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坐家
一無所長，唯餘文墨，一息尚存，筆耕不輟。
自中共十九大以來，國內網絡上的敏感詞越來越多，逼得大家重拾幾千年的老傳統，又玩起“避諱”的把戲，添劃減筆，同音假借，字母代替等等，以圖蒙混過關，順利出籠。同時，封號鎖群也越來越常見，弄得失聯頻頻，諸多不便。
“弭謗”大概是古今上層統治者的美夢之一。明白人都知道，這個夢僅僅是個夢，是個絕望的希望，就算下手很重，派能夠臆測亂咬的“衛巫”一類特務監謗，把人割喉，將嘴粘牢，仍然管不了道路以目，但總有人夢得很勤，夢得很沉，“以為自古莫及己”，無所不能。
每當遇到以言獲罪的時候，按照國人的思維，自然會想起古時候一些名人先賢們令人仰慕的言行。那個人有多麽多麽好，多麽多麽寬容，多麽多麽有雅量。其中春秋時的鄭國執政公孫僑（字子產）是經常被表揚的一位。孔子就曾把吝於贈人的“仁”字錦旗慷慨地送給了子產，稱他是“古之遺愛”。
子產最為人稱道的是“不毀鄉校”。“鄉校”是春秋時期鄭國城郊兼具教育與鄉間公共聚會的地方，鄭人“朝夕退而遊焉”。有點像我插隊時村裏的民辦小學，每到晚上，鄉親們便來看報紙、諞閑傳。大家聚在一起幹什麽呢？當然和今天一樣，少不了聊家常，談國事，交流信息。話一多，難免各種聲音都有，你說是，他道非，我則無是無非。跟現在的網絡差不多，無足怪。自古以來隻要有人就有這習慣。
當時鄭國有人建議封了“鄉校”群，免得人們聚在一起胡亂議論執政。公孫僑不同意，認為，人們喜歡的，我照辦；不滿意的，我改，他們都是我的老師啊。而且隻聽說要用寬鬆減少怨憤，沒聽說高壓能防止怨言的。（後一句話隻說對了一半，高壓的作用肯定有限，僅僅寬鬆而不更改錯誤的政策言行也不會扭轉國民的惡評）。此話確實漂亮，沒大毛病。建議封校的大夫然明立刻換了一副麵孔，改口誇起子產來，好像建議毀校的人不是他。這是第一個推崇子產的人。最初的讚歌，怎麽看都不像是出自真心。
子產不毀鄉校，固然值得肯定。但查遍典籍，找不到一條有關他接受並改正了來自鄉校的建議或批評，倒是有他在執政初期頂住輿論壓力一意孤行的記載，因此有理由認為子產不毀鄉校，隻是把它虛置，讓人們有一個宣泄的出口，並沒有真正聽取那裏的聲音。有點像文革結束後，老鄧容忍著，讓西單民主牆熱鬧存在了一段時間，並不能說明那時普通人有參政議政權一樣，更不能由此讚揚老鄧尊重民主，廣開言路。
一味吹捧子產的會遇到避不開的尷尬，因為子產有不聽人言的明確記載。為了增加軍力，“作丘賦”，國人不滿，抵觸情緒很大，甚至進行人身攻擊，咒罵子產父親沒得好死，自己也像惡毒的蠍子尾巴。子產不為所動，認為民不能放縱，定下的製度不能更改。這也可以說明他保留鄉校言論自由空間乃是麵子活兒或一種手段，骨子裏是你說你的，我幹我的。跟周厲王比較，一個是公開封殺，一個是隱性擱置，結果沒有不同。“何恤於人言”，沒必要聽，故沒必要封，跳蚤頂不起被窩，自信滿滿，這才是子產的真實態度。
子產確曾明白表示過。公子嘉當政期間，為了專權，製定盟書，要貴族們都放棄直接參政權利，引起統治集團其他人不滿。公子嘉準備鎮壓，子產勸阻，請求燒了盟書。理由是“眾怒難犯，專欲難成”，若不顧不管，則將陷國於危險之中。燒了盟書，照樣可以實現你的欲望，其他人也會感覺好一點了。可見不犯眾怒，隻是子產的治理策略，跟民主、雅量、胸懷一毛錢關係都沒有。不毀鄉校也是不犯眾怒，避免激化矛盾的做法，實際上還是自“得所欲”。
向子產提議毀鄉校的然明，在曆史上活動不多，曾以準確預測晉國寵臣程鄭的命運而引起子產注意。子產向他請教為政之道，然明主張：“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聽了，“喜”。因為這和他一向實行的寬猛相濟的治國方略一致。他在臨死前還不忘告誡繼任者妥善使用寬猛兩手政治手腕。繼任者實行了幾年寬鬆政策後，出現了民眾反叛的局麵，於是後悔沒按子產的政治遺囑辦，不該給民眾太多好臉，便出動軍隊很快鎮壓下去，而且是“盡殺之”。這應該同樣可以說明子產沒有把鄉校中的議論看作鄭人的權利，不毀隻是他采用的統治術之一麵而已。就子產個人的政治思想來講，他比較注重法的作用，是春秋時期較早把法律條文公之於眾，用法和禮嚴格約束國人的。古人重法就不會特別講究寬容，管仲、吳起、商鞅，哪個是？
也許有人說，子產的寬猛相濟總比隻猛不寬好吧。單論國民的感受，此說不差。但從國民的地位來說，則沒有絲毫提高，仍舊沒有參政議政權，僅有在公共場合議論的有限自由。就是這點自由，讓長期沒有自由的人羨慕不已。古代國人沒有想過民主、權利等更深層的利益，僅僅需要得到說話的自由。現代人也不想嗎？
在中國古代，曾經有另外一種傳統，一種早被淡化遺忘零零星星散存古籍中的傳統，即原始民主傳統。它可以追溯到遠古國家尚未建立或者剛具雛形時。據說在堯舜部落聯盟時曾經為了及時收集聽取意見，特意樹立“誹謗之木（形狀類似後世的華表）”（見《呂氏春秋/自知》《史記/孝文本紀》等），讓部落成員們把意見寫在上麵綁的木板上。這種做法和實行過的“進善之旌（在某種旗下直陳己見）”“欲諫之鼓（擊鼓宣告有意見要說）”等原始民主措施一樣都成為部落聯盟的習慣法。商代還流行著不管是否百姓的錯，都由首領一人承擔責任的做法。這是與首領的權利相對應的義務。後世把這種義務概括為“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為天下王”，或者叫“國君含垢”。作為一國首腦，在享受權利的同時，必須也要忍受人們對國事的責難甚至辱罵和蒙難。商末雖然出現了專製的帝紂，但統治階層中還有人把民的意願依舊看得很重，“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泰誓》）的觀念仍然未泯，執政者有問題不僅需要向公卿大臣們詢問，還要向社會下層包括“庶人”征求意見（《洪範》）。西周時在此基礎上出現了一整套監督規勸製度或傳統禮製，它是由周厲王朝重要大臣召公表述出來的：
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士諫， 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國語》）
從召公的介紹可以看出，在周天子的周圍，有一個龐大的網絡（也可以叫群），從高官到平民，從親戚到外人，幾乎毫無遺漏的動用了所有能發揮點滴能量的人，運用了所有文字與思想載體形式，從各個方麵、不同角度規勸、警戒、監督、修補和規範天子的言行。先哲們在設計這個網絡時，思路之縝密，用心之良苦，不能不讓人感歎。
然而，這個古製裏麵也包含著不可克服的缺陷。一，所有人的做法都是規勸、說服，光擺事實，講道理，僅僅是禮製上的義務。這一點削弱了古製效力，使之不具備權威性。二、對規勸、說服、意見，建議，王要通過自己的“斟酌”，決定如何行事。這一點進一步保證了王權，使任何對王權不利的輿論起不到絲毫作用，淪為表麵的擺設。如果遇到商紂這樣雄主，“知足以距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為皆出己之下”，那麽古製遭到顛覆就是必然的了。
商紂、周厲都是向古製發起衝擊的人。建議毀鄉校的然明也是企圖徹底消滅古製以加強專製的一員。
戰國時齊威王曾下令：
群臣吏民能麵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譏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
由此可看出這時已經不是強調參政權或製度，而是需要靠獎賞刺激提意見了。早年的製度不再是需要遵守的常規，而是靠最高統治者個人的品質來維持，要用懸賞鼓勵人們行使已經不存在的批評權利。當然齊威王的胸襟還是令人讚賞，他的智庫----稷下學宮裏集中了當時一批頂尖級大師，不是僅憑房子車子高位拉來的。
從秦朝開始，便容不得半點批評意見。李斯說每逢新政策頒布，文化人便從各自立場出發評論，“入則心非，出則巷議”“率群下以造謗”，主張“禁”“燒”“棄市”和“族”（中國曆代統治者心裏都這樣期盼的吧）。漢代人路溫舒一針見血地指出，秦時，“正言者謂之誹謗，遏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
古人總結的曆史教訓之一，言路壅塞是亡國的症候；最大的理想是言路開放順暢。所以，他們對子產不毀鄉校讚賞有加。今天我們再看曆史，應當比古人的認識更全麵一些。
國人、庶人的民主權利在先秦時期呈逐漸萎縮或減弱的趨勢，是有跡可尋的。商代還保留了對國人的聲音“聽”和“必從”的意識，國君有問題要向庶人征詢意見和建議，國人和庶人具有參政權。西周時國人、庶人具有議論批評執政者治國舉措的權利。壓製取消這種權利，有可能激起反彈。當年西周都城的國人忍氣吞聲了三年，還是把周厲王趕走了，似乎有一種特殊的審判權和罷免權。而滿朝大臣與軍隊是認可這種傳統權利的，所以無人反對，也沒人認定違法暴動（這是後來的學者強加的），采取鎮壓，而是實行長達十四年的和平過渡。厲王之子即位後，也未見有抱複找後賬的措施。春秋時的鄭國對言論的壓製已經相當嚴厲。子產在年幼時曾對鄭國侵蔡戰役的勝利不以為然，提出了不同看法。其父生氣地說，國家大事，有正卿負責。你個娃娃亂說話，小命不保！子產是鄭穆公的孫子，父親也是大官，尚且不能自由發表意見，何況一般國人。《左傳》說“鄭人遊於鄉校，以論執政。”這裏的鄭人應屬於國人或庶人的階層，這時的鄭人已經沒有多少議政權，隻是擁有殘留的議論有限自由。按然明所說，發現“不仁”，還是要“誅之”。“仁”是一個很模糊的概念，孔子對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解釋，也就是說可以任由統治者解釋定罪。
子產不毀鄉校反映的是原始民主從習慣法到觀念，再到製度，終成虛置的曆史進程。孔子說子產是“古之遺愛”，也說明他認為子產還帶有古代原始民主（仁愛）的影子。如果今天還在高度讚揚子產，那是說明本該成為現代文明人對待不同意見的正常態度，以及最低的修養，還沒有被人，特別是社會高層當作自覺行為，還不具備雅量、寬容的思想基礎：承認無人能享有不得觸碰、不得批評的特權，仍然停留在野蠻無理性的黑暗中世紀中。
中國古代的國人民主權利發展到子產所處的春秋時期已經是在退步，如果跟同時的希臘羅馬公民所享有的參政權、議事權、選舉權、審判權相比，簡直不可同日而語，能否與比希臘羅馬公民低一等的自由民（無公民權利，但人身自由，有財產）相當都不無疑問。對一個沒有權利，僅在統治者睜隻眼閉隻眼的統治術籠罩下保留說話自由的階層有啥可羨慕的？對時刻準備以“不仁”名義撲殺“鳥雀”的“鷹鸇”有啥可歌頌的？
古代從容許國人自由發表意見，認識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的邏輯聯係，把政治目標的中心設定在“民心”，“政之所行，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墮落到愚民，不可使民知之，把不同意見斥為“誹謗”、“妄議”，連心誹腹議也要治罪，一步步走向衰亡的必然道路。難道還不足以警示後人嗎？
