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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226)
2015 (1)
索爾仁尼琴在被遞解出境後，跟那勃可夫兩度相約，要一同午餐(或晚餐)，卻兩次都把時間地點弄錯而失之交臂。索爾仁尼琴便認為講講那勃可夫壞話的時候來了。他說那勃可夫才華是有的，可惜出國太早，以後文學氣候不會太大。翻過一個世紀，我們看到同樣是出國，對於索爾仁尼琴的文學創作，幾乎是毀滅(他出國後的作品在我看是失敗的)，而對於那勃可夫，則是成全。盡管美國給了索爾仁尼琴一切，甚至連他定居在貝爾蒙州小城的善良城民們都為他的寫作躡手躡足、輕聲輕語，一旦闖來一個外地佬，他們會請他駛過索爾仁尼琴莊園時輕聲些，他們以一種神聖的口氣說：“索爾仁尼琴正在寫作。”而索爾仁尼琴多次在演講上謾罵美國的生活方式。我想這是因為他在美國多年寫得心氣不順，拿美國出氣罷了。
有不少像索爾仁尼琴這樣的作家，在獲得政治的全麵自由之後交出了自己生活的自由，以及感受生活的自由。
另一些作家初看起來不如前一種幸運。首先他們沒有各種基金會提供給索爾仁尼琴那類作家的經濟保障，離開祖國後，他們隻是一名從零起步的普通移民。他們得像安·阮德(流亡美國的前蘇聯女作家)那樣，靠白天做的一份活計來養活夜晚的寫作。阮德做過舞台服飾管理，場記、群眾演員。詹姆斯·喬伊斯離開愛爾蘭之後，在一家公司做過出納、職員。孟諾韋爾·普韋格(阿根廷作家，代表作《蜘蛛女之吻》)在倫敦的劇院餐館做了相當長一段時間的洗碗工。那勃可夫境遇好些，任教的都是美國王牌大學，但在《洛麗塔》出版前，也從沒有做專業作家的福分。這類作家有個共同點，就是他們在寄居國作為一個普通移民去真切地生活過、經曆過，有過和另一個種族，另一個文化磨合時所必然產生的痛苦和快樂。像任何一個白手起家的移民一樣，他們有強烈的憂患意識，但不是抽象的、精英式的憂患意識。普通移民的憂患意識是難民式的，那就是：呆下來，活下去。雖然不免有些原始，但它在最大程度上激活了人的生命力。你在故國的社會地位不算數了，你的社會經驗積累，也不算數了。你甚至不是成熟的，你要從最幼稚的語言開始表達，要從最基本的生活手段學起；孩子一樣悄悄模仿別人向投幣洗衣機裏投幣，觀察別人如何在地鐵門口刷車卡，留心別人怎樣開關千奇百怪的公共廁所水龍頭，(美國每個城市根據它的節水政策設計節水設備，因而水龍頭和抽水馬桶種類之多，常令新移民發怵或窘迫)。在這樣的處境中，一個新移民要在幾個月內完成正常人十來年的成長，每分鍾都有可能經曆驚嚇、羞窘、頹喪或欣喜若狂。因此，當一個移民獨立而自尊地立足於別人的國土時，他對大量事物在短時間內接受的經曆給了他內心極度的敏銳和豐富，使他有了一種不靠語言的對於人和事的讀解，一種近乎第六感應的對於世界的感知。我把這個“呆下來、活下去”的過程，看成一次再生。對於作家，這個再生是至關重要的。
我幸運地從再生的痛苦中挺了過來。一個人的故事和經曆，也就是每個人的故事和經曆。並且新的留學生不斷到達，新的生存興致不斷被激起，新的故事和經曆一再打開新的好奇心。
移民的語言最不純粹，不夾帶大量英文單詞，似乎很難講清隻在移民生活中發生的故事。移民也是最懷舊的人，懷舊使故國發生的一切往事，無論多猙獰，都顯出一種奇特的情感價值。它使政治理想的鬥爭，無論多血腥，都成為遙遠的一種氛圍，一種特定環境，有時荒誕，有時卻很淒美。移民特定的存在改變了他和祖國的曆史和現實的關係，少了些對政治的功罪追究，多了些對人性這現象的了解。若沒有移民生活給我的敘事角度和那種近乎局外人的情緒基調，以及英文給我的語言方式，我不可能寫出《天浴》《人寰》這類故事。
在我而立之年，我離開了中國，成了一名大齡留學生。它結束了我在國內的那點文學局麵，推翻了我對創作的所有自我設計，將我置於一個新的競爭環境。這個生存環境中，我像普韋格那樣去掙一份餐館工的工錢，像喬伊斯那樣，去謀一個小職員的職位，也險些像那勃可夫流亡初期那樣零星授課。這是一個大致公正的競爭環境，優劣、高下、貴賤一時不論，但這裏沒有矯情的“體驗生活”，這裏就是一分錢一分貨的生活。這裏你有最充足的生活自由，包括致富的自由和受窮的自由，以及為獎學金殊死拚搶的自由。
那時我一小時的英文閱讀極限是七頁，而我的同學是三十頁到五十頁。但我有減免睡眠的自由，有強記硬寫的自由，也有暫時時戒掉娛樂、party、野餐的自由。我更有嘔心瀝血、絞盡腦汁，拿出稍新一些的讀書闡述或規定作業的自由。當然，我也有完全的自由去做一個上海三十年代亭子間裏的小作家，在功課和打工的夾縫裏寫寫小塊文章，去拚湊報刊版麵，去掙房錢、糧錢。最有價值的自由，應該是小說選材的自由，它使我重新思考政治、理想、道德，幾乎沒有什麽話題是不可觸及的。還有一種自由是去把課堂上的英文小說翻成中文，發表和出版後變成一筆筆財務進賬，它也容我把中文小說寫成英文去交作業，去爭獎學金，這自由還讓我常感動於某個中文詞匯：它多麽微妙，多麽形象，也讓我常為一些英文詞匯出神：它們多有動感，多麽準確。假如用中文形容一個少女的眼睛，我肯定會淘汰水汪汪這樣的詞，但英文的“水汪汪的眼睛”可以是“juicy eyes”，寫成中文就不再陳舊，成了多汁的眼睛。
對於一個作家多一些生活經曆，多一種語言營養總是好的，做一個寄居別國的人，即使一無所有，這兩樣永遠是有的。
而這位自命不凡的女性，似乎太把自己當回事了，她寫的東西沒有任何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