋友說的“憲政”的實現。靠毛的那套隻能建立人間地獄，而絕不可能是人間天堂，如果人間有天堂的話。
就像杯汝來前朋友承認的那樣，毛的“手段值得商榷”。一個再美好的理想如果沒有可行的手段，這個理想都是不足取的，隻有理論上的價值，而絕不能大規模的實踐。毛的理想是不是美好可以再談，但即使是美好的，當這些美好理想沒有找到實現的可行辦法之前就大規模的強製其實踐，至少是一種不負責任的做法。所謂“超英趕美”現在不是淪為笑談了？但民族的災難卻不是可以“你傷害了我，還一笑而過”的。
發貼時間： 2002-12-6 10:29:00 211.161.21.147
胡一媚
為一兩個名詞折騰得死去活來幹啥？論壇上爭的目的，無非是借老毛來做盾或劍。自己的觀點才是最重要的。
觀察家
杯汝兄，好久不見，現還常去強國嗎？對毛的研究有新的進展否？
強國論壇_船山學人

有缺陷的激情：讀檳郎先生論“自殺”文有感
利劍在掌

深夜難眠，起床看到檳榔先生《我常常準備自殺》一文，感到很悲痛！這個世界上有這麽多受苦的靈魂，這在平時是難以想象的。看到這些袒露的心靈，我想我能夠體會他們的痛苦。這種莫大的悲痛，就是這芸芸眾生在日常生活中壓製或深埋著的悲傷，在摧殘著他們的生命，卻無法為人所知，也得不到別人的救助和療治。我曾經知道，得不到回應的呼救是多麽空寂，無法抒泄的絕望是多麽強勁。我也曾經知道，要依靠一個人的力量走過心靈的風暴，需要付出多麽慘痛的代價，需要培育起多麽堅強的意誌。那種曠野中的呼告，也許隻有上帝和自己能夠諦聽，而對於沒有上帝的人，則隻有依靠自己。在這個意義上，檳榔先生此文的價值，是有資格得到高度評價的。因為他以自己的心靈與眾多的心靈溝通，因為他以親身的受苦告訴眾多受苦的人，我們並不孤獨，我們可以攜手作戰。
我不是說檳榔先生此文在文學上已經達到了多高的造詣或成就，因為在我們麵前擺著無數偉大的文本，站列著更偉大的心靈，從耶穌到帕斯卡爾到克爾凱郭爾到陀斯妥也夫斯基；我也不是說他的文章能夠真正解脫這麽多受苦的心靈。那是過分苛刻的要求。此文的意義在於他通過真誠的袒露交換來的真誠的交流。這種交流出現在網絡上，完全是普通人之間的交流和慰問。這種普通人之間的交流，擺脫了眾多外在的束縛而得以溝通，這是它格外動人的力量所在。
對於不主張在政治分析和社會批判上過多投射個人經曆或感情的人來說，這種動人情感的力量有時是寶貴的。因為邏輯分析和所謂“價值中立”的描述，往往會使理智發達，而使真實的情感日漸枯萎。知道這麽多人在受苦，這是重要的；知道這麽多人在渴望交流和相互理解也是重要的。它有時有助於摧毀虛幻的理性、客觀和不動聲色之類的“科學要求”，它是歌德所說的“平衡的力量”中的重要的一方力量。
但是，盡管如此，盡管承認如上的意義，我仍然不得不說，檳榔先生此文是有重大缺陷的。它在感情上過於發達，在心靈上過於狹隘，在社會分析的意義上失之於片麵，在價值訴求上則隱含著著激進乃至可怕的推論。
感情的發達，是指該文通篇的抒情有時達到了泛濫的地步，“自殺”的主題則被過分的強調和拔高了。這對於講究含蓄或者蘊籍的抒情來說，在美學意義上有所欠缺。當然，我知道這不是一篇為了美學的目的所做的文章，而是如歌德說的“清算自己的過去”的思想整理。但是，當過分充溢的情感彌漫時，它的動人的效果反而減弱了。所謂“過猶不及”，此之謂也！
心靈上的狹隘或曰不夠寬廣，在於它放大了個人的不幸，而淡漠了更多人的痛苦。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以前會說它“不夠典型”、“個人主義”或“小資情調”，今天則要說它缺乏知識分子的憂患情懷。我們也許應該看到，今天我們站立的地麵與上兩個世紀的知識分子站立的地麵不同。在我們個人受苦之外，還有更多的人在受苦；在個人的不幸之外，還有社會的創傷，民族的悲痛。這一點，我們不難看到，就象歌德、托爾斯泰、陀斯妥也夫斯基、魯迅、鬱達夫能夠看到一樣。但是，今天的知識分子能夠站在這些前輩開辟的土地上前行，而不必再象他們一樣在痛苦和憤懣中“絕望”或“沉淪”。對於擁有這些前輩的知識分子來說，對於已經能夠從他們那裏獲得教益和力量的知識分子來說，我們的道路要清晰的多。
我不是說我們能夠象他們一樣偉大、堅強、勇敢或能夠比他們還偉大、堅強、勇敢，我也不是說我們每一個人都必須象他們一樣偉大、堅強、勇敢。但他們的確哺育了我們，他們的確擴展了我們的精神和心靈。我們能夠從他們那裏得到更多一點教育，也許就能夠少咀嚼一點個人悲歡；我們能夠從他們那裏多汲取一點力量，也許就會少一點軟弱。卡萊爾說歌德使他度過了思想的危機，羅曼羅蘭在托爾斯泰那裏找到了導師，我們也許比這些學生要渺小的多，但也許正因為渺小，我們才更需要這些導師的訓育和指引，才更容易在導師的引力下擺脫個人利益的軌道，奔馳向更深廣的地方。奔向哪裏，我不知道，也許是歌德或斯賓諾莎的的自然，也許是巴爾紮克的“民族秘史的書記官”，也許是托翁的晚年出走的決絕，也許是陀氏的皈依宗教的堅定？都可能吧。能否走到，我也不知道，這取決於我們思想的腳力和意誌的硬度。但是，向著那個方向走，我以為大致是不錯的吧。
至於社會分析的片麵與最後一個問題即文章隱含的激進推論是一個硬幣的兩麵。你的抒情所隱含的批判顯然認為是一個富人階級造成了你的貧困，這在階級分析上是模糊的。富人或曰資本並不是必然帶有“原罪”，隻有不正當或不公正的獲得的資本才具有“罪惡”，隻有巧取豪奪的政權才是社會批判的對象。因此，不加分析的批判一切富人或資本，隻能製造虛構的階級對立和宣揚盲目的階級仇恨。這種批判，隱含著對“窮人階級”的道德崇拜、對“富人”階級的道德譴責和原罪仇恨，潛在著製造民族分裂的危險。這是應該警醒的推論。這個問題，不多說了。司湯達說在談論文學的時候摻進政治問題是煞風景的事情，我們談了這麽多文學，還是不用煞風景的好！
謝謝利劍老兄，已把你當作好友。
作者：【檳郎 】 發帖時間：2003-02-26 15:08:26
發言內容：我下午才起床，遲複為歉。
我的抒情文中可看到一些邏輯的建構，不錯，但你有誤解，解釋一下：
1，我將與“貧賤者”對立的不是“富人”，而是“闊人”，學的是魯迅話語，他也好用闊人這個詞。“闊人”既富且貴，與權勢有聯係，與當下社會不公正有聯係，因而有當下的社會批判意義。
2，我並不是一味隻是哀歎自己，由己到人到社會，我提到了三農問題，工人階級貧困問題，社會不公正問題。我放眼的世界是大的。
3，文章並不完全悲觀，我提到了魯迅和作一個戰鬥者，“與這個不合理的世界作鬥爭”。
其它我讚成你，值得我學習反思。
你多次點評我的拙作，使我大大受益。非常感謝你。把你當作好友，以後多關注你，向你學習。
祝好。

 

你的眼睛怎麽這麽好？
蕭武

——就檳郎兄的信引發的吵鬧的一點感想

前一陣子李慎之先生去世的時候，檳榔兄自做多情，學諸葛亮吊孝，還想玩弄概念，硬要把自由主義的旗幟說成什麽自由左派。就他這點天真的文人小招數，哪兒能玩得過人家的火眼金睛，人家隻一眼就看出來了，根本就沒接受你的祭奠，還多有嘲諷。人家壓根就沒把你當自己人，你搞什麽自做多情的事情？難道不怕人家也像東吳諸將那樣，跳將起來要殺你？所以，我就覺得檳榔兄這個人喜歡自找沒趣。
　　
　　檳榔兄寫給兒子的信在網上到處流傳，別的地方都隻是幾句感動一類的話，隻有關天與世紀沙龍的人好象警覺特別靈敏，一眼就看出了他好象在毒害青少年。硬想把兒子也教育成自己這樣的魯迅左派。檳榔兄自辯說是他文中後來說了，是想兒子不要學他做文人。可笑檳榔兄天真啊，你怎麽不知道，人家兩隻眼睛不看別的，掙著眼睛就是要找你的毛病的。就算是你有一千張嘴，你能說得清楚？老實說，人家壓根就沒看你那些話。
　　
　　這讓我想起文革來。也不管你到底是什麽想法什麽觀點，隻要看見你有一點“反革命”把柄就要說你是反革命反毛主席。真不愧是文革中的過來人啊，批判文革批判了這麽多年，回頭看來，其實不過是把原來抓右派的工夫用到抓左派上來了。偵探技術和操作邏輯一點都沒變。檳榔兄不知道見風轉舵，被人批成這樣真是活該啊！
　　
　　檳榔兄的文章我也看了。我在跟帖後麵曾說，他的文章讓我想起李商隱來。李商隱自嘲“世稱韓文杜詩，樊南窮頓”，一生不得誌。晚年得子，自然十分喜歡，曾寫詩稱讚自己的兒子可愛聰明。文人也是人，誰不愛自己的孩子？文人稱讚自己的孩子有幾句過譽的話本屬平常，就算是誇張一點也不算什麽太大的過錯。義山一生短暫，據考證隻活了47歲便死了，隻有一個孩子，他個別喜歡。他死得早，死了以後，朋友們不但沒有幫他照看，反倒欺負孤子無依。向來與義山並稱的溫飛卿居然當著義山的兒子袞師的麵嘲笑說，你父親做詩說你聰明非常，長大了怎麽這麽不怎麽樣？可歎義山一生自視頗高，後人卻遭遇如此。我們是怪義山沒給兒子留下大筆的遺產呢，還是該說溫先生太過分？
　　
　　窮人的孩子命苦。我還很小的時候奶奶告訴我的這句話我一直記得特別清楚。後來讀小學的時候胡亂看書，知道杜甫的孩子是餓死的，當時還特別想不通，再怎麽說也是詩人啊，名氣這麽大的人怎麽會連孩子都保不住？父親說窮才做詩，孩子餓死是最平常不過的事情，自己餓死也是常有的。漸漸大了，看書多一點了，終於明白了，原來父親說的話還真有些道理。隻是父親當時曾告戒說，正因為詩是窮人做的，所以千萬不要想做文人、詩人，因為你做這些的時候就承認了自己的窮。檳榔兄是文人，自己也窮。可是，孩子有什麽罪？當他看著孩子因為自己的窮而四處流浪似的轉移的時候，他心裏能有什麽感受？有了感受說幾句又怎麽了？憑什麽就要被人指責？
　　
　　關天的跟帖我沒怎麽仔細看，世紀沙龍的我翻了翻。看見的居然是一向我覺得很“君子”的一幫人，而且攻擊檳榔兄的話比關天那幫混混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我就很奇怪了，如果說關天那幫人是自由主義小混混，這裏的人可都是學養不錯的人啊，怎麽也這樣？有人曾跟我說過，自由主義者都是可以通約的，難道通約到最後就是這種攻擊性的話，和比特務還好的眼力？

 

檳郎這個新一代糞子
石秋

　　
　　1
　　
　　……很奇怪，這個大師兄到底看懂此文的意思沒有？
　　典型的假借所謂勞工階層政治利益，而行宣揚西方資本自由製度的必然和合理性。如此惑騙世人的文字，居然有這樣的回帖，讓人到底看到了什麽？
　　“如果那個蔬菜店的經理是出於自己的自由思想，想在自己的櫥窗裏貼上“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卻不敢貼出來。這是因為什麽呢？我隻能回答是，還是因為恐懼。”
　　作者大肆借著這麽種謊言，招搖其所謂“民主”思想在當今中國之迫切存在和必然將存在的親自由資本製度的理論謊言，但不知道閱此文者，到底用腦思考過與否？綜檳榔各篇文字，當知其人政治思想傾向，和目的，如此對照理解和思考此篇文字，難道，還能天真的以為，文中要真正表達的是，所謂勞工階層在現實社會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實行方式、手段？
　　……對扯著各種大旗，在現代青年文化圈子裏宣揚西方民主，資本自由理論的此類中人，大家都傻嗬嗬的如此去理解他們的文字，真是可笑，可憐！
　　一下扯著反宗教的魯迅先生大旗大談所謂在黑暗現實社會裏理想的宗教經曆，一下又扯起了所謂勞工階級的謊言大肆宣揚自由資本製度對所謂勞工階級在現實社會政治存在的作用……讀者難道腦子連一點思考的能力都沒有麽？讀懂了魯迅麽？扯魯迅先生大旗！是這個現實社會最下層所謂“勞工階級”中一員麽？扯起“勞工階層”的政治利益！……說是笑話都覺著惡心，典型新一代“民運”糞子的惑騙伎倆，居然還真有人隨著搖旗呐喊起來……要不聽某人極是看重此位“大師兄”，此文回帖，我都不屑費我手指的力氣……
　　檳榔的文字都帶有比較明顯和濃厚的個人政治傾向，其中所謂的思想討論或現實討論，根本文字目的絕非什麽客觀探討或評論，而是在通過文字宣揚他那點所謂對抗黑暗現實的“民主”思想。我不反對誰去反政府，或反這個現實社會的政治製度，但我反對此類“民運”糞子們之卑鄙欺騙伎倆，此類中人，與美國庇護的李宏誌之流行事作風和手段頗有類似，明著為你中國百姓著想，為著中國下層人民謀自由謀平等，為這個社會的文明謀進步，還很自我標稱一番，要有“真正”愛國人士之標簽。暗地裏……實是美國鬼子類反華勢力在中國衝鋒陷陣的鷹犬。最看不得就這麽些糞子們，在現實社會裏撈取了足夠的實利，卻又恬不知恥的反啃這個他們撈得不少了的現實社會。他們的邏輯很簡單，為著自我私利，可以堂而皇之言，自己在某某些些逼迫下出賣了自己的理想，自己的靈魂，換取了在這個社會立足的資本，而有了這些資本他們就開始實行自我理想了，開始有能力反啃這個黑暗的現實社會了……這麽點真麵目，居然還真有那麽多人不以為意，很奇怪的態度。此類品性低劣之人，哪來的崇高給你講解所謂理想的社會政治，笑話。
　　……這些反社會的人恰恰大多都是在這個社會撈取了足夠利益的人們。如此大的諷刺！早已經被人司空見慣了……要天真以為他們有多麽的偉大，在為這個國家這個民族盡著所謂愛國理想，那這份天真不僅僅是可憐了，簡直就是可恥！當年的“民運”糞子欺騙了多少傻嗬嗬的“熱血青年”去為這些糞子們的政治實利去犧牲，去盡義務。如此，糞子們的招兵買馬依然在進行，而且還越來越有如火如荼的場景，這些推波助瀾的人們，你們不可恥麽！
　　我就明明白白直說，我是這個社會最下層人群中的一個，我從不以為我們這群人能在自由資本製度中得到屬於這些“文化白領”們的真心幫助，和真正的理解。相反，最現實的社會教育了我們，欺騙和謊言正是來自此類扯起各種大旗大行反啃行為的反啃人士們！
　　
　　2
　　嗬嗬，石勇，你把新一代“民運”糞子們低估了。
　　當然，檳榔是否新一代“民運”糞子，我也僅僅是從閱讀中得來的猜測。
　　不過，這樣嚴重的猜測並非憑空而來的。而是通過相關閱讀和思考，得來的。
　　看我的回帖，不要隻看到那張標簽。別的你可以說我沒看過，不過，至少這篇，和我看過的那幾篇，我可以肯定的說，絕非各位所想的。這篇借用所謂“勞工”階級在他所設想的政治環境中的政治存在和政治利益，難道這樣的文字真正要表達的是什麽，還看不出來，看不懂麽？
　　就此篇，我並非第一次看到，在前些天，我已經在別的論壇讀了。如果有誰要對此篇文字狡辯是什麽左啊右的，那麽我不怕說一句，到底現代人的閱讀能力思考能力就這水平的麽？
　　展望一下自由資本政治下的政黨處境並非不可以。隻不過在這樣的展望中流露出來的傾向，和其文字所表達的方式，值得思考。個人傾向我不必說，也沒什麽強要反對的。不過，表達這種政治傾向的文字手法，用這類欺騙性的手法，我反對。
　　我也在上麵說過，我不反對誰要反現今社會製度，反政府，反某某政黨，或者還反些什麽什麽的，但是，我反對，使用文化欺騙的方式來反，來達到自己反的目的。
　　檳榔反現實社會的思想傾向我想沒什麽人有異議了吧？如果有，那麽找找他的文字來仔細讀讀。如果沒什麽異議，那麽結合著來看和思考，各位到底惦著良心說，他是客觀的在評論現實麽？他的文字沒有欺騙性麽？他的人品不值得懷疑麽？
　　一個最基本的，在現實中撈取了豐厚實利的人，反啃這個現實，而且還反啃得如此理直氣壯。本身這就是其人品值得懷疑的地方。
　　你真有如此的理直氣壯去反，那麽在豐厚實利和你的思想傾向，或說你的理想精神相衝突的時候，麵臨選擇的時候，你選擇了什麽？
　　最看不得有這樣的家夥，一邊選擇了出賣自己的理想，一邊要埋怨甚至怨恨更甚至最終反啃自己通過出賣自己撈取了實利的現實！
　　石勇，即使是麵對上一代的“民運”糞子，我們都不能掉以輕心，不可低估了這些曾掀起頗大風浪的人們。況乎，在這個時代，這個新一代“民運”糞子開始醞釀變革的時代。
　　Re:勞工階級的政治的第一步
　　
　　個人覺得勞工階層在社會上的地位很尷尬，要保護自己的利益，就需要民主體製下，有一個好的代言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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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師兄 回複於 2003-5-30 23:28:45
　　
　　Re:勞工階級的政治的第一步
　　
　　石秋兄，檳郎不僅不是那些投靠反華勢力的“民運人士”，而且還是這些“賤種”所恨的“左棍”。
　　
　　某些流著自由民主的口水一邊喊口號一邊罵人的家夥很容易分辨出來，那就是歇斯底裏，毫無教養地在回複裏對別人罵罵咧咧。這種人典型的人格分裂，典型的虐待－－被虐待的人格結構。他們一邊扯上自由民主的大旗似乎自己就是自由民主的化身，一邊卻又對與自己不同意見的人橫加辱罵，典型的極權主義思維和痞子作風。有興趣的話你在新青年一樣可以發現這種人。
　　
　　而檳郎與此相離何止萬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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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勇 回複於 2003-6-2 19:40:54

揭開檳郎先生的麒麟皮
老金在線

——讀檳郎《關於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爭論的隨感》
　　　　
　　1•檳榔先生設計或想象中“民主社會主義”，作為一種社會形態或意識形態，事實上是不存在的：過去、現在，以及可以期望的未來，都是不存在的。毋寧說：它不過又是一種烏托邦。
　　
　　2•將一個不存在的什麽形態，作為“理想追求”，這是曆史上所有的“理想主義者”曾經“追求”過的東西。但是有些“理想主義者”事實上是知道自己鼓吹的“理想”根本無法實現的。在許多詭異的時刻，“理想”其實是一種工具。
　　
　　3•理想，無論真誠與否，“工具”與否，隻要限定在個體範疇內，就是無可厚非的；倘在“理想主義”的旗幟下，鼓動大眾也去為之“奮鬥”而且不憚於流血犧牲，就很可疑。曾經的“太平天國”什麽的就是例子。
　　
　　4•檳榔的問題在於：不希望暴力運動，但是對“零星的社會改造工程”又缺乏信心；於是依違之間，不僅失去了新左派的真義，同時也距離自由主義十萬八千裏了。所謂的“民主社會主義”並不能成為與新左派和自由主義鼎足而三的什麽“派”或“主義”。它是一種非常虛幻、足以自欺但不足以欺人的東西。
　　
　　5•“毫不含糊地站在窮人和被壓迫者一邊”，這類宏大敘事遮蔽的一個事實是：“站在”“一邊”了，又怎麽樣？殺富濟貧？剝奪剝奪者？而後，“窮人”是繼續做“窮人”還是轉變做“富人”？“被壓迫者”是繼續做“被壓迫者”還是轉變做“壓迫者”？無論怎樣的邏輯結果，都將誕育檳榔先生“理想追求”的悖論。真實的命題也許應該是：“毫不含糊地站在公正一邊”。現實風景中，“窮人”與“被壓迫者”並不天然地享有道德的正義自足權與法理的邪惡豁免權。擯榔的這類姿態其實不過是“階級鬥爭”姿態的一種變異。
　　
　　6•階級鬥爭，作為一種“方法”，不可能解決中國的問題。這也是為什麽“書生論政”選擇了自由主義以及與自由主義密切相關的民主與憲政運動（如果可以稱作一種“運動”的話）的一個深層原因。
　　
　　7•無論從學理還是經驗的層麵來看問題，自由主義以及與自由主義密切相關的民主與憲政運動都是成本最小的可以訴諸於社會改造的政治方案，因為它規避的是無可預測的戰爭（內戰）與大規模的流血犧牲。假如肯於將人的生命的價值也作為社會改造成本考慮進來的話，就應當看到：新左派以及檳榔式的“民主社會主義”是極容易陷入以暴易暴的輪回的。
　　
　　8•種種社會不公正是一種當下不得不正視的現實秩序的伴生物。自由主義以及與自由主義密切相關的民主與憲政運動一般主張溫和的改良，並堅持在溫和的改良運動中，為了達成“階級”與“階級”（其實是整個民族）之間的和解，不惜作出痛苦的讓步——隻要能夠規避戰爭與流血。
　　
　　9•隻要規避了戰爭與流血，社會改造的模式就將從專製政治管理逐步過渡到經濟管理，或者說，經濟管理的比重將遠遠大於專製政治管理。一個以堅持專製主義意識形態管理為主流模式的政治國度讓渡給一個堅持開放的以市場經濟為主流模式的經濟國度，其實質，就是法治（不是法製）。而法治，它所能夠帶給共同體的福祉是怎麽估計都不會過分的。
　　
　　10•隻要進入社會改造這個政治層麵，“書生論政”就應該也必須放棄情緒化運作。這也是自由主義以及與自由主義密切相關的民主與憲政運動的題中應有之義。而新左派以及檳榔式的“民主社會主義”隻要“毫不含糊地站在窮人和被壓迫者一邊”，情緒化就是難於避免的。從社會心理推演，這類情緒其實遲早是要訴諸於“階級仇恨”的——而這個東西不可靠，且相當恐怖。這是已經為曆史事實反複證明了的。
　　
　　11•一些有著奇怪的自尊心的書生們看到左右爭論時，“不屑於”加入某一陣營，他們試圖“自鑄偉詞”，發明某種“超越”於左右之“上”的什麽“主義”，其實這是無效的、極容易陷入悖論與語境和心態的混亂的。檳榔先生的悖論與混亂就是一個事實。
　　
　　①•檳榔先生說：“我當然肯定新左派的批判意義，也同樣肯定自由主義的當下存在的價值了。當然，兩者分歧是存在的，自由主義偏向於限製政權之惡，新左派偏向於限製資本之惡。”
　　這個判斷就不允當。“政權”不是自由主義要試圖“限製”的標的。自由主義“批判”（而不是“限製”）的恒是（！）極權主義。“批判極權主義”是自由主義在學理與經驗的層麵經常性的工作；而“限製政權之惡”就已經超出了自由主義可以理解的範疇。自由主義的“批判的武器”隻是言論（以及姿態），它無力於任何訴諸於“限製”的“武器的批判”。
　　此外，這裏也袒露了檳榔的矛盾：“自由主義偏向於限製政權之惡，新左派偏向於限製資本之惡。”這兩個“分歧”，是屬於檳榔“肯定”的“批判意義”與“存在價值”嗎？那麽，它與檳榔式的“民主社會主義”是一種什麽關係呢？假如這兩個“分歧”同屬檳榔“肯定”的範疇，那麽，新的矛盾又出現了——
　　檳榔先生一麵說：“馬克思從來是肯定了資本主義的曆史功績。”“經濟繁榮了，國家的物質實力大增了，人民生活相對好一點了（孫大午說過現在農民有飯吃，隻是沒錢花）。”另一方麵卻又在詛咒“資本之惡”嗎？“資本”究竟是不是一個好東西呢？
　　
　　②• 檳榔先生一麵鼓吹馬克思主義，鼓吹“辯證地看問題”，一麵又鼓吹縹緲於雲霧之中的“民主社會主義”, “肯定自由主義的當下存在的價值”……這類“雜糅”，事實上是既無助於對問題的質的規定性的探討，也是不可能生成理論的任何解釋力量的。
　　
　　③•檳榔先生一麵承認“自由”具有“普適價值”，一麵卻又做著騎牆姿態，這個是可以用“辯證法”解釋的矛盾嗎？
　　
　　④•檳榔先生一麵認定民族獨立要“與國內各階層共同繁榮相處”，一麵又“毫不含糊地站在窮人與被壓迫者一邊”，這樣的“共同”“相處”，是不是過於困難了？
　　
　　⑤•檳榔先生一麵情不自禁地誇獎“西方文明”，一麵又止不住地鞭撻“洋主子” ；一麵看到“獨立的第三世界國家仍然貧窮落後，實行的是民族內部的專製統治，具有普世價值的自由人權仍然得不到體現”，一麵卻又為這個“獨立的第三世界”的昔日的“反殖民化浪潮”而“驕傲”，且認為向往西方文明的行為為“過分”。
　　
　　⑥•檳榔先生一麵認為“隻有西方文明能救中國”，“從打我們鞭子的西方老師那裏謙恭地學習”，一麵卻又試圖“師夷長技，為製夷”（當然“更為了民族的繁榮富強，人民的生活幸福”）。這個“師夷長技”是可以理解的，“製夷”卻要從何說起呢？
　　
　　12•從檳榔先生的行文與姿態分析，檳榔先生事實上是一個遮遮掩掩的馬克思主義者與毫不含糊的民族主義者。
　　即使在這樣一篇小文中，檳榔先生就多次操練了馬克思主義的術語來充作論據的，譬如，檳榔先生如是說：“馬克思從來是肯定了資本主義的曆史功績”，“辯證地看問題”，“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合理的都將變成不合理的”，“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等等。由此可見，檳榔先生的精神資源以及學理資源主要源於馬克思主義。
　　民族主義的術語在本文中也不鮮見。譬如，檳榔先生如是說：“中國被動地卷入了全球化，鴉片戰爭開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進程……”，“作為民族主義者……”，“全球化實際上是西方強勢文明席卷世界，謀取利益，同時帶來矛盾衝突”，“民族革命上，我們打敗了帝國主義；民主革命上，我們又輸於帝國主義”，“伊拉克從英國殖民下勝利地獨立了，但又被美帝國主義重新殖民了，這誠然是帝國主義霸權之心不死，也與伊拉克民主革命的失敗有關。我擔心中國重蹈伊拉克的覆轍”，“師夷長技，為製夷”，等等。由此可見，檳榔先生的政治情緒其實主要是源於民族主義的。
　　當著馬克思主義無可挽回地走向式微之際，熟練於馬克思主義操作技術而對自由主義無所深知的檳榔先生，以及他的同誌們，有了“堅定的動搖”。於是，遮遮掩掩成為一種姿態的尷尬。
　　而民族主義則成為情緒的旗幟。
　　檳榔先生以及他的同誌們其實是遮遮掩掩的馬克思主義者與堅定的民族主義者，而不是什麽“民主社會主義者”或什麽“自由左派”（“自由左派”，其實也不過是一種建構式的雜糅，其性質與“民主社會主義”並無更多不同）。“民主社會主義者”與“自由左派”事實上是不存在的。或者說，“民主社會主義”與“自由左派”不過是一張麒麟皮，而麒麟皮下的馬腳則是“馬克思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因為麒麟皮的緣故，“馬克思主義者”有了遮遮掩掩的嫌疑，因為畢竟是情緒化的，即使在麒麟皮下，“民族主義者”也有了毫不含糊的堅定性。
2003-08-23

 

胡言亂語送檳郎兄
我是小柯

 

愚剛拜讀了檳郎兄的《一個魯迅左派的自白，答網絡大蝦畢巧林兄》一文。甚為傾佩檳郎兄的才學和文筆。
我拜讀了君的幾篇帖子，對君的思想也略有些了解。此帖是我與君不同見解的一些看法。還請檳郎兄指教一二。
嗬嗬，說實話。愚文化不高。什麽思想，文化的，都不不太了解。對於魯迅什麽左派右派的，我更沒什麽研究。不過按照曆史唯物觀的看法，某種思想的興盛，隻是符合當時時代所賦予客觀環境。
比如魯迅批孔批儒。隻是當時時代的一種矯枉過正的做法。今天的我們，不但要宣揚我國傳統文化，而且要發展我們傳統文化的思想。
在拿魯迅筆下的阿Q精神來說，雖然深刻的表現出中國當時封建思想對人民的愚化。但我們現在回頭看看，是不是過於激進呢？我曾了解過心理方麵的理論。
依心理科學的角度來看，阿Q精神的大部分思維方式，是符合人類特性的。是有利於人類心理健康的思維方式。
嗬嗬，我舉的例子。並不是說魯迅怎麽怎麽，隻是告戒君下。文學思想的東西，隻是符合特定環境下的主觀世界。而不能徹底改變客觀世界的形態。
君下的美文，自我來到這裏，拜讀了不少。如果作為文學作品來說，應當可以去寫書了。
但君下似乎沒有把文學思想和政治理論著倆個概念分清。
君一直在效仿魯迅的做法，試圖運用思想救國。著種做法可行嗎？
魯迅當年也隻是影響了一批中國先進的青年。而且大多數是知識分子。他思想救國的做法起到多大的效果呢？當時中國四萬萬同胞的命運是怎麽改變的呢？
我想大家都知道的。
君下要明白，文學思想隻能反映出特定具體客觀世界的主觀思想。而不能改變客觀世界的發展方向。
當然，這裏還需要說明一點，按照辨證唯物論來說，意識形態對客觀世界也是有一定影響的，但一切意識形態的根本，還是從客觀環境所產生的。隻有先改變客觀世界，才能改變主觀世界。著也許就是政治哲學區別於不同哲學的主要作用。
廢話了一堆，簡單的說把。就是文學思想隻能反映特定客觀世界的主觀思想。而不能上升到改變客觀世界的作用。結合這裏的說，魯迅思想就是在偉大，也不過隻是一種文學思想，隻能作為文學家反映客觀世界的方法。而不像檳郎兄所有帖子所表現的那樣，能改變客觀世界。
我實際的分析一下把。
君下在文中提到了魯迅思想的核心是“立人”而後“人國”。
這種觀點實在把唯心論表現的無疑。我請問君，是環境把猴子變成人的，還是猴子自己變成人的？
嗬嗬，君下對於這個觀點，可以深入的研究一下，改天我們可以深入的交流。
至於有人把什麽毛左派和魯左派倆種意識形態和哲學觀點根本不同的思想強行拉起來做比較。真是有點嘩眾取寵的意圖了。
思想是需要發展的角度去看待的，而不是教條。
檳郎兄文中至於左派，右派的。其實不需要分的那麽認真。某種思想符合事物發展的，就是合理的。不符合事物發展的，我們都可以說他們是不真理的。
至於左派右派的。隻是他們對事物發展規律的認識不同而已。在同一個思想理論上，不同觀點的一方，就攻擊另一方是錯誤的。
左派，右派之說，隻是我們作為觀眾的看法。因為左派和右派都是沒能對某種思想有正確認識，自己先說自己是什麽派，就已經向別人說自己不是正確的一樣。嗬嗬
沒有永遠的左派，也沒有永遠的右派哦。
一切變化的根本，就是依事物發展所決定的。嘿嘿，著才是唯物論。
還有一點，思想文化和政治製度說起來並不是同一個邏輯。思想隻能啟發人民 而不能實際的去解放人民。魯迅大部分的文章和思想，隻能作為文學和思想來看，並不能真正的救國。
救國需要實幹家，而不是知會耍筆杆子的。當年中國多少仁人誌士去國外尋求所謂的“科學救國”，他們救了嗎？能救嗎？
如果君想治國的話，就應該係統的學習理論政治。筆杆子不能治國的。
當然，如果君是把自己當文學家看待，那就另當別論了。

透視:中文網上硝煙濃
魏城

BBC中文網記者 魏城

美國攻打伊拉克的計劃在全世界引起了不同的反響，一個星期前全球範圍的反戰遊行聲勢浩大，在許多國家的示威史上都破了記錄。
隻有中國大陸靜悄悄的，與全球反戰浪潮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原因自然是因為中共不允許民眾上街，不管民眾上街的目的是反對本國政府的國內政策，還是反對外國政府的外交政策。
有些中國網民為此感到恥辱，在網上發表評論，氣憤地質問中國政府。
海灣尚未開戰，網上先起硝煙
但不讓遊行，並不代表民眾沒有看法，海內外的中文網上反戰和助戰兩大陣營對罵而掀起的硝煙似乎也不亞於真正的戰場。
不久前，一些中國學者撰寫了一份《反對美國政府對伊拉克戰爭計劃的聲明》，在網上征集簽名，並親自遞交給美國駐中國大使館。中東阿拉伯語的半島電視台還播發了這封聯名信。
有的網民為此感到欣慰：世界反戰大潮中終於也有中國人濺起的幾朵浪花了。
按理講，主張言論自由的中國海內外自由派知識分子也應該對此感到欣慰。
但恰恰相反。一些自稱為自由派的知識分子指責這封聯名信是"新左派"的宣言，並對此展開了"圍剿"式的大批判。這場大批判搞得那些對意識形態上的左、右之分不甚了了的普通網民莫名其妙、一頭霧水。
這場最初起因於美伊衝突的爭論，卻在後來越爭越走調，越爭越變味，變成了一場與美伊衝突關係不大的中國文人式的意氣之爭。
但即使是意氣之爭，這場爭論中所暴露出的一些問題，卻特別值得認真探討。
全球數百萬人參加反戰示威
首先是一位居住在北京的"右翼"學者在海外的一家網站撰文，嘲弄這個聯名信不過是中國"新左派"的一次作秀，並責問"那些對中共迫害人權的累累罪行保持沉默的中國新左派""怎麽就好意思......反對大洋彼岸的自由國家即將對邪惡政權發動的正義之戰！"。
接著，一位居住在美國的自由撰稿人也發表文章說："中國左派學者的反戰信，不僅不是言論自由的體現，而且相反，它是中國所謂知識人維護一個專製政府意識形態的一次醜陋、拙劣的表演。"。
後來，這場爭論的火藥味越來越濃，情節也越來越戲劇化。
中國的一些"右翼"學者還在網上發布了與那份聯名信唱反調的主戰聯名信：《中國知識分子關於聲援美國摧毀薩達姆政權的聲明》。聲明認為，美國這次打算發動的對伊戰爭屬於"發動方本著自由和人道的終極價值，以沉重而悲愴的心情去迎接全人類共同的未來。"並稱那份反戰聯名信的"起草者漠視人類普遍的倫理價值，在宣言中發泄對代表人類文明和進步的美國的刻骨仇恨。"
網上還有其它批判文章，從以下題目就可以嗅出濃烈的火藥味：《請反對倒薩的先生們閉嘴》、《中國反戰學者向當局獻媚》、《中國新左派是一個怪胎--我看滑稽的反戰聲明》、《反對攻伊聲明--偽人道主義的集體表演》等等。
當然，支持這份反戰聲明的人也不在少數，言辭也十分激烈。
但也有一些並不想態度鮮明地投入哪個陣營的人，被困在這種頗有中國特色的左、右之爭中，不知如何是好。
目前居住在韓國的華人網民檳郎說，從這次網戰，"我看到中國思想界分化得非常厲害，甚至處在一種極情緒化的對立之中，我為此感到心寒。"
大概，這份聲明引起這麽強烈反應的原因是：聲明的最初發起人是所謂的"新左派"代表人物，盡管在後來簽名的數百人中大多數人並不一定認同"新左派"的所有觀點，有些簽名者甚至還是一些認同民主、自由理念的名人，如詩人北島和學者錢理群；另外，聲明中某些段落使用了諸如"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這類的"左派"語言。
但檳郎認為，"中國的左右派之間的對立和誤解是盲目的，他們之間的分界是非常含糊的。"他指出，九十年代後期出現的"新左派"不同於老左派或毛左派，應該稱之為"自由左派"，他們"強調從現代民主社會結構上來維護廣大下層人民的權利"。
根據檳郎的看法，這次網上爆發大戰更主要的原因是，它牽扯到了對美國的態度，"如果這次左派所反對的戰爭中沒有美國，就不會遭受這樣大的圍攻。"
昔日"左翼"崇蘇，今天"右翼"親美
對一場戰爭的爭論，最後卻簡化為對戰爭發起國--美國的態度的爭論，倒是太有諷刺意味了。
有人甚至說，這種爭論太有"中國特色"了：即使那些聲稱不想做中國人、認為自己從精神上已經是個美國人的人，在對待他心目中的理想國的態度上，也脫不了這種濃重的"中國特色"。
學者郭飛熊認為，海內外華人中的親美派"把美國吹噓為總是相對正確和解危救難的仁慈帝國"，這種心態其實很中國化，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無論他們各自心儀的外國是誰，都有類似的表現。他舉了個例子：1931年底，在日本入侵中國東北的"九一八事變"發生後，當時"向蘇聯學習共產主義的異議人士"任弼時、王明、博古等人認為，蘇聯是世界革命的大本營，日本的主要目標是進攻蘇聯，所以主張以"武裝保衛蘇聯"作為中共的抗日綱領。郭飛熊認為，今天那些"總是對美國的動機進行美化"的人，其心態與當年的任弼時、王明、博古沒有太大的不同。
大概親美派人士會這樣辯解：親蘇與親美之間有很大的不同，蘇聯是專製國家，美國是民主國家。
然而，民主製度和專製製度的區別並不在於民主國家的某一屆政府的政策永不出錯，而在於民主製度有一套機製來糾正錯誤。
可歎的是，懷有這種偏執的親美心態的華人往往也是強烈主張中國實現民主化的自由派知識分子，但實際上，他們把民主自由和不分青紅皂白一概親美的立場混為一談，恰恰在某種程度上損害了民主自由在中國普通人心目中的信譽。
本來在伊拉克問題上，真正理解民主自由真諦的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完全可以一方麵表明自己反對中共在國內的專製，另一方麵也反對美國在國際領域中的單邊主義。
反對攻打伊拉克的標語
不受製約的權力，不管它是個人的權力、集團的權力、族群的權力、還是國家的權力，都會傷害全體人類的總體利益。美國的某個總統是民主製度下的國家元首，這隻能說明他比中國的最高統治者受到更多的製約，並不能說明他行為的動機就自然是善的，就自然是完全基於民主、自由、人權、正義的。
其實，西方的社會科學更多的是建立在"人性惡"學說的基礎上的，而非建立在"性善說"基礎上的。如果人人皆聖賢，那也不需要民主製度中所精心設計的那些製約機製了。
而且，即使民主製度能夠糾正錯誤的國內政策，但它並不能完全保證實行這個製度的國家的國際政策能夠受到相應的製約。恰恰相反，在今天的這個單極世界，美國這個當今的唯一超級大國在國際上更多的是一意孤行。這次在伊拉克問題上美國受到了法國、德國、俄國等大國的製約，這其實是一件好事。對法、德、俄等國家反戰立場持不屑態度的人往往會說，這些國家反戰的動機不純，是出於自己的利益，但恰恰是這些人認為美國攻打伊拉克是出於人權、正義等高尚純潔的動機，這至少是在動機一事上對不同的國家持雙重標準。
不可否認，法、德、俄等國反戰是有自己小算盤的，但這是一件正常的事。如果說包括美國在內的所有國家其行動都是出於自私的國家利益，那麽，這個世界上就更需要各國之間、至少是各大國之間的互相製衡了。
在國內政治上主張製衡與在國際政治中主張製衡應該是一致的，也許國際民主是個虛幻的概念，無法實現，但國際製衡卻不是一個虛幻的概念，即使像美國這樣的唯一的超級民主大國受到非民主國家的製衡，也比完全沒有製衡好，更何況這次美國對伊拉克動武決心所受到的牽製主要不是來自中國這樣的非民主國家，而是來自法、德、俄等民主國家。
另外，參與論戰應該主要論及對方闡述的觀點，如"新左派"論述國際製衡的必要性，你要反駁，就要論述國際製衡的非必要性，而不要顧左右而言它，指責對方曾經在國內政治上對專製保持沉默，你要攻倒對方，就應該指出對方的觀點站不住腳，而非指責對方道德上有汙點，或指責人家偽善，即使對方確實在道德上有汙點、確實"偽善"，也不能因此自然而然地反證國際製衡沒有必要性。
"比老美更親美，比老美更擁布"
對於中國的親美派，居住在美國的自由撰稿人冼岩有一段精彩的描寫："他們以美國利益為國際利益，以美國是非為普世是非。在他們眼中，隻有美國和他們自己才是良心和正義的化身，其它國家、團體和個人，要麽愚昧短視，要麽用心險惡，要麽就是一直彎著腰，在撥弄著自己的小算盤；隻有當其他人也表態緊跟美國時，才屬於良心發現。他們不願意厘清世俗美國和自由理想的差別，不願意分辨美國在大義名分下所捎帶的私貨；他們不願意承認，反對美國單方麵決定動武不等於放棄武力威脅，更不等於不要解決伊拉克問題，置恐怖主義威脅和世界安全隱患於不顧。他們總是將美國的利益主張和國際公利、和平正義打包在一起，責問對手：要，還是不要？--但是不許分拆。在涉及到美國這個顯然對於他們有著價值象征意義、甚至是帶有感情色彩的對象時，什麽權力製衡，什麽競爭機製，什麽民主意識，什麽'普世原則'，統統可以拋到腦後，並且美其名曰'現實主義'。是的，他們往往對中國使用理想主義，對美國使用現實主義。他們比美國人民更擁戴布什政府，比許多美國人更愛美國。"
確實，即使在鷹派主政的美國和英國，公眾輿論和傳播媒介也決不是一邊倒地支持政府的伊拉克政策，相反，反戰的聲音、批評政府的聲音非常強大，而且這種聲音並不限於傳統的左派和和平主義者，而是遍及社會各個階層，跨越不同的意識形態陣營，這種聲音在2月15日全球反戰大遊行期間尤其震耳欲聾。
中國的親美派之所以"比美國人民更擁戴布什政府，比許多美國人更愛美國"，正是因為他們不是生活在自由、多元社會中的美國人，而是由中國大陸這塊未經民主之犁耕耘、缺乏自由之肥滋養的土壤培育出來的、喝著共產黨那種左右對峙、黑白分明的善惡兩分法教育的乳汁長大的中國人。

 

李憲源與檳郎關於左翼分歧的爭論
李憲源，檳郎

　　
　　李憲源：我看你那篇回國探親隨感以及其它同類觀點，均是經不起思想推敲和理論質疑的東西。你對此似乎也有自知之明，因此遇到我有興致想跟你這位“不受承認的‘魯訊左派’”探討一下觀點分歧時，你在右派論壇上跟自由新右同道高談闊論的興致，立即會蕩然無存，而似乎完全忘記上網就是尋求思想交流之目的，以“各自保留”為名匆匆開溜。開溜後又在文章中訴苦“為其他左派所攻擊……”。
　　你這個大學教師能告訴我：什麽是通過正麵交換思想以澄清真實的觀點立場、什麽是“攻擊”的區別嗎？ 我再想問一下：你所渴求的南朝鮮底層人民所擁有的所謂“政治發言權”，改變他們實際所處受資本剝削壓迫處境了嗎？對少數人控製多數社會資源的既定利益分配結構，造成什麽實質性的威脅和衝擊？ 我等你有根有據的回答。
　　而以本人對更為“先進”之北美資本主義製度更長期、更深廣的了解與體驗，我敢百分之百地斷定：如果這種“政治發言權”真會造成上述兩種實質性改變的話，放心好了，南朝鮮資本的政治代理人就會象他們中國同行一樣，毫不猶豫地剝奪這類權利。
　　就象你這種自封左派在中國思想網絡上，自由自在地到處發表你那些“小罵大幫忙”的假左論調時，你對“政治發言權”的使用，不是跟你所崇拜的美國、南朝鮮一樣暢通無阻嗎？
　　
　　檳郎：我一般很少在別人文章下跟貼，太忙了，學習和戰鬥花的精力太多。但對我文章的回應，隻要認真的，我從來都回複的。文中說的左派內部對我的攻擊，特指石秋和和帥盜的文章。我與曠新年互相答文過，與你在世紀論壇小摩擦後，也不再衝突。在反戰和回擊挺戰派的鬥爭中都保持了一致。本家兄長誤解我也。與兄觀點不同，但都是左派，這是事實。楚軍兄說左派各家可以並存交流的。現在大陸為什麽：獨立工會和農會不能建立？而韓國做到了，哪方的工人政治地位更高？我願意與你繼續交流。隻要你能和氣待人。
　　
　　李憲源：比較工人政治地位高低不能比表麵化、淺薄化，也不能在真資本主義和假社會主義之間比；而應該跟你所反感的、毛澤東最得意、中國大多數工人揚眉吐氣的、“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幹誰幹”的文革“一月革命風暴”時期比。 如果不為工人階級那樣一種真正的政治權利奮鬥，所謂的“左派”，就要打上大問號。 我這人待人很和氣，你要有機會來加拿大我可以熱情招待你。但在觀點爭論上，則喜歡直截了當，決不鈍刀子割肉，也不習慣打哈哈。
　　
　　檳郎：假社會主義與真資本主義問題。毛時代工人地位很高，但製度有問題，沒有建立“現代民主社會結構”，仍是專製和集權下的勞工解放，結果，人亡政息，工人地位一落千丈，而招牌仍是社會主義。實是滑稽和深刻教訓。我並不崇拜資本主義，所以我不是右派，我與我的韓國同事都向往民主社會主義。但顯然，我並不滿意的韓國民主製度，比假社會主義要好點。真正的社會主義要比韓國的民主更好的民主，並且建立在真正的現代民主製度上。我關心的是民主和勞工階級的地位，製度的招牌不是重要的。我深入各大論壇宣傳左翼，是爭取中間群眾。群眾路線是要的。咱倆寫作不大一樣，你是學者型，喜歡理論和長篇大論。而我效法左派聖人魯迅，以短小雜文為戰鬥武器。君子和而不同，和而可爭。嗬嗬，謝謝邀請。祝好！
　　
　　李憲源：特定製度是對特定地位的保證，不是可掛可不掛的招牌。
　　檳郎：你理想的社會製度從來沒實現過，如果承認毛也有其時代的局限和過失的話。 如何實現？你的方案被接受的可能性不大，那麽，對你理想的製度與在現實中如何落實就應反思。 隻要是現代民主的，勞工階級地位提高的，當下中國社會運動，我都支持。不管是左派，還是右派發動的。但我始終堅持左派的基本立場：1，以魯迅為旗幟，繼承和發揚魯迅精神。2，農工階級的權益是我的十字架。 祝好！
　　
　　李憲源：你以魯迅為旗幟，卻似乎連魯迅先生“世上本沒有路……”的著名言論都不熟悉。 巴黎公社前，十月革命前，可曾有主流觀點及其追隨者認為革命政權可以出現和存在的可能性？關鍵要研究分析人們往前“踩”的方向正確與否。如果你有確鑿理由和根據認為“方案”方向有誤，倒很想聽主觀上想成為左派的你，從左派和維護底層民眾根本利益的立場上提出建設性的批評與改進意見來。
　　
　　檳郎：你說“主觀上想成為左派的你”，慚愧呀，客觀上還不承認我是左派。我的意見很籠統，我不是搞政治學的，我相信常識。
　　
　　2003、6、13—15，思與文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