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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中國的鄧小平和他的理論(全六篇)

(2010-07-09 22:48:55) 下一個

改變中國的鄧小平和他的理論(全六篇)

付明泉
2010年7月

前言

鄧小平在香港回歸之前去世了,他90多年的人生可謂波瀾壯闊。我始終認可他的“國家要變革要和世界接軌”的說法(但是我並不認可他改革的步驟傾向利益集團的政策和他的很多似是而非的所謂理論以及他的按自己為標準對錯去評定他所經曆的曆史事件對錯的曆史觀),我也認可他的有些魄力和膽識。鄧小平對中國的巨大影響是從1978年他被華國鋒平反開始到80年代初期掌權到1997年他的去世前的這段時間。但是鄧小平和毛澤東一樣,是人而不是神仙,鄧小平本人也說過,"我對自己能被半開(5分成績,5分錯誤)就滿意了”。而今天,我們把鄧小平的一切理論奉為聖典,對改革的失誤和他的曾經的決策和短視思維失誤引發的其後一係列直到今天的影響視而不見,絕對不是一個科學的態度,也不符合這個執政黨所信奉的"實事求是的辯證唯物主義原則”。我近以此幾篇文章,算作對鄧小平和他的理論的一點粗淺的認識,以使得我們更客觀的看待一個人物,我們也應該反思鄧小平發動的改革的失誤的政策,以使得我們中國真正能實現民主科學的繁榮富強的國家。

第一篇  鄧小平的政治人生

被毛澤東臨終前提名為黨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和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華國鋒黯然下台的時候,鄧小平等元老們說他的錯誤是“堅持兩個凡是”,也即華國鋒提出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當然,鄧小平能複出,顯然華國鋒沒有堅持兩個凡是,如果他真堅持了,也就沒有後來這段他和鄧的交鋒,因為鄧小平的第三次複出完全是華國鋒同意和批準才得以實現的。

這再次彰顯了鄧小平的實用主義的權謀的現實的直接的效果。鄧小平被西方媒體驚歎,被稱為“打不倒的小個子”。而這些打不倒,和“官方”媒體宣傳的小平絕對正確正義等無關,本質是鄧的實用主義的人生哲學和策略的結果。

中國共產黨起源和發展眾所周知,是十分艱苦和殘酷的,這種艱苦和殘酷性不僅僅體現在這個政黨起源時周邊的國內國際的外部以及敵對的環境,還包括黨內的殘酷鬥爭。不論是曆史上清洗AB團(認為有特務組織混到黨內開展的大量殺戮)還是各種名目繁多的政治運動整風運動,都可能因為一句話,一個政策,一個黨內的反對派的得勢,上麵組織的誤判和個人恩怨而被捕被殺。這種組織高於一切,個人服從團體,下級服從上級的團體在貌似和諧的氣氛下,等級是森嚴的,出事是迅速的,矛盾是眾多的。在這樣一種環境中,廣泛的人脈和實用靈活就顯得無比重要。這遠遠超過所謂的僵化的紀律,古板枯燥的條文和望而生畏的馬列理論。而鄧小平天生的頭腦,出生,後天的學習和鍛煉,讓他成為一個能適應這樣一個組織和環境的高手。他如同功夫很深的打太極拳的老者,又如一個端坐紫金蓮的高僧,時而活動,時而靜止,時而隱蔽,時而打牌,避過了最大的風浪,直到自己安然掌權。而他到掌權的時候,又對對手絕不手軟。

鄧小平不像毛澤東那樣,總是試圖不確定是否真反對他的對手批評-教育-團結的方式,他如大型比賽中場外的教練,當發現哪個隊員狀態不好,他的第一反應就是迅速換人,甚至直接永久淘汰。當然,當他做隊員的時候,他會擺出很低的姿態,力求讓教練認可他的球藝甚至是可以在目前這場大型比賽中迅速提高的。

在法國的勤工儉學,鄧小平除了前後大約總計學習了7個月法語以外基本就是在工廠勞動,這主要是生存的需要,顯然他的幾個月法語學習顯然也不可能取得有什麽效果,在這個工廠工作時候,鄧就由於倔強和反抗丟掉了工作。鄧小平的第一次實用主義的靈活性體現在在1930年左右領導的左右江起義,麵對軍隊的損失巨大甚至全軍覆滅,作為負責人的鄧小平脫身去上海匯報工作,這也是後來文革期間廣泛批評的鄧小平的脫離隊伍的事件。而從當時的實際敵我力量對比來看,鄧小平采用這樣的方式,對保護自己無疑是明智之舉。鄧小平在黨內被三次打倒,一次是李維漢打倒的,之後他的第二任妻子金維映也提出離婚,隨後金維映改嫁李維漢。這場打擊對鄧小平來說是巨大的,而鄧小平從拘留所放了出來,隻是被派到處於前線擔任觀察員。鄧小平在抗日戰爭和隨後的解放戰爭中,並沒有實質的參加戰役,但是他的位置是特別的,是當時的軍團的政治委員,這個位置類似古代的監軍,是對軍隊起著是否執行黨中央路線的監督角色。而顯然,鄧小平的最大優點是一直支持毛澤東,堅定的執行了上級的路線。鄧小平在解放後,和劉少奇一起,先是阻擊了當時號稱東北王的黨內號稱最會搞經濟的高崗,鄧小平專門負責對饒漱石的調查,後來又接替饒漱石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的職務, 鄧小平與林彪同時增補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進入黨的最高領導機構。在這之後,鄧小平讚同毛澤東的反右鬥爭,曆史記載,“這場運動讓全國80萬名黨員被打成右派,290萬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在這場運動中,鄧小平又和毛澤東站在了一起,並親自主持和積極推行這場運動”。
當鄧小平和劉少奇一起,試圖推行自己的政策的時候,毛澤東和他們產生了巨大的分歧。鄧小平被打倒後,他的靈活性再次顯示,從目前公開的檢討書看,他很深刻的了解毛澤東抓大警小的方針,他急切的檢討了自己,批判了劉少奇並很快和劉少奇劃清了界限。而在文革中,他分析毛澤東很準確,了解到毛澤東的批評-教育-團結和左派革命的思想,試圖提拔新的政治委員來取代在毛澤東看來不能繼續追隨他的,而和他產生巨大分歧的不可靠的老政治委員。鄧小平通過反複的檢討和與毛澤東最信任的的中央警衛局的汪東興保持聯係,使得鄧小平的檢討一直能源源不斷的進入中南海,有時是通過江青轉給毛澤東本人的。

毛澤東深知鄧小平的某種能力和價值,而一直把鄧小平視為可以製衡其他派係的後備人物。毛澤東也一直在思考鄧小平是不是真的改變了,理解並能在自己身後執行自己的理論路線。在林彪事件後,毛澤東發現了以周恩來為首的派係的強大以及和自己的長期不同的理念,於是再次提拔鄧小平來製衡周恩來為代表的人物,這也是鄧的第二次複出,在指定鄧小平主持批判周恩來的會議上,鄧小平對周恩來說出了“你和主席隻有一步之遙”的話,對周恩來的打擊很大,也讓毛澤東相信鄧小平不會是他死後不執行自己路線的中國的“赫魯曉夫”。也許一直深知毛澤東的疑問,鄧小平在1980年麵對意大利女記者法拉奇提問時候,自己說出了“我們不會像赫魯曉夫對待斯大林那樣的對待毛主席”,也許現實的折射出他和毛澤東的長期心結。

在1976年天安門的45運動爆發後,毛澤東聽取了匯報,最後采用了用工人糾察隊大棒驅散第一次出現的他的反對派的方式。而曆史驚人的相似,在1989年,鄧小平也麵臨了反對他的反對派,但是他采用了更加暴烈的,形成他一生最不能抹去的汙點的采用軍隊的和重火力的武力方式,這也使得鄧小平的之前一切有關民主開明的談話顯得蒼白無力。

曆史的相似還體現在,60年代的鄧小平被毛澤東認定是要發展大官僚資本,特權資本的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被打倒,而多年後,等鄧小平帶領著很多他的追隨者走出一條真正的他的路線政策,他不不得不用同樣的方式給他的政治對手加上這樣的罪名。不論如何,毛澤東後來執行的路線和反對鄧的政策是一脈相承的,是不矛盾的,鄧小平也是檢討了自己的錯誤才被毛澤東同意複出的。但是鄧小平對反對派的批判,確實十分矛盾,甚至是十分滑稽的。他先是以資本主義分子的方式判刑了江青和張春橋等人,然後又以資產階級自由化處理不當等方式批評他的執行者的胡耀邦和趙紫陽。而這些的本質,依然是鄧小平實用主義思想的結果,他的思想本來是沒有任何體係和原則的,唯一的原則是實用,所以當讚同自己的思想,就是好的,不讚同,就是壞的,他能拿出的也依然是毛澤東的當年批判他的罪名。

在這點上,被鄧小平直接提拔的完全讚同小平的總書記趙紫陽是深刻了解的,他看到了小平的所謂全部“理論”就是不論其他,現實的解決問題就行,發財致富就好,於是提出了“主要是堅持黨的領導”一切都好談的問題,他深刻的把握了鄧小平的所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本質是就是要堅持黨的領導前提下的實用建設主義,也即胡適早年提出的“少談主義,多談些問題”的實用主義。
然而問題就出現在這裏,毛澤東比鄧小平更深遠的看到了僅僅發展經濟不能保證中國的長治久安,僅僅發展經濟甚至不能保證中國的團結統一,必須有一個均貧富的思想,必須有一個馬列的大旗來鼓舞全國人民;而鄧小平通過學潮後才發現,毛澤東比他看的還是遠些,高談堅持黨的領導,丟掉一切理論的結果是不行的,於是轉了個圈後,鄧又回到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觀點。

鄧小平和黨內很多領導人不同,比如張春橋,比如趙紫陽,他們是丟掉了一切,也拒絕承認自己當年的所謂“錯誤”。鄧小平的每次複出前和複出後,說的話做的事情都是完全不同的。他第一次被打倒後曾經批判劉少奇,歌頌林彪。第二次複出前批判了林彪的錯誤,並和毛澤東保證永不翻案(即永遠不會說自己被打倒是錯誤的),第三次複出又和華國鋒保證“世世代代高舉毛澤東思想”,並密切進言和高舉葉劍英,讓庸碌的華國鋒感覺到自己就是毛澤東思想的代表而鄧小平就是幫助自己接班掌權的,從而解放了鄧小平,並提高到一個僅次於自己的黨內位置。而鄧小平也用兩個凡是輕易的逼迫了華國鋒交權,在處理掉更年輕的華國鋒後,鄧再次用幹部年輕化,將所有文革被打倒的老幹部推進了“顧問委員會”去發揮餘熱,從而為自己選擇接班人鋪平了道路。在發現兩個接班人的急切改革和接班之心後,鄧小平再次用實用主義和高效率,解決掉了兩個自己選擇的改革者和接班人--胡耀邦和趙紫陽。

鄧小平隱匿掉了粟裕在淮海戰役的巨大功績,拒絕對自己50年代批判粟裕和反右派問題承擔領導加大的主要的責任,他依然說,“那時的反右鬥爭是正確的,隻是犯了擴大化的錯誤。” 對於自己領導的改革開放,當出現問題時候,全部推給了兩個自己的忠實執行者,回歸到了保守的元老陣營,而用武力的方式解決了一場如果早些處理,本可以避免的流血巨大民主運動,這些都能看出鄧的投機的權謀的實用主義的人生哲學。

鄧小平的很多“理論”來自他人生和生活經驗,在文革中的他本人的韜光養晦,讓他躲過多次災難,他將之推廣到國際關係中;他家中子女眾多,需要致富,他將之推廣到全國的發財致富中,他的堅持做政治委員,在幫監督,不停的活動使得他最後大權在握,讓他提出“一百年不動搖”的建設方針,然而,世界是變化的,發展的,運動的,如何能夠一百年不動搖? 這本身也是違背社會發展變化的所謂的辯證唯物主義的。

隻考慮眼前實用解決問題的哲學,在一定時期是有效的,甚至是高效的,但是畢竟是缺乏遠見的,是會產生“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的短視,而實用主義,隻靠解決問題,不考慮影響和思想一貫性的人和國家,都會讓人產生人格,人品和國家信譽的懷疑。鄧小平的“理論”到底能否指導一個國家走的更遠,更好,更穩固,讓我們拭目以待。

第二篇 “黑貓白貓論”和“摸石頭過河論”--全麵摧毀中國社會道德的“理論”

鄧小平的三卷本文選,我很早讀過一卷和二卷,三卷是後來很晚讀的,鄧小平的很多很重要的文章和講話還是集中在1978年到上個世紀80年代初中期的,這也是他的對毛的部分他沒有參與的運動,不是全部(比如反右,因為那時他是一些專案的組長)進行了撥亂反正的和後來實行改革等一係列政策的重要事件的進行指導的重要講話和文章。對全國影響很大的有很多話,比如“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發展才是硬道理”“科技是第一生產力”都是在這些文章提出的。這些被稱為是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也成了後來的鄧小平理論。

但是有些話,就如數學定理一樣,如果脫離了相應的語言環境,脫離了相應的前提條件,就不那麽正確,甚至十分荒謬。列寧說,“真理向前邁進一小步,就變成了錯誤”。那麽顯然,脫離一個大環境的語言是傳遞的信息是錯誤的,甚至是有害和可怕的。其中有兩句是典型的案例,一個就是黑貓白貓論,一個就是摸著石頭過河。

鄧小平經曆了文化大革命,對那種嚴格的階級論和語言的批判顯然十分反感,這從他的文集很多講話都可以看的出來,盡管早期是有些出於當時的環境十分隱蔽的表達,但都能看出他對那種大批判的理論家的憤怒和反感。基於此,他提出的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生產力理論等等,都是反對過分強調生產關係和過於強調意識形態的東西的實用主義對策。但是正如當年解讀毛主席語錄一樣的片麵,他的話被有意無意的割裂了,於是,黑貓白貓,抓到耗子就是好貓傳遍了大江南北,膽子大一點,步子大一點的要敢於大膽改革的摸著石頭過河的話被好意惡意的放大了。

這句話幹脆被人解讀成了,不擇手段,達到目的就行。我想這應該是離開上下語境,錯誤解讀一句話的最典型的案例。解讀的的人有那麽笨麽?顯然沒有,這其中有很多原因,其一是也許鄧小平當時也是希望寧右不左,他曾在他的講話中,多次強調了,曆史上受左的影響太大了,可見,從他的出發點,他是反感左的;其二是如毛在過去領導革命的想法一樣,開始寧可過之,不可不足,也是他的一個出發點。其三,各級執政者,忽然一個大轉身,理解是不足的,他們在做具體工作和指導的時候,隻能采取更精煉的傳達和指示,於是這個割舍上下文的語言就這樣在大眾中流行了。其四,就是幹脆有人渾水摸魚,更喜歡這個解釋,便於他的利益操作。於是中國的社會問題再次產生了,有人發現自己早就懂這一點,甚至不需要最高領導人指出。於是有人感覺不僅僅黑貓白貓花貓,狗能抓住耗子也行。還有人幹脆覺得不抓耗子隻要貌似抓耗子也行,有人覺得幹脆抓假耗子隻要上級以為是真耗子就行。

總之,這樣解讀之後,這句話對中國的道德衝擊是巨大的,實際上,我和很多年輕一點的人交談,他們似乎知道全部小平的理論,除了開放(還是個模糊的宏觀詞),就是這個黑貓白貓論了。於是昔日做好人的理論坍塌了,做明白人,做聰明貓的理論誕生了,如果抓到耗子是好貓,那顯然,不論假耗子,真耗子,不論是別人抓到的耗子,還是自己的,總之,隻要達到目的,自己是好貓,別人也說自己是好貓了。於是全社會的道德體係開始瓦解,千年來的道德觀,榮辱觀,美醜觀,都被現實主義的利益觀所替代了。這種小作坊主的利潤至上,落井下石,誠信全無,隻是為達到目的的觀點恰恰正是100多年前馬克思批判西方資本家的“永遠希望隻是傾銷他們的商品,而不考慮社會效益和不擇手段”的思維成為一致。

“摸著石頭過河”同樣是一個文選中讓人費解和讓人誤解的語言。如果說,鄧小平說的是,建設中國的社會主義,我們沒有經驗可遵循,就如一個人摸著石頭過河。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關鍵的問題是,理論一般都是高屋建瓴的,是有預見和計劃的,毛澤東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文章中曾說,“馬克思主義者不是算命先生,我們無法算出未來的結果,但是我們可以根據事實預測到未來的結果,…他又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革命趨勢)這是東方噴薄欲出的一輪紅日,這是海邊可以看到桅杆的帆船,這是母腹中躁動的要成熟的嬰兒。” 顯然,摸著石頭過河是經驗主義的東西,是在摸索的感性主義的認識,還沒有上升到理性主義的認識階段,就如康德講的感官的東西,也是辯證法講的認識的第一階段,既然如此,這如何能成為理論的一部分呢?這不是一個悖論麽?

鄧小平的很多講話,偏向實用主義的居多,他的思想很多和胡適,杜威的實用主義更加接近,隻是還沒有形成完整的理論體係。他聰明睿智的回答記者的提問,更多是一種辯論術,而不能做為理論和科學。比如,他在回答意大利記者法拉奇的對自己的評價時說,“我對自己半開就不錯了,但是有一點可以講,我一生問心無愧,我犯過很多錯誤,但是都是好心犯的錯誤,不犯錯誤的人是沒有的”。 

一個指導全國的理論,必須是理性的,全麵的,兼顧人們理解力和具有繼承性的,但是不幸的是,小平的經驗主義的總結和毛的高屋建瓴的係統理論,形成了兩個界限分明的壁壘。 我不知道一些研究家是如何銜接和搭起這經驗主義的概括和毛的係統理論的橋梁。在我讀了多次毛的四卷,鄧的三卷後,我隻是感覺,我們的各個時期的“理論”除了名義上的繼承,很難於建立起溝通的橋梁,這也許正是造成中國社會問題的另一個重要原因。

 

第三篇  似是而非的理論(一例)一論鄧小平理論 評鄧小平1979年的一訪談

鄧小平理論,以鄧小平的三卷文集為代表,集中了鄧小平一生的重要思想和講話,我個人認為,鄧小平獨特的東西更多反映在鄧小平二卷中,因為這是鄧小平正式和毛澤東思想不同的部分。官方說法是繼承發展了毛澤東思想,但是更多人認為,這是鄧小平全麵修改毛澤東思想的部分。鄧小平理論和毛澤東思想是兩個界限分明的壁壘。我將在以後中全麵引用鄧的文章,本文我僅僅對鄧小平的一個訪談加以分析,即鄧小平1979年會見美國不列顛百科全書出版公司編委會副主席吉布尼和加拿大麥吉爾大學東亞研究所主任林達光等談話的一部分。我在此引用的原文采用了劃線區分我的評注。


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鄧小平

  
  吉布尼:我們想,中國這樣一個國家多少年來,對
美國來說是關閉的,現在要這樣高速度實現現代化,真
是一個了不起的大挑戰,確實像重新開展一場革命似的


  鄧小平:確實是一場新的大革命。我們革命的目的
就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離開了生產力的發展、
國家的富強、人民生活的改善,革命就是空的。我們反
對舊社會、舊製度,就是因為它是壓迫人民的,是束縛
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這個問題現在是比較清楚了。過去
“四人幫”提出寧要貧窮的社會主義,也不要富裕的資
本主義,那是荒謬的。

評注: 我讀曆史,始終沒有發現在毛澤東,張春橋等人的文章中真的有“寧要貧窮,也不要富裕”的口號。而這裏有一個問題,貧窮的定義是什麽?誰是貧窮的主體,是官僚階層,廣大民眾還是少數“有本事”的人士?改革32年來證明,這個主體從開始就是模糊的,毛澤東時代實現了全民所有國民經濟的建設,實現了財產的國家所有,實現了很多人耕者有其田,工人有工廠的狀態,老人要老年保證金的狀態。但是解放民眾和建立的新的國家,絕對不激進是為了發展生產力,如果那樣,封建社會的生產力未必發展的不好,其他黨派也未必不去發展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的前提是良好的社會關係和社會分配製度,是全民的福利和全民的發展,而不是少數特權階層的剝削和壓迫,中國無數仁人誌士奮鬥的社會是為了建設一個人民基本平等的社會,而不是為了建設一個發展生產力的社會。

原文:  當然我們不要資本主義,但是我們也不要貧窮的社
會主義,我們要發達的、生產力發展的、使國家富強的
社會主義。我們相信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的製度優越。
它的優越性應該表現在比資本主義有更好的條件發展社
會生產力。這本來是可能的,但過去人們有不同的理解
,於是我們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進程推遲了,特別是耽誤
了十年。中國六十年代初期同世界上有差距,但不太大
。六十年代末期到七十年代這十一二年,我們同世界的
差距拉得太大了。這十多年,正是世界蓬勃發展的時期
,世界經濟和科技的進步,不是按年來計算,甚至於不
是按月來計算,而是按天來計算。我們建國以來長期處
於同世界隔絕的狀態。這在相當長一個時期不是我們自
己的原因,國際上反對中國的勢力,反對中國社會主義
的勢力,迫使我們處於隔絕、孤立狀態。六十年代我們
有了同國際上加強交往合作的條件,但是我們自己孤立
自己。現在我們算是學會利用這個國際條件了。

評注: 什麽是貧窮的社會主義?什麽是富裕的資本主義?什麽是富裕的社會主義? 除了黨的領導,我們已經看不到任何區別。而鄧小平這裏講的:社會主義優越性應該表現在比資本主義有更好的條件發展社會生產力並不是馬克思所講的核心。如果這樣講,隻要生產力發展好的國家就更是社會主義,那麽我們為什麽不學習呢?這個道理很簡單,那就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還是有本質的除了生產力發展以外的社會關係的,社會結構的區分標準,顯然,小平把這個給完全去掉了。後來的,我們建國以來長期處於和世界隔絕的狀態,這個說法是完全錯誤的。實際上,由於中國共產黨的特殊起源和依靠力量,中國從建國開始,一直處於西方的本質的封鎖之中,中國當時靠向蘇聯,是不得已的選擇,並非是自己喜歡孤立,毛澤東周恩來等人一直努力打開聯係世界的大門,正是執行長期的統一戰線,才使得中國進入聯合國,才使得中國打開了中美,中日建交的大門,才使得獨立的中國被西方國家逐漸承認,鄧小平割裂了中國的近代曆史來談中國的封閉,仿佛中國是從滿清帝國一下進入到了1979年,我相信,如果沒有原子武器,沒有中國建國後靠向蘇聯的國家建設積累,沒有當時從艾森豪威爾到肯尼迪,再到約翰遜總統的長期製衡蘇聯的戰略考慮,沒有毛澤東建立的團結一切亞非拉國家迫使美國讓步的考慮,中國不會實現和美國為首西方國家的建交。
  
原文: 我們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定了這個目標,要靠我們
的努力,靠我們的方針政策對頭,靠具體的措施有力,
才能實現。現在人們懷疑,中國能不能實現現代化目標
,問我們提出這個目標有什麽根據。我們的根據可以講
有四條。


  第一條,我們有豐富的資源。中國地方大,在能源
方麵,在礦藏方麵,無論是黑色金屬、有色金屬還是稀
有金屬,中國沒有的很少。這些資源要是開發出來,就
是了不起的力量。

評注: 我始終認為,毛澤東和以前的人並非不知道中國的資源可以開采,如果不知道,就不會有大慶油田等的開發,但是他們知道不能過度開采,不能沒有計劃的開采,不能不給子孫萬代留下更長遠的發展資源,這些力量開發,很了不起,對方拿走了,我們吃的好了,享受了,就可以了麽?我們的後代呢?我們的計劃呢?

原文: 第二條,三十年來,不管我們做了多少蠢事,我們
畢竟在工農業和科學技術方麵打下了一個初步的基礎,
也就是說,有了一個向四個現代化前進的陣地。我們現
在有二百多萬台機床,石油年產量超過一億噸,煤炭超
過六億噸,隻有鋼才三千多萬噸。總之,我們還是建立
了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物質基礎。

評注: 我始終覺得鄧小平這話講的很不好。30年,做了很多蠢事麽?1949年到1979年,真的做了很多蠢事麽?原子武器算蠢事麽?國防體係建設算蠢事麽?發展國民經濟算蠢事麽?後麵他列舉了很多數據,證明了中國從基本沒有工業的封鎖狀態,到石油年產量超過一億噸還是有很大的發展。我們的很多油田煤礦的建設,到今天依然是在用1979年前基礎建設。

原文:  第三條,我們相信中國人不笨。有十來年,林彪、
“四人幫”的精神枷鎖束縛了人們的思想,限製了人們
充分發揮智慧和創造性。現在,我們提倡解放思想,重
申毛澤東主席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
目的就是創造條件調動全民的積極性,使中國人的聰明
智慧充分地發揮出來。我們現在加強民主、發展民主也
是為了這個目的。我們發展民主,有人誤解是提倡無政
府主義。實際上林彪、“四人幫”的時候才是搞無政府
主義。在無政府主義狀況下不可能搞建設。你們如果是
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初來,可以看到中國的社會風尚是
非常好的。在艱難的時候,人們都很守紀律,照顧大局
,把個人利益放在集體利益當中,放在國家利益、社會
利益當中,自覺地同國家一道來渡過困難。一九五九年
開始的三年困難時期就是這樣渡過的。林彪、“四人幫
”把這種社會風氣徹底破壞了。現在北京有個“西單牆”,
就是那些不勞動的人,經常鬧事的人,“四人幫”思
想體係中毒很深的人在那裏活動,有的還搞特務活動。
其中也有一部分人盡管有錯誤,還是好意的,但是,裏
麵實際上是“四人幫”思想體係統治著。他們搞極端個
人主義、無政府主義。這種青年是極少數,但是能量比
較大。我們對這些人采取嚴肅的態度,是為了教育年青
一代。所以我們提出在加強民主的同時,要加強社會主
義法製。我們要解放思想,也要恢複我們長期已有的好
的社會風尚。我們說充分調動人們的積極性來實現四個
現代化,也有個條件,就是要實現安定團結這樣一種社
會政治局麵。我們還要注意一點,就是培養人才的問題。
多年來我們放鬆了科學研究和教育,這方麵損失是很大
的。我們要加強科學教育事業,要發現人才,很好地使
用人才。歸根到底,就是要發揮積極性,隻要把人們的
聰明才智調動起來,我們還是有希望的。

評注: 鄧小平說30年做了很多蠢事,又說50,60年代風尚是非常好的,這本身有很大矛盾。風尚為什麽是好的?因為有當時的“為人民服務”的幹部和毛澤東的,民主黨派的長遠的建設思想。而不是黑貓白貓論。現在的社會風尚好不好呢?我想每個生活在今天的人都不用去說了,看看就知道了,那是什麽原因造成的呢?小平說,多年來,放鬆了科學研究和教育,那麽中國的衛星是如何上天的呢?中國的原子彈是如何爆炸的呢?32年來,中國的教育,科學研究又有什麽值得誇獎的偉大功績呢?除了教育產業化,全民經商,教授買茶蛋,還有什麽更美麗的傳說呢?

原文: 第四條,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有一個正確的開放的
對外政策。我們實現四個現代化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
自己的資源,自己的基礎,但是,離開了國際的合作是
不可能的。應該充分利用世界的先進的成果,包括利用
世界上可能提供的資金,來加速四個現代化的建設。這
個條件過去沒有,後來有了,但一段時期沒有利用,現
在應該利用起來。

評注: 我們從收歸官僚資本,公私合營的改造民族資本家,沒收地主土地的土改,一切都是為了什麽呢?不是利用自己的資源麽?現在我們出賣礦山,被外資兼並,搞合資,上市,甚至騙財,出賣國有資產,甚至走私,官倒,甚至官僚直接席卷財產外逃,這些都是算是“依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資源,自己的基礎”來搞國際合作麽?


原文: 四個現代化建設的方針和目標是毛澤東主席和周恩
來總理生前提出的,由於“四人幫”的幹擾,實際上沒
有真正地做起來。粉碎“四人幫”之後,要花很大的精
力處理“四人幫”幹擾造成的許多問題。去年開始我們
才真正地把重點轉到四個現代化建設上來。就我們國內
來說,什麽是中國最大的政治?四個現代化就是中國最
大的政治。我們搞四個現代化一定會有許多複雜的問題
需要解決,還會不斷地遇到困難。比如,我們現在機構
臃腫,人浮於事。比如,我們要掌握現代科學技術,可
是人才不夠。比如,我們需要有一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
麵,我們現在基本上有了,但還存在不少的問題。比如
,我們參加國際合作,在充分吸收外國的先進科學技術
和資金方麵,也還要摸索經驗。盡管有這樣那樣的困難
和問題,但是我相信我們現在走的路是正確的。這些障
礙,這些困難,這些不足,我們相信是可以逐步解決,
逐步克服的。這三兩年內可能看不出突出的成績,過幾
年麵貌會看得更清楚。現在盡管人們還有懷疑,但是中
國的領導人、中國的絕大多數人是有信心的,是相信這
個事業能夠成功的。

評注: 鄧小平講的中國機構臃腫,人浮於事是對的。這實際是中國文化和中國千年官場的特點,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人一直在試圖“精兵簡政”,但是效果甚微,而鄧小平依然沒有解決這個問題,不僅僅沒有解決,更改革後的政府更添加了“腐敗”,“巨額腐敗”還不處理的一大特點。

原文:  吉:美國犯了一個很大的錯誤,就是看社會主義中
國的時候,把它看成和蘇聯的社會主義是一模一樣的。
那末中國開始的時候是否確實也有這方麵的思想混亂,
即完全模仿和學習了蘇聯社會主義的道路,而不是采取
一種中國式的社會主義道路?


  鄧: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與蘇聯不完全一樣,一開
始就有區別,中國建國以來就有自己的特點。我們對資
本家的社會主義改造,是采取贖買的政策,不是剝奪的
政策。所以中國消滅資產階級,搞社會主義改造,非常
順利,整個國民經濟沒有受任何影響。毛澤東主席提出
的中國要形成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紀律又有自由,
既有統一意誌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麵
,也與蘇聯不同。但是,我們有些經濟製度,特別是企
業的管理、企業的組織這些方麵,受蘇聯影響比較大。
這些方麵資本主義國家先進的經營方法、管理方法、發
展科學的方法,我們社會主義應該繼承。在這些方麵我
們改革起來還有許多困難。

評注: 鄧小平總算承認了一點中國改造資產階級的成功性,我想很大程度是不是因為他參與了這段的領導工作,對於自己領導和參與的,積極評價,否則就是漆黑一團的評價,是鄧小平的曆史觀的一個特點。

原文:吉:我看到中國人民的積極性正在被調動起來,是
很了不起的,但是不是可能在將來某個時候,雖然中國
仍是個社會主義國家,但在中國社會主義製度範圍之內
,在繼續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的同時,也發展某種形式的
市場經濟?


  鄧:這個隻能是表現,不存在這個問題。我們國內還是全民所有製,或
者集體所有製。也還可能包括一部分華僑的投資,這部
分也可能是資本主義經濟的形式,但是絕大多數華僑都
是帶著愛護和發展社會主義祖國這個願望來的,與純粹
的外國投資不同。人們有這樣的懷疑,中國這樣搞四化
會不會走資本主義道路。我們肯定地說,不會。現在,
我們國內的資產階級已經不存在了。過去的資本家還有
,他們的成分已經改變了。外資是資本主義經濟,在中
國占有它的地位。但是外資所占的份額也是有限的,改
變不了中國的社會製度。社會主義特征是搞集體富裕,
它不產生剝削階級。


評注: 不論小平如何想,中國的剝削階級已經徹底形成,而且我始終不認為小平沒有考慮到中國這樣搞下去,不會出現剝削階級,他實際是不反對,也認同剝削階級的出現是必然的,既然如此,這樣的講話,就是誤導全國輿論,就是誤導全國人民的。

原文:林達光:您是不是認為過去中國犯了一個錯誤,過
早地限製了非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方麵限製得太快
,現在就需要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指引之下,擴大非
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作用?


  鄧:說市場經濟隻存在於資本主義社會,隻有資本
主義的市場經濟,這肯定是不正確的。社會主義為什麽
不可以搞市場經濟,這個不能說是資本主義。我們是計
劃經濟為主,也結合市場經濟,但這是社會主義的市場
經濟。雖然方法上基本上和資本主義社會的相似,但也
有不同,是全民所有製之間的關係,當然也有同集體所
有製之間的關係,也有同外國資本主義的關係,但是歸
根到底是社會主義的,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市場經濟不
能說隻是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在封建社會時期就有
了萌芽。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同樣地,學習資
本主義國家的某些好東西,包括經營管理方法,也不等
於實行資本主義。這是社會主義利用這種方法來發展社
會生產力。把這當作方法,不會影響整個社會主義,不
會重新回到資本主義。

評注: 鄧小平這段談話,絲毫沒有說清楚什麽是社會主義,什麽是資本主義,因為他的政策本身就是模糊的,搖擺的,實際上,小平的本意,也許是“不論什麽主義,富裕就行,富強就好”,這也是可以的,關鍵的問題是,我們不能搞成官僚特權的資本主義,不能搞成沒有民生的資本主義,我們要搞,至少要搞成讓民眾有基本生存權,發展權,話語權的民生資本主義。

如果搞社會主義,那顯然,不是這樣的搞法,經濟基礎已經走向資本主義,為什麽還要高喊社會主義?這無疑僅僅是鄧小平再次不想否定自己的曆史,蒙蔽全國的輿論而造成的。這種思維的引導性的混亂也許就是造成今日中國亂象的根源之一。

 

第四篇  趙紫陽的下台--鄧小平時代無可奈何的落幕
 
1989年的秋天,時任中共總書記的趙紫陽黯然下台了。趙紫陽在天安門廣場上的講話的場景是挺讓民眾難忘的,他的表情是傷感的,他的語言是真誠的。當然,趙紫陽的下台,並沒有在中國社會引起太大反響,因為當時的中國人也都知道,他並不掌權,中國真正的大權在鄧小平手中,這點,鄧小平也承認了這點,他後來也坦誠自己是第二代領導核心。
中國最高領導者時代的結束往往並非在他們去世或者辭職的時候,正如林彪的出走標誌著毛澤東時代的終結,而趙紫陽的下台,實際上也是鄧小平時代的結束。1989年夏天,當天安門廣場的學生運動引領起全國的反對腐敗運動的時候,鄧小平是憤怒的,這很可能讓他想起紅衛兵的時代,那對他來說最殘酷的政治冬天。鄧不喜歡“無法無天的”“激進的”中國青年的“運動”和“鬧事”。這不符合鄧的政治觀。而在文革時代,鄧小平對毛澤東發動的,周恩來和很多軍方緊跟毛澤東的將領們和政治人物支持的“天下大亂達到大治”的政治運動是沒有任何還擊之力的,鄧小平當時唯一能做的就是檢討檢討再檢討,或者對時局保持沉默。那時的紅衛兵得到毛澤東的支持,而毛澤東是中國當時不可撼動的領袖,毛澤東的任何一句話,就絕對可以決定任何將軍,元帥,還包括中央裏的最高級別領導人--很多是毛澤東當年提拔起來的政治委員--的任何政治命運前途。而毛澤東當時給鄧小平當時的定義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趙紫陽在民間和海外,都被說成是因為“同情學生運動”而下台的,而在國內官方,則被定義為“犯了分裂黨(不是反革命)的錯誤和犯了支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錯誤”這實際上也可以解讀為趙紫陽沒有尊重“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的黨內規則,或說為他和元老或者和鄧小平的意見是相左的。
當鄧小平麵對1989年的學生運動的時候,鄧小平和文革時代不同了,鄧已經是中國掌權者,而趙紫陽是他1978年後逐漸一手提拔起來到中央總書記最高位置的鄧派改革人物,而趙紫陽對開始理性後來激進最後淪為鬧劇(這點連當時在場的廣場四君子之一的劉曉波博士也承認最後的廣場運動更像一個鬧劇)的學生運動的支持和所謂同情,顯然是不能被鄧小平所容忍的。這其中還有一個問題,就是當時學生運動的領袖也好,組織者也好,根本不能指揮和統領全體學生,哪怕僅僅是天安門廣場上的,更不要說全國的,除了前期,後期根本無法拿出一個統一的意見進行對話。在當時的總理內閣多天的拖延之後,趙紫陽也沒有拿出一個應對和解決的最好辦法,對話很多天,解決不了,而所有元老和保守派,改革的既得利益者,都害怕這場運動最後造成自己既得利益的損失和對自身的文革一樣的衝擊,這就造成鄧小平作為最高掌舵人,必然要出來全麵解決這一問題。
全國人民是同情這一運動的,這點不可辯駁。但是大家都不知道如何解決這場運動,如何結束這場運動,而這種乏力和無解決性,這也恰恰因為組織者的無力和總體的基本無組織無計劃,這事實也和後來官方定義的“有組織有預謀”是相矛盾的。趙紫陽試圖在這場全民支
持同情的反腐敗的學生運動中,實現中國走向一個大的政治變革,而非鄧小平掌權元老們控製的國家政體,這樣一個嚐試顯然是很難獲得成功的。
而趙紫陽的下台,從暫時上解決了內部的矛盾,確也讓鄧小平改革開放的最後一個擎天玉柱徹底坍塌,這也標誌著鄧小平掌舵,胡耀邦,趙紫陽發力的鄧小平時代的改革戰車失去了進一步前進的動力,實際上,在這場鄧式改革中,年輕的改革派胡耀邦和趙紫陽最後都是發現中國改革的關鍵在於政治改革,而且到了非改不可的程度,但是由於鄧小平曆史觀的問題,即凡是自己參與的運動的都是對的,凡是有損自己曆史聲譽的運動都是錯的曆史觀,使得鄧小平無法做到這點,這就必然造成了趙紫陽胡耀邦和鄧小平之間的矛盾。鄧的中國特色,實際上是官僚顯貴特權政治+資本主義經濟方式+中國傳統封建特色的社會,這不僅僅是試圖建立理想社會主義社會的毛澤東等不能接受的,也是讓看到西方資本主義優點的改革派所不能接受的。最後就必然出現,鄧小平為代表的元老舉起右手橫掃堅持真正社會主義社會的所謂毛式“保守派”-----現在“特權精英”階層等一提毛澤東希望建立的社會就要拿文革舉例,實際上,文革隻是一個特殊政治運動時期,並非毛澤東時代的全部,也不是毛澤東要建設的理想社會主義的狀態,毛澤東實際是要建立堅決消滅特權官僚買辦資本主義,限製管理約束民族資本主義,實現全民所有照顧大多數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利益的社會和政府。----鄧小平最後也舉起左手橫掃提倡進行政治改革,學習資本主義政治的改革派。“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可鄧在進行了資本主義式的經濟改革後,依然希望保留所謂社會主義上層模式,這必然使得這個模式成為僅有官僚特權精英基礎,而失去工農聯盟和廣大知識分子聯盟基礎的空中樓閣。 盡管有後來鄧小平1992年的南巡的並有對他引領的改革的最後的講話,但從趙紫陽下台,已經是整個鄧小平引領的時代--鄧小平式的中國特色的改革時代的無可奈何的落幕。

第五篇 談張春橋和鄧小平
 

鄧小平被稱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但是到了1997年,總設計師去世了,一個完成的大樓的總設計師去世了,依然可以巍然屹立,但是一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去世了,改革的事業還沒有完成,就有些危機了,就如一個大樓設計了一部分,現在設計師沒了,那麽誰繼續設計?如何設計?原來總設計師想如何設計,就成了一個永恒的難題。人已去,樓已空,現在唯一能看到的是幾本固定的文選,似乎無法解決殘酷真實變化的現實問題。

鄧小平開了個盒子,這個盒子就是改革開放,改革永遠都是讓人歡欣鼓舞的,美國前總統肯尼迪也曾說過,唯一不變化的隻有變化本身。世界是不是進步和變化的更好,不同的人還是有些爭論,但是變化是大家一致公認的。變化不是壞事,但是關鍵是如何變化,怎麽變化,變化的目的是什麽。開放也是好詞,至少在漢語中是積極詞匯,不是個消極詞匯,難道保守,固執就好麽?但是關鍵的問題是,這個開放是如何開放,開放的目的是什麽?開放的結果是什麽?開放的受益者是誰?

被中國文學家郭沫若評價為“狗頭軍師張”的張春橋是一個被人遺忘的人物,他惡貫滿盈,他害人害己,他落井下石,他野心害人,總之,這個狗頭軍師張看來是永世不得翻身了,甚至喧鬧的當今社會大部分青年一代根本不知道還有這麽個人。自然,張春橋和鄧小平是無法比了,按後來鄧掌權後“正統”媒介的宣揚,“鄧有軍功,有革命的正牌背景,有過人的心胸,遠大的氣魄,開放的能力,美國訪問的氣概”,最主要的是,讓全國人民都改革開放,步入小康了。

然而,當你看看今天的中國腐朽的特權階層和在大小會議上高談闊論的民族和官僚大資本家們,你真的不由自主的想看看那個一直反對鄧小平的文人政客張春橋的文章。這個曾在上海執政發展經濟的管理者,這個一直跟隨毛澤東並發展了他的後期理論的文人,這個後來做國務院副總理,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的政治領導人,並非人們後來說的那樣不堪和惡毒。

從《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的文章開始的張春橋被毛澤東高度注意,在後來他被調到中央工作,張春橋一直發展和實踐毛澤東提出的反資產階級複辟,反對官僚特權階級的理論。後來一些人胡謅張春橋的任何文章都是為了討好毛澤東,如果這樣說,今天的官僚的一切提案意見所謂發言是不是一點沒有實在,都是討好高層呢?這樣說,顯然是有失偏頗的。實際上,張春橋的世界觀,價值觀,理論見解就是如此的,是和毛澤東的晚年思想很接近的。所以也有史學家承認,張春橋是毛晚年除了毛以為,最能理解毛的思想,並最大程度發展和支持毛的理論和思想。張春橋和鄧小平的分歧,從根本上說,是對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認識問題。

鄧從本質是對資本主義有很大好感的,這點人是忌諱談的,因為畢竟是個敏感問題,但是確實是不可否定的。盡管鄧小平在很多文章中也在闡述社會主義,闡述中國特色,但是他本質是傾向資本主義的,這倒不是為了其他,是鄧小平實用主義的哲學觀和世界觀造成的。他的中心思想,就是解決問題就是好主義,達到目的就是好辦法。這個本身是沒有問題的,但是關鍵的問題是,這個解決問題是不是解決了長期問題,這個達到目的是不是實現了根本目的,從小平的曆史和他的行動來看,他看問題,更是見一個問題解決一個問題,他有短期目標,但是缺少長期考慮和中期計劃。他對自己也詮釋的無比清楚,那就是摸著石頭過河。

而張春橋和毛一樣,他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他對毛的理論和社會主義是相信的,甚至是迷信的,他的一切想法,是如何解決在社會主義的建設道路上遇到問題,如何能從根本上達到那個遙遠的目標,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高級階段。他和毛澤東一樣,不認為小平的資本主義建設方式可以實現這樣一個目標,和毛澤東一樣,他始終不相信物質充足,人自然就會變的高尚,富裕後一切都好辦的哲學。

在如何建設一個國家上,張春橋的思維方式也是和鄧小平也是不同的,鄧小平的方式是摸著石頭過河,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方式。但張春橋不同,他和毛澤東一樣,是希望從戰略的角度,防微杜漸的消除一切處於萌芽狀態和星星之火狀態的不穩定因素,以實現長期的穩定和平衡。赫魯曉夫訪問美國後,在北京見到毛澤東的時候,帶著髒話表達了他對美國的無限仰慕和發達的欣賞,遭到了毛的鄙視。康德曾評論人做事情之所以看起來行動和語言不一致,根源還是內心追崇的標準,如果內心追崇和欣賞另外的道德標準和準則,不論他說什麽,他必然會按著內心的追捧去行動。鄧小平和張春橋的行動十分得以證明康德這個理論。

現在的中國特權階級和官僚資本家,不論如何表演和演說,從骨子裏是崇拜西方發達國家的,他們覺得西方的一切都好,除了中國特權這點不學習,其他都從骨子裏仰賴西方,見到西方人物就如小學見到班主任,生怕一個發型一個衣褶沒有弄好,被人嘲笑。對西方的承認和誇獎感恩戴德,對西方的訓斥和指責非常難過,沮喪和恐懼。這樣一種外國月亮比中國圓,亮還帶著香味的心態如何能讓自己真的站直腰杆呢?這樣一個內心真正的準則如何能不使得自己的行動在洋人麵前外強中幹呢?

在英國紫石英號炮擊中國解放軍的時候,毛澤東說,我們怒斥戰爭販子丘吉爾的狂妄聲明。毛澤東對赫魯曉夫也說,什麽聯合艦隊,是要控製我們麽?這樣的話,今天的官僚特權階層和中國大資本家階層是無法說出了,這倒不是口氣的問題,是骨子裏的問題,是利益問題,而不是報紙雜誌粉飾的韜光養晦和策略之計。

鄧小平曾說,我們力量不如對方,所以韜光養晦。更有人拚命發展這套理論。這話聽起來耳熟,仔細想想,聽著和晚清末年說的洋人船堅炮厲,再戰必亡十分相似。然而,就是靠這小米加步槍,中國人依然堅強的橫掃晚清末年100多年的恥辱,也依然我們進入了聯合國。

和毛澤東曾批判“唯生產力論”一樣,在張春橋看來,那種單純發展生產,單純富裕,並不能讓中國人腰杆挺直,也不能實現真正精神和物質雙重意義上的國家富強和人民當家做主,反而走向反麵,甚至培養出更多的對外軟弱無骨的權貴和對內嗜血的腐朽特權階層和一貧如洗麻木不仁的落後民眾。而鄧小平的理論的核心觀點,“依然是發展起經濟一切都好辦,我們會腰杆就硬,人民就富,一切都可以了”。所以才有穩定壓倒一切,悶聲發大財,一百年不動搖的政策和理論。這個單純發展經濟,認為富裕了就富強,富強就強大的觀點顯然是十分偏頗的。宋代是個典型的例子,經濟發展的很好,但是依然抵擋不住經濟落後具有強大進取和征服能力的落後的女真和蒙古民族的進攻。而又如同個人,曆史上那種豪門大戶,富裕無比,柔弱無骨,毫無人格的非君子也依然不少。所以古人也從來沒有認為隻要經濟富裕的人就會自然義士,就是君子,所有才有那麽多對人的人格要求的古經。如果僅僅富裕就一切都解決了,古代聖賢書和三大宗教應該全部是發展經濟和理財的經文了。

鄧小平不能為改革開放造成的高房價,高特權,腐敗階層和大資本家的嗜血如命的一切錯誤買單,那麽同樣,我們也不能要求張春橋為文化革命的造成的一切錯誤和罪責買單。而從今天的眼光來看,那些左派人物和政治家有一點是比右翼權貴們幹淨的,那就是,他們除了一些中國式的特權來推行他們的思想,但是他們並沒有用中國式特權為謀取巨額的中國特色的財富。他們更像一夥清教徒,極力鼓吹和推行自己的理論和思想,但是出發點是目的是為了共同富裕和社會的均貧富。他們的哲學觀是“做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不論他們是否做到。而今天的特權右翼大資本家和權貴,他們是權錢美色實惠具得,還要用一些理論來誤導和貶低戲弄褻瀆民眾,“買不起房子就別買”,“買不起說明你窮”已經喪失了任何廉恥,利用自己特權控製得到利益後對供養給他們的人的赤裸裸的恐嚇和辱罵,就如全國幾億農民一起控製糧食,對他們高呼,買不起糧食別吃一樣。也如同一個長大的孩子,對養大他的年邁的父母說,你不能勞動了就不要吃飯一樣可笑。他們已經喪失了任何廉恥,和左派的政治家不同,他們的人生準則已經應該是“做一能人,做一個享受的人,做一個欺騙他人達到自己目的的人,做一個發財不管他人死活的人,做一個自己吃飽喝足子孫萬代具有財富的人”。

第六篇 曆史的驚歎--也談鄧小平和赫魯曉夫


有著黑白墓碑的獨特的赫魯曉夫墓成了前蘇聯的曆史。而鄧小平也已經成為中國曆史的一部分。然而多年後讓我們回頭看這兩個影響世界的政治人物,我們才發現是如此的驚歎。
斯大林死後,在蘇共20大上,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震驚了世界,這個報告,之所以震驚世界,更震撼了當時的社會主義陣營,這是因為被奉為“世界的共產主義的領袖,領導蘇聯衛國戰爭的統帥”的斯大林一夜之間成了暴君,獨裁者。整個陣營騷動了。不論斯大林到底如何,在中國這樣一個講究君子做事情要“光明正大”的文明古國中,赫魯曉夫的舉動是讓人鄙視的。當時的鄧小平率領中國團參加中途離開,回來後受到了毛澤東等的肯定,之後就開始了中蘇交惡,赫魯曉夫一夜之間撤走了所有蘇聯專家,中國也開始了勒緊腰帶去歸還蘇聯的債務。
赫魯曉夫全麵批判了斯大林,中國對斯大林進行了三七開,即三分錯誤,七分成績。斯大林到底如何,留給後人研究。但是赫魯曉夫的舉動讓西方喝彩一片,而赫魯曉夫也自認為自己遠遠超越了斯大林,實現了社會主義的真正繁榮。赫魯曉夫訪問美國後,在北京和毛澤東見麵的時候,帶著髒話表達了對美國的發達的無限崇拜,讓毛澤東十分鄙視。毛從人格和作風上真正鄙視這個光頭,做秘密報告的政客。毛也拒絕再承認赫魯曉夫是陣營的領袖。當然,真正的中蘇交惡是從赫魯曉夫要租借中國海港,搞聯合艦隊和長波電台開始的。從此,毛澤東的中共和蘇聯的中央開始了誰是社會主義誰是修正主義的全麵論戰。這也成了毛澤東晚年考慮最多的問題,就是誰是睡在身邊的赫魯曉夫,誰會在他身後建立赫魯曉夫試圖建立和所謂改革出的官僚特權貴族階層,建立出一種貌似自由的特權專政控製民眾的崇拜西方的非社會主義非資本主義的不倫不類的社會模式。
赫魯曉夫對西方本質是恐懼和羨慕的,他的政策外強中幹,虎頭蛇尾,虛張聲勢。他搞了古巴導彈危機,在美國當時肯尼迪政府的強硬回擊下,悄然灰溜溜的撤退;而柏林牆的建立,更是對西方從道義到形式的全麵失敗。赫魯曉夫試圖改革,但是最後的結果讓蘇聯經濟停頓不前,而他粗魯的作風,更讓世界為之驚訝。而他自己,也一樣成了秘密的犧牲品,他在黑海度假,被隱蔽的中央全會悄然以健康為由撤銷了一切職務,灰溜溜的交出了全部權力。
鄧小平曾被毛澤東批判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二號人物(一號是劉少奇),毛澤東更擔心的是鄧小平等人要建立一個之發展經濟,不管其他的,倒向西方的,隻變賣資源,兼並土地,照顧少數權貴,而不顧及社會分配形式,隻考慮短期利益,而不考慮長遠戰略的的“修正主義走資路線”。毛澤東更擔心他們成了"睡在身邊的赫魯曉夫”。而鄧小平在1980年重新上台後,也對來訪的意大利女記者法拉奇說出了“我們不會像赫魯曉夫對待斯大林那樣對待毛主席”。說出了他和毛澤東長期的糾結。
但是鄧的確和赫魯曉夫有很多共同之處,他們都走了和前任不同的道路,甚至是截然相反的。他們本質都是對西方充滿好感並向往的。但是鄧的高明在於他沒有做任何秘密報告,而是直接三七開了毛澤東,而且拉著很多老幹部一起起草了《關於建國以來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這個決議我讀過多次,我覺得不夠客觀,這個決議既掩蓋了鄧小平參與甚至擴大化執行毛澤東的很多政治運動的問題,也缺失了對中國建國以來經濟建設若幹成就的肯定,片麵的孤立的割裂曆史的武斷的否定了鄧小平和很多老幹部自己沒有參與的政治運動,並否定了他們在其中互相你爭我奪的鬥爭曆史,鄧小平等人把毛澤東描繪成了一個後期老邁,昏庸,毫無建樹,想入非非的人物,而沒有客觀的,如鄧小平所說的那樣實事求是的去評價毛澤東在建國後提出的一係列防止國家官僚階層腐敗,防止出現特權階層,防止腐敗和貪汙的正確政策。
鄧小平提出建設毛澤東思想,而他說的這個思想除了所謂實事求是,所謂理論聯係實際,已經丟掉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統一戰線”,“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等一係列長期獨立自主的政治路線,而成了和“曲線救國”相似的被稱為“韜光養晦”實則投向西方,培養大官僚,大特權階級的路線。毛澤東重視長遠的戰略,如興修水利,發展高科技國防,自力更生搞高科技產品,而鄧小平更多傾向招商引資,租賃土地,出口創匯,買入利用的方針。對國際朋友,毛澤東更多強調是搞長期的統一戰線,分化瓦解對手,到對手的陣地和國家內部去分化瓦解對手,而鄧小平的策略則是韜光養晦,不出頭,對國際朋友少支持,悶聲發大財的自我中心的短時政策,這種政策必然造成長期的後,對手直逼國門,朋友眾叛親離的局麵。
很多改革精英評論毛澤東隻會搞軍事,不會搞其他,其實,毛澤東是個長遠的戰略家,如同一個總統帥,他善於利用各個專業人才來進行全麵的建設,他的思想長遠而有效。但是鄧小平實際上是個政客,政治委員,他既不是個軍事家,也不是個經濟領袖,更不是一個戰略高手,他除了對毛澤東執行的他沒有理解和參與的運動否定外,幾乎沒有任何自我的建樹,他幾乎是按照“凡是毛澤東執行的路線相反”的方式執行了自己的路線,結果就是今天,改革32年來,國內腐敗全麵開花,國有資源損失殆盡,稀土礦產廉價出賣,中國自主科研全靠吃老本的境地。
從1949年到1976年,在不到30年的時間中,中國爆炸了原子彈,氫彈,建設了中國海軍和空軍;中國實現了消滅鴉片梅毒血吸蟲的傳染病;中國實現了工業部門比較齊全的建設,中國實現了和世界大部分國家的建交;中國實現了從百年淩辱到外強眼看歎息的轉變,中國實現了和美國,蘇聯的直接較量,被亞非拉國家抬入聯合國,中國教育了一大批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幹部,湧現了無數在本職工作上拿錢雖少,兢兢業業的勞動者。毛澤東的很多晚年思想,過於超前時代,他的上山下鄉論,老中青結合論,繼續革命論,反對官僚特權論,人民民主論,人民監督論,批判封建禮教論,還不能完全適應於當時人們的思想和時代,但是他的出發點是好的,他的思想是進步和獨特的,他是真心為了這個國家的進步的。
從1978年到今天,已經過去了32年,讓我們看看今天的社會現狀,看到煤礦的死人,童工,看看黑心棉和社會泛濫的黃,賭,黑,看看貪腐上千萬還不死刑的高官,看看剛剛建好的就倒塌的大橋,大樓,看看大官僚,大資本家剝奪占有農民的土地,看看各級官吏的逢場作戲的淚水漣漣,看看我們依然吃老本,毫無新的自主創業的科學,看看那些看起來像商人的博士導師,看看那些看著那些掛著各種科學技術職稱和擁有帶水的高學曆的就差沒有掛著高僧頭銜的高官,我們真的無語。
鄧小平不是赫魯曉夫,同樣,毛澤東也不是斯大林,老年的毛澤東對45運動的學生也隻是讓工人糾察隊用大棒予以驅散,而斯大林則要狠的多;赫魯曉夫沒有用槍炮鎮壓過反對派,但是鄧小平在麵臨和毛澤東一樣麵臨的反對派的時候,卻用大炮和槍口代替了大棒和徒手,鄧在這點上,更接近斯大林的穩準狠。
赫魯曉夫不是一件好事也沒做,但是他沒有得到任何榮譽,更沒有總設計師的稱號,他也沒有任何理論問世,唯一一部回憶錄,還是他的口述,別人的代寫。而鄧小平則有和毛澤東平起平坐甚至更被當代改革精英拿好處時候推崇的白貓黑貓的理論“指導”著中國特色的社會的建設。他的一百年不動搖的理論和他當年和華國鋒保證的“世世代代永遠高舉毛澤東旗幟”一樣,也和他當年和毛澤東保證的”永不翻文化大革命和黨組織對自己定案”一樣,都是絕對的,靜止的,發誓的,脆弱的,不符合馬克思的運動的變化的發展的辯證法的理論。這也注定他的這些說法不僅僅不能世世代代,也不能永不翻案,更不能一百年不動搖。

結束語

鄧小平的理論集中體現在他的三卷文集中,而第一卷本質上是他做普通政治委員時候的執行政策的一些講話,談不上什麽自己獨創的東西。他的核心一些理念,即被稱為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東西實際上是在他的第二卷文集中。從他的1975年1月的《軍隊要整頓》的講話一直到他的1982年8月的《中國的對外政策》,可以說是他基本想法和治國理念的合集。那麽鄧小平到底有哪些理念?有哪些想法,是超越的,前瞻的,有價值的,能夠指導中國未來的呢?

 
從1975年複出的鄧小平有多個戰線發言記錄在他的文選中,鄧本來是一個政治委員,他既不精通於軍事,也不精通於政治,從後來的他的文章看,他也不是一個高瞻遠矚的戰略家,說他是權謀家和政客更加符合他的身份。他的《各方麵都要整頓》(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七日、十月四日)集中體現了他這個時候的思想,那就是他不在台上的從1966年開始的政策都是不對的,但是哪裏不對呢?他是否做了調查研究?他是否從軍事政治經濟各個方麵看到了全麵的例證和統計數據?他在1966年開始,更多的時間是用來寫檢討和保持和毛澤東的聯係上。他如何能知道如此多中國的實際情況呢?

鄧小平理論的第一個核心內容是所謂的“整頓”,也是對文革的撥亂反正,實際上,文化革命和任何革命和運動一樣,有其弊端,有其成效,絕對不是簡單的“十年浩劫”所能解釋的,如果從曆史的科學的態度,文化革命是中國試圖進行一次從下而上的政治監督腐敗運動,橫掃一切舊文化舊禮教的文化運動,隻是這個運動不切合於當時中國的政治狀態和社會狀況。把自己沒有參與的曆史就寫為一片漆黑,就要整頓,是鄧小平曆史觀的一個特點。整頓並不是簡單的問題,也不是一蹴而就的,鄧小平忽視中國當時的現狀和經濟的實際發展,而僅僅以整頓為名義,實際上是對中國億萬勞動者,各級領導幹部多年工作經驗和工作努力的一掃而空。如果都是這樣整頓的化,我們可以以任何名義在任何時期以社會黑暗麵為借口,進行一切橫掃和整頓,這是孤立的,片麵的,靜止的看問題。

鄧小平理論的第二個核心是“發展經濟”,但是這個發展經濟不是高遠的,不是崇高的,不是引導民眾,去掉愚昧思想的,而是順應‘人本私心”的所謂尊重現狀的,如果人一切都按本能,那何必要建立一個新的政權,清帝國的封建社會,北洋軍閥,國民黨統治時期人不是一樣有私欲知道發財致富麽?何必要繞一個圈,繼續這個低俗的簡單的人的私心的單打獨鬥的發財夢呢?這個“發展經濟”僅僅以發財為目的,以拿來引進而不是自主創新,自主研發為目的,以至改革開放32年來,我們依然在吃1978年前的科學老本,國防科研吃老本,但是科學上,連一個自主的汽車發動機,自己的電腦芯片都研發不出來,這不是十分可笑麽?這不是社會長期重商賈,輕科研農耕研發有關麽?古代封建社會提出了“以農為本”,資本主義重視貿易的同時,牢牢把握住自己高科學的陣地,我們除了出口創匯,除了如非洲一樣開發自己的祖先的稀土礦產資源,除了用幾億件出口的襯衫換回一個對方的飛機,還做了什麽呢?這樣的發展經濟,推翻了一切道德,破壞了一切資源,丟失了一切自主,失去了一切靈魂,還有什麽意義呢?最終的結果必然是黑心資本家和利欲熏心的個體在發財夢的指引下,沒有約束的喪心病狂製造假貨和毒食品,這一切都是在低俗不堪的發財夢和所謂“發展經濟,經濟發展了,一切都解決了”的指導下產生的。 古人講中庸之道,很多事情是平衡發展製約的,就如動物界的食物鏈,如果總是無限突出經濟就能解決一切社會問題,那麽要那麽多聖賢書和宗教做什麽呢?

鄧小平理論的第三個特點是韜光養晦,不出頭。實際上,這個不出頭,本質不是真不出頭,是靠向西方社會,而不是靠向和我們更接近的國家,曾把我們抬入聯合國的國家,曾和我們一切保持戰略的國家。結果就是,我們不去欺淩我們的帝國主義國家折騰,他們就來我們附近折騰,今天台灣問題,明天貿易問題,這所謂的韜光養晦是一個非常短視的,丟棄窮朋友,巴結富人的急功近利的小市民都有的小眼光。有人說,支持窮朋友,多不好,還丟棄錢,有錢我們自己用。但是關鍵的問題,正是這些窮朋友(雖然少數背信棄義),在長期的戰略中,在關鍵的時候,他們總能堅定的支持發展中的中國,覺得中國是他們最可信任的朋友。改革32年來,鄧小平的外交戰略使得中國失去了很多鐵杆朋友,中間朋友,很多曾經的國際朋友國家對中國半信半疑,西方國家卻從沒因為我們的所謂不出頭,友好而放棄對我們的敵視。不相信,你聽聽曆屆美國總統的演說,對社會主義和中國的說法,就不言自明了。

鄧小平理論的核心就是“發財”,“發展”,“不動搖”“招商引進”“合作合資”,這些貌似很進取的口號,實際上小作坊主做生意一樣的急功近利,不顧朋友,不顧道德的短視。對內,對不擇手段資本家和官僚特權十分縱容,經濟犯罪至少也不能升一級吧,至少要開除黨籍吧(鄧小平語)。對外,以不出頭韜光養晦之名,缺乏長期戰略,對西方一味軟弱,美其名曰積攢實力,而曆史來看,任何這種以積攢實力,曲線救國的方式,最後既沒有力量,沒有勇氣也沒有能夠再次展現實力,因為風骨已經消失。

毛澤東痛斥美國前國務卿艾奇遜時說“西方進取性,西方把對中國人民的文化侵略,經濟剝削說成進取,說的多美妙啊,可惜這種進取,不是進取到西方去,而是進取到中國,引起了所謂中國人民的騷動和不安(被壓迫和革命)”。

鄧小平理論,本質是先以整頓為名義重新評價曆史,突出自己的曆史地位;包括隱匿自己不光彩的曆史的修正曆史,接著就以“人的私心和本能”為源,以發展經濟為說法,推翻一切道德和約束,又以發財致富,聯合取勝的說法鼓勵拚命開采中國的地下資源,引入外國資本,實現了對中國全麵的剝削和侵占;最後以一百年不動搖的所謂韜光養晦的方式投向西方並一直被西方敵視。

中國不是元老的國家,中國不是特權的國家,中國不是隻有發財夢的國家,中國不是可以推翻道德的國家,中國不是不和貧窮搏鬥但是不是隻為發財的國家,中國不是可以總忍氣吞聲的國家,中國是一個大國,和西方大國是資源爭奪的關係,不是投向西方就可以結交富國就可以和西方友好的國家。似是而非的鄧小平理論絕不能指導中國的未來,不能給出10幾億中國人民努力的指導方向,更絕不能指導中國一百年不動搖。

中國是個5000年曆史的古國,是一個有3000年文明可證的大國,中國隻有挺起脊梁,對內實現平等,對外實現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保護我們的國土資源,保護我們的礦產資源,保護我們的水源資源,保護我們的人力資源,保護我們的後代健康,對大資本實現節製,對官僚資本和特權階層實行絕對的鎮壓,對民族資本實行法律框架內的發展和監督,實現對赤貧和貧困階層的教育鼓勵和政策的激勵發展和扶助,對廣大民眾實現廣泛的言論自由,行動自由,遷徙自由,思想自由,並有全社會的嚴格的法律保證和道德輿論約束,中國才會擁有一個光明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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